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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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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 试
林语堂
①殿试的日子到了。皇帝任命欧阳修为主试官,另外若干饱学宿儒为判官。在读书人一生这个紧要关头到来之际,大家心中都是紧张激动,患得患失。过去多年来三更灯火五更鸡的苦读力学,都是为了这一时刻。考生必须半夜起身,天甫黎明就要来到皇宫之外,身上带着凉的饭食,因为没考完是不许出考场的。在考试时,考生要各自关闭在斗室之中,有皇宫的侍卫看守。朝廷有极严厉的规定,借以防止纳贿或徇私。考生的试卷在交到考试官之前,先要由书记重抄一遍,以免认出试卷的笔迹。在重抄的试卷上,略去考生的名字,另存在档册里。考生在考完放出之时,考试官则关入宫中闱场,严禁与外界有任何接触,通常是从正月底到三月初,直到试卷阅毕呈送给皇上为止。考生首先考历史或政论。次考经典古籍,最后,在录取者的试卷已阅毕,再在皇帝陛下亲自监察之下考诗赋,然后再考策论。宋仁宗特别重视为国求才,对这种考试极为关注。他派贴身臣仆把题目送去,甚至有时为避免泄露,他还在最后一刹那改变题目。
②苏氏兄弟都以优等得中。苏东坡的文章,后来欧阳修传给同辈观看,激赏数日。那篇文章论的是为政的宽与简,这正是苏东坡基本的政治哲学。不过,不幸有一个误会。欧阳修对此文章的内容与风格之美十分激赏,以为必然是他的朋友曾巩写的。为了避免招人批评,他把本来列为首卷的这篇文章,改列为二卷,结果苏东坡那次考试是名列第二。在仁宗嘉佑二年(一○五七)四月八日,苏东坡考中,在四月十四日,他那时才二十岁,成为进士,在三百八十八人之中几乎名列榜首。得到此项荣誉,于是以全国第一流的学者知名于天下。
③苏东坡这个才气纵横的青年,这次引用历史事例,却失之疏忽,而且在试卷上杜撰了几句对话。他发挥文意时说,在赏忠之时,宁失之宽厚,在罚罪之时,当恻然有哀怜之心,以免无辜而受戮。他写道:“当尧之时,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这几句对白读来满好,显示贤君亦肯用不肖,使之有一展长才之日,这种史实颇可证实明主贤君用人之道。判官梅圣俞阅卷至此,对尧与皋陶有关此事之对白,不敢公然提出查问,因为一经提出,即表示自己对年久湮没的古籍未曾读过。苏东坡因此,才得以混过。考试过去之后,梅圣俞一天问苏东坡:
“可是,尧和皋陶这段话见于何书?我一时想不起在何处读过。”
苏东坡这位年轻学者承认说:“是我所杜撰。”
梅圣俞这位前辈宿儒大惊:“你所杜撰!”
东坡回答说:“帝尧之圣德,此言亦意料中事耳。”
④主考官录取一学生,即表示自己克尽其职发现了真才,二人彼此之间即形成了“老师”与“门生”终身不渝的关系。考中的门生要去拜谒主考老师致敬,并修函感谢恩德。欧阳修为当时文学权威,一字之褒,一字之贬,即足以关乎一学人之荣辱成败。当年一个作家曾说,当时学者不知刑罚之可畏,不知晋升之可喜,生不足欢,死不足惧,但怕欧阳修的意见。试想一想,欧阳修一天向同僚说的话,那该有何等的力量啊!他说:“读苏东坡来信,不知为何,我竟喜极汗下。老夫当退让此人,使之出人头地。”这种话由欧阳修口中说出,全京都人人都知道了。据说欧阳修一天对儿子说:“记着我的话。三十年后,无人再谈论老夫。”他的话果然应验,因为苏东坡死后的十年之内,果然无人再谈论欧阳修,大家都谈论苏东坡。他的著作在遭朝廷禁阅之时,有人还暗中偷读呢。
(选自林语堂著《苏东坡传》第四章)
请分别概括全文四个部分的大意。
