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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庙的树
孙继权
远远地，一片浓重的黛色镶在楼群中，像汪在大地上的苔壁深潭，那就是孟庙了。
未见飞檐画栋的建筑群，你先看到的是孟庙里的树。得了一圈红墙的荫护，孟庙的树生长得恣意盎然，而且，出现了许多罕见的生物奇观。
“藤系银杏”是孟庙中的一景。一棵高大粗硕身披鳞甲像披挂着铠甲的壮士的银杏，周身攀满了柔韧绵长的紫藤，可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分彼此，不相上下。四五月间，紫藤结出一串串花穗，使银杏像个“菊花插得满头归”的佳人，而秋冬季节，繁叶落尽，银杏看去又像一个带着枷锁的无奈的囚徒。
焚帛池内，一株老槐枯朽得只剩下一绺带状的树皮，缓慢地向枝头输送着养分，高处裂透出一个锅盖大小的树洞。某年某月的某一天，一个孟子后裔在祭祀完先祖后，昂头望天，惊喜地从这个树洞中望见了西沉的橘红色的月亮。从此，孟庙中又添一景———“洞槐望月”。
殿前长有两棵古老的桧树，其中一棵的树洞里垂挂出两丛旺盛的枸杞，这便是孟庙中著名的“桧寓枸杞”了。每年秋末，枸杞结出红彤彤的果实，摘几粒放入杯中，可品咂出枸杞的甘美和桧树的陈香。另一处奇景在孟庙东墙外，叫“古柏抱槐”。一株经年古柏苍老得树身只剩下一个外圈儿，恰巧在这个“圈”内茁壮地生长着一棵槐树，柏和槐紧密得没有一丝缝隙，像一对紧紧拥抱长久不分的恋人。柏和槐共生共荣，又各自葳蕤，谁知道这柏中可有槐，槐中可有柏。
孟庙里最多的就是松桧和侧柏。这些柏和桧遍植孟庙的各个角落，给孟庙带来一派森然气象。这些老树有的枝柯干朽，只有顶梢一片苍绿，像擎着一面旗。有的枝叶繁茂，而树顶却枯干了，像舞着一杆戈。再看树身，周身的裂纹呈螺旋状盘绕而上，可是它猛然用力留下的创伤？
我去孟庙是一场大雪后的上午，庙墙的黑瓦上，还残留着没有化掉的雪。众多花喜鹊、灰喜鹊在树上盘旋、鸣叫。地上落满柏子。潮湿的草皮上钻出几朵黑褐色的野蘑菇。阳光透过树隙照射过来，给弥漫寒气的孟庙注入几分温暖。游人很少。在庙中做了多年导游的张慧女士告诉我：孟庙中各种树木共四百三十余株。这些树的树龄大都在八九百年以上，年岁远远大于孟庙内的所有建筑物。她还告诉我，孟庙中的另一大景观就是这些树上居住着三四千只灰鹭。这些鹭在这儿不知生活多少年了。它专吃活物，以微山湖中的鱼虾为食。成鹭每日往返庙与湖之间，衔鱼叼虾，哺育幼雏，繁衍生息。夏日，游客会不时在柏树下发现一些从树上掉下来的鱼虾，那是灰鹭在饲喂幼鹭时不慎落下的。
在这片树林的中央，端坐着孟子。孟子彩塑安放在亚圣殿内，气宇轩昂，双目如炬。平缓有力的话语仿佛从飘动的髭须间吐出：“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民事不可缓也。”“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贤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
这时，我觉得这片古树是专为穿过时空隧道走来的孟子准备的。最好让孟子在一片绿荫下讲出他的话语。最好在湿润的土地上播下优良的种子。
两千年前的齐国、宋国、滕国、魏国都是一片干旱贫瘠的土壤。孟子在他年富力强之时，率弟子在上述国家之间进行了二十多年的游说活动，力图实现“仁政”治国的政治抱负。然而，饱满的种子在皴裂的土地上滚动，始终没有扎根萌芽。六十五岁时，孟子退居邹国，教学、著述，终其一生。
包裹着坚硬外壳的种子还是等来了细雨和风，它最终找到了人心这片温厚的佳壤，汩汩血脉滋润着它，使它慢慢破壳，慢慢生长。
其实孟子就是一棵不老的树，这棵树历经两千三百年风雨，枝叶繁茂，蓊蓊郁郁，独木成林，荫庇天下。 （选自《人民日报》2005年1月22日）第②段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中的“你”和“我”代指 和 。
文章标题“孟庙的树”有哪两层含义？两者之间有什么关系？
第⑧段引用了孟子的许多名句，请问引用这些名句有什么作用？
试分析第⑾段话的含义。
从写作内容看，本文是如何安排行文思路的？
阅读下面的文章，完成题目。
圣坛上的鲁迅
洪烛
