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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遵宪的外交活动
  作为清朝第一任驻日使馆参赞,黄遵宪表现出很强的历史责任感。除协助公使处理外交事务外,他“既居东二年,稍稍习其文,读其书,与其士大夫交游”。黄尊宪不愿埋首经籍,主张“识时贵至今,通情贵阅世”,走经世致用之路。为了澄清过去封建士大夫对日本的糊涂概念,“随发凡起例,创为《日本国志》一书”。该书以“史家记述,务从实录”为主导思想,力求客观的向中国人民全面、准确地介绍日本的历史及现状,“详今略古,详近略远,凡牵涉西法,尤加详备,期适用也”。显然,黄遵宪想要通过叙述日本明治维新的改革历史,为中国的改革提供借鉴。书以叙述日本历史为经,以评论古今得失为纬。用“外史氏曰”的形式,阐发它的见解,从而把自己的改革思想揉合进日本史的叙述之中。
  1891年11月1日,黄尊宪被任命为清政府驻新加坡总领事。到任后,他详察南洋各岛情形,体察侨民疾苦,并着手改善侨胞待遇。当地英国殖民者设立的华民政务司“名为护卫华人,实则事事与华人为难”,甚至敲诈勒索。黄遵宪一面与英国殖民主义者斗争,一面将《大清律例》中有关财产各条抄出,并译成英文,要求总督交给华侨聚居地承审官“一体遵办”,以保护华侨的财产。同时,黄遵宪还提倡发展华文教育,改会贤社为图南社。他亲任社长,拟定学规。每月设定课题,鼓励南洋诸生学习中国文化,研究地方礼俗,关心民事民疾。当他卸任归国时,门生潘百禄在《送黄观察公度夫子返国》一诗中,用“遂令空白文明开”、“无异岭表韩公来”表达对老师的赞誉之情。
  《马关条约》签订后,准开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通商口岸。中日双方进行具体交涉时,黄遵宪受委派主持苏、杭两地谈判事宜。他谈判的对手是日本著名外交家珍田舍己。当时,珍田摆出一副盛气凌人的架势,要求在苏、杭开埠,专界专管,并且蛮横地说:“日本国政府接受专管租界之命,但求按约指地。”黄遵宪毫不示弱,不为其气势所慑。他援引《马关条约》条文,指出“新约所平,只许通商,遍查中文、日文、英文,并无许以苏州让给一地,听日本政府自行管理之语”,拒绝了田珍的无理要求,他又亲自草拟《商埠议案》,凡是《马关条约》文本语焉不详的地方,只要是有利于挽回中国自主权利的,“无孔不入”,“无微不至”,从而有理有利有节的挫败了珍田的嚣张气焰,在国家民族危亡的情势下为中国争了口气。
  黄遵现在《上某星使论外交家尽职书》中,把他十几年处理外交事务的经验总结为“挪展之法”、“渐展之法”和“抵制之法”,其中最重要的是“抵制之法”。因为在他看来,当时清朝处于列强环视之下,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已祸害多年,在对外交涉中只图能多挽回些利权,以保国民生计。又因为在弱肉强势的竞争原则下,弱国无外交,与帝国主义的斗争就不能不讲究策略。他阐述说:“于固执己见,则诿以彼国未明我意;于争夺己权,则托于我国愿心协力;于要求己利,则谬谓两国均有利益。不斥彼之说为无理,而指为难行;不以我之说为必行,而请其酌度。”即在谈判中千万不能感情用事,把事情弄僵,贻误全局。一定要掌握好谈判的分寸,应想方设法达到自己的目的,同时又不至于使对方下不了台,交不了差。黄遵宪继续阐述说:“不以彼不悦不怿而阻而不行。言语有时而互驳,而辞气终不愤激;辞色有时而受拒,而请诘终不惮烦;议论有时而改易,而主意终不游移。将之以诚恳,济之以坚贞,守之以含忍。”黄遵宪认为,凡此种种交涉手段和谈判策略,最终是要达到使“吾民受护商之益”,即保护并发展民族工商的目的。
                                (摘编自郑海麟《黄遵宪传》)
黄遵宪所撰《日本国志》一书具有哪些特点?请简要概括。
答:                                                                                    
                                                                                                            
