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1～4题。(22分)成都的茶馆万岁余杰①-优题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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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文化有着丰富的休闲思想内涵。无论是儒家、道家，还是佛教都有自己的休闲观。中国的休闲文化可谓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特别是以士大夫文人为主的休闲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很重要的组成部分。这种文化有其独特而又丰富的内涵和表现形式，从诗词歌赋到词曲小说，从琴棋书画到茶道酒道，从山水园林到隐士养生，无不渗透着休闲所独有的文化意蕴。这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对休闲持有的特殊认知和体验方式。
魏晋南北朝时期在历史上是社会动荡不安的时期，文人士大夫为了远离政治迫害，纷纷地采取了回避政治，对政治不闻不问及面向自然的生活态度。这些文人士大夫们特别崇尚老子、庄子的哲学思想，寄情于山水之间，追求一种清净无为的生活，美丽的山山水水成为文人、士大夫们从事休闲娱乐、审美静观的消遣对象。文人士大夫的旅游休闲意识比以往更加成熟，人们在游玩山水中领略玄趣，追求与道冥合的境界，力图使自己的精神回到自然状态之中去。当时社会政治动荡不安的现实和文人、士大夫们那种崇尚自然、田园生活的纯洁的心态，也直接促成了这一时期休闲思想的逐渐成熟。宗白华在《美学散步》中，曾对魏晋南北朝的艺术作了一个概括的描绘：“汉末魏晋南北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魏晋南北朝是一个艺术的自觉的时代，也是一个美学的自觉的时代，也是一个人的自觉时代。”
魏晋南北朝时期可以被视为我国古代休闲思想形成的重要时期，丰富的自然与人文旅游资源为休闲思想的产生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这一时期的休闲思想主要体现在日益兴起的山水诗及田园诗的创作之中。登山玩水这种休闲方式很早就成为士大夫及贵族阶层享乐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政治上的不得意，往往使这些士大夫们将怀才不遇和怅惘之情凝聚于诗文之中。游山玩水这种休闲方式也常常使他们忘却胸中的苦闷与烦恼。因此，旨在描写山水之美的山水诗以及歌颂美好田园生活的田园诗便成为此时文学作品中最主要的创作素材。这一时期的著名的山水诗人的主要代表有谢灵运、鲍照、谢脁等人，他们是开创山水诗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北朝的郦道元、杨炫之的游记散文，不仅生动地描绘了自然景观，而且还描写人文景观，都是很有学术价值的佳作。而东晋末年的陶渊明，则另辟蹊径。他不肯为五斗米而折腰，便转而热爱大自然，赞美大自然，特别向往隐逸生活，“诗书敦夙好，园林无世情”，“静念园林好，人间良可辞”。他开创的田园诗充满了对自然而又美好的田园生活的热爱。而他写的《桃花源诗并记》，勾勒出一个静谧、淳朴自然的“桃花源”理想的境界，实在令人神往!而郦道元与陶渊明不同之处在于他注重纪实的创作手法，陶渊明则注重对理想生活的描述。他们不仅为中国古代休闲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且对近现代中国休闲思想也产生了深远。
（摘编自卢长怀《著名田园诗人陶渊明休闲思想探析》）
下列关于“休闲文化”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A．中国休闲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以士大夫文人为主的中国休闲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
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其内涵和表现形式独特丰富。

B．魏晋南北朝时期政治动荡，文人士大夫为了远离迫害，寄情山水田园，追求一种清净无
为的生活，直接促成了我国古代休闲文化的成熟。

C．诗词歌赋、词曲小说，琴棋书画、茶道酒道，山水园林等都是休闲文化的表现形式，在
魏晋南北朝时期，休闲思想主要体现在山水田园诗的创作中。

D．北朝的郦道元，东晋末年的陶渊明，都对中国古代休闲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而且对近现代中国休闲思想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下列说法，不属于魏晋南北朝时期休闲思想逐渐成熟的原因的一项是

A．社会动荡不安，文人士大夫为远离政治迫害，采取回避政治，寄情山水的生活态度。

B．文人士大夫们特别崇尚老庄的哲学思想，也有崇尚自然和田园生活的纯洁的心态。

C．丰富的自然与人文旅游资源为休闲思想的产生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

D．游山玩水创作诗歌是士大夫们寄寓怀才不遇之情、忘却胸中苦闷烦恼的一种途径。

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汉末魏晋南北朝时期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
因而也就使这一时期成为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