答:                                                                            
本文结尾一段主要运用了什么描写技巧?它对刻画苏轼形象有何作用?请结合文本内容简要分析。
答:                                                                            
林语堂在《苏东坡传》序言中说:“元气淋漓富有生机的人总是不容易理解的……一提到苏东坡,在中国总会引起人亲切敬佩的微笑,也许这话最能概括苏东坡的一切了。”请结合本文内容以及你对苏东坡的了解,谈谈你对林语堂这段话的理解。
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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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永恒的教书匠——季羡林
晚近,季羡林先生的头衔,除了教育家、文学家、社会活动家,通常还有一项“国学大师”。为此,有人在报上陈辞,认为“季羡林的专业是佛学和梵文研究,算不上国学大师”。有人又撰文反驳,认为“传统国学的许多重大领域季羡林都涉及到了,绝对称得上是国学大师”。2007年5月,中央电视台拍摄季老的专题,拿我作陪衬,其间就提到了这段公案,问我怎么看。卑之无甚高论,窃以为,这事不值得争辩,在东西融会、环球一村的21世纪的今天,国学大师也者,既不应是一味钻故纸堆的冬烘先生,也无所谓荣辱褒贬。要我说,季羡林就是季羡林,他是一个平凡的人,也是一个大有人格魅力的人。他的平凡,即如他所说,只是一个教书匠,至多再加一个写家;他的大有人格魅力,就在于亦儒亦释亦道,而又非儒非释非道,从心所欲,脱略形迹,无法取替,不可超越。这后八个字,是我自己加的,季先生生前若听到,一定不赞成。记得有一年,胡光利、梁志刚两位学兄出版《此情犹思——季羡林回忆录》,在前言中写上“国学大师”“国宝级学者”“北大惟一终身教授”等词,季先生阅后,坚决要求删去。季先生说:“真正的大师是王国维、陈寅恪、吴宓,我算什么大师?我生得晚,不能望大师们的项背,不过是个杂家,一个杂牌军而已,不过生的晚些,活的时间长些罢了。”
2006年,第19届世界诗人大会在我国山东泰安召开,会上,季羡林、高占祥、李国彝三位被评为世界桂冠诗人。这又是一顶高帽。组织者的心思,咱不去猜测,高占祥、李国彝二位的成就,咱也不去评估,且说季先生。季先生在中学时,曾有“诗人”外号,说明他是喜欢诗的,是有这方面的素养的,但他一生发表之诗,据笔者所知,不会超过十首。季先生著作等身,身列作家之林,还自谦是票友。以不到十首诗的数量,荣膺世界桂冠诗人称号,他老人家肯定会感到惶恐。我没有猜错,一次见面中,季先生说了创作经过。季先生讲:“原本是泰安地区来人,说请我写一首诗,关于泰山的。我自幼景仰泰山,至今初衷不改,兴致一上,就动笔了。7月29日(2005年),温总理来,来得特早,我桌上摊着稿纸,没有收拾。总理问我最近在写什么,我说在写关于泰山的诗,并且念了开头几句。以后新华社就作了报道。再以后,你们都知道了的,我季某人忽然就成了桂冠诗人。”说到这儿,季先生转为“难得糊涂”,他说:“桂冠诗人不是随便戴的哦,他们这么做,只能使我脸红。”
“中国牌”的荣誉有它本土特色的游戏规律:往往,在你需要的时候,它总是千推万阻,避而不见;在你不需要的时候,它却是不邀自来,蜂拥而至。——算了,撇开这些背后的玄机不谈,话题还是回到季先生。笔者觉得,仅就94岁的老人,依然拥有这般创作活力,《泰山颂》就值得一读;在这一点上,季先生完全用不着脸红。季先生写完搁下,但一直未定稿,他自觉不够完善,到了2008年12月21日,97岁了,又拿出来修改,在一处添了三行24字:“万木争高,万卉争艳。争而不斗,和谐自然。天人合一,宛然实现。”其他几处亦有修改。这种“春蚕到死丝方尽”的精神,着实令人感动。