从文中看,作为清政府驻新加坡总领事,黄遵宪的主要功绩是什么?请简要论述。
答:                                                                                       
                                                                                                      
黄遵宪认为,在当时的形势下,外交谈判应该坚持“诚恳”、“坚贞”、“含忍”三项原则,请选择其中一项,并结合全文,谈谈你的看法。
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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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试题

阅读下文,回答问题。
文化:不能逃避之担当
在汉语里,“文化”这个词最早大概是“以文化之”的意思,和“武化”相对。用文明去感化别的部族,和用武力去攻打别的部族,是建立威望的两种不同方式。也就是说,“文化”最早是用来探讨怎么和自己以外的他者相处的,是一个用于区分的概念,而不是想象中那样用于包容的概念。这其实并不难理解:当一个罐子没有和杯子、碗等不同容器摆在一起的时候,它叫什么其实并无所谓。
回想起来,我其实相当怀疑在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我们的先祖并没有什么文化的概念。他们读经、治学、吟诗作对、饮酒、喝茶、过他们的小日子——但是他们没觉得自己干的这些事是在生产文化。一直到英国使节来到乾隆的大殿上,不肯下跪,才多多少少让满清的官员们觉得这些化外之民跟咱们不是一个东西。1840年之后,那些闲来遛鸟听戏的中国传统读书人被打到家门口的坚船利炮一下子弄懵了,才知道原来世界上还有这些个玩意儿,才知道自己跟人家是不一样的。“文化”这才一下子成为整个民族的关键词,一会儿说要中体西用,一会儿说要全盘西化,五四以降的一代又一代知识分子七嘴八舌,总之是焦虑,没有了1840年之前的神定气闲。
这样尴尬的局面倒并非只有我们在面对。地理大发现之前,各种不同的文化彼此井水不犯河水,相对独立发展,就好象临湖的少年那喀索斯,只看到自己,就越看越顺眼。而一旦殖民运动把全球联结为一个整体,那喀索斯抬起眼一看:哟!林子里还这么多人哪!他就不得不以别人为参照,重新审视自我。因此文化的问题,其实是文化间的问题,是思考在多元的文明生态中如何自处的问题。
历史的强力就在于后世将永远不能不面对已然发生的变故,那喀索斯们一旦相遇就永难分离,他们将拥抱、争斗、亲吻、残杀、亲如兄弟或互为仇雠。无法再渴望1840年之前的单纯生活,自那以后的每一代青年,若要求得在历史当中的自立,就必须思考文化的问题,必须在他人与自我之间作出选择或求得平衡。而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不是分裂和疏远了各种文化样态,反而使他们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密和混乱。紧接着到来的全球化时代更使得多元文化在全球范围内的共处变成一个越来越复杂的问题。即以语言的变迁观照现实世界:“文化”这一词汇的含义在几十年来变得越来越驳杂,与它相关的词组不再仅仅是东方文化、西方文化、传统文化、现代文化之类;还有消费文化、大众文化、网络文化、酒吧文化、青年亚文化,甚至浴室文化、厕所文化,等等等等。后现代光怪陆离的文化现场,要求我们这一代青年更加复杂地分析和处理问题。它呼唤激情,同时也呼唤理性。这样的历史使命,让人几乎难以承受却无处推脱。
面对这个变幻莫测的时代,我们或许迷茫,或许不知所措,或许感到空虚乏力,正如在发现了林子里其他的身影之后,那咯索斯的那种痛苦。但是既然树林已经向我们敞开,我们就必须一步步向林中走去。否则只会在对自己身影的迷恋中一头栽入湖中。对于文化这样宏大的概念,我们即使从未懂得,也必须保持思索。惟有思索,而能担当。
根据文意,以下说法不正确的两项是()

A.“文化”这个概念最初是用非武力的方式去感化别的部族,建立自己部族威望的一种方式。
B.在清朝之前,我们的先祖读经、治学、吟诗作对等,他们并没有从事生产文化的行为。
C.英国使节来到乾隆的大殿上不肯下跪这件事点明了中西方文化的差异,引起了清政府的恐慌。
D.鸦片战争以后,“文化”成了中国社会的焦点话题,引起了知识分子的思考与关注。

