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1～3题。尺度彭程对于绝大多数的人物、行-优题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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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家讲坛》对于讲座内容和讲师的选择，完全依照大众流行文化的口味，而非正统学术的观点。像清代这样一个不论文化还是经济都并非最重要最伟大的时代，可以成为长期话题，主要是因为流行多年的清宫戏为它笼络了广泛的观众基础。
其实《百家讲坛》的话题在学术领域屡屡引发争议，易中天、阎崇年、刘心武都处在一个有趣的位置，作为知识分子和学术研究者，他们首先被学术界质疑，被自己研究领域内的同侪批判，而跟他们的半生研究都没有关系的老百姓，这时却成了他们学术观点的拥护者。通过《百家讲坛》，一些没有定论的观点被讲师们传播开来，这让很多学者专家都感到不快，本来是学术界内部的讨论，某一方却成为大众普遍接受的观点，而重要的是，大众并不了解其它观点。但是对于老百姓来说，有人用他们喜欢的方式讲述一些他们关心的话题，即便那附着了很强的个人观点，仍是一种解答，解答很多他们感兴趣但很难有渠道确定的问题。另外一个要素就是表现形式。讲座节目历来是最让观众望而却步的类型，40分钟的节目如果不听前5分钟根本听不懂后面内容。《百家讲坛》在节目形态上并没有贡献，影像上几乎没有美感可言。它的贡献在于改变了讲座节目的讲法。你听易中天的讲座，不就是评书连播吗？在拥有广大评书听众的中国，把学术话题讲得和评书一样，无疑是成功的捷径。有意思的是，易中天、阎崇年、刘心武这三位影响力最大的讲座者都曾经担任过中学教师，无疑他们更能掌握深入浅出的技巧。
既然《百家讲坛》的话题由头都来自电视剧这些流行元素，那么在方式上自然也跟电视剧借鉴不少，最重要的就是设置悬念、讲究故事性。刘心武的《红楼梦》，连续十几讲，不断地探秘解密，所有观点必须辅以具体故事，完全是电视剧式的铺陈叠述。而阎崇年的讲座，其实就是历年清宫戏的疑点解释，出发点都依据近年清宫戏的剧情和人物关系，也就是电视观众最感兴趣的部分，因此一场学术讲座的受众，一下子从少数相关专业的研究者变成了数以百万计的电视剧观众，反响自然不同。
因此阎崇年的《清十二帝疑案》可以销售35万册，易中天成了畅销书榜首作家也就不难解释了。他们本来就是从流行中来，到流行中去。不论学术界质疑的声音有多大，都难以动摇他们广泛的群众基础。
下列对原文的分析和概括，不正确的一项是（）

A．《百家讲坛》的话题在学术领域屡屡引发争议，主要是因为相关话题的观点在学术界还没有定论。

B．《百家讲坛》的讲座者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讲述一些老百姓关心的话题，并给予老百姓一定的解答。

