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园缘老编辑朱慨然的家在古双巷的尾端-优题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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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星宿
当远古的人们第一次仰望星空时，就对这个世界的存在发出了疑问。渐渐的，各个民族都形成了自己对星空的认识。如今的我们似乎很习惯用西方的星座解读生活，却忽略了我们中华自己的智慧，几千年前，我们的祖先就已经对我们头顶的星空进行了深刻的思考与探索。
我们中国古代的对星空的认识是在天上重新塑造了一个社会，地面上所有的东西能都在天上对应的找到，那里有皇帝，有皇后，有军队，还有房屋、马车……在天上形成了一个与地面上类似的人间体系。由于种类繁多，所以中国的古代星宿比较复杂，零乱。但它是对纷扰世界的反映。
古人通常把天上的恒星几个几个地组合在一起，每个组合给一个名称。这样的恒星组合称为星官。各个星官所包含的星数多寡不等，少到一个，多到几十个。所占的天区范围也各不相同。在众多的星官中，三垣二十八宿占有很重要的地位。这样把所有的星星都划分到不同的星宿里，这不仅方便观测和测量这些恒星并且古人还有更重要的用途。中国古代天文最重要的特点是经世致用，就是每一种星宿划分方法都有一定的用途。通过对星空的观测，我们发展出了精确的历法。还有占星术，它专以战争胜负、年承丰歉、王朝盛衰、帝王安危等军国大事为占测对象，在古代拥有强大的政治功能、军事功能和文化功能，并且由于与皇权的这种特殊关系，决定了它在政治运作中可能扮演重要的角色。大体上我们把星空划分成了“三垣”和“四象”。“三垣”是北天以北极星为中心的一大片星区，“垣”就是城墙的意思，三垣分别是太微垣、紫微垣和天市垣。而“四象”是黄道以及黄道附近围绕天区一周的星宿体系，分别是东方苍龙、西方白虎、南方朱雀、北方玄武。而进一步把每一象在划分成七宿，于是又形成了二十八星宿。
此外，古代的占星家为了用天象来占卜人间的吉凶祸福，分别将天上的星星与地面上的国州相对应，称为分野，具体就是将某个星宿作为某个州的分野，例如，王勃的《滕王阁序》中写道“星分翼轸，地接衡庐”中的翼轸就是说江西的南昌地处翼轸的分野之内。
在中国传统上，北极星有非比寻常的意义，例如公元前1097年周公时代称北极星“微帝”等。这是由于它看起来在天空中固定不动，被众星拥护，故被视为群星之主。《论语·为政》记载“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
而北斗七星是我们最熟悉的星宿之一，由于它醒目的形状和它重要的位置，所以它在中国古人的心目中的地位及其重要，它就像一个巨大的勺子悬挂在北方的天空。随着历史的发展，北斗七星的地位一天比一天高起来，后来成了掌管人们生死的星宿，在道教中，北斗七星被称为七元解厄星君，居北斗星宫，根据人的出生时刻，人的生命可以被七个星君分管。根据这个原理，我们就可以找到自己的主管星。
下列关于星宿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A．中国古代星宿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我们的祖先对现实社会的认识。

B．由于强调星空和人间的对应，中国古代的星宿划分比较复杂。

C．三垣是以北极星为中心的星区，在二十八宿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D．星宿的划分方便对星空的观测，对制定精确的历法有很大意义。

下列表述，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各个民族都有对星空不同的认识，今天我们似乎很熟悉西方星座，却忽略了中国古代对星空更为深刻的思考。

B．把星星都划分到不同的星宿，每一种划分方法都有重要的用途，这体现出中国古代天文学经世致用的特点。

C．中国古代的占星术的占测对象都是军国大事，并且与皇权关系密切，对政治、军事活动能有很大的影响。

D．古代的占星家将星宿和国州对应，认为通过对天上的星星的观测，能预测出它所对应的地面区域吉凶祸福。

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四象”是将黄道及其附近围绕天区一周的星空，按东西南北四个方位划分星宿体系。