B．山水田园诗成为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创作最主要的素材，是因为游山玩水这种休闲方式
常使士大夫们忘却苦恼，将政治上的不得意凝聚于诗文之中。

C．陶渊明的诗句“诗书敦夙好，园林无世情”，“静念园林好，人间良可辞”，充分体现了
他对大自然的热爱赞美之情以及对隐逸生活的无限向往。

D．郦道元和陶渊明的诗文都注重对自然景观的描写，不过郦道元的作品是纪实手法，而陶渊明笔下描写田园生活的诗文则是对一种理想生活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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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俗史学家蔡东藩
来新夏
蔡东藩（1877—1945）的一生正处在中国近代历史发生巨变的时代．他经历了甲午战争的中国失败到中国人民的八年抗日等等惊天动地的事件。世事纷扰．山河破碎，不能不使这个长期接受传统文化教育的知识分子，日益加深其忧惠意识，而不自觉地熔铸了他具有儒家学者三项标准的优秀品格。
他出身贫寒，过着箪食瓢饮的日子，住着以教读抵租金的居室，如果他能降志辱身混迹官场，也许能博取富贵，但一则他家境贫寒，无力应酬；再则他看到官场各种蝇营狗苟的无耻恶习，实为腐败官场所罕见。从此，他决意敝屣荣华，告病归里，重回“君子固穷”的旧日生活。他手无缚鸡之力，不过一介书生，但能临危不惧，铁骨铮铮，当他所写《民国演义》问世后，因秉笔直书，有触犯军阀劣迹数处，遂遭武夫恐吓，弹头威胁．有人亦劝其曲笔．“隐恶扬善”，但他决不为动，宁愿搁笔，决不曲笔。蔡东藩的种种立身行事，称得起是一位善于继承优秀文化传统的真正儒者。
蔡东藩自绝望于官场，即倾其毕生精力于著述。蔡东藩著述很多，但能享盛名而传之久远的，则是《历朝通俗演义》。蔡东藩之所以能以极大的毅力完成这套通俗历史著述．绝非一时冲动的偶然行为，而是有其一定的思想基础。他身经国运艰危．目击风雨飘摇，不可避免地会像同时代有些知识分子那样，受到“救亡图存”时代潮流的冲击。当时，“实业救国”、“教育救国”、“富国强兵”等等课题，流传于社会。蔡东藩也必然会结合自己的条件作自己的选择。他深明亡史亡国的教训，而要用自己的文史知识和秃笔凹砚写出两千多年中国历史的兴衰治乱，用以警觉民众，振奋精神，以实现其“演义救国”的素志。就在他思考酝酿过程中，辛亥革命爆发，给他带来了希望的曙光，但迎来的却是北洋军阀集团的统治和袁世凯的帝制自为，蔡东藩在这种政治恶行的刺激下，决定先从《清史通俗演义》开始，其主要目的是以这个被推翻的专制政权为靶的，笔伐“洪宪帝制”。他在《清史演义》自序中说：“至关于帝王专制之魔力，尤再三致意，悬为炯戒。”《清史演义》着手于民国四年秋，正是袁世凯等办帝制甚嚣尘上的时候，而成书的次年秋，又是袁世凯自毙之时。这不是巧合，而是作者有意识的行为。从中也能约略窥知撰者为什么把《清史演义》的写作提到第一位的奥和所在。而自序中的词语也正是作者对“洪宪帝制”的历史鞭挞。民国十年正是“直皖战争”给民众带来兵燹灾祸之际，蔡东藩更运其如椽之笔，进一步地投枪于军阀统治的黑暗现状。他历数民元以来的动乱不宁，更明确表达其正直的史德说：“窃不自揣，谨据民国纪元以来之事实，依次演述，分回编纂，借说部之体裁，写当代之状况。语皆有本，不敢虚诬。”史家应有风骨，于此可见，亦无怪乎军阀武夫为之惧，而出以威胁之劣行!
蔡东藩在历丈编纂法方面，也做出了重要贡献。他的著述虽以“演义”为名，但并不是相沿所谓的“演义体”如《东西汉演义》《三国演义》等等。他不满意《三国演义》之类的演义书，他在《后汉演义》自序中，曾有所评论说：“若罗氏所著之《三国志演义》则脍炙人口，加以二三通人之评定，而价值益增。然与陈寿《三国志》相勘证，则粉饰者十居五六。寿虽晋臣，于蜀魏事不无曲笔，但谓其穿凿失真，则必无此弊。罗氏第巧为烘染，悦人耳目，而不知以伪乱真，愈传愈讹，其误人亦不少也。”蔡氏就以此观点指导整套通俗演义的写作而自成一“新演义”体．“新演义”体的特色是，博览群籍，广搜史料，文笔力求通俗，叙事端在真实，间入稗史遗闻，不过修饰文字，敷衍情节，要不得脱离历史正轨。他还采用夹批、后批和注释等手段．以发挥自己的史观、史识。这一“新演义”体裁，很适于普及历史知识，供社会教化之助。顾便于以国史回归国人，鼓呼民气，尽史家之职责，所以，对“新演义”体固不得以小道视之．而当誉之为通俗史学，并堂皇列位于史部之一目。后之以历史为题材而着笔为历史小说者．何不取法乎此?等而下之，其戏说历史，亵渎历史者流，亦当自愧于先贤!
蔡东藩以十年寒窗之功，囊括两千余年史事，成《历朝通俗演义》1l部600余万字．其有功史学自不待言！
下列对传记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最恰当的两项是