泱泱中华,特点是人多,人多思想杂,俗话说“林子大了,什么鸟儿都有”,许多议论,是颇为滑稽的。譬如有人转给我一篇文章,是从网上下载的,讽刺季老是官迷,理由是从杨绛的《我们仨》推测,那个想当中国社科院副院长,而最终没有当成的,估计就是季羡林。嘻嘻,胡为乎来哉!熟悉季老的人都知道,他对官场,一向敬而远之,了无兴趣。证以笔者的目睹:那还是上世纪90年代,一天,有老友自城内来见季先生,落座,喝茶,老友说起近来见了哪些哪些高官,禁不住眉飞色舞,唾星四溅。季先生干坐一旁,默然无语,待老友走后,只幽幽地说了一句:“他还很得意。”这一句就表明了季先生的心迹。即以中国社科院副院长一职来说,倒的确有这么一回事:“文革”后,某要员曾建议季先生出任此职。季先生么,婉拒了。尔后,北大让他当副校长,他倒是痛快地应承。为此,有人曾当面讶怪:“为什么放着副部级的职位不要,却要这个副局级呢?”季先生说:“什么级别,我脑子里没想过这个!”——他想的,就是当他的教书匠。
(节选自《文汇报》作者 卞毓方)
注:[来冬烘:指昏庸浅陋的知识分子。]
下列对传记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最恰当的两项是()

A.季羡林是一个平凡的人,他只是一个教书匠,至多再加一个写家,但他一生发表的诗,不超过十首;因此,是一个大有人格魅力的人。
B.季羡林先生亦儒亦释亦道,而又非儒非释非道,从心所欲,脱略形迹,无法取替,不可超越。这正是“国学大师”应有的魅力和境界。
C.94岁的季羡林老人创作了《泰山颂》一诗:“万木争高,万卉争艳。争而不斗,和谐自然。天人合一,宛然实现。” 97岁时,又拿出来修改,表明季先生为了避免名不副实而坚持修改文稿,恰恰说明了“文章不厌百回改”、“佳作常从改中出”。
D.“文革”后,有人建议季先生出任中国社科院副院长一职。季先生么,婉拒了。尔后,北大让他当副校长,他倒是痛快地应承。人贵有自知之明,与其力不从心,不如扬长避短。他想的,就是当他的教书匠。

E.作者在文中列举了几处人们对季老先生的不一致的评价,然后把自己亲身经历的几件事情简要描述出来,虽未直接评论,但足以让读者了解季老先生的为人。这种笔法在传记中颇有说服力。
文中说:“季羡林也是一个大有人格魅力的人。”那么,他的“人格魅力”体现在哪些方面?
文章最后一段画线的句子“这一句就表明了季先生的心迹”。说说表明了季先生怎样的“心迹”。
对于季羡林究竟算不算“国学大师”,作者没有直接评论。你读了本文以后,如何评价季羡林先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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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怎样地行走迟子建
墙上的挂钟,曾是我童年最爱看的一道风景。我对它有一种说不出的崇拜,因为它常管着时间,我们的作息似乎都受着它的支配。到了指定的时间,我们得起床上学,得做课间操,得被父母吆喝着去睡觉。虽然说有的时候我们还没睡够不想起床,在户外的月光下还没有戏耍够不想回屋睡觉,都必须因为时间的关系而听从父母的吩咐。他们理直气壮呵斥我们的话与挂钟息息相关:“都几点了,还不起床!”要么就是:“都几点了,还在外面疯玩,快睡觉去!”这时候,我觉得挂钟就是一个拿着烟袋锅磕着我们脑门的狠心的老头,又凶又倔,真想把他给掀翻在地,让它永远不能再行走。在我的想象中,它就是一个看不见形影的家长,严厉而又古板。但有时候它也是温情的,在除夕夜里,它的每一声脚步都给我们带来快乐,我们可以在子时钟声敲响后得到梦寐以求的压岁钱,想着用这钱可以买糖果来甜甜自己的嘴,真想在雪地上畅快地打几个滚。