C．《百家讲坛》在节目形态上没有什么贡献，在影像上也几乎没有美感可言，但这并不影响它的成功。

D．《百家讲坛》中部分学术讲座，能把受众从少数相关专业的研究者变成数以百万计的电视剧观众。

请分条概括《百家讲坛》成功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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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的作品韩少功
（1）那一次艰难的夜行，山路泥泞，冷雨瓢泼，简直让人觉得已经在地狱里死过一次，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夜行也许会在回忆中逐渐变得轻松、有趣、回味无穷、甚至成为自我夸耀的资本，事情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
（2）一位混上了官职的庸才，到任之时让人们惊讶与刺眼，但只要他把这个官一直当下去，若干年以后就可以让人们心平气和，一旦责令他去职，有些人甚至反而会不习惯，甚至会为坐到台下去的他感到委屈，在这一过程中究竟发生了什么？
（3）同一次夜行，在数年前与数年后，已经味道大异；同一个庸官，在数年前和数年后，也已经是印象迥同，时间就是这样一个魔术师，它可以使苦难变得甘甜，可以使荒唐变成正常，它还可以抚平伤痕，深化仇恨，磨损心态，销蚀良知，甚至使真实消失无痕，使幻象坚如磐石，在这种情况下，历史是可靠的吗？公正的吗？以为善行都得善报而恶行都得恶报，这一套公平交易足尺实秤的市井规则，与一笔历史的糊涂帐有什么关系？
（4）我们总是在时间里，一切所为也总是被时间之手操控，欲速不达，事缓则圆，是指办事切忌求快。兵贵神速，夜长梦多，则是指办事务必求快，这都是对人类活动的各种不同时间变量的描述，出自人们杂乱无章无定规的时间经验。于是，“时机成熟”便成为一句谶言密咒似的日常用语，常常焦聚着人们决策时的全部直觉和全部思虑。 “时”与“机”。一是时间，二是机缘，如果说机缘是可以观察、可以分析、可以把握、可以创造的各种具体条件，那么时间则常常承担着无可捉摸的神秘命运，或者说是实现着人们无法穷知的无限因果之网对我们的暗中规定。
(5）事情就是这样，处于特定的时机，正义可能遭到践踏，谣言可能奉为真理，诚实可能遭到唾弃，恶俗可能蔚为时尚，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一切好心人在这个时间只能接受自己虚弱无能和四处碰壁的“生不逢时”，但同样是因为特定的时机，不可一世的强权转眼间不攻自溃，众口一辞的欺骗转眼间云散烟消，多少显赫逼人的风云人物不知不觉就成了垃圾，而多少智慧不凡的忠告穿过历史的岩层重新被人们聆听。种种时间的作品实属奇迹，考虑到这一点，一切在逆境中的好心人其实无须气馁。如果说，他们以善抗恶常常没有什么现实优势的话，那么他们至少还可寄望于一个最后即最大的优势；时间，日久见人心者，日久得人心也，他们必须明白，不仅中国人抗击日本侵略者需要“持久战”，世界上一切有价值的事业从根本上来说都是“持久战”的事业，从来都需要以时间积累作为制胜的筹码。
（6）在这个层面上来说，历史又是可靠的和公正的，因为各种对历史的扭曲和误读无论怎样有效，但总是面临着一定的极限，即难以完全失真和永远失真的极限，瓦釜雷鸣或指鹿为马，往往只能得逞于一地一时，一切超过失真极限的历史虚构，特别是有悖于大多数人正常利益目标的历史虚构，往往经不过时间的沉淀和淘洗。在这里，我们至少可以半乐观主义地说，历史常常显得即公正又不公平：公正于大体，不一定公正于小节；公正于久远，不一定公正于短暂；公正于群类，不一定公正于个人，也许这就是历史的双重品格，这与任何概率只能显现于大数统计而无法验证于局部个别的两重性，是差不多的道理，但这有什么不好吗？站在一个千年的终结之处，我们回望身后一代代人的战争、革命、劳苦建设以及后来种种毁誉褒贬，感慨历史之剑多少次及时劈开了人间正道，但也感慨历史这雾多少次遮蔽了人们的双眼——而且还有多少不公正的个人故事可能将永远深埋于历史的尘埃之下，多少个基督、佛陀、老子、柏拉图、马克思、爱因斯坦作为历史的小数已被删除，永不为我们相识，也许这正是历史的悲哀所在，但这也正是历史得以灿烂动人的前提。