1936年，一面以“民族魂”命名的旗帜覆盖着鲁迅的遗体。在剩下的大半个世纪里，他并没有死去，反而获得了新的生命。他以影子的形式继续存活，以至人们忘却他的真身。一个完美的鲁迅，如同一尊不会生病的神。
这完全可以理解。危急关头的中国，总是需要旗帜、需要偶像的。“时势造英雄”，用在鲁迅身上颇为合适，他成了首屈一指的文化英雄。
说鲁迅是英雄，似乎一点不为过。他本人是想做战士的，眉宇之间也弥漫着硝烟的气息。而且形容鲁迅的文风，大家也习惯了以投枪、匕首之类比喻。出于时代的需要，他本身也成了一件带有仪仗性质的兵器，用来在思想领域披荆斩棘或镇妖捉鬼。
鲁迅仿佛有两个。一个是作为文学符号的，一个是作为政治符号的。他的政治色彩经常压倒他的文学色彩。然而更多的人误解了他。
作为诗人、小说家的鲁迅，恐怕不愿意自己被误解、被误读；作为唯物主义者的鲁迅，恐怕也不愿意自己被美化、被神化。可惜，鲁迅还是成了中国文化的一个神话。
其实鲁迅也是有缺点的。如果我们死劲掩盖或回避他的缺点，反而会模糊了他的真实性以及可信度。
鲁迅这个人，在任何时代，都不愿意坐在主席台上，更不能接受别人向他进贡或烧香。鲁迅很平凡，只是一个儿子、一个丈夫、一个父亲、一个半途而废的医生、一个爱国者、一个思想者。朴素的鲁迅，其实比那些强加于他的华丽的外衣更有魅力。本色的鲁迅，有什么不好的呢?干吗非要镀金呢?
在我读书的那个时代，中小学的语文课本里，选收鲁迅的文章是最多的。他的人被偶像化了，几乎成了文化的“高大全”。他的人格魅力得到了空前的强调，尤其是毛主席说了，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也就给众生以“铁人”的印象。古希腊英雄阿喀琉斯还有个易受伤的脚踵呢，而鲁迅连脚踵都是铁打的，一点破绽都没有。鲁迅啊，一个时代的变形金刚，在烈火中永生，在花丛中永生。
鲁迅生前一直呼吁并追求人的平等，死后却被赋予了特权。只是这种特权绝不是他自己所需要的。一个影子的特权，滋养了诸多不折不扣的实用主义者——他们把鲁迅当成公开化的遗产，当成一日三餐的饭碗，当成做生意抑或政治赌博的本钱……鲁迅被改造得刀枪不入，鲁迅又被解构得体无完肤。鲁迅的只言片语，被他们搜寻来作为舍利子，作为镇塔之宝。于是，鲁迅成了先知、导师、民族的佛陀。
这不是鲁迅的错，是时代的错。从文中看，鲁迅为什么会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神话？
在作者看来，鲁迅是一个怎样的人？请作简要概括。
作者认为应该如何正确对待像鲁迅这样的文化名人？
现代文阅读：文学类文本
冢中琵琶
林清玄
最近读到魏晋时代艺术家阮咸的传记，阮咸是魏晋南北朝最重要的七位诗人作家之一，这七人在当时号称为“竹林七贤”，但是他没有其他六贤有名，因为他的文学创作一点也没有保留下来，我们几乎无法从文字上去追探他在诗歌创作上的成就。
阮咸死的时候，以一件琵琶乐器殉葬，这使他成为中国音乐史上少数可以追思的伟大音乐家之一。伴随阮咸长眠于地下的琵琶，经过从西晋到唐朝的五百年埋藏，到了唐玄宗开元年间，有人在古墓里挖掘到一件铜制的正圆形乐器，经过弘文馆学士元行冲的考证，才证明它是阮咸的遗物。
这一件冢中琵琶因为五百年的沉埋，已经不堪使用，元行冲叫技巧高明的乐匠依其样式仿制了一具木制乐器，称为“月琴”，音调雄亮清雅，留传至今，不但成为宫廷中的乐器，也成为后来民间最常使用的乐器。
到了唐德宗时代，著名学者杜估鉴于“月琴”原是阮咸所创制，为了怀念他的遗风逸响，将月琴定名为“阮咸”，自此以后，凡是中国琵琶乐器全得了“阮咸”的别名，阮咸于是得以与中国音乐史同垂不朽。
阮咸与琵琶的故事是宜于联想的，经过时空一再的洗炼，我们虽无幸重聆阮咸的丝竹之音，但我们可以感受到一颗伟大的艺术心灵的不朽。艺术心灵的伟大纵使在地下数百年，纵使他手中的乐器弦败质朽，却仍然能在时空中放光，精灿夺目。阮咸死时以琵琶殉葬，做为惟一的知已，这种艺术之情使他恒常令人怀念。
千古以来，被认为是中国音乐最高境界的名曲《广陵散》便是阮咸的创作，随着阮咸的逝世，《广陵散》成为中国音乐上的绝响，我们如今眼望广大的土地，倾听历史的足音，在夏夜星空的月下，仿佛看见阮咸在竹林下弹月琴自娱，或者与嵇康的古琴（嵇康是古琴的高手，古琴状似古筝）相应和，在琴声响过，筝声戛然而止的时候，他们纵酒狂歌，大谈圣人的明教与老庄的自然，然后长叹一声“礼岂为我辈设耶！”
那是一种什么样的境界呢？