B．北极星因为在天空中特殊的位置，往往被古人视作统治者的象征，地位自然非比寻常。

C．北斗七星像一个巨大勺子的形状十分醒目，地位十分重要，也是我们最熟悉的星宿之一。

D．道教将北斗七星称为七元解厄星君，认为是掌管生死的星宿，所以其地位越来越高。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后面的题目。(25分)
和当代大学生谈王瑶先生
钱理群
王瑶先生在建国后长期执教于北大中文系，他在学术上的主要贡献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他对中古文学史的研究，他最著名的著作是《中古文学史论》，据有关专家说，可能到现在中古文学史的有关研究还很少有超越他的著作；他另外一个最大的贡献是在建国以后，第一个写《新文学史稿》，是我们现代文学学科的奠基人之一，所以有非常巨大的影响。
1987年，王瑶先生曾经写过一篇题为《自我介绍》这样一篇短文：“在校时诸多平平，鲜为人知。惟斯时曾两系囹圄，又一度主编《清华周刊》，或能为睽违已久之学友所忆及。多年来皆以教书为业，乏善可述，今乃忝任北京大学教席。迩来垂垂老矣，华发满颠，齿转黄黑，颇符‘颠倒黑白’之讥；而浓茗时啜，烟斗常衔，亦谙‘水深火热’之味。惟乡音未改，出语多谐，时乘单车横冲直撞，似犹未失故态耳。”
“出语多谐”，是王瑶先生最为特别的语言表达方式。先生著作里的语言，和他日常生活中谈话的语言是不一样的，有很大的差异。先生著作的语言是标准的学术语言，严谨而简洁；但在日常谈话中，他确实“出语多谐”。鲁迅先生喜欢给人起绰号，入木三分，到了刻毒的地步。王瑶先生也是这样，假如私下讨论一个人，或一类人，他会用一句话概括，概括得也是入木三分，让人终生难忘。我举个例子：他说我们学者中有一类，与其说是学者，不如说是社会活动家，是“社会活动家型的学者”。我们今天就到处遇到这样的社会活动家型的学者，他或者根本没有学问，但极善公关，或者也有点学问，开始阶段还下了点工夫，取得一定成绩，然后就通过社会公关极力推销自己的产品，以取得最大报酬，得到最大限度的好处，包括政治和物质的好处，通常情况下，还要超值。而他们一旦掌握权力那就很可怕，他会充分利用现有的体制，为自己谋取更大利益，拉帮结派，“武大郎开店”，压制才华高于自己的同辈或年轻人，有的就成了学霸。——可以说，王瑶先生的概括是击中了某类人，以及我们的教育体制的要害的。
王先生还把一些学者称为“二道贩子”，即向外国人贩卖中国货，又向中国人贩卖外国货。他并没有真学问，无论对中国文化，还是外国文化都并无真知、深知，一知半解，抓住一些皮毛，就到处炫耀，糊弄，他的学问全在一个“贩”字。——这话说得非常刻毒，却也击中要害。王瑶先生在八十年代就看出了贩卖学术，即学术商业化的倾向，这样的眼光不能不让人折服。我现在在观察当下中国学术界与教育界时，常常要想起王瑶先生取的这样两个绰号，我觉得这都可以称得上某些学者类型的经典性概括。
王瑶先生还有一段话也让我不能忘怀。有一天王瑶先生找到我，他说，我现在面临两难选择：我现在年纪已经大了，要是继续努力，发挥余热，不过是“垂死挣扎”；要是什么也不做，那就是“坐以待毙”，你说我该怎么办？他最后的选择是：“与其坐以待毙，不如垂死挣扎”。——我当时听了以后受到了极大的震撼，也反过来问自己：我是不是也面临着这样的两难，虽然我年纪比王先生轻。这是一个人类共同的生命命题：所有的人，都有同一个“死亡”在等待你，这是毫无例外，不可选择的；但由生到死的路途，却有“有为”（“垂死挣扎”）与 “无为”（“坐以待毙”）两种选择。这背后是有一个人生哲理的，即人生意义和价值不在于结局，而在于过程。在“挣扎”的过程中，“有”所“为”，爆发出生命的火花，哪怕是只有一个瞬间，也会带来美感，就有了某种价值；如果选择“无为”，什么也不干，这样的生命就没有一点光彩，就真的“坐以待毙”了。这里有很深的哲理，但王瑶先生用一种玩笑式的幽默的语言表达出来，就具有很大的冲击力。
（节选自《和当代大学生谈王瑶先生以及我们那个时代所受的教育》有删节）
下列对文章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最恰当的两项是（）(5分)