（7）又一个千年即将到来，我们面对滚滚而来的无限光阴，不知道时间一片透明的流体还将怎样改变我们的记忆和想象，不知道还会遭遇自己怎样的惊讶和醒悟。听着嘀哒的声音，我们等着。
文章开头对一次“夜行”和一位“庸才”的叙述，作用何在？
请对文中第5段划波浪线的句子作赏析。
文章第六段说：“也许这正是历史的悲哀所在，但这也正是历史得以灿烂动人的前提”，结合前文，概括说明原因。（4）
文章题为“时间的作品”，用一个词概括这个作品的特性。综合全文，分析作者对这一作品的情感态度。
你是否认同作者对“时间”的认知？为什么？试结合自己的成长经历或了解的历史加以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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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官场小说”发展迅猛，影响也日渐扩大，从严格的意义上说，所谓“官场小说”并非是“文学题材”的一种“命名”，而主要是“文学销售”方面的一个“分类”，现在被称为“官场文学”的作品，大致是由“反腐”题材作品脱胎而来，以所谓“官场”为舞台、官员为主角，描写当干部体制的矛盾与领导层面的生存状态，既以编织生活化故事为主，又带有相当的纪实性成分，就反映生活、认知现实而言，这类作品也确有一定的作用与意义。
但从实际情况看，现在“官场小说”之所以受欢迎，乃至畅销不衰，却是切合了一种更实用或更功利的需要。因为几千年来“官本位”意识的深刻影响，也因为公务员成为求职中的热门，一些人把“官场小说”当成了求职的“指南”与工作的“宝典”。有的网站的读书频道就投其所好，将部分“官场小说”包装成“官场中人必读的十二本书”，其中有“入仕必读书”，有“晋升必读书”，有“守位必读书”，有“洁身必读书”等，这种对位分类与对应推荐，意在提供更好的“服务”，但这与文学无关。
公务员队伍的体制化，既已成为社会政治生活的重要构成，当然就是直面现实的文学创作应予表现的内容。甚至可以说，这样一种含带了相当的独有特色的社情与国情，正为现实主义写作提供了丰沛的素材与鲜活的内容。但目下的所谓“官场小说”领域，却是泥沙俱下，十分芜杂，一些比较流行的“官场小说”，大多没有走出摹写现实的窠臼，只满足于编造浅显的故事，制造热闹的情节，没有写出事象背后的生活肌理，尤其是不同人物的鲜明性情。至于反思意识、批判精神等，更是微乎其微，难觅其踪。便这样的作品放在文学的层面上加以考量，当属可写可不写、可看可不看；正因为不太值得评论和不大经得起评论，有关“官场小说”的评论，明显地缺失和缺席，与其销售和阅读的热门构成了较大反差。
但最近有两部这一类的新作，倒是富有新意，委实值得关注，它们是王晓方的《公务员笔记》，王跃文的《苍黄》。这两部作品描写了贪官与“清官”，涉及了腐败与“反腐”，但其主旨并不在这里，而是独辟蹊径地把镜头对准身处夹缝中的中层干部或底层公务员，写他们步入“官场”的种种不易与身居“官场”的种种尴尬。由人在“庙堂”的种种无奈，作品写出了人与环境、人与体制的深层矛盾；由基层干部的个人命运与内心焦虑，作品又在揭示令人深思的社会问题时叩问了人情、人性，这样的作品，从所谓“官场”入手，超越了“官场”本身，具有更为深广的社会意义与相当的文学意义。
概而言之，“官场小说”作为一种写作倾向，目前还多是一种与社会热点相对应的“文化”，它虽然拥有相当多的读者受众，但只有充足的“文化气场”，缺乏应有的“文学气韵”，作为直面现实的文学写作，要达到现实主义艺术的已有深度与高度，当下所谓的“官场小说”还有较大的进步距离与很大的提升空间，如何做到既“现实”又“艺术”，既好看又耐看，这是摆在写作者、出版者与阅读者面前的一个共同性课题。
下列关于“官场小说”的表述，正确的一项是