阮咸的音乐天分几乎是与生俱来的，他很年轻的时候就被称为音乐的“神解”，任何音乐到他的耳中马上分辨出高低清浊，丝毫不爽；因此他不但弹奏月琴时能使人如饮醇酒，沉醉不已，他还是个音乐的批评家，对音乐的鉴赏力当世无有其匹。没想到他的音乐批评，竟得罪了主掌全国音乐行政的大官苟勋，他向晋武帝进谗言，革去了阮咸的官职。
阮咸丢官的时候，官位是“散骑侍郎”，这个职衔我们不用考证来解释，而用美感来联想，就仿佛看见一位卓然不群的流浪琴师，骑着驴子到处弹琴高歌的样子。
事实上，阮咸对当世的礼法非常轻蔑。他曾在母丧期间，身穿孝服，骑着驴子去追求自己私恋已久的胡婢，引得众人大哗，这在当时是不可思议的事，如今想起来却特别具有一种凄美的气氛。
我一直认为像阮咸这样的人，他是可以做到忘情的境界，但是他不能忘情音乐，以琵琶殉葬却是不可解的谜，难道这位“神解”能料到千年之后，人们能从冢中的琵琶怀想起千年之前，曾在他手中传扬的《广陵散》吗？阮咸给我们的启示还不只此，他和当时的艺术家给我们一个视野广大的胸怀，也就是“以大地为栋宇，屋室为禅衣”的胸怀，因为这种胸怀，他们方能体会到生活的乐趣，发出艺术的光辉。
我最喜欢“竹林七贤”的一则故事是：有一天嵇康、阮籍、阮咸、山涛、刘伶在竹林里喝酒，王戎最后才到。阮籍说：“这个俗气的东西，又来败坏我们的乐趣！”王戎回答说：“你们的乐趣，岂是可以败坏的吗？”这则故事正道出了“竹林七贤”艺术生命的真正所在，你看阮咸留在坟墓中的琵琶，它虽朽了，却永远不会败坏；因为那一把琵琶，曾经属于一个伟大的艺术心灵，注定了它在人心里永不败坏的玄想——如此说来，琵琶恐怕也是有心的吧！
(节选自《林清玄散文集》，有删改)“阮咸与琵琶的故事是宜于联想的”，作者联想到哪些内容？
文章开头写阮咸在文学上的影响不及其他六贤，你觉得作者这样写的原因是什么？最后一段讲述“竹林七贤”的故事，又有何作用？
综观全文，用简洁的语言概括作者眼中阮咸的特点。
赏析本文在构思上的主要特点。
阅读下面的文章，完成文后各题。
试论中国文化的新统
张岱年
佛教传入中国，开始于两汉之际，到隋唐时代而达到高潮。唐代采取三教并尊的政策。在哲学思想方面，佛学的内容比较丰富，而儒学则比较淡薄。但是隋唐的政治教育、典章制度仍以儒学为本。一些佛教流派接受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逐渐中国化了。思想史家称禅宗慧能的学说为中国化的佛学。
在唐代佛学兴盛的时节，韩愈发起了排佛运动，而鼓吹“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道”。韩愈批判佛老，其矛头主要针对外来的佛教，具有保卫民族传统的意义。到宋代，程颐、朱熹提出了“道统”的观念，自以为直接继承孔孟之学。“道统”说表现了独断的态度，但是对于保卫民族传统还是有积极意义的。
理学家采纳了佛学与道家的一些思想观念，为孔孟学说补充了本体论与认识论的基础，在本质上是先秦儒学的发展。有些人因为理学家受佛老的影响，于是认为理学是“阳儒阴释”，或认为“朱羽陆释”，其实都是从表面上看问题。例如理学家重视心性的讨论，强调了心性问题，这是受到佛学的影响；但是，理学家所谓心性实与佛家所讲的心性大不相同。朱熹宣扬“性即理”，陆九渊宣扬“心即理”，其所谓理都是指仁义礼智之理，亦即父子君臣之理，这就与佛老学说根本相反了。
理学改变了三教并尊的局面，而成为宋元明清时代的主导思想，不是偶然的。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受到资本主义列强的疯狂侵略，一些学者思想家希望在西方学术中找到救国之道。各种学说虽然曾经流行一时，但是都不能解决挽救民族危机的问题。唯有无产阶级革命家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来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终于取得了胜利，建立了新中国。
指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而是与中国革命实际密切结合的马克思主义。在文化方面，马克思主义应与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相结合。
时至今日，理学的时代久已过去了，应该建立中国文化的新统，事实上，中国文化的新统已经在建立之中。