E.全球化时代让多元文化在全球范围内的共处变得越来越复杂,文化也越来越多元化。
F.既然世界已向我们敞开胸怀,我们就应该勇敢地面对这个开放的世界,而不是逃避它。
下列各项中不能作为论据证明“文化是多元的”的是()

A.中国人见了皇帝要下跪,英国使节来到乾隆的大殿上却不肯下跪。
B.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使各种文化样态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密和混乱。
C.“文化”这一词汇的含义在几十年来变得越来越驳杂,越来越多样。
D.临湖的少年那喀索斯,只看到自己,就越看越顺眼。

怎样理解“文化的问题,其实是文化间的问题”?
我们应以什么样的态度对待文化?

阅读下文,回答问题。
中医为什么要有科学依据?
田松
在我们的大众语境中,“科学的”东西,就相当于“正确的”“高明的”“有效的”“经过了证实的”东西。照此理解,中医要有科学依据,就等于说中医要有正确的、高明的、有效的经过了证实的依据。
中医有科学依据吗?提出这种质问的理由无非是中医的理论与来自西方的解剖学、生理学不能对接,比如中医的经络至今找不到解剖学的依据,很多中药的有效成分至今写不出分子式,中药药理不能用来自西方的药理学予以解释……言下之意就是:中医没有西医的科学依据!但是,中医为什么要有西医的科学依据呢?
我们在判断一个事物是否具有合理性的时候,为什么一定要有“科学的依据”?科学依据是不是唯一的依据?在科学依据之外,我们是否还有别的“依据”?比如“经验的依据”或“历史的依据”?人们的生存,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依靠科学的?
实际上,在我们绝大多数的日常生活中,科学的重要性是很小的。“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不需要了解科学;你能否骑好自行车,并不取决于你是否学好了牛顿力学;中国工匠李春没有学过科学,也能造出赵州桥。对于我们的生活起直接作用的是技术,而技术并不需要有科学在先,完全可以凭借经验的累积而不断发展和完善。
人体是一个接受刺激反应的生物体,一个正常的人在他的生长过程中,会逐渐获得足够的对外界刺激作出恰当反应的能力。一个人是否心怀恶意,我们能够一望而知或三思而知,不需要包括科学在内的任何理论的依据就可以根据我们的“经验依据”做出判断,而科学在这些问题上常常是无能为力的。
最直接的判断依据是经验依据,而历史依据则可以看作是长时段的集体的经验依据。毫无疑问,这个依据是与民族传统和地域文化密切相关的。比如刀耕火种,从最直观的想象和缺省配置出发.我们觉得它会破坏环境,是一种落后的生产方式。如此,从长时段来看,刀耕火种的民族所生活过的地方应该留下一片片荒山秃丘才对。然而实际上,人类学家看到的却是“一面刀耕火种,一面青山常绿”。也就是说,“刀耕火种破坏环境”这种说法是没有“历史依据”的。
中医也是这样
在中华文明的语境之内考虑,中医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已经过了正确、高明、有效、证实的检验。在理论上,中医有着自己完备的有足够生长能力的思想体系,在某种意义上,这套体系与西方现代医学目前所基于的还原论、机械论、决定论的“科学方法”是水火不容的。在实践上,中医拥有了两千多年的历史依据和经验依据,这些理论和实践的依据远在西方现代科学诞生之前就已经完善成熟了。为什么要等西医出现、在获得了西医的证据之后,中医才能获得价值、获得意义、获得生存的权利呢?
相反,按照刘易斯·托马斯。的说法,现代西医作为一门年轻的科学,只有一百年的历史。也就是说,现代西医虽然有科学依据,却没有充分的历史依据。比如四环素,相信上市的时候也经过了临床实验,获得了科学依据,但是十年之后发现,小时候有幸享用这种科学产品的孩子长出了一嘴四环素牙。还有那个著名的“反应停”,只用了几年功夫,就导致了上万名婴儿畸形。当然,科学卫士们会说:“反应停”之所以酿成悲剧,恰恰是因为它上市的时候没有“充分的科学依据”。如果我们把“充分”理解成足够的时间长度,那么,又有哪一种医术比两千年的中医更加充分呢!
说到这儿,我已经获得了二个诡异的结论:如果从宽泛的意义上理解科学,中医已经具有了科学依据;如果从狭义的具体的意义上理解科学,中医不需要科学依据!
(选自《社会科学家茶座》2006第1期,有删改)
【注】①刘易斯·托马斯(1913--1993)美国杰出医学家。
根据文意,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两项是 (5分) (按正确选项给分、多选不给分