A．“官场小说”近年来迅猛发展，从严格的意义上说，它并不只是“文学题材”的一种“命名”，还主要是“文学销售”方面的一个“分类”。

B．“官场小说”大致由“反腐”题材作品脱胎而来，描写官员的官场生活，虚构的故事中又带有相当的纪实性成分。

C．“官场小说”展现的是当下干部体制的矛盾与领导层面的生存状态，且切合了实用或功利的需要，因此具有积极的现实作用与意义。

D．“官场小说”迎合了人们“官本位”的心理，成为了某

些公务员求职的“指南”与工作的“宝典”，很受欢迎，乃至畅销不衰。

下列对原文内容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

A．部分“官场小说”受欢迎，与其被网站对位分类与对应推荐有关，并非凭借真正意义上的文学造诣取胜。

B．公务员队伍的体制化，反映了独特的性情与国情，为现实主义文学创作提供了丰沛的素材和鲜活的内容。

C．大多数比较流行的“官场小说”只重视故事情节而未表现出事象背后的人情、人性，现实性有余，艺术性不足，对其进行文学评论的意义价值不大。

D．“官场小说”要达到现实主义艺术的已有深度与高度，不仅要有“文学气韵”，更要具备充足的“文化气场”。

结合文章的基本观点，简析作者推崇《公务员笔记》和《苍黄》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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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作家写人性是永远不错的
著名作家迟子建做客新浪网，畅谈新作《白雪乌鸦》。
主持人：您为什么会推出一部写哈尔滨鼠疫题材的作品？
迟子建：每一个作品的产生都跟作家自己生活的那块土地有关，我的这种土地的归属感尤其强烈，我在白山黑水之间长大。我原来对发生在1910接近冬天至1911春天之前结束的哈尔滨这场大鼠疫一无所知，“非典”的时候，有关灾难的报道很多。哈尔滨当地的报纸也做了报道，说采取的所有措施，和一百年前的大鼠疫时的完全一样，建立隔离病房，隔离病房有疑似病例，确诊病例，最后失控的时候封城，包括大批量的加工口罩，……因为是伍连德发明的，叫武氏口罩。这一系列的科学防范使发生在清王朝末年的这场鼠疫确实最后控制住了。
主持人：您后记中提到医学博士伍连德，感觉他并不真是小说中最核心的人物，可以说这部小说里没有一个核心的人物，零零散散很多小人物都让人触动。您如何去揣摩、捕捉一百多年前小市民身上的那些特质？
迟子建：从情感、出生背景、我以往的写作经验，还有我对文学的理解等等来讲，我更容易贴近三教九流底层的小人物。之前我的《伪满洲国》，写到杨靖宇，类似伍连德，都是英雄式的人物，但是我着墨并不多。鼠疫发生是不选择人的，不管你是医生、是官员还是小商贩，这个敌人的杀伤力在于普遍出现，谁都可能被它击中。普通百姓承受它的几率更高，这些普通的民众在鼠疫中是什么样的生活形态？还有欢笑，还有爱吗？这是我要追寻的。我的笔要去挖掘这样的小人物，写他们在鼠疫中的种种表现。写作之前我又到了老傅家甸，还坐在小巷子里吃小吃，体验生活，培养自己的情绪，让自己的心和那个时代贴得近些，让自己一点点过渡到一百年前的时代，然后就走进去了，写得很自如、很畅快。