A．《中古文学史论》是王瑶先生最为重要的学术贡献之一，到现在中古文学史的有关研究还没有产生超越他的著作。

B．王瑶先生著作里的语言，是标准的学术语言，严谨而简洁，与他日常生活中谈话的语言存在很大差异。

C．王瑶先生用“武大郎开店”辛辣地讽刺了那些一旦掌握权力就会充分利用现有体制，压制才华高于自己的同辈或年轻人的某类人。

D．作者主要运用肖像描写和语言描写的手法，形象而生动地表现出了王瑶先生的个性与人格魅力。

E．王瑶先生在评价某些人事时，具有入木三分、不乏刻毒的鲁迅式的风格，那些精准的概括不但常常击中某类人或教育体制的要害，还具有一定的预见性。
本文第二段王瑶先生的《自我介绍》中，“颠倒黑白”与“水深火热”分别是什么含义？在文中有哪些作用？(6分)
本文通过哪几方面来表现王瑶先生的“出语多谐”？请简要说明。(6分)
王瑶先生所说的“垂死挣扎”和“坐以待毙”的选择背后，蕴含着一个怎样的人生哲理？你是否认同王瑶先生的选择？请谈谈你的认识。(8分)

阅读下面的小说，完成（1）～（4）题。 (25分)
品质
（英）约翰·高尔斯华绥
格斯拉先生的店房朴素安静，橱窗里陈列的几双靴子太美观了，是模范品，只有亲眼看过靴子灵魂的人才能做出那样的靴子。
格斯拉先生有点儿像皮革制成的人，脸黄皱皱的，头发和胡子是微红和鬈曲的，双颊和嘴角间斜挂着一些皴纹，话音很单调，喉音很重，有点僵硬和迟钝，只有蓝灰眼睛含蓄着朴实严肃的风度，好像在迷恋着理想。人们不时常到他那里去，因为他所做的靴子非常经穿，好像把靴子的本质缝到靴子里去了。
一个人年纪大了而又荒唐起来以至于赊账的时候，也决不赊格斯拉先生的账；人们走进他的店堂，不会像走进一般店铺那样怀着“请把我要买的东西拿来，让我走吧”的心情，而是像走进教堂那样。来客坐在那张仅有的木椅上等候，因为他的店堂里从来没有人的。过了一会儿，看到他从店堂二楼楼梯口往下边望，随后听到一阵喉音，以及趿拉着木皮拖鞋踏在窄狭木楼梯的踢踏声；他终于站在来客的面前，没有穿外衣，背有点儿弯，腰间围着皮围裙，袖子往上卷起，眼睛眨动着——像刚从靴子梦中惊醒过来。我说：“格斯拉先生，可以给我做一双俄国皮靴吗？”
他一声不响地离开我，退回去，我继续坐在木椅上欣赏皮革的香味。不久，他回来了，手里拿着一张黄褐色皮革。他盯着皮革对我说：“多么美的一张皮啊！”等我也赞美一番后，他继续说：“你什么时候要？”我回答说：“啊！你什么时候方便，我就什么时候要。”于是他说：“半个月以后，好不好？”我含糊地说：“谢谢你，再见吧。”他边说“再见”，边继续注视手里的皮革。
一天，我对他说：“格斯拉先生，在城里散步时靴子咯吱咯吱地响了。”他看了我一下，没有做声，蹙蹙眉头，好像在搜寻对那双靴子的回忆。“把靴子送回来！”他说，“如果我不能把它修好，就不收这双靴子的工钱。”
有一次，我穿着因为急需才在大公司买的靴子，走进他的店铺。他的眼睛在细看我脚上的次等皮革，他说：“那不是我做的靴子。”为了讲究时髦，我左脚的靴子有一处很不舒服。他用手在那地方压了一下。
“这里痛吧，”他说，“这些大公司真不顾体面，把一切垄断了，”他说，“他们利用广告而不靠工作把一切垄断去了。我热爱靴子，但是他们抢去了生意，我很快就要失业了。”我看看他满是褶皱的面孔，看到了我以前未曾注意到的东西：惨痛的东西和惨痛的奋斗！我定了许多靴子，这些靴子格外经穿。差不多穿了两年，我也没想起要到他那里去一趟。
我再去那里的时候，他的店铺外边的两个橱窗中的一个漆上了另外一个人的名字，也是一个靴匠的名字。那几双常见的旧靴子已经失去了孤高的气派，挤缩在单独的橱窗里了。
“啊！格斯拉先生！”我结结巴巴地说，“你的靴子实在太结实了！”
“是的，”他说，“人好像不要结实靴子了。”
我定做了几双靴子。过了很久，靴子才送到——但是这几双靴子比以前的更结实。不久，我到国外去，过了一年多回到伦敦。我离去时，他是个六十岁的人，回来时，他仿佛已经七十五岁了，衰老极了，看了叫人难过。
“啊！格斯拉先生，”我说，“你做的靴子好极啦！我差不多一直穿。”他细看我这双皮靴，把手放在靴面上说：“这里还合脚吗？我记得费了很大劲才把这双靴子做好。”我向他确切地说明：靴子非常合脚。“你要做靴子吗？”他说，“我很快就做好，现在我的生意很清淡。”我说：“我急需靴子——每种靴子都要！”
我对这几双靴子并不存什么指望，但有一天靴子送到了。我一双双地试穿，不论在式样或尺寸上，在加工或皮革质量上，这些靴子都是他给我做过的最好的靴子。一星期后，我想向他说明：他做的新靴子是如何的合脚。走进他的店铺时，店堂里只有一个年轻人。
“格斯拉先生呢？”我问道。
“啊！”他说，“可怜的老头儿是饿死了。他不让任何人碰他的靴子，接了定货后，费好长时间去做，顾客可不愿等待呀。结果，他失去了所有的顾客。在伦敦，没有一个人可以比他做出更好的靴子！他从不登广告，用最好的皮革，还要亲自做，这就是他的下场。”
“但是饿死——”“他从不让自己有吃饭的时间；店里从来不存一个便士。所有的钱都用在房租和皮革上了。他是个怪人，但是他做了顶好的靴子。”
“是的，”我说，“他做了顶好的靴子。”
（据沈长钺译本，略有删改）
下列对小说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最恰当的两项是（）（）