A.对生活起直接作用的更多是由经验积累而不断发展、完善的技术,并不是科学。
B.在实际生活中,人们不一定都要依靠相关的科学才能从事某项工作或生存发展。
C.有两千多年历史的中医和仅一百年历史的西医,因历史的巨大差距而势成水火。
D.受着民族传统和地域文化的影响,中医无需采用目前西方现代医学的科学方法。

E.集体的经验在长期的沿用中所形成的历史依据,就足以证明中医存在的合理性。
F.“反应停”导致上万名婴儿畸形的事实,说明这种西药的历史依据仍然不够充分。
作者认为,判断事物是否合理,未必要有“科学依据”。据此,以下事实运用了“科学依据”的一项是 (3分)

A.李春造出了赵州桥 B.西药四环素的发明
C.判断一个人是否心怀恶意 D.刀耕火种并没有破坏环境

文中画线句子“中医也是这样”中的“这样”具体指什么?(4分)
作者为什么既说“中医已经具有了科学依据”,又说“中医不需要科学依据”?请作简要说明。(4分)

阅读下文,回答问题。
我们习惯把认识分为两类,一类是感性的,另一类是理性的;并且断言前者是对于事物的片面的、现象的和外在关系的认识,而后者则是对于事物的全面的、本质的和内在联系的认识。这样的划分虽然基本正确,但也容易作出简单化的理解。因为它不能说明在理性认识中也可能产生片面化的缺陷。例如知性在认识上的性能就是如此。
康德曾经把认识划分为感性—知性—理性三种,后来黑格尔也沿用了这一说法。我觉得用感性—知性—理性这三个概念来说明认识的不同性能是更科学的,根据我的浅见,马恩也是采用知性的概念,并把知性和理性加以区别。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说“我如果从人口着手,那么这就是一个混沌的关于整体的表象。经过更切近的规定后,我就会在分析中达到越来越简单的概念;从表象中的具体达到越来越稀薄的抽象,直到我达到一些最简单的规定。于是行程又得从那里回过头来,直到我最后又回到人口,但是这回人口已不是一个混沌的关于整体的表象,而是一个具有许多规定和关系的丰富的整体了。”从这段话看来,马克思也是运用了感性—知性一一理性这三个概念的。
认为艺术作品一切都必须从主题出发这种来自知性的观点是对艺术的最大误解。艺术作品必须有一个占主导地位的情志,但是作者一旦使他的作品的任何部分,包括每一细节,都从主题出发,都必须作为点明主题思想的象征或符号,那就必然会引起尊重感情的读者应有的嫌恶,他将会指摘这种作品和评论者按照这种理论对于某些优秀之作所作的牵强附会的分析。文艺作品固然要表现生活的本质,但是它是通过生活的现象形态去表现生活的本质的。因此,文艺作品不能以去粗取精为借口舍弃生活的现象形态。相反,它必须保持生活现象的一切属性,包括偶然性这一属性在内。甚至像黑格尔这样认为哲学的任务就在于扫除偶然性揭示必然性的理论家也说,偶然性在艺术作品中是必要的。
人物性格必须有一个主导的情志(如哈姆莱特的复仇、夏洛克的贪吝等),但是这种主导的情志不能是唯一的、单线的,尽管它是人物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例如《三国演义》,有作家把以上这些写法总结成这样几句话:“一个曹操有多副面孔,看来似乎矛盾,但联系着每一特定的场合,却又真实可信。这多副面孔构成曹操的性格,曹操就立体化了,活起来了。”遗憾的是有些文艺评论者只能按照黑格尔所指摘的法国十七世纪古典主义作家的知性原则去评长道短。他们和普希金相反,把莫里哀的悭吝人看得比莎士比亚的夏洛克更合乎艺术法则。普希金认为悭吝人只是悭吝人,而夏洛克的性格却是活生生的。夏洛克的主导情志固然也是吝啬,但同时他爱女儿,对作为犹太人所受到的歧视和侮辱满怀愤怒,因此他的性格是丰满的、复杂的。
(节选自王元化《论知性的分析方法》)
下列有关“知性”的理解,不符合文意的两项是