主持人：很多人看过小说之后觉得《白雪乌鸦》有着一股忧伤、压抑、沉重的气息。但是我读完以后，更读出了对生命的释然。
迟子建：你能读出这种感觉我特别开心。这是我写作的初衷。我觉得仅仅写灾难，写痛彻心肺的这种东西，确实也能很震撼，写起来也不会吃力。但是如果能把死亡中的活力写出来，把死亡中的温暖写出来，让读者体会到生命中最本质的东西就更好。人类生存的历史就是不断跟灾难做斗争的历史，没有哪一场灾难能把人类消灭了，人类总是度过了一道一道的难关。除了科学的力量帮助我们，还有就是中国民众在灾难面前的那种坚韧、不屈和乐观精神，个体的力量不经意地形成了一股群体的向上的力量，最后的一种超然、释然和温暖。小说最后一章“回春”， “春水又涌流了，熬过了鼠疫，树上又有新绿了，南方的鸟又回来在傅家甸的街市里开始在叫了，生活又终于继续”。这确实是一种释然的感觉。作为一个写作者，这也是我的一种幸福。
主持人：死亡是《白雪乌鸦》的一个主题，因为不断地看到一些小人物离去。但是这里的死亡面前有一种生机，这里的死亡竟然让我感动甚至是感到美丽。
迟子建：小说中的陈雪卿为爱而死，为时代而死，她以一种决绝的方式自我凋零，她是一个特别美的化身。重孝道的山东人秦八碗，因官府怕传染制止他举棺入关而为母亲殉葬。我觉得这两个人都是很悲壮的人物。其实无论过去还是现在，普通大众的情感世界都是格外丰富的，他们身上能找到我们期许的情感生活。不论哪个时代，不管有多少道德的束缚，人们内心的情感也是自由的。作为一个作家，有责任真实地去反映人物内心最真实、最纯美的这种情感。我很喜欢他们这种默默的相守。
主持人：有读者给您留言，觉得您还写到了灾难中人性的光辉，您这么看吗？
迟子建：我觉得有道理。在灾难当中如果没有人性的光辉，生命就失去了光彩。像生活中的倒霉蛋王春申，有一种非常英雄的举动，加入了感染几率特别高的运送尸体的抬埋队，很危险；傅百川，为了鼠疫防控出资、出智，鼠疫过后家业败落了一半，他们都是具有人性光辉的人。鼠疫把小人物的很多英雄的举动激发出来了，那些很小的举动，展现的是人性的善良。而一个作家写人性永远是不错的。人性最复杂。如果你把小说当中形形色色的人物——不管是王公贵族还是贩夫走卒人性的一面写出来，这个作家走的就是正路。
主持人： “第五届鲁迅文学奖”，现在又在评审的阶段，您这次又有一部作品入选，您怎么看待写作和获奖？
迟子建：在聊天的时候，遇到知音，你就会很感动，得奖很像这样。你写了很多东西，可能不会碰到特别理解你的人，可是你一直在写，觉得也足够了，因为写作很大程度上是挑战，要给自己不断设置各种困难和障碍往前走，不得奖照样要写作，而且要不停的往前走。当然有了奖励，有了一种肯定，你会心里有一股暖流。但是我从小生活在白山黑水之间，生活在零下三四十度的严寒中，我抵御外界世界一切的好与不好都有天生的免疫力。得奖我很开心，不得奖我仍然一样写作。我特别喜欢雨果，他是人道主义作家，70多岁还在写作，我希望自己有幸活到80岁的时候依然有蓬勃的创造力，而且写出的作品不让自己感到脸红……
下列对访谈内容的分析和概括，不正确的两项是( )