在每一时代的文化体系中，必然有一个主导思想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而在这主导思想之外，又有多种支流思想。如果对于那些与主导思想不同的各种支流思想采取压制的态度，必然引起文化发展的停滞。如果各种支流思想杂然并陈，而没有一个占统治地位的主导思想，则不利于社会秩序的稳定。
我认为，新时代的中国文化应以唯物论与辩证法为主导思想。而新中国的唯物论与辩证法应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哲学中的唯物论与辩证法的优秀传统的综合。但是同时应允许唯心论以及自称既非唯心也非唯物的各种思想流派的存在。现在世界各国都允许宗教信仰的自由，新中国也允许各种宗教的信仰自由，既然允许宗教信仰的自由，则理应容许唯心论的自由，这是合乎逻辑的。
应该承认，灿烂光辉的新中国文化已在诞生成长之中。
（选自《中国文化研究》1994年第2卷，有删节）在中国文化发展的过程中，经历了哪两次中外文化交流？依据文意作简要概括。
根据文章的论述，中国文化的新统有何特点？
简要分析文中画线句论述宗教信仰自由问题的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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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幼渔
张中行
①马幼渔先生名裕藻，是我的双重老师。三十年代初我考入北京大学，选定念中国语言文学系，他是系主任，依旧说，我应该以门生礼谒见。上学时期听过他一年课，讲的是文字学中的音韵部分。马先生虽然是宁波人，风范却没有一点精干善于拨算盘珠的样子。口才也不见佳，因而讲课的效果是平庸沉闷，甚至使人思睡。总之是，因为看不出他在学术以及行事方面有什么突出之点，同学们对他总是毫无惧意，甚至缺乏敬意。在一般人的心目中，马先生不过是好好先生而已。
②这好好先生的印象又不只是在学生群里。大概是一九三三年暑期吧，整顿之风吹来，触及中文系的也颇有一些，其大者是胡适之以文学院院长的显位兼任中文系主任，稍次是去教师之不称职者。马先生退为只算教授了，后来像是也不再讲什么课，总之是名存实亡了。
③三十年代末，北京沦陷了，马先生因为年近花甲，没有随着学校往昆明。他原来住在景山西街，也许为了隐姓埋名，迁到王府井大街大阮府胡同，与刘半农先生的夫人住前后院。其时我和同系同学李君也住在北京，寂寞，很怀念旧日的师友，而师友星散，所以有时就到马先生那里坐坐。我们发现，马先生也很寂寞，更怀念红楼中的相识，于是渐渐，我们就把到马先生那里去当作后辈的义务。
④这样，日久天长，我们才明白，在校时期对马先生的认识其实并不对。比如好好先生，这是我们把他的宽厚看作无原则地迁就。其实，他律己很严，对人的迁就也仅限于礼让。在这方面，可记的事情颇不少。还是任系主任时候，他家的某一个年轻人报考北京大学，有一次，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在马先生面前自言自语地说：“不知道今年国文会出哪类题。”马先生大怒，骂道：“你是混蛋！想叫我告诉你考题吗？”又有一次，同学李君请马先生写些字，留作纪念。马先生沉吟了一会，不好意思地说：“真对不起，现在国土沦陷，我忍辱偷生，绝不能写什么。将来国土光复，我一定报答你，叫我写什么我写什么，叫我写多少我写多少。”马先生可谓言行一致。北京大学迁走了，他借贤内助善于理财之助，据说生活没有困难，于是闭门读书，几年中不仅不入朝市，而且是永远不出大门。
⑤他爱国，有时爱到近于有宗教的感情。他相信中国最终一定胜利，而且时间不会很久。我们每次去，他见面第一句话总是问：“听到什么好消息吗?”为了安慰老人，我们总是把消息挑选一下，用现在流行的话说是报喜不报忧。——我们确是有忧，马先生有羊角疯的病根，几年反复一次，而且，据说一次比一次重，不久之后会不会有意外呢？
⑥大概耐到一九四四年的年尾或下年年初，我们有些日子没去，忽然传来消息，马先生得病，很快作古了。人死如灯灭，早晚难免这一关，所谓达人知命，也就罢了。遗憾的是，他朝夕盼望胜利之来，七年多过去了，终于没有看到就下世了。他不能瞑目是可以想见的。真的胜利了，“家祭无忘告乃翁”，他还能听见吗?