A.“知性在认识上的性能就是如此”是说采用知性概念可以弥补理性认识的不足。
B.使用感性——知性——理性这三个概念说明认识的不同性能,这样更科学更合理。
C.康德、黑格尔、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分析认识的历程时都曾使用过知性的概念。
D.知性的观点认为,艺术作品一切都必须从主题出发。

E.有些文艺评论者按照黑格尔的知性原则对艺术作品中的人物评长道短,这令人遗憾。
下列分析不符合文意的一项是

A.人物性格应有一个主导情志,主导情志的展示应是多角度多侧面的;另一方面,人物性格又必须是多方面的,必须具有和其他人不同的独特个性。
B.一个曹操有多副面孔,看来似乎矛盾,但这正构成曹操的丰满性格。
C.复仇是哈姆雷特性格的主导情志,但在众多读者眼中他不仅仅是一个复仇者形象。“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正说明了人物性格的复杂性。
D.莫里哀的悭吝人和莎士比亚的夏洛克同是闻名于世的吝啬鬼典型。与有些文艺评论者不同的是,普希金认为前者比后者更合乎艺术法则。

根据第2段划线部分的文字,写出马克思对下面三种认识的解释。(4分,每种认识的答案不超过20个字)
感性: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知性: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理性: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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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创作的形与神
刘海涛
①“以形写神,形神兼备”是中国文论史上带有鲜明的民族特色的一对审美范畴,它已成为汉民族写意文艺的科学总结,成为指导民族的艺术家们从事创作的一面美学旗帜。
②什么是艺术的形和神?在艺术创作中如何通过形似来达到神似?有研究者指出:“形似应当指表现事物的外形或现象的真实。”“神似是要指形象地反映事物的本质特征。”对于艺术形象的客观性本质来说,表现事物的现象真实是形似,本质真实是神似。但是我们应该进一步概括进艺术形象的主观本质,即艺术家主观的神——艺术家独特的主观情感和思想。艺术形象的神似,正是在艺术家主体意识的土壤上孕育成熟的。 1
③宋代画论家邓椿说:“世徒知人之有神,而不知物之有神。”邓椿是说,山水花鸟等自然界的万事万物都有其鲜明的个性特征。人的精神风貌和个性特点是人的神,动人的意趣和活泼的生命力是动植物的神,由季节、气候的变化带来的不同的特征和那令人神往的境界则是山水的神。马克思的《1844年哲学经济手稿》在论述客观事物如何成为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时曾指出:“对象如何对他说来成为他的对象,这取决于对象的性质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本质力量的性质。”马克思强调的是主体的个性心理结构对形成客体的决定性作用,对于艺术创作来说,只有当客观事物的某一个性特征被艺术家的主观情感所浸染,被艺术家的主观思想所烛照,即客观事物的神与艺术家主观的神发生了同构对应关系,客观事物才能被艺术家“同化”,而成为艺术的描写对象。 1
④艺术形象的神离不开艺术家的主体意识,它只能产生于客观事物的神和艺术家的神的统一之中。这个道理,在古代理论家的思想中,也有过比较深入、细致的论述。 1
⑤最早明确提出“以形写神”的顾恺之就曾讲:“凡画,人最难,次山水、次狗马;台榭,一定器耳,难成而易好,不待迁想妙得也。”这是说,要画出人物、山水、狗马的神,必须通过迁想,才能妙得。这个迁想妙得,就是要把画家的主观的思想通过艺术想象,而移入人物、山水、狗马之中,使这些描写对象浸染了作家的主观情趣,这样才能揭示艺术对象的神。顾恺之同时又讲到作画要“神仪在心,而手称其目”,这个“神仪”就是指人物通过外表而体现出来的精神特点,而“神仪”的产生是必须“在心”,这就是人物的精神必须进入艺术家的“心”,必须通过艺术家主观情感的酝酿,把艺术家对人物个性特点的理解和评价,渗透进人物形象,这样才能“手称其目”,把心中酝酿成熟的人物形象特征通过艺术手段完美地描画出来。 1
⑥作画离不开艺术家的主观情趣和思想,写诗同样也离不开艺术家主观的情感和理想。王昌龄说:“为诗在神之于心。处心于境,视境于心,莹然掌上,然后用思,了然境象,故得形似。”作诗也要突出神似,诗人主观的“心”和客观事物的“境”相交融,才能真正把握住描写对象的神,这才能得到诗人梦寐以求的诗之极——“入神”。 1
⑦无论是顾恺之的“迁想妙得”“神仪在心”,还是王昌龄的“神之于心”“处心于境,视境于心”,涉及的都是艺术家主观和客观相统一的问题,都是一个“心物相融”而产生艺术形象的神似的问题。这些论述虽然还显得简略、含糊,对于艺术家的“心”究竟怎样同化描写对象还未深入展开阐述,但这些闪光的艺术思想,照亮的正是艺术的真正道路。
(选自《主体研究与文体批评》,新疆大学出版社,有删改)
根据文意,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两项是