我那时天真地以为时间是被一双神秘的大手放在挂钟里的。它每时每刻地行走着,走得不慌不忙,气定神凝,不会因为贪恋窗外鸟语花香的美景而放慢脚步,也不会因为北风肆虐、大雪纷飞而加快脚步。它的脚,是世界上最能禁得起诱惑的脚,从来都是循着固定的轨迹行走。我喜欢听它前行的声音,总是一个节奏,好像一首温馨的摇篮曲。时间藏在挂钟里,与我们一同经历着风霜雨雪、潮涨潮落。
我上初中以后,手表就比较普及了。我看见时间躲在一个小小的圆盘里,在手腕上跳舞。它跳得静悄悄的,不像墙上的挂钟那么清脆悦耳,“滴答——滴答——”的声音不绝于耳。手表里的时间给我一种鬼鬼祟祟的感觉,少了几分气势和威严,所以明明到了上课时间,我还会磨蹭一两分钟再进教室,手表里的时间也就因此显得有些落寞。
后来,生活变得丰富多彩了,时间栖身的地方就多了。项链坠可以隐藏着时间,台历上镶嵌着时间,玩具里放置着时间,至于电脑和手提电话,只要我们一打开它们,率先映入眼帘的就有时间。时间如繁星一样到处闪烁着,它越来越多,也就越来越显得匆匆了。
十几年前的一天,我在北京第一次发现了时间的痕迹。我在梳头时发现了一根白发,它在清晨的曙光中像一道明丽的雪线一样刺痛了我的眼睛。我知道时间其实一直悄悄地躲在在我的头发里行走,只不过它这一次露出了痕迹而已。我还看见,时间在母亲的口腔里行走,她的牙齿脱落得越来越多。我明白时间让花朵绽放的时候,也会让人的眼角绽放出花朵——鱼尾纹。时间让一棵青春的小树越来越枝繁叶茂,让车轮的辐条越来越沾染上锈链,让一座老屋逐渐驼了背。时间好似变戏法的魔术师,突然让一个活生生的人瞬间消失在他们辛勤劳作过的土地上,我的祖父、外祖父和父亲,就让时间给无声地接走了,再也看不到他们的脚印,又能在清冷的梦中见到他们依稀的身影。他们不在了,可时间还在,它总是持之以恒、激情澎湃地行走着——在我们看不到的角落,在我们不经意走过的地方,在日月星辰中,在梦中。
我终于明白挂钟上的时间和手表里的时间只是时间的一个表象而已,它存在于更丰富的日常生活中。只要我们在行走,时间就会行走。我们和时间如同一对伴侣,相依相偎着,不朽的它会在我们不知不觉间,引领着我们一直走到地老天荒
怎样理解“它在清晨的曙光中像一道明丽的雪线一样刺痛了我的眼睛”在文中的含意?
文章是围绕人的成长与对时间的感受来展开的,请梳理作者的思路。
文章描绘了“时间”的各种行走方式,请简要概括。
文章写到“不朽”的“时间”“会在我们不知不觉间,引领着我们一直走到地老天荒”。请根据文意简要分析作者对“人”和“时间”关系的观点和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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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君当垆,相如涤器”新解
吴康零
汉代饮酒之风盛行,不仅官吏、富豪、文化墨客饮酒,一般百姓甚至奴仆也普遍饮酒。王褒《僮约》就曾严格限制奴仆饮酒的数量,“奴但当饭豆饮水,不得嗜酒。欲饮美酒,唯得染唇渍口,不得倾杯覆斗”。当时城邑中出现了专门酿酒的作坊,市场上设有销售酒的商铺,路边道旁开有沽酒的小店,路上常见推酒的独轮车和挑酒的挑夫。在这幅酿酒、售酒、饮酒图中,“文君当垆,相如涤器”的故事,是众所周知的千古佳话。
