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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琴的文化内涵
古琴,蕴含着丰富而深刻的文化内涵,千百年来一直是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爱不释手的器物。特殊的身份使得琴乐在整个中国音乐结构中属于具有高度文化属性的一种音乐形式。“和雅”“清淡”是琴乐标榜和追求的审美情趣,“味外之旨、韵外之致、弦外之音”是琴乐深远意境的精髓所在。
古琴的韵味是虚静高雅的,要达到这样的意境,则要求弹琴者必须将外在环境与平和闲适的内在心境合而为一,只有这样,才能达到琴曲中追求的心物相合、人琴合一的艺术境界。在这一方面,伯牙的经历可称为后世的典范。传说,伯牙曾跟随成连学琴,虽用功勤奋,但终难达到神情专一的境界。于是成连带领伯牙来到蓬莱仙境,自己划桨而去。伯牙左等右盼,始终不见成连先生回来。此时,四周一片寂静,只听到海浪汹涌澎湃地拍打着岩石,发出崖崩谷裂的涛声;天空群鸟悲鸣,久久回荡。见此情景,伯牙不禁触动心弦,于是拿出古琴,弹唱起来。他终于明白成连先生正是要他体会这种天人交融的意境,来转移他的性情。后来,伯牙果真成为天下鼓琴高手。
琴者,禁也。作为“圣人之器”的琴,演奏时自然有其独特而严格的规范。《红楼梦》第八十六回,贾宝玉得知林黛玉会弹琴时,便要妹妹为自己演奏一曲。林黛玉这时讲到:“若要抚琴,必择静室高斋,或在层楼的上头,在林石的里面,或是山巅上,或是水涯上。再遇着那天地清和的时候,风清月朗,焚香静坐,心不外想。”又说:“若必要抚琴,先须衣冠整齐,或鹤氅,或深衣,要如古人的像表,那才能称圣人之器,然后盥了手,焚上香。”
在中国众多的音乐形式中,古琴集儒道两家思想精髓于一身。
儒家主张入世哲学,重视人生的现实问题,强调艺术对人伦的教化作用。儒家所提倡的音乐讲究中正平和,不追求声音华美富丽的外在效果。“琴者,禁也。禁止于邪,以正人心。”古琴要担负起禁止淫邪、端正人心的道德责任。唐代薛易简在《琴诀》中讲:“琴为之乐,可以观风教,可以摄心魄,可以辨喜怒,可以悦情思,可以静神虑,可以壮胆勇,可以绝尘俗,可以格鬼神,此琴之善者也。”
道家崇尚自然,强调无为和逍遥,反对人们强加于自然的各种行为。道家最理想的音乐应该是“大音希声”“至乐无乐”的境界。庄子进一步将音乐分成“天籁”“地籁”与“人籁”三类,认为只有“天籁”才是音乐的最高层面,其根本也是提倡自然天成,反对人工雕琢的音乐。
这些思想深深影响了以后的琴人。陶渊明的琴桌上常年摆着一张琴,既无弦也无徽。每当他酒酣耳热、兴致盎然时,总要在琴上虚按一曲。李白有诗写道:“大音自成曲,但奏无弦琴。”从中我们不难悟出道家思想对琴乐的渗透与融合。 
下列关于“古琴”的表述,错误的一项是  (   )

A.古琴是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爱不释手的器物,琴乐也因此具有高度的文化属性。
B.“和雅”“清淡”的琴乐意境深远,其精髓在于“味外之旨、韵外之致、弦外之音”。
C.古琴虚静高雅的韵味要求弹琴者必须将外在环境与平和闲适的内在心境合而为一。
D.林黛玉关于弹琴的言论诠释了弹古琴要达到天人交融的意境。

下列对“古琴集儒道两家思想精髓于一身”的解说,不正确的一项是  (   )

A.儒家主张入世,重视人生现实问题,强调艺术对人伦的教化作用。
B.“琴者,禁也”,儒家希望古琴要担负起禁止淫邪、端正人心的道德责任。
C.道家崇尚自然,强调无为和逍遥,反对人们强加于自然的各种行为。
D.庄子推崇“天籁”,提倡自然天成,反对人工雕琢的音乐。这深深影响了以后的陶渊明以及唐代的薛易简、李白等人。

