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中国文化传统的观念
在中国文化中，“道”具体又展开为“天道”和“人道”
。天道更多地与自然、宇宙相联系，其涵义在中国古代最早的经典之一《周易》中已得到某种阐述：“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这里的“形而上”，首先区别于我们在经验世界中所看到的千差万别的现象。相对于多样的现象，道作为形而上者体现了存在的统一性：以道为存在的终极原理，千差万别、无限多样的事物和现象扬弃了彼此的分离而呈现了内在的关联。
《周易》中关于道的另一重要观念是：“一阴一阳之谓道”。“一阴一阳之谓道”所涉及的，主要是世界的变迁、演化。作为现实的存在，世界不仅千差万别，而且处于流变过程之中，这种变化过程可以通过什么来把握?其中是否存在内在的法则?“一阴一阳之谓道”，可以看作是对以上问题的解释。
这样，一方面，千差万别、无限多样的世界以道作为其根据和统一的本源，另一方面，世界的变化、发展又以道为其普遍的法则。换言之，道既被视为世界统一的本原，又被理解为世界发展的法则，在道的观念之下，整个世界不是杂乱无章、无序变迁，而是表现为一种有序的形态。
除天道之外，道还兼指人道。人道在宽泛意义上与人以及人的活动、人的社会组织等相关联，表现为社会活动、历史变迁中的一般原理，所谓“立人之道，曰仁与义”，便从一个方面表现了这一点。人道意义上的“道”，首先涉及广义的社会理想、文化理想、政治理想、道德理想等等，它同时也被理解为体现于社会文化、政治、道德等各个方面的价值原则。“道”的以上涵义，在古代哲学家的具体论述中得到了具体阐述。孔子曾提出：“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这里的“谋道”，便涉及对“道”的追求，“忧道”则表现为对“道”的关切，作为追求、关切对象，“道”即以广义的社会理想、文化理想、道德理想等等为内涵。孔子又说，“道不同，不相为谋”，其中的“道”，同样也是指广义的社会文化理想或政治道德理想。价值理想不同、价值追求相异，往往缺乏共同语言，彼此之间也很难相互交往和沟通，这也就是“道不同不相为谋”所表达的意思。孔子关于道的另一个重要观念是：“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所谓“弘道”，是指人能够使广义上的社会政治、文化理想得到实现，这里的道同样也以价值理想为内容，体现在社会文化、政治、道德等各个方面。
“人道”意义上
的“道”，同时表现为一种规范系统。规范有两重作用：从正面看，它告诉人们什么可以做、应当如何做，简言之，引导人们去做应该做之事;从反面说，它则告诉人们什么不可以做，亦即对人们的行为加以约束或限制。作为人道，“道”的涵义，往往具体体现在这种规范系统之上。道的以上涵义与道的原始涵义相互联系：道的原始涵义之一是道路，道路总是通向某处，引申而言，“道”意味着将人引往某一方向或引导人们达到某一目标。道所蕴含的这种引导性内涵经过提升以后，进一步获得了规范意义。中国文化一再将礼、法与道联系起来：“礼者，人道之极也。”“法者，天下之至道也。”礼既表现为政治领域的体制，又展开为规范系统，礼之于人，犹如规矩之于方圆。规矩为方圆提供了准则，礼则为人的行为提供了普遍的规范。同样，法也对何者可为、何者不可为作出了具体规定，从而表现为一套规范系统，当然，相对于礼，法作为规范更具有强制性。对中国文化而言，礼与法尽管有不同特点，但都是道的体现，所谓“礼者
，人道之极也”、“法者，天下之至道也”，便从不同方面肯定了这一点。下列选项中不符合文意的两项是
| A．天道体现了世界中千差万别的现象存在的统一性。 |
| B．“一阴一阳之谓道”表达了自然和宇宙存在和经常发生变化的主要现象。 |
| C．人以及人的活动、人的社会组织等相关联，表现为社会活动、历史变迁中的一般原理为人道的宽泛意义。 |