司马相如(前179—前117年),字长卿,蜀郡成都人,是我国汉赋的奠基者。汉景帝时曾担任武骑常侍,后东游梁国(西汉封国)受到梁孝王的热情接待,写了《子虚赋》等名篇。梁孝王死后,司马相如返回成都。因家贫,受临邛令王吉之邀到了临邛(今邛崃市)。一次,临邛巨富卓王孙大宴宾客,邀请县令王吉与司马相如参加。酒酣,王吉请司马相如演奏古琴。相如知道卓王孙之女卓文君才貌双全,丈夫死去不久,正寡居家中,于是拨动琴弦,弹奏了一曲《凤求凰》。卓文君早就仰慕司马相如的才华,听到相如奏出的琴音中含有挑动之意,又从窗户中窥见了相如的翩翩风度,于是二人通过琴音产生了爱情。一天深夜,卓文君冲破封建礼教的束缚,毅然投奔司马相如住处,二人结伴驰归成都。卓王孙对女儿的叛逆行为十分气愤,大怒曰:“女至不材,我不忍杀,一钱不分也。”司马相如与卓文君在成都一贫如洗,无以为生,不久便一起回到临邛,“尽卖车骑,买酒舍,令文君当垆,相如身自著犊鼻裈,与庸保杂作,涤器于市中”。卓王孙感到丢了面子,杜门不出。后经昆弟诸公反复劝告,卓王孙才改变态度,“分与文君僮百人,钱百万,及其嫁时衣被财物。文君乃与相如归成都,买田宅,为富人”。
这段史料,《史记》和《汉书》均有记载,内容基本一致。《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载,司马相如与卓文君“尽卖其车骑,买一酒舍酤酒”。据此,通常的理解是,他们在临邛开了一家卖酒的小店子,卓文君坐在柜台内当垆卖酒,司马相如则负责跑堂刷洗酒碗酒杯。这种理解,未必妥贴。因为,《汉书•司马相如传》说他们“尽卖车骑,买酒舍”。这“酒舍”,可以理解为既酿酒又卖酒的酿酒作坊,即通常所说的前店后坊,自酿自销。既然西汉时期的“甘酒”可以“一宿而熟”,而东汉画像砖《酿酒》图上搅拌酒糟的又是妇女,说明妇女酿酒在当时是普遍现象,聪明能干的卓文君很可能就是一名酿酒高手。司马相如身穿犊鼻裈(围裙或裤子),“与庸保杂作,涤器于市中”,既表现了司马相如“大不拘”的“名士风度”,又说明他们所开的“酒舍”还雇佣了若干名酿酒卖酒的小工,并不是规模很小的夫妻店。至今邛崃市内还有一口“文君井”,相传卓文君即从井中取水酿酒。如果只开一个零售酒店,而当时的酒,所含酒精浓度本身就低,再从井中取水往酒里注,那还有什么酒味呢?如此说来,司马相如在临邛开的是一家自产自销的酿酒作坊,卓文君应当是“文君酒”的创始人。
成都的琴台,相传是司马相如的故宅,唐宋时期为成都名胜古迹,宋以后荒芜不存。明代觅址修建的琴台,已非故址。当年的琴台在哪里?说法不一。据专家考证,大约在今通惠门附近的东南面。后来的好事者,多说司马相如与卓文君再次返回成都后,曾在“琴台卖酒”。梁载言《十道志》复谓“琴台即相如与文君卖酒处”。此说大谬。因为,《史记》、《汉书》都说“文君当垆”之地在临邛而非成都,更何况他们已经得到卓王孙的资助,回成都即“买田宅,为富人”,何必再去卖酒?今日成都琴台路上的“文君酒家”,自称即为当年文君卖酒之处,显然是一种商业炒作。
(选自《巴蜀文化研究通讯》)
本文是对“文君当垆,相如涤器”一说的新解,那么,作者不同以往的观点的一项是()

A.以往人们以为“文君当垆,相如涤器”的地点在成都,但作者认为文君开店卖酒之处在临邛而不在成都琴台。
B.以往人们认为司马相如和卓文君开的酒店很小,夫妻二人自为庸保,但作者认为他们开的酒店雇佣了一些小工,具备一定的规模。
C.以往人们认为卓文君坐在柜台内当垆卖酒,但作者认为卓文君可能不在卖酒,而在酿酒。
D.以往人们认为司马相如和卓文君开的是一家卖酒的零售小店,但作者认为他们二人很可能开的是一家既酿酒又卖酒的酿酒作坊。

下面不是佐证作者“新解”的依据的一项是 ()

A.《汉书•司马相如传》载“尽卖车骑,买酒舍”。“酒舍”,既可以理解为卖酒的小店,又可理解为自酿自销的作坊。
B.“与庸保杂作,涤器于市中”,可见,司马相如与卓文君开的“酒舍”颇有规模。
C.东汉画像砖《酿酒》图上搅拌酒糟的是妇女,说明妇女酿酒在当时是普遍现象。