下列表述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

A.文章阐述了琴乐的审美情趣和深远意境,古琴的韵味和演奏,古琴对儒家和道家的巨大影响。
B.伯牙在蓬莱仙境,心弦被触动,便拿出古琴,弹唱起来。他意识到古琴演奏应达到天、人、琴合一的艺术境界。
C.儒家提倡的音乐讲究中正平和,不追求华美富丽的外在效果,《琴诀》阐发的正是这一点。
D.道家思想对琴乐的渗透与融合是古琴“清淡”审美情趣形成的原因,作者引用李白的诗句,增强了说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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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文字完成后面的题,共15分。
不毁灭的背影
沈从文
“其为人也,温美如玉,外润而内贞。”
“君子”在这个时代虽稀有难得,也就像是不切现实。惟把这几句作为佩弦先生①身后的题词,或许比起别的称赞更恰当具体。佩弦先生人如其文,可敬可爱处即在凡事平易而近人情,拙诚中有妩媚,外随和而内耿介,这种人格或性格的混和,在做人方面比做文章还重要。
我认识佩弦先生和许多朋友一样,从读他的作品而起。先是读他的抒情长诗《毁灭》,其次读叙事散文《背影》。在诗歌散文方面,得把他的作品和俞平伯先生成就并提,平伯先生如代表才华,佩弦先生实代表至性。惟从现代散文发展看全局,佩弦先生的叙事散文,能守住文学革命原则,文字明朗、朴素、亲切,且能把握住当时社会问题的一面,贡献特别大,影响特别深。在文学运动理论上,“普及”和“通俗”目标实属问题核心,真能理解问题重要性,又能把握题旨,且得到有持久性成就的,少数作家中,佩弦先生的工作,可算得出类拔萃。求通俗与普及,佩弦先生都若在不甚费力情形中运用自如,而得到极佳成果。一个伟大作家最基本的表现力,是用那个经济、准确、明朗文字叙事。正如作家的为人,伟大本与朴素不可分。一个作家的伟大处,“常人品性”比“英雄气质”实更重要。但是在一般人习惯前,却常常只注意到那个英雄气质而忽略了近乎人情的厚重质实品性。提到这一点时,更让我们想起“佩弦先生的死去,不仅在文学方面损失重大,在文学教育方面损失更为重大”(冯友兰语)因为冯先生明白“教育”与“文运”同样离不开“人”,必以人为本。文运的开辟荒芜,少不了一二冲锋陷阵的斗士,扶育生长,即必需一大群有耐心和韧性的人来从事。文学教育则更需要能持久以恒、兼容并包的人主持。佩弦先生伟大得平凡,从教育看远景,是惟有这种平凡作成一道新旧的桥梁,才能影响深远的。
一个写小说的人,对人特别看重性格。外表轮廓线条与人不同处何在,并不重要。最可贵的是品性的本质与心智的爱恶取舍方式。我觉得佩弦先生性格最特别处,是拙诚中的妩媚。他对事、对人、对文章,都有他自己的意见,凡事和而不同,然而差别可能极小。他也有些小小弱点,即调和折衷性,用到文学方面时,比如说用到鉴赏批评方面,便永远具教学上的见解,少独具肯定性。用到古典研究方面,便缺少专断议论,无创见创获。即用到文学写作,作风亦不免容易凝固于一定的风格上,三十年少变化,少新意。但这一切又似乎和他三十年主持文学教育有关。在清华、联大“委员制”习惯下任事太久,对所主持的一部门事务,必调和折衷方能进行,因之对个人工作为损失,对公家贡献就更多。熟人记忆中如尚记得联大时代常有人因同开一课,各不相下,僵持如摆擂台,就必然会觉得佩弦先生的折衷无我处,如何难能可贵!又良好教师和文学批评家,有个根本不同点:批评家不妨处处有我,良好教师却要客观,要承认价值上的相对性、多元性。一个大学国文系主任,这种认识很显然是能将新旧连接,文化活用,引导所主持一部门工作到一个更新发展趋势上的。中国大学的国文系,若还需要办下去,佩弦先生的这点精神,这点认识,实值得特别注意,且值得当成一个永久向前的方针。(选自《不毁灭的背影》 有删节)
文章主要从哪两方面介绍了朱自清先生的成就?请结合文章的内容具体说明。
作者对朱自清先生的“小小的弱点”作了怎样的评价?这样写有何好处?
作者在文中说“一个作家的伟大处,‘常人品性’比‘英雄气质’实更重要”,你认同这种观点吗?说说你的看法。