A．蔡东藩一生正处在中国近代历史发生巨变的时代，他经历丰富．对一些惊天动地的事件目见耳闻．这使《历朝通俗演义》更具真实性。

B．由于蔡东藩在写《民国演义》时坚持其正直的史德秉笔直书，“写当代之状况”。“语
皆有本”，使“军阀武夫为之惧”，而遭到军阀的恐吓。

C．蔡东藩的‘新演义”体与传统的《东西汉演义》《三国演义》等“演义体”历史小说不同，他完全采自正史，力求通俗，不修饰文字。

D．蔡东藩认为罗贯中的《三国志演义》“巧为烘染，悦人耳目，而不知以伪乱真，愈传愈讹，其误人亦不少’也”，不适合“供社会教化之助”。

E．作者认为《历朝通俗演义》应列入史学著作之中，作为历史小说的范例，应该效法，而那些戏说历史、亵渎历史的人相比之下应当惭愧。
作者认为蔡东藩“具有儒家学者三项标准的优秀品格”，请结合文章作简要概括。
蔡东藩将《清史演义》提到第一，并在写书的时间上有意安排，其用意是什么?请简要分析。
蔡东藩以十年寒窗之功，囊括两千余年史事，成《历朝通俗演义》11部600余万字。你认为影响他写作的最重要的因素是什么?请谈谈你的观点和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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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里的小男孩
[美]菲利普·罗斯
已经是午饭时间，储蓄所里只有一个职员在值班。那是一位大约40岁的黑人，紧贴头皮的头发，小胡子，整洁、笔挺的棕色西装，身上的每一处都暗示着，他是一位细心谨慎的人。
这位职员正站在柜台后面，柜台前站着一位白人男孩，黄棕色的头发，穿着一件V字领的毛线衣，一条卡其裤和一双平底鞋。我想我特别注意他是因为他看起来更像一位初中生，而不是一位银行的顾客。
他手上拿着一本打开的存折，脸上写满了沮丧的表情。“但是我不明白，”他对银行职员说，“我自己开的账户。为什么我不能取钱?”
“我已经向你解释过了。”职员对他说，“没有父母的信函，一个14岁的小孩不能自己取钱。”
“但这似乎不公平，”男孩说，他的声音有点颤抖，“这是我的钱。我把钱存进去。这是我的存折。”
“我知道是你的存折。”职员说，“但规定就是那样。现在需要我再讲一遍吗？”
他转身对我微笑了一下。“先生，您需要办理什么业务？”
“我本来想开一个新账户，但是看到在这里刚刚发生的一幕后，我改变了主意。”我说。“为什么？”他说。
“就因为你说的话。”我说，“如果我理解得没错的话，您刚才的意思是说，这个孩子已经够年龄把钱存入你们的银行，却不够年龄取出他的钱。如果无法证明他的钱或者他的存折有任何问题的话，那么银行的规定的确太可笑了。”
“对你来说也许可笑，”他的声音稍微提高了一点，似乎有点生气了，“但这是银行的规定，除了遵守规定，我没有别的选择。”
在我跟银行职员辩论的时候，男孩满怀希望地紧挨着我，但最终我也无能为力。突然我注意到，在他手上紧抓着的那本打开的存折上显示只有100美元的结余。存折上面还显示进行过多次小额的存款和取款。
我想我反驳的机会来了。
“孩子，以前你自己取过钱吗？”我问男孩。
“取过。”他说。
我一笑，转问银行职员：“你怎么解释这个？为什么你以前让他取钱，现在不让呢?”
他看起来发火了。“因为以前我们不知道他的年龄，现在知道了。就这么简单。”我转身对男孩耸耸肩，然后说道：“你真的被骗了。你应该让你的父母到这里来，向他们提出抗议。”
男孩看起来完全失望了。沉默了一会儿，他把存折放进背包，然后离开了银行。
银行职员透过玻璃门看着男孩的背影消失在街道的拐角，转身对我说道：“先生，你真的不应该从中插一杠。”
“我不应该插一杠？”我大声说道，“就你们那些该死的规定，难道他不需要一个人来保护他的利益吗？”
“有人正在保护他的利益。”他平静地说。
“那么这个人是谁呢？”
“银行。”
我无法相信这个白痴居然会这样说。“瞧，”我揶揄道，“我们只是在浪费彼此的时间。但你也许愿意跟我解释解释银行如何保护那个孩子的利益。”
“当然，”他说道，“今天早上我们得到消息，街上的一帮流氓已经勒索这个孩子一个多月了。那帮混蛋强迫他每周取一次钱给他们。显然，那个可怜的孩子由于太过害怕而没有把这件事告诉任何人。那才是他为什么如此烦恼的原因。取不到钱，他害怕那些流氓会打他。不过警察已经知道这件事，今天他们也许就会实施抓捕行动。”
“你的意思是说根本没有年龄太小而不能取钱的规定？”
“我从没听说过这个规定。现在，先生，你还需要开户吗？”
下列对小说情节的理解和分析最正确的两项是（）