A．开始时格斯拉先生鞋店的橱窗里陈列的几双靴子非常美观，后来靴子失去了原有的气派，挤缩在单独的橱窗里，这形象地表明格斯拉先生鞋店的境况今非昔比。

B．小说中的“我”多次说格斯拉先生做的靴子“结实”，又说“我对这几双靴子并不存什么指望”，实则是委婉含蓄地批评格斯拉先生做的靴子式样笨重难看。

C．格斯拉先生有点像皮革制成的人，严肃、僵硬，因此，人们不敢赊他的账，走进他的店铺就像走进教堂一样，不敢有丝毫的随意。

D．小说以小见大，通过描写格斯拉先生的悲剧，展现了现代社会机器大生产几乎完全取代了原始的手工业生产、大公司行业垄断的残酷现实。

E．小说成功地塑造了靴匠格斯拉先生的形象，寄寓了作者对他的深切同情，也深刻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人与人之间的隔膜和无情。
文中的格斯拉先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形象？请简要分析。
小说中的“我”有什么作用？请简要分析。
对于格斯拉先生，有人认为小说表现了作者对他的赞赏，也有人认为小说隐含了作者对他的批评。请结合全文，谈谈你的观点和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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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释道互补的和合文化
对于和合文化，可以从多角度来解读。有人从中读出一种文化战略，有人从中读出一种社会理想，都讲出了一番道理。我别出心裁，想把和合文化解读为一种健全的心态。在我看来，“和合”一词中的“合”，应该是指人的多种精神诉求的集合。道理很简单，只有在具备两个以上要素的情况下，才能谈得上“合”；倘若只是单一要素，根本就谈不上“合”了。多种要素凑在一起，有可能发生冲突，也未必就一定发生冲突。即便发生冲突，也未尝不可以化解。成功地化解冲突，便进入了“和”的状态。所谓“和”，应该是指多样性的统一，是指冲突的化解。显而易见，这种意义上的“和”，有别于“同”，故而孔子力主“和而不同”。要想把人的多方面的精神需求统一起来、协调起来，进入“和”的心态，绝非易事，仅靠一种学说，显然也是不可能做到的，必须综合运用多种学说。在传统文化资源中，对于和合心态的养成，儒释道三家都是不可或缺的元素。三教分别满足中国人精神生活中某方面的需要，帮助人们养成和合的心态。
儒家的精神趣旨，可以概括成三个字，那就是“拿得起”；用两个字来概括，那就是“有为”；用一个字来概括，那就是“张”。儒家主张立德、立功、立言，主张干事，主张积极有为。儒家好比是粮食店，是精神的加油站。人没有饭吃，活不成；没有精神食粮，同样也活不成。道家的精神趣旨是“想得开”；用两个字来说，叫做“无为”；用一个字来说，叫做“弛”。道家的趣旨与儒家似乎相反，实际上互为补充。学会紧张，是一门学问；学会放松，同样也是一门学问。道家好比是药店，当人遇到了精神困惑的时候，光吃粮食是不行的，还需要吃药，上药店。佛教精神趣旨是“放得下”；用一个字来说，那就是“空”。用佛教的术语说，“放得下”就是看破红尘，去除我执和法执，把精神追求的目标定位在彼岸的极乐世界。佛教是一个精品店，它要化解人生中的烦恼，达到精神上的解脱，使心灵得以净化。
拿得起，想得开，放得下，人的方方面面的精神需求，都可以在中国哲学中得到解决。儒道两家是中国固有的学问，主要是讲人生哲学。儒家告诉人如何堂堂正正地度过一生，道家告诉人们如何轻轻松松地度过一生，至于人死后怎样，两家都不怎么在意。佛教主要是讲人死哲学。佛教为人设计了“终极关怀”之所，标示出超越的精神取向，告诉人如何干干净净地辞别尘世。人死哲学与人生哲学似乎相反，惟其如此，才构成互补关系：倘若悟不透死，焉能悟透生？综合运用儒释道三家学问，连生死大关都能勘破，还不算是心态和合吗？儒道互补，讲出“张弛和合学”；儒释道互补，进一步讲出“生死和合学”；三教共同培育和合心态的形成。
(2011年11月29日《光明日报》有删节)
关于“和合”文化，下列说法有误的一项是( )