论述文阅读
词在发展的初期,普遍被视为“小道”。不过,起源于民间的文体,到了文人手中,往往被赋予更深的意义,因而几乎在词得到北宋文人比较普遍喜爱的同时,词坛就出现了尊体①之说。这一学说大致是在相反相成的两个层面展开的。
北宋前期,“花间”、南唐词风盛行,学之者多追求风格细腻柔婉,至柳永则趋于平俗浮靡,于是有苏轼对传统词风的改革。苏轼改革词风的方式是“以诗为词”,主要表现为对题材内容的拓展,对格调意蕴的重视等。这在主要以倚红偎翠为基本内容的传统中,显得非常另类,所以当时经常得到讽刺性的评价。
值得提出的是,苏轼的这一类创作有着非常鲜明的自觉意识。这表现在,首先,他要突破传统,自成一家。其次,他在文学创作上一贯具有争胜心态。对词坛上某些冲破“花间”、南唐词风的努力,他应该是曾经注意的。以我们对苏轼个性的了解,他肯定要在这方面继续力争超越前人。所以,苏轼实际上是在几个方面争胜,既有和传统词风的争,也有和体现士大夫意识的新兴词风的争,前者是破,后者则是进一步立。
就在苏轼提出词“自是一家”不久,李清照又提出了词“别是一家”的说法,同样进行了“尊体”的探讨。不过,和苏轼不同,李清照主要是从词的体性入手的。在其著名的《词论》中,这位女词人对北宋词坛作了全面梳理,在对所谓“俗词”大加声讨的同时,主要批评了忽视词的音乐性的做法。因为词自产生以来,本身就是一种音乐文学,到了李清照的时代,仍然主要是音乐文学。偏离了这一传统,或者使得这一传统变味,显然不能为词坛的多数人接受。
尽管苏轼和李清照的词论彼此带有一定的否定性,但不可否认,二者都有尊体的动机。前者是从意义的层面上,要把词向传统诗文的表达功能靠拢,从而否定“小道”之说;后者则从词的本来意义上,强调艺术的精工,从而保证这一文体的特殊性。看似相反,实则相成。
苏轼和李清照的尊体论,实际上从两个方面画出了中国词史的轨迹,因而不断在后世得到回应。
注①:尊体,指词这种体裁被词作家所推崇,不再被视为“小道”。
下列关于“尊体”的说法,不符合文意的一项是

A.词在发展初期,普遍被视为“小道”,到北宋时期,词坛始出现尊体之说。
B.苏轼“以诗为词”,对传统词风进行改革,这在当时是非常另类的做法。
C.当时词坛有人正努力冲破“花间”、南唐词风,苏轼也力争以创作实践来超越前人。
D.李清照并不反感北宋词坛的“俗词”,她主要批评了词作忽视音乐性的做法。

下列对苏轼、李清照尊体的“两个层面”的理解,不符合文意的一项是

A.苏轼突破词的传统,主要表现为拓展词的题材内容,重视词的格调意蕴,因此自成一家。
B.李清照主要是从词的体性入手,来维护“别是一家”的词的本来特征——音乐性。
C.苏轼和李清照的词论,分别从意义的层面上和艺术的层面上尊体,两者相反相成。
D.两种尊体论从不同方面画出了中国词史的轨迹,但都不被当时词坛的多数人接受。