D．“道不同不相为谋”，原因是价值理想不同、价值追求相异，往往缺乏共同语言，彼此之间也很难相互交往和沟通。 |
E．“道”的规范作用就是告诉人们什么不可以做，亦即对人们的行为加以约束或限制。根据文意，下列判断不正确的一项是
| A．一阴一阳的宇宙变化使整个世界杂乱无章、无序变迁，经常表现为一种无序的形态，难以预测。 |
| B．“立人之道，曰仁与义”，表现了人以及人的活动、人的社会组织等相关联，表现为社会活动、历史变迁中的一般原理。 |
| C．孔子强调“弘道”，是指人能够使广义上的社会政治、文化理想得到实现，具有积极意义。 |
| D．“道”意味着将人引往某一方向或引导人们达到某一目标，是道的原始涵义之一道路的引申。 |
为什么说 “一阴一阳之谓道” 是《周易》中关于道的另一重要观念？
中国文化为什么一再将礼、法与道联系起来？结合本文回答。
材料概括分析题（15 分）
在以经学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中国古代社会，《诗经》被尊奉为人伦教化的神圣经典，与文学总集分途著录，形成了文学总集不录《诗经》作品的文学禁忌。随着经学内部的嬗变和《诗经》文学阐释的发展，隋代王通和唐代刘迅相继“续《诗》”，选录《诗经》之后的诗歌并纳入诗教范畴。“续《诗》”不仅很难达到其经学目的，反而容易使人们从汉魏六朝诗歌的情貌特征，推想《诗经》的本来面目，成为解构经学和尊经意识的潜在异质，为《诗经》入选文学总集提供了反向的启示。宋代朱熹设想编纂一部收录《诗经》《楚辞》和后世诗歌的大型诗歌总集，直接为文学总集选录《诗经》做了理论准备。但朱熹最终未能将自己的构想付诸实施，也预示着总集选录《诗经》的思想阻力依然强大。直到明代，才出现《诗学正宗》《汇古菁华》《诗冶》等真正选录《诗经》作品的文学总集，《诗经》走下经学的神坛，融入多姿多彩的文学世界。
晚明总集选录《诗经》并不偶然，而与当时《诗经》文学阐释的繁荣局面相呼应，是《诗经》文学身份得以彰显和认可的最直观、最集中的体现，是现代《诗经》文学主体身份最终确立的精彩预演的关键步骤，在文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诗经》文学主体身份的最终确立经历了怎样的历史过程？请加以概括。
请具体解释“反向的启示”在文中的意思。
以《氓》为例，谈谈《诗经》文学性的具体体现。
阅读下面的作品，完成文后各题。
中国作家缺了什么
徐上峰
中国为什么不能产生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这当然有东西文化差异的因素。但如果仅以文化差异来解读，显然是有失偏颇的。
我以为，中国作家在世界竞争力和影响力的缺乏，与中国作家的作品存在两个缺点有关。其一是缺乏人文主义关怀。翻开近年来世界文学中的一些重要作家的作品，会发现他们的作品中都有一种悲天悯人的情怀。虽然他们的作品大多数着力小人物、小事件、小地方，但却有很强的时代性以及宽泛的代表性。更为难能可贵的是，这些作家耐得住寂寞，能够在写作方向以及题材上坚持多年甚至几十年不动摇。
中国作家的另一个缺陷是，作品留给读者想象的空间小。中国作家写故事很有一套，很多作家写故事酣畅淋漓，但看多了就会觉得，他们几乎把故事写完了，没有留下可想象的空间。文学作品鼓励“合理误读”，从文艺学的角度来看，这也是被允许的。在一定范围内，允许读者有自己的思考，让读者发挥创造性和想象力，将他们的想法带到作品中去，对作品进行解构与再创造。因此，对同一文本的阅读，读者的阅读结果不尽相同。
结合中国当代作家来说，他们喜欢将故事和盘托出，事件和文字传递的意义是单一的，读者看这类作品可以一目十行，并不影响阅读效果。文学批评家认为，“文学文本的背后，总有作者的意义存在，而这个作者的意义是多元的”。遗憾的是，在我们当下的文学作品中，很少看到这样的作品，作品中的人物形象以及其它元素都是固化的。