A．对于和合文化，可以从多角度来解读，作者认为，“和合”文化是一种健全的心态，它涉及到人的多种精神诉求。

B．只是单一要素，根本就谈不上“合”，多种要素凑在一起才是“合”，只有“合”而不发生冲突才能进入“和”的状态。

C．孔子力主“和而不同”，强调的是把人的多方面的精神需求统一起来、协调起来，进入“和”的状态，而不是简单的同化。

D．中国哲学可以解决人的方方面面的精神需求，儒讲“拿得起”，道讲“想得开”，佛言“放得下’’，三者互补，成就和合心态。

“在传统文化资源中，对于和合心态的养成，儒释道三家都是不可或缺的元素。”下列说法不能作为其依据的一项是( )

A．人的精神需求是多方面的，要把它们统一起来、协调起来，进入“和”的状态，仅靠一种学说是不可能做到的。

B．儒释道三教是中国传统文化资源中很重要的组成部分，它们能分别满足中国人精神生活中某方面的需要。

C．只是单一要素，根本就谈不上“合”，所以中国人同时信奉儒释道三教，借以养成和合的心态。

D．儒释道三家可以说是各有各的精神趣旨，看上去有很多对立之处，但在精神实质上互为补充。

下列表述，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人只有一种诉求是一种不健全的心态，所以才需要“和合”文化，才需要儒释道三家的互补。