依据文中信息,下列推断不正确的一项是

A.苏轼的幕僚调侃“学士词须关西大汉,铜琵琶、铁绰板,唱‘大江东去’”,体现当时词坛对苏轼“另类”词风的讽刺性评价。
B.超越传统词风是“破”,超越新兴词风是“立”,由于创作上的争强好胜,苏轼“立”的成就远远大于“破”。
C.进入南宋以后,李清照由于有了国破家亡的惨痛经历,其词作内容转为深沉,但依然保持了音律之美。
D.苏、李的尊体论,不断在后世得到回应,可以推想,它们会在拓展主题和遵守音律两个方面不断互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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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侃先生二三事
①中国文人似有放诞的传统,然而在大多数情况下,放诞与其说是真性情的流露,不如说是专制制度下无奈的装疯卖傻。就群体而论,文人放诞怪癖的行为,既能见自由之态又能显率性之真,恐怕也只有晚清和民国间的读书人了。如章太炎将袁世凯所授大勋章贬做扇坠,辜鸿铭大辫长袍徜徉北大校园,逻辑学家金岳霖与鸡共餐……黄侃也堪列其中。
②黄侃为章太炎门生,学术深得其师三昧,后人有“章黄之学”的美誉;其禀性一如其师,嬉笑怒骂,恃才傲物,任性而为,故时人有“章疯”、“黄疯”之说。
③1908年春,光绪帝与慈禧太后先后病逝,清廷下令各地举行“国丧”。当时,高等学堂学生,同盟会会员田桓在“哭临”(指追悼皇帝的仪式)时,流露不满情绪,堂长杨子绪高悬虎头牌警吓,并欲开除田桓学籍,黄侃获悉,大怒。闯入学堂,砸烂虎头牌,大骂一顿而去;又过几天,田桓带头剪辫以示反清,杨子绪恼怒异常,又悬挂虎头牌,黄侃闻讯,手持木棒冲进学堂,先砸烂虎头牌,又要痛打杨子绪。
④1911年7月,黄侃因宣传革命,被河南豫河中学解职,返乡途经汉口之际,同盟会同志及友人为他设宴洗尘。席间论及清廷腐败,革命浪潮的高涨,黄侃激愤不已,当晚,黄侃借酒性挥毫成文,题为《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文章刊出,舆论哗然,各地报刊或纷纷报道,或全文转载,清廷惊恐万分。
⑤黄侃不仅有革命之壮行,亦多名士之趣行,一次,他在课堂上兴起,谈及胡适和白话文说:白话与文言谁优谁劣,毋费过多笔墨,比如胡适的妻子死了,家人发电报通知胡适本人,若用文言文,“妻丧速归”即可;若用白话文,就要写成“你的太太死了,赶快回来呀”11个字,电报费要比用文言贵两倍,全场捧腹大笑。
⑥黄侃曾经在中央大学任教。学校规定师生进出校门需佩戴校徽,而黄侃偏偏不戴,门卫见此公不戴校徽,便索要名片,黄侃竟说:“我本人就是名片,你把我拿去吧!”争执中,校长出来调节、道歉才算了事。在中央大学教课的名流颇多,大多西装革履,汽车进出,最起码也是包车。唯有黄侃进出学校,穿一件半新不旧的长衫或长袍,并用一块青布包裹几本常读之书。一个雨天,其他教授穿胶鞋赴校,而黄侃却穿一双土制皮木钉鞋以防滑践泥,课后晴天,他换上便鞋,将钉鞋用报纸包上夹着出校门,新来的门卫不认识黄侃,见他土里土气,又夹带一包东西,便上前盘问,还要检查纸包,黄侃放下纸包就走,从此不再去上课,系主任见黄教授连续几天未到校,以为生病,便登门探望。黄侃闭口不言,系主任不知所以然,急忙报告校长,校长亲自登门,再三询问,黄侃才说:“学校贵在尊师,连教师的一双钉鞋也要检查,形同搜身,成何体统?”校长再三道歉,后来托名流相劝,均无效果。
⑦志士之狂、名士之狷,当然不是黄侃的全貌,他对学术的谨严与虔敬,恐怕才是其性情的根本。黄侃治学非常严谨,对待著述十分谨慎、认真。所治经、史、语言文字诸书皆反复数十遍,熟悉到能随口举出具体的篇、页、行数,几乎没有差误,即便如此,依然不轻易为文。他常说,学问之道有五:“一曰不欺人,二曰不知者不道,三曰不背所本,四曰为后世负责,五曰不窃。”黄侃还经常教育学生,中国学问犹如仰山铸铜,煮海为盐,终无止境。作为一个学者,当日日有所知,也当日日有所不知,不可动辄曰我今天有所发明,沾沾自喜,其实那所谓发明,未必是发明。
⑧以学术“新”、“旧”论,黄侃与陈独秀、胡适、鲁迅等新文化学人可谓泾渭分明,但在内在精神方面,他们对学术独立、自由精神的追求、甚至革命行动的激烈等,恐怕也有许多相似之处吧。
(根据刘作忠《国学大师黄侃的妙文趣事》改写)
文章是从哪几个方面叙写黄侃的?请各举一例。
按照第⑦段中的黄侃的说法,中国学问有什么特点,应当采取怎样的治学态度,应当做出怎样的贡献?(用自己的话回答)
作者这样叙写黄侃的写作意图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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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千里远的一场情奔
张晓风
湖极小,但是它自己并不知道。由于云来雾去,取名梦幻,关于这一点,它自己也一并不知。
云经过,失足坠入,浅浅的水位已足够溢为盈盈眼波。阳光经过,失足坠入,暖暖的火种也刚好点燃顾盼的神采。月色经过,山风经过,唯候鸟经过徘徊伫足之余竟留下三千公里外的孢囊,这是后话,此处且按下不表。
有人说日据时代旧名鸭池的就是它,有人说不然。有当地居民说小时候在此看到满池野鸭。有人说今天虽不见水鸟,但仍拾到鸟羽,可见千年来追逐阳光的候鸟仍然深深眷爱这条南巡的旧时路,有人在附近的其他池子里发现五十只雁鸭,劫余重逢,真是惊喜莫名。这被相思林和坡草密密护持钟爱的一池清凉,却也是使许多学者和专家惊讶困惑而不甚了然的小小谜团。我喜欢在众说纷纭之际在小湖守着自己那份置身事外的闲定。