A.只要客观事物的神与艺术家的主观的神发生了同构对应关系,客观事物就能被艺术家“同化”而成为艺术的描写对象。
B.“以形写神”的艺术理论最早是由顾恺之明确提出来的。
C.“迁想妙得”与“神仪在心”是艺术创作必经的两个阶段,艺术家只有经过主观情感的酝酿,才能把心中酝酿成熟的人物形象特征完美地描画出来。
D.诗歌的“入神”要建立在诗人主观的“心”和客观事物的“境”相交融的基础上。

E.顾恺之与王昌龄的艺术思想虽然都还不够完善,但它们在艺术创作中一直发挥着重要的指导作用。
下面各项中提及的“神”的内涵与其他三项不相同的一项是

A.世徒知人之有神,而不知物之有神。
B.这个迁想妙得,就是要把画家的主观的思想通过艺术想象,而移入人物、山水、狗马之中,使这些描写对象浸染了作家的主观情趣,这样才能揭示艺术对象的神。
C.神仪在心,而手称其目。
D.为诗在神之于心。处心于境,视境于心,莹然掌上,然后用思,了然境象,故得形似。

作者认为,怎样的艺术作品才是“形神兼备”的作品?
文章的第③段和第⑤段都是围绕客观事物的个性特征与艺术家的主观情感思想的关系展开论证的,但它们在论证手法上有何不同?请简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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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事件中的“话语冲突”
王晓渔
一个逐渐多元的时代,不仅会出现观点的分歧,还会出现话语的冲突。具有标志性的话语冲突,可以追溯到2005年。时任中国国民党主席的连战先生重返母校西安后宰门小学,按照惯例,小学生们使用着标准声调背诵着欢迎词:“连爷爷,您回来了!您终于回来了!”这种在大陆耳熟能详、甚至已经司空见惯的标准话语,在台湾引起强烈反响,甚至成为下载排行榜首的手机铃声,以至于随后亲民党主席宋楚瑜先生在访问大陆时谢绝有关方面安排这种仪式。出于对标准话语的不满,公众一直就在尝试发现或者发明属于自己的话语方式,这次事件促使公众全面反思话语的冲突。
  话语的冲突表现为两种现象:一种是对标准语法的不满,另一种是个体语法的苏醒。在后宰门事件中,一向正确的标准语法经过海峡对岸的折射显现出荒唐的一面。等到2008年,公众对于标准语法已经具有本能的不满。余秋雨虽然早已在知识界公信力受创,在公众中却具有巨大的影响力,可是他积累十余年的文化资本,通过“含泪劝告请愿灾民”一篇文章就丧失殆尽。此前默默无闻的文学老年王兆山,凭借一首《江城子》名满天下,可是他的这套标准语法,连中国作家协会主席铁凝先生都无法认同。但是,公众的不满往往出于人道主义,对于话语本身的反思依然是不够的,陈丹青和韩寒对于几位著名作家的批评,事实上也是对既有话语秩序的不满,可是他们同样遭到公众的猛烈批判。