海明威在纪实性作品《午后之死》中提及“冰山原则”，他认为：“冰山之雄伟壮观，是因为它只有八分之一在水面上。”文学作品中，文字和故事传达给读者的就是“八分之一”，剩下的“八分之七”则是思想性的东西，需要读者的再思考。一部经典作品应该有丰富的寓意。在茨威格的作品《看不见的收藏》里，我们透过那位失明老人在穷困潦倒的际遇中，依然关心自己的收藏品，发现德国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在最为艰难的时候，国民对艺术的追求依然没有丧失。他所收藏的不仅是艺术品，更是一种看不见的财富，即伟大的民族精神——只要信仰还在，民族复兴就有希望。
文学具有相通性，虽然诺贝尔文学奖并不是中国作家证明自己的惟一方式，但不解决上述两个缺陷，中国当代文学在文学史上将是欠缺分量的。从文中看，作者认为具有人文主义关怀的作品包含哪些特点？
为什么说“文学文本的背后，总有作者的意义存在，而这个作者的意义是多元的”？
通观全文，概述作者写作本文的目的。
阅读下面的作品，完成文后题目。
渐行渐远的村庄
黄 辉
一个人的夜晚，我的思绪常常从村庄开始。
茅草、镰刀、乌鸦和月亮，一叶瓦，半块砖，数缕轻薄的寒烟，几棵擎天的大树，那里栖满了我心灵的诗意。多年之后，当我在某一个城市的冬天的黄昏里独倚栏杆眺望西北故乡的方向，我的睫毛被从故乡赶来的雪花打湿，我看见在高楼之间漫天的雪花间飞翔着孤独的鸟，它已找不到归程和巢穴，它将在这样一个充满寒冷的浓黑的夜晚里死去吗?在那生命将尽的一刻它能梦到母亲雪白且温暖的胸膛吗?
我想起了在那个寒冷的冬天里，栖居在我家低矮的草房里的一群纯洁的鸽子。它们在我和父亲用木材点燃的温暖的火炉旁欢快地歌唱，它们落在我和父亲的肩头，落在我的小妹妹伸开的小手掌上，没有寒冷和孤独，只有温暖和幸福。父亲打开那一坛母亲为他酿制的高粱老酒，醇香浓郁的酒味把我们熏醉，把雪白的鸽子熏醉，把我们的草房熏醉，把整个村庄的冬夜熏醉了。而门外正飘着大雪。父亲从墙角抱了一抱干草推开门走进马厩，我看见橘黄的灯光随着他的身影远去，跟着他拐进马棚，那儿隐约传来父亲和那一匹温驯的老马的窃窃私语。父亲开门的那一刻我看见大雪瞬间把他覆盖，把我们温暖的草屋覆盖，白鸽子睁大滴溜溜的圆眼睛看着像飞花般飘落的雪片，想入非非。
那是一群冬天里幸福的鸟。栖居在村庄里的鸟都是幸福的鸟，即便是一群乌鸦。它们一起在冬天晃眼的阳光下飞起飞落，舞蹈，鸣叫和欢宴；傍晚，当夜幕下沉，它们又一起喊叫着归巢。它们没有迷失和孤独。村边的那一片树林，夜色已经来到，鸟们已经归巢，四周充满了如水的静谧和安详。在树林的上方，有星星和月亮。
空气开始逐渐地冷下来，虫子们也停止了鸣叫，只剩下泥土和树木的呼吸渐渐清晰，只剩下隐私和秘密充满柔情。树林旁的错落的房舍在银灰色的月辉下隐约可见。高高的屋脊上蹲着一两只眼光雪亮的猫头鹰，而檐下石台上满布青苔的小石洼里储满了上一场下的未干的雨水，白天里有鸡和鸟噘着小嘴来喝，到夜晚就都盛满了一枚枚晃动的水晶般的月亮。
我的心灵已承受不起这样的村庄上空的月亮。
它是诗人心中纯洁的纤尘不染的蓝月亮，它只能在诗歌里出现，只能在多年前的村庄夜晚的上方出现，只能在我的梦里和我的小妹的呓语中出现，它属于童年和梦，属于心灵和灵魂。
史蒂文斯说：“月亮就折叠到大衣里了。”这让我想象在一个有月亮的村庄的夜晚，月辉是那么皎洁，我们在晚饭后信步到村边的树林旁散步，我们的孩子睡在家里，出来时，她告诉我们要把月亮带给她，然后，等我们回家，一轮月亮就折叠在我的大衣里抖落在她的小手里了。这样的孩子是幸福的。她可以看到乡村最纯洁和最完美的月亮，她有一颗童稚的心。
当我背叛了村庄走进华灯闪烁的城市，在晚饭后漫步在人流熙攘的广场上，我牵着孩子的小手想在城市的上空指给她看哪是星星哪是月亮时，我失败了，我们的视力被刺眼的霓虹灯遮挡。我们的周围不再拥有寂静和月华，充满耳朵的是流行的噪音和声嘶力竭的喊唱。我知道也许我的这种言说带有某种矫情的成分，因为我现在已无法离开城市，但我的心灵承受的是背叛的煎熬和对那一轮出现在村边树林蓝月亮的无穷无尽的思念。
我知道，当我在广场上能时时看到白色的大理石雕塑和五颜六色喷泉的时候，那一枚属于村庄的蓝月亮已渐行渐远。
可怜的孩子!你不能认识月亮，还能认识什么?