D.现在的邛崃市内还有一口“文君井”,相传卓文君即从井中取水酿酒,文君井极有可能是酿酒的取水之井。

下列说法错误的一项是 ()

A.“文君当垆,相如涤器”,司马相如和卓文君开“酒舍”的初衷在于谋生,摆脱贫困。
B.司马相如不拘于小节,与佣人杂处劳作,颇有名士风度。
C.司马相如为追求才貌双全的卓文君,便于宴会时弹奏古琴,一曲《凤求凰》让卓文君听出了弦外之音,这是发生在临邛的事;而成都的琴台仅是司马相如的故宅。
D.“奴但当饭豆饮水,不得嗜酒。欲饮美酒,唯得染唇渍口,不得倾杯覆斗”这说明统治阶级严格禁止奴仆饮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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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精彩的表演
梅兰芳正伏在垂着淡青窗帘的南窗底下画兰竹。他这时已经完全把自己当做一位画家来要求了,他画画不是为了收益,而是为了追求,说转移也未尝不可。一个艺术家,当被迫必须放弃他的艺术活动时,就必须以另一种艺术活动来填补他的空虚。
当然,并没有谁不让他表演,恰恰相反,有人巴不得他表演,是他自己谢绝了舞台,千里迢迢移家到香港来过这种淡泊的生活。而且他早已蓄起了胡须,有什么比这更能表示他断绝粉墨生涯的决心呢!
他画画的另一个原因是,在他心中活着一些孤傲高洁的画家形象,他需要以这些人做风范,坚定自甘淡泊、不慕荣利、清者自清、浊者自浊的做人准则。白石老人是先生的老师与朋友,此刻又想到了他,笔下陡增豪气。这是一种神来之势,把几茎劲竹画得气韵不凡,仪态万方,似乎一阵风要把它刮倒,它却摇了几摇,挺立如初。然而夫人推开镂花门走进来打断了他,她极轻慢地走到他的身边,把不速之客请求见他的事说了出来。
在香港中国饭店二楼一间精雅的餐室里,穿着浅色西装、保持着学者风度的日本电影人川喜多长政与中国同行张善琨,在整肃的餐桌前虚左恭候嘉宾。约定的时间到了,侍者通报梅兰芳已在饭店门前下车。川喜多慌忙站起来,丢给张善琨一个关照的眼色,便走出餐室门外,目不转睛地盯着楼梯口。
川喜多是目睹过梅先生风采的,他甚至感到先生便装时的气度比在舞台上更有魅力。他看过先生演出的京剧作品,依川喜多行家的眼光看,作为先生的代表名剧《太真外传》,无论从清新优美的唱腔,妙曼典雅的舞蹈,光艳绝俗的扮相,响遏行云的歌喉诸方面衡量,都已把京剧表演艺术推向绚烂的极致。至于他在台下,诸如“器宇轩昂”“风度翩翩”等所有常用的形容仪表之美的词句,在表现他的风貌时都显得冗弱无力,以至让人不得不求助于善于状人风仪的《世说新语》。
楼梯下出现了一个老人的伛偻身影,正步履艰难地走上楼来。这是梅兰芳,又哪儿像梅兰芳!川喜多暗暗吃惊,那弯拱的腰背,僵硬的腿脚,黧黑的面目,蓬乱的髭须,板滞的眼光,迟缓的行动,加上一开口就让人感到力竭声嘶的嗓音——这哪儿是千万人心中那位艺术之神的风姿!具有锐利观察力的川喜多惊讶之余,确有把握地认出这是先生。先生也认出了川喜多长政——从不计其数有一面之缘的形貌中辨出了这个人。
一方是极道殷切的仰慕,一方是感谢盛情的邀请。那些经精心挑选的中西名菜正一道道搬上桌来。川喜多小心翼翼地问可否喝点酒,先生爽快地说:“嗓子到了这地步,还禁忌什么,再烈一点也可以!”川喜多诚恳地说:“我还有事向先生请教,烈性酒免了吧。”
“其实先生是知道的。”川喜多说,“我从来不拍为日本军方宣传的片子,总得让中国朋友还有点欣赏的兴趣。我们选定了林则徐禁烟的故事,起用的是贵国观众中有巨大影响的明星。这表明,艺术终归是艺术,不该为政治的原因,让明珠沦落在藩溷里。所以我想,先生难道无意让久渴于先生艺术的贵国观众有一个再睹明珠的机会吗?”