A．小说情节不很复杂，但在构思上，以矛盾误会为主要内容，以对话、辩论为主要表述方式，这样也增强了情节的曲折性与吸引力。

B．小说通过银行职员帮助保护小男孩的故事，意在展现银行职员尽职尽责、默默关爱他人、敢于与恶势力作正面斗争的美好心灵。

C．银行职员默默地了解了真相，暗中对男孩进行保护，并将对作恶的流氓予以惩处，这都表现了他的严谨细心还有善良。

D．小说以“我”的视角展开故事，巧妙地通过“我”的同情逐步展现了男孩遇到的困境，通过“我”的误会，逐步展现了银行职员帮人解困的责任感。

E．当“我”质疑银行职员提出的规定时，他稍微提高了声音反驳“我”，这一细节意在表明他对“我”很生气。
银行职员与我的矛盾冲突可以分为几个阶段？试简要概括。
小说开头通过对银行职员的外貌描写，展现了他是一个细心谨慎的人，那么，小说中还有哪些地方可以体现他的细心谨慎？试结合文本作简要分析。
从银行职员的角度看，“我”的确不该插一杠，但从小说艺术构思的角度看，“我”还真该插一杠。试探究作者这样设计的艺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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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时代的“啸”
魏晋名士，风流倜傥，雅好长啸。然而啸却不是由他们所首倡，早在《诗经》里就屡次提到啸，《小雅·白华》中就有“啸歌伤怀，念彼硕人”之语。啸，郑玄说它的意思是“蹙口而出声”，也就是现代所说的吹口哨。值得注意的是《诗经》里出现的啸者多是女性，她们心怀忧怨，发而为啸。在其他记载中也常提到妇女作啸，如《古今注·音乐篇》说商陵牧子婚后五年无子，将别娶，妻闻之，中夜起，倚户而悲啸。妇女用吹口哨来舒其不平之气，大概是古代所常见而现代已较陌生的一种习俗。不过，啸也不完全是抒情的，它也用在某些行施巫术的场合中。葛洪的《神仙传》记西汉人刘根学成道术，郡太守知道后，命刘召鬼，如召不来，将加刑戮。刘根于是“长啸”，啸音非常清亮，“闻者莫不肃然，众客震悚”。忽然南壁裂开数丈，有许多兵护送一辆车出来，车上以大绳缚着郡守已亡故的父母。
至东汉时，这种音调既清越、用意又含有若干神秘色彩的啸，逐渐从妇女和巫师那里进入文士的生活圈。魏晋以后，关于吟啸的记事更加常见。这时的吟啸不仅出现在情绪激动的场合，而且当其意趣恬适、心境旷放、谈玄挥麈、登高临远之际，也常常且吟且啸。但于大庭广众之前放声长啸，自然有点旁若无人的样子。可是在“魏晋之际，天下多故”荦卓不群之士由主张达生任性而走向逸世高蹈的时代背景下，这却正是他们很欣赏的一种姿态。所以吟啸之风，不胫而走，广泛流行，成为名士风度的一个组成部分。其实啸只是形式，倨傲狂放才是它的灵魂；《世说新语》用“傲然”来形容周顗啸咏时的神态，可谓搔中痒处。而这种动作和神态又可被简称为“啸傲”，即郭璞《游仙诗》所说的“啸傲遗世罗，纵情任独往”，陶渊明《饮酒诗》所说的“啸傲东轩下，聊复得此生”。至于《归去来兮辞》中的“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虽不言傲，而傲世之态，已尽在其中。
但魏晋时的吟啸，现代却有时把它理解为“唉声长叹”（新版《辞源》）或“感慨发声”（新版《辞海》），果如是，它就只不过是一种哼哼唉唉的声音，既谈不上什么音乐性，也和讲风骨、讲谈吐的魏晋名士的气质颇不相投了。实际上并非如此。《世说新语·任诞篇》说刘道真少时“善歌啸，闻者留连”，《陈留风俗传》说阮籍的歌啸“与琴声相谐”，都反映他们的啸声是带有旋律且相当优美的。啸之发声的特点不是唱，而是吹。正像《啸旨》中说的：“夫气激于喉中而浊，谓之言；激于舌而清，谓之啸。”
文士吟啸的习俗在唐代尚有孑余。王维《竹里馆》“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李白《游太山》“天门一长啸，万里清风来”等句便可为证。唐以后，此风渐息。到了宋代，学者讲义理，士子重举业，没有谁再像魏晋时那样动不动就长啸了。诗文中偶或提到啸，多半是在掉书袋，不一定实有其事。在宋、金至元的杂剧演出中，吹口哨是丑角行当的一项重要表演技巧。但它和魏晋之长啸的艺术风格和社会意义，已经完全不同。经过长时间的隔膜，现代人对魏晋之啸不甚了然，也就不足为奇了。
下列关于“啸”的表述，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啸”虽不是由魏晋名士首倡，但却成为魏晋名士风度的一个组成部分。

B．“啸”先秦时代即已有之，“啸”音调清越，发声特点是吹而不是唱。

C．古代妇女作“啸”主要是舒其不平之气；术士作“啸”主要是用来召鬼。

D．文士“吟啸”的习俗在唐代尚有孑余，唐之后，“吟啸”之风渐渐平息。

下列理解，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诗经》里出现的啸者多是女性，在记载中常常提及的妇女作啸大概是古代所常见而现代已较陌生的一种习俗。