我累了，疲惫已极。那一间童年村庄的低矮草房已成为我精神的天堂。
我在那一个春天出走，母亲赶着她洁白的羊群把我送到村口；然后，我离开羊肠小道，走向城市的方向，母亲转身赶着她的羊群走进草原。她知道有一天她的儿子还会回到她的身边吗?村庄，这是一个怎样的概念?为何年龄愈大我愈对它魂牵梦绕?
其实，许多个夜晚我都不敢触摸这样一个烫手的词语，它是我的灵魂和根。我的根扎在村庄里，扎在乡野的有一搭无一搭的狗吠声里，扎在长满鸟群和月亮的天空、长满树木的大地上。第二段中，作者“眺望西北故乡的方向”时，为什么“睫毛被从故乡赶来的雪花打湿”？
文章的二、三、四段写到了鸽子、老马、乌鸦、虫子、猫头鹰等生物，说说写这些内容有什么作用？
作者说：“我的心灵已承受不起这样的村庄上空的月亮。”为什么？请简析。
文章开头说“我的思绪常常从村庄开始”，而结尾又说“许多个夜晚我都不敢触摸这样一个烫手的词语”这样说是否矛盾？为什么？
材料概括分析题
在中国崛起的背景下，“进口的”和“国产的”中国特殊论日趋强劲。马丁·雅克的畅销书《当中国统治世界》大约最引人注目。但这类东方主义式的“中国特殊论”，就认知水准而言都乏善可陈，不是依据细致的考察与深刻的辨识，更多来自一知半解的“观察”与牵强附会的臆想，也就难以真正地澄清中国独特的传统文明究竟在何种意义和程度上、以何种方式对中国当下的崛起产生了影响。国人自产的中国特殊论也源远流长，自晚清以来从未平息，并由此衍生一个“不合适论”：由于中国如此特殊，非中国原产的理念、价值、制度或实践，大多不适合中国国情。但而今，从西医到麦当劳，从男女同校到自由恋爱，不仅都进入了中国，而且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以“事后之明”回望，那些振振有词的“不合适论”多是不足为信的武断辩解。
当然不是说认识中国的特殊性是一个无意义的命题。关键在于许多流行版本的特殊论，往往基于某种虚假的本质主义文明论，杜撰出某种固定不变的、同质透明的“中华性”。实际上，中国古代与近现代的文化因素，以及多种外来的价值与理念，都“共时性地”构成了我们生活实践的地平线，已经成为当代中国文化内在的构成性部分。
认识中国的特殊性，解释中国崛起的原因与后果，应当着眼于历史传统制约下的当代实践。而历史的制约与影响从来是复杂和开放的，特别是由于中国传统具有内部的多重性，经典文本的义理、现实政治中的原则和民间日常生活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关系，也由于中国在近代以来经历了多次巨大的变迁。因此，每当遇到“特殊论”的时候，我们也许要抛开那些陈词滥调，认真地一问：“当我们在谈论‘国情’的时候，我们究竟在谈什么？
（选自刘擎《中国有多特殊》，有删改）请简要概括文中“进口的”和“国产的”中国特殊论的共同点。
文中画线句中 的“事后之明”指什么？与之相对应可称 “事前之论”的在文中是指什么？请联系语段简要说明。
作者对认识中国特殊性的看法是什么？
现代文阅读（二）
一代醇儒张元济
熊月之
张元济一生最主要的事业是出版与古籍整理，两者又是与他在商务印书馆的经历联系在一起的。
在张元济的领导下，商务印书馆由小到大，由弱到强，成为近代中国最大的出版机构。新式出版业是到近代才出现的行业，从写稿、组稿、翻译、编辑、印刷、出版、发行到企业管理，从印刷机器、纸张、油墨、装订、开本到印数，从联系作者、译者到与官府打交道，所有这些，对于张元济来说，都是完全陌生的工作，他能够由外行变成内行，由知之不多到知之甚多，考其诀窍，就是两个字：敬业。他坚持，不赚钱的书一般不出，有政治风险的书一般不出，包括拒绝印刷康有为、孙中山的书，都是为了对公司负责，也都是敬业的表现。