湖上遍生针兰,一一直立,池面也因而好看得有如翠绫制成的针插。但湖中的惊人情节却在水韭,水韭是水生蕨类,整场回肠荡气的生生死死全在湖面下悄然无息地进行。
有学者认为它来自东北,由于做了候鸟免费的搭乘客,一路旅行三千公里,托生到这遥远的他乡。想它不费一文,不功一趾,却乘上丰美充实的冬羽,在属于鸟类的旅游季出发,一路上穿虹贯日,又哪知冥冥中注定落在此山此湖,成为水韭世界里立足点最南的一族。如果说流浪,谁也没本事把流浪故事编制得如此潇洒华丽。如果说情奔,谁也没有机会远走得如此彻底。但这善于流浪和冲激的生命却也同样善于扎根收敛。植物根系的教授钻井四公尺,湖底的淤泥里仍有水韭的遗迹。湖底显然另有一层属于水韭的“古代文明”,推算起来,这一族的迁移也有若干万年了。水韭被写成了硕士论文,然后又被写成了博士论文——然而却没有人知道,在哪一年秋天,在哪一只泛彩的羽翼中夹带了那偷渡的情奔少年,从此落地繁殖,迁都立国。
使我像遭人念了“定身符咒”一般站在高坡上俯视这小湖而不能移足的是什么呢?整个故事在哪一点上使我噤默不能作声呢?这水韭如此曲折柔细像市场一根不必花钱买的小葱,却仍像某些生命一样,亦有其极柔弱极美丽而极不堪探索碰触的心情。如此大浪荡和大守成,岂不也是每个艺术家梦寐以求的境界?以芥子之微远行三千里,在方寸之地托身十万年,这里面有什么我说不清却能感知的神秘。
水韭且又有“旱眠”,旱季里池水一枯见底,但在晒干的老株下,沼泽微润,孢子便在其中蓄势待发,雨季一至,立刻伸头舒臂,为自己取得“翠绿权”。
诗人或者可以用优雅的缓调吟哦出“山中一夜雨,树抄万重泉”的句子,但实质的生命却有其奔莽剧烈近乎痛楚的动作。一夜山雨后,小小的湖泊承受满溢的祝福。行人经过,只见湖面轻烟绾梦,却哪里知道成千上万的生命正在作至精至猛的生死之搏。只有一个雨季可供演出,只有一个雨季可恣疯狂,在死亡尚未降临之际,在一切尚未来不及之前,满池水韭怒生如沸水初扬——然而我们不知道,我们人类所见的一向只是澄明安静浑无一事的湖面。这世界被造得太奢华太繁复,我们在惊奇自己的一生都力不从心之余,谁又真有精力去探悉别种生命的生死存亡呢?谁能相信小小湖底竟也是生命神迹显灵显圣的道场呢?
梭罗一度拥有瓦尔登湖,宋儒依傍了鹅湖,而我想要这鲜澄的梦幻湖,可以吗?我打算派出一部分的自己屯守在此,守住湖上的寒烟,守住寒烟下水韭的生生世世,且守住那烟织雾纺之余被一起混纺在湖景里的自己。
(选自《张晓风散文集》)
综观全文,本文标题“三千里远的一场情奔”的含义是什么?
文章开头作者用三段笔墨描写梦幻湖,请简要分析有什么作用。
对于梦幻湖,“我”的态度发生了什么变化?你认为造成态度变化的原因是什么?请结合文章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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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中的“饥民特征”
饥饿是我们畸形的民族魂和病态的国民性。这种情况持续了几千年,习惯成自然,已经制度化,见怪不怪。饥饿一旦成为我们的基因,渗入我们的血脉,铸造出我们的人格,那么我们对世界上的一切就采取了“吞下主义”和“实用主义”的态度。“吞下主义”会让人丧失理智,不管它能不能消化,先一口吞下再说,哪怕被撑死,有俗语为证——“死也要做个饱死鬼”。
既有饥饿的尖锐记忆,又有“民以食为天”的潜移默化,中国人的味觉和肠胃系统异常敏感和发达,中国人的口腔一刻也难以停止运动,形成了习惯。形形色色的“饥饿后遗症”仍然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无处不在。稍微注意一下我们的日常生活,就会发现,但凡餐厅、婚宴等场合,总是人声鼎沸,欢声笑语,碰杯猜拳声不绝于耳,以至于中国人的那种热闹不能称为兴奋,而应该叫亢奋。很多外国人到中国餐厅吃一次饭都像经历了一场世界末日。
一日三餐还不够,宵夜还不够,即使在工作、开会、学习、谈恋爱的时候,中国人也是茶水、水果、瓜子甚至各种糖果和糕点吃个不停。在中国,任何事情到最后,都演化成了“吃”这种仪式,连死人也不放过,让外国人百思不得其解。西方人扫墓不过一束花而已,中国人却将宴席摆到坟头上,酒、食、器皿、仪式等一样也不能少,可谓“以饥民之心,度鬼神之腹”。不过,这些行为也使“吃”具有了丰富的文化内涵,成就了中华美食文化。
我们进餐时抢,乘车时抢,入学时抢,分配时抢……大街上到处都是鲁迅先生所说的那种鸭子般伸长了脖子的人在寻找一切猎物。我们像蝗虫一样,争抢着眼前的一切,即使这些东西已经过剩,我们还是要抢,就像一些暴发户买来“茅台”或者“人头马”,喝一口吐一口。
有什么样的文化,就有什么样的个体人格和普遍国民性,就有什么样的社会形态和社会风气。这个特征可以用一个词来概括——“饥民特征”。在历史和现实中,中国的商人擅长官商勾结、投机倒把,而不是创新和开拓;企业对不可再生的自然资源采取的是掠夺式的开采;官员信奉“有权不用,过期作废”;政府部门出现种种短期行为,大搞政绩工程、形象工程;老百姓信奉“明哲保身”和“今朝有酒今朝醉”等人生哲学。中国人在世界上拥有最高的储蓄率,建立起奢华的“殉葬”制度,中国人在宴请、祭祀时的铺张浪费等怪现象,折射出来的,何尝不是内心深处对明天就会发生饥饿的恐惧和投机心理。
饥饿是藏在中国文化内核里的永动机,是我们的个体人格和民族魂。这一切才是鲁迅先生关于中国历史“吃人”论断的最深层、最残酷的社会根源。这种人格已经藏不住,可以外化为文学形象。鲁迅先生曾经塑造了“阿Q”这个不朽的形象来高度浓缩蒙昧的中国人,对于病入膏肓的国民性,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内容有删改)
下列说法,符合文意的两项是(选对一项给2分,选对两项给5分,多选不给分)()