B．因为啸的用意含有若干神秘色彩，所以至东汉时，啸逐渐从妇女和巫师那里进入文士的生活圈。

C．魏晋时的“吟啸”并不是一种哼哼唉唉的声音，而是带有旋律的、相当优美的声音，有一定的音乐性。

D．宋代诗文中偶或提及的啸多半是在掉书袋，大多并不像魏晋长啸那样反映着一代风流荦卓不群的气质了。

下列理解和分析，符合原文内容的一项是（）

A．魏晋时吟啸之风广泛流行。究其原因，“魏晋之际，天下多故”，长啸应该是魏晋士人精神苦闷的一种象征和心灵倨傲的一种表达。

B．魏晋时吟啸不仅出现在情绪激动的场合，也可以出现在意趣恬适、心境旷放之际，但于大庭广众之前放声长啸却不被人接受。

C．啸是形式，倨傲狂放才是它的灵魂。王维《竹里馆》、李白《游太山》、陶渊明《归去来辞》等都体现了作者的傲世之态。

D．在宋、金至元的杂剧演出中，吹口哨已经失去魏晋时代长啸的艺术风格和社会意义，吹口哨在杂剧演出中已经是可有可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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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起了费孝通
许知远
费孝通的身上，凝结了三四十年代知识精英的智慧与道德勇气，而他的文化遗产似渐失去传人。
29岁时，费孝通出版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作品----《江村经济》。整整四十二年之后，这本薄薄的小书，令已经白发苍苍的老人获取了英国皇家人类学学会颁发的赫胥黎奖章。
像那一代很多杰出人物一样，生于1910年的费孝通不仅身经二十世纪中国种种磨难与挫折，更表现出那一代中国知识精英面对挑战时的生命力、智慧与道德勇气。在《江村经济》出版的1939年，中国的抗日战争进入最艰难的阶段，在书中，他饱含深情地写道：“不管过去的错误和当前的不幸，人民通过坚持不懈的努力，中国将再次以一个伟大的国家屹立在世界上。”
在二十世纪的三四十年代，中国陷入有史以来最大的国家危机，知识青年开始努力地重新认识自己的国家。彻底否定传统的方式，可以在言辞与情感的表达上获得快感，它摧毁一个旧世界，却无助于建立一个新世界。
比起十九世纪末与二十世纪初那一代知识分子，成长于三四十年代的新一代开始更多地借助西方世界更系统的学科方法，来观察中国。借助于马林诺夫斯基开创的人类社会学，费孝通通过对中国一个小小村落的研究，试图揭示中国广阔、沉默的农村世界的秘密。