A．迟子建是一个时代感特别强烈的作家，非典发生的时候，她马上想到了哈尔滨大约百年前发生的那场鼠疫之灾，因此创作了《白雪黑鸦》这部表现人类如何面对灾难的小说，借以表现非典时期人的精神。

B．在《白雪黑鸦》中，作者没有把塑造英雄式的人物作核心，而是写了众多的小人物，如秦八碗、王春申等，是因为作者要表现的是人性，是人类群体的力量和精神。

C．访谈中的迟子建带给我们一种感动，她让我们知道，不管市场多么喧嚣，有这样的一些作家，她们在认真地从事着自己的工作，关注生活，执着创作，反映人性，她们是文学的希望。

D．围绕着《白雪黑鸦》展开的访谈，让我们了解了这部小说的题材、人物、主题，也看到了作者关注社会，贴近生活，认真负责的创作态度。

E．访谈的最后，迟子建提到了大文豪雨果，表达了自己对文学创作的热爱之情以及对自己作品的期待——希望能达到雨果的创作成就。
统观这篇访谈，采访者所提的问题可以归纳为哪几个方面? (6分)
网友评价迟子建是“一位认真的好作家”，结合文本阐述这样评价的理由。（6）
“这确实是一种释然的感觉。作为一个写作者，这也是我的一种幸福”，结合文本，理解迟子建这种幸福的内涵，谈谈你从中获得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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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胡同第几槐刘心武
五十八年前跟随父母来到北京，从此定居此地再无迁挪。
北京于我，缘分之中，有槐。童年在东四牌楼隆福寺附近一条胡同的四合院里居住。那大院后身，有巨槐。那株巨槐，仰起头，脖子酸了，还不能望全它那顶冠。巨槐叶茂如伞，网住好大好大一片阴凉。最喜欢它开花的时候，满树挂满一嘟噜一嘟噜白中带点嫩黄的槐花，于是，就有院里还缠着小脚的老奶奶，指挥她家孙儿，用好长好长的竹竿，去采下一笸箩新鲜的槐花，而我们一群小伙伴，就会无形中集合到他们家厨房附近，先是闻见香气，然后，就会从那老奶奶让孙儿捧出的秫秸制成的圆形盖帘上，分食到用鸡蛋、蜂蜜、面粉和槐花烘出的槐花香饼……
后来搬出那四合院了，但依然会在梦里来到那巨槐之下，梦境是现实的变形，我会觉得自己在用一根长长的竹竿，吃力地举起——不是采槐花，而是采槐花谢后结出的槐豆——如果槐花意味着甜蜜，那么槐豆就意味着苦涩，过去北京胡同杂院里生活困难的人家，每到槐豆成熟，就会去采集，将它晾干后卖给药房做药材……在梦里，我费尽力气也揪不下槐豆来，而巨槐顶冠仿佛乌云，又化为火烫的铁板，朝我砸了下来，我想喊，喊不出声，想哭，哭不出调……恶梦醒来是清晨，但迷瞪中，也还懂得喟叹：生存自有艰难面，世道难免多诡谲……
除了院子里的槐树，还有更可爱的胡同路边的路槐。槐树有多种，国槐虽气派，若论妩媚，则似乎略输洋槐几分。洋槐开花在春天，一株大洋槐，开出的花能香满整条胡同。
北京胡同四合院树木种类繁多，而最让我有家园之思的，是槐树。
东四牌楼附近，现在仍保留着若干条齐整的胡同。胡同里，依然还有寿数很高的槐树，有时还会是连续很多株，甚至一大排。不要只对胡同的院墙门楼木门石墩感兴趣，树也很要紧，槐树尤其值得珍视。青年时代，就一直想画这样一幅画，胡同里的大槐树下，一架骡马大车，静静地停在那里，骡马站着打盹，车把式则铺一张凉席，睡在树阴下，车上露出些卖剩的西瓜……这画始终没画出来，现在倘若要画，大槐树依然，画面上却不该有早已禁止入城的牲口大车，而应该画上艳红的私家小骄车……
过去从空中俯瞰北京，中轴线上有“半城宫殿半城树”一说，倘若单俯瞰东四牌楼或者西四牌楼一带，则青瓦灰墙仿佛起伏的波浪，而其中团团簇簇的树冠，则仿佛绿色的风帆。这是我定居五十八年的古城，我的童年、少年、青年、壮年的歌哭悲欢，都融进了胡同院落，融进了槐枝槐叶槐花槐豆之中。
不过，别指望我会在这篇文章里，附和某些高人的高论——北京的胡同四合院一点都不能拆不能动……城市的改变当然包括着拆旧与建新，拆建毕竟是一种活力的体现，而一个民族在经济起飞期的亢奋、激进乃至幼稚、鲁莽，反映到城市规划与改造中，总会留下一些短期内难以抹平的疤痕。我坚决主张在北京旧城中尽量多划分出一些保护区，一旦纳入了保护区就要切实细致地实施保护。在此前提下，对非保护区的拆与建都采取具体的个案分析，该容忍的容忍，该反对的反对。发展中的北京确实有混乱与失误的一面，但北京依然是一只不沉的航空母舰，我对她的挚爱，丝毫没有动摇。
最近我用了半天时间，徜徉在北京安定门内的旧城保护区，走过许多条胡同，亲近了许多株槐树，发小打来手机，问我在哪儿？我说，你该问：岁移小鬼成翁叟，人在胡同第几槐？
（取材于《北京青年报》有删改）
下列对文章内容的理解，不正确的两项是（）

A．作者一直想画一幅画，表达他对北京的热爱，但因生活经历的变化，一直没有画成这幅画。

B．作者心中前后两幅画的画面虽有变化，但大槐树不变，表明作者对北京的传统生活始终热爱。

C．作者在文中一再指出五十八年定居在北京，是为了强调北京与自己一生相伴，密不可分。

D．过去从空中俯瞰北京，中轴线上有“半城宫殿半城树”之说，这显示老北京与古槐相依相存。

E．虽然作者对胡同四合院很有感情，但他认为将胡同四合院全部拆掉是北京发展必需的过程。
在不同时期，“那株巨槐”给“我”的感受不同。请分别概括“我”童年时和搬出四合院后对巨槐的感受。
本文笔墨多集中在槐树上，而倒数第二段又写到作者对北京城改造的看法，你认为这段内容是否可以删去，请谈谈你的看法。
作者在文末用两句自创的诗句作结，作者这样写想表现什么？有什么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