张元济无论当官还是经商，都真诚对人，不虚伪，不欺饰，宽以待人，严以律己。他与总经理高凤池在经营理念、用人标准、对违纪人员处理等方面，存在诸多分歧。对于这些分歧，他不掩饰，不回避，开诚布公地交换意见。1919年，因为许多分歧难以消除与妥协，张元济决定辞去经理之职。经人调解，他与高凤池达成和解，并坚持一定要向高凤池道歉。与高凤池相比，论社会地位，张要高出许多，张是翰林，高是小学程度。论在商务的影响力，张也要大许多。细论张、高二人的分歧，张的意见，均为企业前途着想，有利于企业健康发展，如注重企业制度建设，引进、起用新人，对于违纪违法员工严肃处理，高则立于相反方面。但是，二人矛盾一经调解之后，张便主动道歉，诚恳支持高的工作，并坚持自己的薪水必须低于高凤池。诚与恕是一体两面。待人诚恳，必然设身处地为别人着想。1927年，张元济被绑架，在南翔附近的农村被关了六天六夜。绑匪开价先是30万元，后降至20万—15万—2万，最后以一万元赎票。那时，上海绑票案件屡屡发生，撕票的事情也不止一例。张元济能安然脱险，与他设身处地、以恕道对待绑匪有关。绑匪也是人，张元济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示之以诚，终于化险为夷。
1925年五卅运动以后，商务印书馆屡起工潮。对于工人的罢工斗争，张元济力主两边兼顾，同存共利，通过协商解决。问题解决后，作为资方代表的张元济，反而得到工人的拥护，职工大会上竟然全场高呼“打倒王显华！”“拥护张菊生！”张元济在当中到底起了什么样的作用，我们没有更细的资料，但是，从结局看，张元济至少比经理王显华更加理解和重视工人的要求，能够同情地理解工人的权益。
乐志华是张元济轿车司机的外甥，从宁波乡下来到上海，1923年到一位英国人家里当佣人，被主人诬陷偷了740英镑，关进牢房，在全无证据的情况下，被巡捕打得遍鳞伤，右腿残废。张元济获悉此事后，为他聘请律师，到医院验伤，通过宁波同乡会呼吁社会援助，向法院提起诉讼。官司打了五个月，冤情终于得到昭雪。
待人诚与责己严是联系在一起的。无论在什么位置上，张元济都严格要求自己。主持编辑《四部丛刊》、《百衲本二十四史》等大部头古籍汇编，为公司带来了巨额收入，他自己从未收取过什么主编费及稿费。在公司，自己的薪金一向从严，不让儿子进入商务印书馆。
正因为张元济待人真诚，责己严格，所以，从清末到民国，商务印书馆能够团结那么多文化人。这些人有不同的教育背景，不同的社会阅历，不同的政治态度，但与张元济的关系都很好。
胡适等评论张元济“是富于新思想的旧学家，也是能实践新道德的老绅士”。新思想与旧学家、新道德与老绅士这看似对立的两极，在张元济那里得到了统一，而且统一得那么自然、浑然，因为这一切，都出于他的诚意、正心。
(选自2012年10月15日《文汇报》，有删改)作者为何要选择张元济与高凤池之间的纠纷来详细介绍？请结合全文，简要分析。(6分)
“诚与恕是一体两面”，而作者为了表现张元济的“恕”，写出了哪些典型事件？请概括作答。(6分)
张元济作为一个领导，其“敬业”体现在很多方面，请结合全文，谈谈你的理解。(6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