  标准语法往往对个体语法形成一种压抑机制,随着公众对标准语法的不满,个体语法也开始苏醒。2007年的“散步”、“购物”,2008年的“打酱油”、“做俯卧撑”、叉腰肌以及“雷”、“囧”、“槑”等词汇,从不同方面丰富了个体语法。有的是人民群众的原创,有的出自政府官员,均迅速被人民群众活学活用,还有的是早已有之,只是未被激活。个体语法反抗标准语法,有时又解放了标准语法。瓮安事件之后,“一小撮”、“不明真相的群众”这种标准语法已经失效。山寨文化是个体语法的全面爆发,每个不愿受标准语法压迫的个体都试图发出自己的声音。必须承认,现有的山寨文化并不让人满意,恶搞文化(其实是善搞文化)的灵魂人物胡戈制作的山寨新闻联播,也显得有些粗糙,但是山寨文化唤起的个体语法,将会起到重要的作用。
  标准语法与一元文化是捆绑式的,如果试图营造多元文化,就要允许个体语法的出现。但是这种冲突应该以一种温和的方式表现,不应是暴力的。掌掴阎崇年的那名青年之所以要挑战阎崇年,更多地源自“话语权的冲突”而非“话语的冲突”——如果一种个体语法不允许其他个体语法存在,它的根本精神依然是标准语法的,即独尊的一元文化。
  2008年充满话语的冲突,语言处于拉锯战状态,常有反复:开放公立博物馆、纪念馆,这是政府为纳税人提供公共服务的话语;建设“中华文化标志城”,又是无视纳税人权利的话语;很多先锋诗人主动放弃个体语法,投身于地震诗歌的标准语法里;习惯了标准语法的作协主席,到网上接受个体语法的挑战;张艺谋成了谢晋的接班人,完成了标准语法的传宗接代;茅盾文学奖变得暧昧起来,既有标准语法也有个体语法,可是越来越被忽略——这一切,让人眼花缭乱。
  话语的冲突不意味着无需建立话语共识,由于公民话语依然没有建立,对于公共问题的讨论,依然缺乏基本规则,语言的拉锯战常常成为语言的无限战,思想争论以人身攻击而告终,很多文化事件热热闹闹又索然无味。但是,个体语法的苏醒对标准语法的不满,已经为公民话语的形成创造了必要的条件。对此我乐观其成。(作者系同济大学文化学者)
  (2008年12月《东方早报》,有删节)
根据文意,下列说法正确的两项是

A.小学生们使用着标准声调背诵着欢迎词,在台湾引起强烈反响,甚至成为下载排行榜首的手机铃声,说明海峡两岸有话语冲突。
B.陈丹青和韩寒对于几位著名作家的批评,其对既有话语秩序的不满同样遭到公众的猛烈批判,说明公众还是维护标准话语秩序的。
C.亲民党主席宋楚瑜先生在访问大陆时谢绝有关方面安排这种司空见惯的标准话语欢迎仪式,主要是避免海峡两岸话语冲突的尴尬。
D.流行的个体语法,有的是人民群众的原创,有的出自政府官员,但均迅速被人民群众活学活用,说明个体语法已为社会普遍认可。

E.标准语法与一元文化是捆绑式的,如果试图营造多元文化,就要允许个体语法以一种温和的方式代替标准语法。
下面表述的内容不是作者所说“标准语法”的选项则

A.连爷爷,您回来了!您终于回来了!
B.“打酱油”、“做俯卧撑”、“叉腰肌”、“雷”、“囧”、“槑”
C.“一小撮”、“不明真相的群众”
D.中华文化标志城

请简要说明文中画线句子的含义?
“标准语法”和“个体语法”的精神实质是什么?作者最终要倡导的观点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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