先生等他说完,故意露出惊奇的样子,然后大笑起来,接着一阵剧烈的咳嗽,又努力清了清嘶哑的嗓子,说:“实在感激先生美意。不过,您看我现在的样子——生了几年病,把腰腿都断送了,别说登台,就是走路也不能像常人一样;更要命的是嗓子,怕发展下去连说话也成问题……一个演戏的人,到了这种山穷水尽的地步,自己就惭愧得要死,若到了观众面前,那简直叫我无地自容了……”说到这里,已变成怆然的感慨和沉沉的叹息。
两天以后,川喜多长政飞回上海,向日军报道部报告说:“梅兰芳已经衰老不堪,几乎丧失了所有演出的条件,勉强把他搬上舞台,只能成为笑料,贻羞军部。”日本军部于是打消了强制梅先生演出的计划。
两年之后,梅先生在上海大剧场庆祝抗战胜利纪念公演大会上演出,其灵活的身段,优美的舞姿,清越的歌喉和光彩照人的形象,再次让兴奋若狂的观众绝倒。
(摘编自陈炳熙《梅兰芳·最精彩的表演》,有删改)
下列对传记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不恰当的两项是

A.移居香港时,梅兰芳专心画画,一方面是因为他要以绘画这种艺术活动填补自己的空虚,另一方面是因为,他要以孤傲高洁的画家形象为风范,坚守自己的做人准则。
B.川喜多长政是京剧艺术的行家,他目睹过梅兰芳先生的风流神采,但与他相约聚会的梅兰芳却身形伛偻,声音嘶哑,这巨大的反差不免让他陷入深深失望之中。
C.抗战期间,山河破碎,国土沦丧,梅兰芳移家香港后蓄须明志,自我断绝粉墨生涯,甘于淡泊平静的生活,以自己的誓不媚敌、洁身自好来报答祖国和人民。
D.为了拒绝日本人的邀演,梅兰芳巧妙打扮,极尽疲弱衰老之态,让人觉得他已丧失演出条件,但在抗战胜利公演大会上,他的表演却异常精彩,让观众如痴如醉。

E.本文通过记述梅兰芳谢绝舞台、巧妙拒绝日本人邀演的过程,描写了他在中国京剧艺术上的创新表演与突出成就,为我们展示了一位艺术家坚贞高洁的感人形象。
文章以“最精彩的表演”为题有什么好处?请结合文本简要分析。
梅兰芳之所以为人称道,不仅缘于他的精湛技艺,还缘于他的崇高品格,请联系全文简要分析,梅兰芳的崇高品格表现在哪些方面?