（选自张中行《负暄琐话》，有删节）第一段画线的句子在文中有什么作用？
从文中看马先生的“隐姓埋名”有哪些体现？
请用简洁的语言分析马先生这个人物形象。
请分析结尾一段文字的表达特色；探究蕴含在画线句子中的丰富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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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朝人物”张中行
谢志浩
1909年，张中行先生出生于河北香河。1931年，通县师范学校毕业后，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自由的学术空气在三十年代初期的北平随风飘散。当时东北已沦陷，学生运动风起云涌。做学问还是搞政治，不可能不萦绕在学子们的心头。在胡适、钱穆、陈寅恪、傅斯年、昊宓、梁思成等学术名流的支撑下，尽管政治已进校园，但学府的生态和心态依然存在底线的从容。张中行那一代读书人，耳濡目染，有着自由的呼吸，经过慎思明辨，然后有所确信，最后直道而行。危城北平，还是能够安放得下一张平静的书桌。这一点，对理解像张中行辈分的学者，是很关键的。
张先生一辈子本本分分，兢兢业业。大学毕业后，他在天津、保定、北平当过多年的中学老师。1949年，被分配到人民教育出版社，将后半生完全奉献于此。文革结束之后，老先生看到了中国社会的真正希望，所以他像出土文物一样，开始了自己辉煌的夕阳红。
那个时代的《读书》，因为有冯亦代、黄裳、金克木、张中行这样的老先生做台柱子，所以既有趣，又好玩。张先生穿越时光隧道，围绕北大教授，展开记忆。妙趣横生的人物，飘逸潇洒的岁月，把读者带回到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也给了读者无穷的力量。难怪洪于城在《当代文学史》中，特别推崇他的散文，认为有大家风范。
长期的动荡生活，使得具有佛学修养的老先生，更多地想在困难的环境中，寻找一点人生的乐趣。1997年，88岁退休回家后，跟随女儿住在燕园，与季羡林、邓广铭、金克木相过从，被坊间誉为“燕园四老”。这几位老哥，真是老顽童，居然合作研究起八股文。张先生还研究“文言与白话”“佛教与中国文学”。这些东西，可不是一般的教授说干就能干得了的。
先生还支持过河北的一张语文报纸。主持报纸事务的赵晓龙先生与我友善，给我说过老先生的趣事。晓龙兄到北京办事，看望先生，在红楼附近的酒馆小酌。花生米一碟，二锅头一小瓶，简简单单，情趣盎然。先生还提议，和晓龙一起前往正定访古，在86岁高龄，回乡访古，凭吊古迹，发思古之幽情，可谓殊胜因缘，堪称文坛佳话。
民国时期，军阀割据，党派纷争，内忧外患，兵连祸结，很不太平。但短短三十八年恍惚间，让人觉得和六朝特别接近，有些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风格，产生了不少具有魏晋风度的人物。如今，金克木、张中行、季羡林都已化作云烟。六朝人物，真是越来越稀罕了。
(选自《那些有伤的读书人》，有删改)“危城北平，还是能够安放得下一张平静的书桌。”这句话如何理解?(6分)
根据文意，概括张中行先生“夕阳红”的具体表现。(6分)
作者称张中行先生为“六朝人物”的理由是什么?(6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