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下列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 周村的丝绸生产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家庭手工丝织作坊。到明、清时，周村成为全国瞩目的丝绸生产中心，出现了收蚕、烘煮、缫丝、制丝、织绸、浆染等专业手工作坊几百家。民谣“桑植满田日，户户皆养蚕；步步闻机声，家家织绸缎”生动地描绘出当时周村丝织业的繁荣景象。
材料二 伴随着电视连续剧《大染坊》的热播，百年商埠——周村备受国人关注。该剧讲述了陈寿亭从一个叫花子到拥有雄厚资产的印染厂主的创业历程，描写了中国民族工业在20世纪初发生、发展的艰难道路，从中展示了一代人强国梦的诞生与毁灭。主人公陈寿亭以周村家喻户晓的大实业家张星垣为原型，全景式的描述了大染坊的兴衰过程，是近代山东乃至全国民族工业发展的缩影。
请回答：
(1)依据材料一概括周村丝绸业发展的主要特点。
(2)在电视剧《大染坊》中，民国初年陈寿亭创办的大华印染厂发展迅速，一跃成为青岛第二大印染企业。其原因是什么？你认为大华印染厂与材料一中印染业最本质的区别是什么？
(3)近代周村丝绸业是近代民族工业发展的缩影。结合所学知识对近代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地位和作用作简要评价。
阅读下列材料：
美洲和东印度航路的发现扩大了交往，从而使工场手工业和整个生产的发展有了巨大的高涨。从那里输入新的产品，特别是投入流通的大量金银（它们从根本上改变了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沉重地打击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劳动者），冒险的远征、殖民地的开拓，首先是当时市场已经扩大，而且规模愈来愈大地扩大为世界市场——所有这一切产生了历史发展的一个新阶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请完成：
（1）你是怎样理解“美洲和东印度航路的发现”的？它们是怎样被发现的？
（2）依据材料，概括指出“美洲和东印度航路的发现”所产生的影响。
近代前期，中国资本主义经历了从产生．初步发展．到进一步发展的三次浪潮，据此回答：
（1）中国资本主义是在何时产生的?
（2）中国资本主义有了初步发展是在何时?初步发展的原因是什么?其政治影响是什么?
（3）中同民族资本主义得到进一步发展是何时?进一步发展的原因有哪些?其最重要的政治影响是什么?
阅读下列材料：
材料一：“是书何以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一《海图图志》
材料二：“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一梁启超《变法通议》
材料三：（一）…满洲政府穷凶极恶，今已贯盈，义师所指……。
（二）……驱除鞑虏之后，光复我民族的国家
（三）……今者由平民革命建国民政府，凡为国民皆平等以有参政权。大总统由国民共举。
（四）……核定天下地价，其现有之地价，仍属原主所有；其革命后社会改良进步之增价，则归于国家，为国民所共享。——盟会宣言》
材料四：“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民主）并重。”
一陈独秀《敬告青年》
据材料和所学知识回答：
（1）材料一的作者是谁?
（2）材料二的作者同康有为在光绪皇帝支持下掀起了哪次改良运动?
（3）材料三提出的同盟会的政治纲领是什么?孙中山在《民报•发刊词》中把同盟会的政治纲领阐发为哪三大主义?它表明中国同盟会是一个什么性质的政党?2分）
（4）材料四中运动的口号是什么?2分）这次运动兴起的标志是什么?
历史上的重大改革回眸
材料一 20世纪30年代国民政府发起新生活运动，规定的内容，如“有暇时常至野外旅行”；“年未满六十岁者，不得设宴祝寿”；提倡“冷水洗浴”、节约运动、升降旗礼、清除垃圾和污水、灭蝇竞赛、禁毒等。1939年2月，蒋介石在演说中重新诠释“礼义廉耻”。“义”由原来“正当的行为”发展成为“慷慷慨慨的牺牲”。
——摘自刘利民《新生活运动：构建社会理性的尝试》
材料二如果用当初定下的新生活运动的目标和准则来衡量，三年多的新生活运动既没有能够使“五四”以来日趋没落的儒家文化得以复兴，也没能实现所谓国民衣食住行方面的生活革命，甚至连最基本的整齐清洁也无普遍做到，当然更谈不上“挽救危亡，复兴民族”。事实上，到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前，新生活运动归于失败。
——摘自关志钢、赵哲《抗战爆发前新生活运动的衰落及其原因探析》
请回答：
（1）据材料一，概括新生活运动的特征。
（2）根据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评价新生活运动。
阅读下列材料，回答问题。
传教士一踏上中国的土地，就面临如何处理基督教与中国本土信仰与文化的关系问题。英国传教士杨格非驴非1877年说：“我们来华不是为了开发资源，不是为了促进商业，也不仅仅是为了促进文明的发展，我们来到这里，是为了同黑暗势力进行斗争，拯救世人摆脱罪恶，为基督征服中国。”事实上，传教士的确把传教事业视为“文明”对“野蛮”、“福音”对“异教”的征战
令传教士没有想到的是，中国文化的式微并没有带来基督教在中国的胜利。由于启蒙运动所倡导的理性主义在20世纪随着科学的发展和工业化浪潮的推进，越来越深入人心。理性主义倡导以理性的态度和怀疑的精神对待一切，反对迷信和盲从，对宗教构成巨大挑战。特别是现代科学的发展展现了理性的巨大力量，动摇了基督教神学的根基。
20世纪初期中国知识和政治精英也把理性主义的成果——科学——视为拯救中国的良方，陈独秀、李大钊、蔡元培等新文化运动的知识分子都以科学为武器批判宗教蒙昧，坚信基督教代表落后和保守的力量。理性主义的胜利还带来世俗主义思想的盛行。世俗主义的盛行使人们失去对彼岸世界的兴趣，只关心现实的生活，削弱了宗教的影响力。
与此同时，现代民族主义在中国的兴起则冲击着传教运动所预设的东西方不平等的关系，引发了1920年代的非基督教运动和收回教育主权运动。一些传教团体日益感受到东方民族主义兴起的冲击，认识到“任何地区的基督教传教士都不可能继续奉行自己在种族上比其宣教对象优越的立场”。
此外，第一次世界大战打击了西方人，包括教会人士，对西方文明和基督教的信心。正如威廉·里尔牧师1919年指出的，“如果基督教国家不能像基督徒绅士那样和平共处，我们就不要谈论什么基督教文明”。无论在美国国内，还是在东方，西方优越和福音正义的观念，都因一战受到一定程度的质疑。
1919年来华的美国传教士葛德基在《亚洲》杂志上撰文指出，一个回美国度假的传教士在远东居住一段时间后，他却开始向美国人介绍远东的文化遗产，并在远东文化的影响下修正自己的建议。1925年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的华盛顿会议上，与会5000名代表表达了融合所有文明中优秀成分来建立基督秩序的愿望：所有这些现象被称为“改宗”。“改宗”不是指传教士改变宗教信仰，而是指传教思想，特别是对中国文化的看法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文化征服者变成了文化合作者；从一个敌视儒家传统，企图把基督教强加给中国的文化帝国主义变成了欣赏中国文化的伟大和优秀，并积极倡导宗教合作和文化交流的人。
——摘自王立新《美国传教士对中国文化态度的演变》
结合上述材料，论证“传教士在中国的失败”这一结论。（要求：观点明确，史论结合，逻辑严密，表述准确，多层次、多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