有人认为,艺术归艺术,政治归政治,不能因为政治而干扰艺术。梅兰芳因政治原因而放弃艺术表演的做法实不足取,对此你是如何看的?请联系文本,谈谈你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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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时代周刊》所说,得到博士学位的人早已不足看作是知识分子。即令是大学教授也不一定是知识分子。至于科学家,只在有限的条件之下才算是知识分子。该刊在两个假定条件下来替知识分子下定义:
第一,一个知识分子不只是一个读书多的人。一个知识分子的心灵必须有独立精神和原创能力。他必须追求为观念而追求观念。如霍夫斯泰德所说,一个知识分子是为追求观念而生活。勒希说知识分子乃是以思想为生活的人。
第二,知识分子必须是他所在的社会之批评者,也是现有价值的反对者。批评他所在的社会而且反对现有的价值,乃是苏格拉底式的任务。一个人不对流行的意见,现有的风俗习惯,和大家在无意之间认定的价值发生怀疑并且提出批评,那末,这个人即令读书很多,也不过是一个活书柜而已。一个“人云亦云”的读书人,至少在心灵方面没有活。
如果依照上列时代周刊所举的两个条件来界定知识分子,那末不仅中国的知识分子很少,即令在西方世界也是寥寥可数。
在现代西方,罗素是十足合于这两个条件的。在中国,就我所知,明朝李卓吾勉强可作代表。自清末严又陵以降的读书人堪称知识分子的似乎不易造一清册。而且,即令有少数读书人在他们的少壮时代合于这两个条件,到了晚年又回头走童年的路,因此不算知识分子。
这样看来,作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是要付出代价的,有时得付出生命的代价。苏格拉底就是一个典型。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必须“只问是非,不管一切”。他只对他的思想和见解负责。他根本不考虑一个时候流行的意见,当然更不考虑时尚的口头禅;不考虑别人对他的思想言论的好恶情绪反应;必要时也不考虑他的思想言论所引起的结果是否对他有利。一个知识分子为了真理而与整个时代背离不算希奇。旁人对他的恭维,他不当作“精神食粮”。旁人对他的诽谤,也不足以动摇他的见解。世间的荣华富贵,不足以夺去他对真理追求的热爱。世间对他的侮辱迫害,他知道这是人间难免的事。
海耶克说,知识分子既不是一个有原创力的思想家,又不是思想之某一特别部门的专家。典型的知识分子不一定必须有专门的知识,也不一定必须特别有聪明才智来传播观念。一个人之所以够资格叫做知识分子,是因他博学多闻,能说能写,而且他对新观念的接受比一般人来得快。
海耶克的说法没有时代周刊的时代论文那么严格。我对这两种说法都采用。依照海耶克的说法,中国文化里的知识分子倒是不少。《时代周刊》所界定的知识分子是知识分子的精粹。海耶克所说的知识分子是知识分子的主干。前者是一个社会文化的创建的前锋;后者是社会文化创建的主力。
(摘自殷海光《中国文化的展望》)
下列属于《时代周刊》所定义的“知识分子”的一项是

A.一个科学家,如果能对流行的意见,现有的风俗习惯和社会公认的价值做出自己的分析和判断,那么他也算是一个知识分子。
B.一个读书人即便读书不多,不是博士或教授,但他具有独立精神、原创能力,并始终不放弃对社会现象和价值的质疑与批评,他就是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
C.是他所在的社会的批评者,也是现有价值的反对者。必要时不考虑他的思想言论引起的结果,经得起任何名利诱惑和考验。
D.具有独立精神和原创能力,真正做到“只问是非,不管一切”,并且能够为自己的思想和见解负责的读书人。

下列理解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时代周刊》所界定的知识分子的标准过于严格,古今中外,符合这个标准的知识分子在数量上并不是很多。
B.一个为思想而活的读书人,虽遭周围人讨厌,但他心灵中具有追求真理的品质和能力,又始终批判现实社会,质疑当下价值,可算是苏格拉底一类的知识分子。
C.知识分子既是创建一个社会文化的前锋,也是社会文化创建的主力,在这两者之间,前者的价值要远远大于后者。
D.在海耶克看来,一个读书人只要博学多闻,能说能写,对新观念的接受比一般人来得快,他就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知识分子。

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一个社会不仅要有像苏格拉底、罗素、李贽和严又陵那样的知识分子精英,更需要一大批有知识文化并积极参与社会文化建设的读书人。
B.一个知识分子,只需见闻广博,知识丰富,善于接受和传播新观念,不必把具有独立人格、创造能力和对社会现象、社会价值的质疑与批判作为自己的理想追求。
C.按照《时代周刊》所定标准,凡属说话务求迎合流俗、立言存心哗众取宠、因耐不住寂寞而不能抱真理到底的读书人,都不能算作知识分子。
D.按照海耶克对知识分子的定义,参与中国社会文化建设的知识分子要远远超过被《时代周刊》所定义的知识分子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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