B．中国固有的学问，向来只是研究“生”，不研究“死”，而佛学的引进则作了必要的补充。

C．儒释道三家互补，缺一则“互补”之说即无从谈起，当然也就无法达到所谓心态的和合。

D．只有综合运用儒释道三家的学问，才能讲“张弛”之道，破“生死”玄关，达成心态和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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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学储能的师范生时代
长沙第一师范对毛泽东的成长无疑产生了十分巨大的影响。在这里，毛泽东度过了他修学储能的师范生时代。
青年人求学，大多喜欢谈立志。毛泽东认为，离开真理来谈立志，只是对前人中有成就者的简单模仿。真正的立志，首先是寻找真理。1915年9月，在给好朋友萧子升的信中，他提出有“为人之学”“为国人之学”“为世界人之学”。看来，心系社会，苦学砺志，是这位师范生当时最基本的自我设计。
在一师，对他影响最大的老师，是教伦理学的杨昌济。杨昌济，长沙板仓人，1903年留学日本，六年学成后又赴英国修学三年，然后游历德国、瑞士。归国后，数次辞谢做官而从学，把教书育人看作自己的天职。他在一师讲修身课时，要求学生“高尚其理想”，鼓励他们要“奋斗”，“有朝气”，“有独立心”，能“立定脚跟”，而办事又要“精细”，“小不谨，大事败矣”。对学问，他认为要“贯通今古，融合中西”，自己要有分析的批判的精神。毛泽东很喜欢杨昌济的课，还时常去他的家里讨论问题。他自称：“近年来有所寸进，于书本得者少，于质疑问难得者多。”除杨昌济外，毛泽东还常到徐特立、黎锦熙、方维夏等老师那里去求学解疑。这在黎锦熙1915年的日记中有多处记载，所谈内容有“读书方法”，“在校研究科学之术”，也有“改造社会事”。
在学校的课程中，毛泽东把重点放在修身、哲学、国文、历史和地理等几门上，对数学、图画不花很多精力。他给朋友的信中说：“从前拿错主意，为学无头绪……于是决定为学之道，先博而后约，先中而后西，先普通而后专门。”他每天总是在天色微明时就起身，晚上熄灯后还借外面一点微弱的灯光苦读，从不肯浪费半点时间，而且持之以恒。从先秦诸子到本省的县志，他都认真地研读。他在给好友萧子升的信中开列了77种古代经、史、子、集的著作，说“苟有志于学问，此实为必读而不可缺”。
作为湖南人，毛泽东这个时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吸收和选择，深受湘学士风的影响。湖南历来注重兴办书院，许多著名学者曾在岳麓和城南等书院讲过学。学子们历代相传，不断阐发，到了晚清，形成以推崇性理哲学、强调经世致用、主张躬行实践为基本特征的湘学士风。在这种风气熏陶下，湖南学人大多关心世事，热衷于投身政治活动，涌现了一大批有影响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和革命家，从而使湖南成为近代以来最有朝气的省份之一。年轻的毛泽东，自然受到这一浓厚的文化土壤的强烈感染。湖南一师规定的《教养学生之要旨》里，专列一条：国民教育趋重实际，宜使学生明现今之大事，察社会之情状。毛泽东在《讲堂录》里记下不少这方面的言语，如：“实意做事，真心求学”；“古者为学，重在行事”；“闭门求学，其学无用，欲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
耳濡目染，手写心记，强化了毛泽东对社会实际的重要性的认识。他常对同学们讲，不仅要读“有字之书”，还要读“无字之书”。这无字之书，就是实际的社会。1917年暑期，他邀了当时已从一师毕业、在楚怡小学教书的萧子升，各带一把雨伞、一个挎包，装着简单的换洗衣服和文房四宝，外出“游学”。毛泽东他们没带分文，历时一个多月，走了九百多里路，游历了长沙、宁乡、安化、益阳、沅江五个县的不少乡镇。途中，结交了农民、船工、财主、县长、老翰林、劝学所所长、寺庙方丈各色人等，写了许多笔记。这样的“游学”，毛泽东在校期间还进行过几次。第二年春天，他和蔡和森沿洞庭湖南岸和东岸，经湘阴、岳阳、平江、浏阳几县游历了半个多月。他日后养成的调查研究作风，从这里已可看出些端倪。
中国社会这时正处在剧烈的动荡中。在一师期间，毛泽东总共花了160块钱左右，大约有三分之一用在订阅报刊上面。和同学们谈起时事，他总是有条有理，了如指掌，并且往往充满着激情。于是就有了“时事通”的外号。这更加深了他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1918年，毛泽东从长沙一师毕业，结束了五年半修学储能的师范生时代。此时的中国，一场急风暴雨就要来临。
（节选自金冲《毛泽东传》）
下列对传记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最恰当的两项是

A．毛泽东也看重立志，但他反对对前人中有成就者进行简单的模仿，他认为，应当首先寻找真理，并将其与社会需求相联系，才是真正的立志。

B．毛泽东非常重视中国传统文化经典的阅读学习，所以他要求好友萧子升阅读古代经、史、子、集著作，并开列了推荐书目77种。

C．强调经世致用、主张躬行实践是湘士学风的全部特征，这一风气催生了一大批有影响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和革命家。毛泽东自然也受到了深刻的影响。

D．毛泽东在校期间分别与萧子升和蔡和森进行过“游学”，这两次“游学”经历养成了他注重调查研究的作风。

E．本文选取毛泽东在长沙一师时的学习生活材料，围绕“修学储能”这个中心，表观了一代伟人在青年时代就展现出的卓尔不群的素质。
长沙一师的老师们给了毛泽东哪些方面的影响？请简要分析。
从三、四两段看，毛泽东在一师期间是如何对待学习的？请结合原文概括回答。
长沙一师五年的师范生生涯，为毛泽东后来投身社会革命储备了哪些能量？请结合全文，谈谈你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