中国知识分子在那个时代所表现的风貌，似乎已成为旷世绝响。1938年回国后，费孝通先后在云南大学与西南联大工作。在炮火声中，几千名年轻人与他们的老师，唱着歌，忍着饥饿，徒步从北京穿越中国，来到昆明的大后方，在空袭的警报中，他们创造了学术史上最繁荣的时刻。半个世纪后，费孝通回忆那段时光时说：“这一段时间的生活，是我的一生里最值得留恋的。时隔越久，越觉得可贵的是当时和几个年轻朋友一起工作时不计困苦，追求理想的那一片真情。战时内地的知识分子的生活是够严酷的了，但是谁也没有叫过苦，叫过穷，总觉得自己在做着有意思的事。我们对自己的国家有信心，对自己的事业有抱负。那种一往深情，何等可爱。这段生活在我心中一直是鲜红的，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社会学试图解释个体与复杂的社会网络之间的关系，剧烈的社会变迁，是所有社会学家梦寐以求的题目。在这种探索被禁止整整三十年之后，已错过最旺盛的创造年华的费孝通开始帮助中国开创自己的社会学传统。他先后担任不同的学术领导职务，还在一段时间出现在中国政治舞台上。但这一切中，没有什么比教书、写作、实地研究，更让他兴奋的了。
中国社会正从一个封闭的、乡土的、传统的社会，转变成一个开放的、现代化的、甚至是后现代的社会，正像费孝通所说：“重大的社会改革理应在思想领域引起相应的激荡，孕育一代文章。我们不应辜负这个伟大时代。”一直到90岁时，费孝通仍在继续写作。
…………
⑩我总是忘不了那一幕场景，27岁的费孝通在伦敦经济学院外的闹哄哄的街头闲逛，躲在马林诺夫斯基的讨论会的角落里，他的苏州口音的英语暂时还插不上话，来自世界各地的同学们的各种口味的英语发言，他也经常听不懂，他只好一个劲儿抽烟，在长期的烟雾缭绕之后，他似乎抓住了些什么。
我常对费孝通那一代人的亲身经历与智力冒险深感崇敬。他所留下的三项主要遗产，似乎已经失去了传人。
首先，他坚持一点，在理解一般问题时，最好的方法是研究具体，但是在进入具体环节时，他又未忘记与更广阔的整体的环境间的联系；其次，知识精英如何与大众社会产生联系，他既未躲藏在自己的世界里，也未丢弃自己的原则，知识的功能既是用来改进现实社会，也是为了完善自我；最后一点是他们那一代人的道德勇气。我从不相信，一个国家的精英阶层若只沉迷于眼前利益，缺乏更为超越性的目标，缺乏在面对压力时，对道德与智力原则的坚持，这个国家能够取得什么伟大的成就。
——摘自《读者》2011年第7期，有删改
费孝通身上知识精英的智慧与道德勇气体现在哪些方面？
文中第10自然段穿插回忆写费孝通先生27岁留学时的情境有什么作用？
文中说费孝通先生“所留下的三项主要遗产，似乎已经失去了传人”，你是否同意这种说法？请联系现实作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