A.“饥饿后遗症”在现实生活中无处不在,但凡聚会、婚宴等场合,总是人声鼎沸,欢声笑语,碰杯猜拳声不绝于耳。
B.文章第二段和第三段将中国人和外国人在用餐及扫墓时的表现进行对比,突出了中国人对“吃“的美好感情。
C.官员信奉“有权不用,过期作废”,老百姓信奉“今朝有酒今朝醉”等,实际上就是“饥民特征”的表现。
D.“饥民特征”是一种变态的心理,争抢着眼前的一切,就像一些暴发户买来“茅台”或者“XO”,喝一口吐一口。

E.饥饿是藏在中国文化内核里的永动机,是我们的个体人格和民族魂,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中国文化的发展。
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文章内容的一项是()

A.“饥民特征”是几千年来逐渐形成的、制度化的、习以为常的畸形的民族魂和病态的国民性。
B.当饥饿渗透到我们的灵魂深处、影响到我们人格的形成的时候,我们就会非理智地“吞下”一切。
C.因为“饥饿后遗症”普遍存在着,所以中国人的味觉和肠胃系统异常敏感和发达。
D.我们进餐时抢,乘车时抢,入学时抢,分配时抢……即使这些东西都已经过剩,还是要抢。

中国文化中的“饥民特征”对中国文化有何影响?
中国人喜欢储蓄,据说以前在山西,家家户户都有一间屋子专门用来存放粮食,哪怕是富商大户也会囤积一屋子粮食,并一直保持着这样的储存量。请用文中观点分析中国人喜欢储蓄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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