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灯下白头人
袁鹰
“雨中黄叶树，灯下白头人。”
近年常常吟味司空曙这两句诗。它曾被诗评家赞誉为情景交融的典范之作，10个字烘托出飘零的感喟和老境的凄清，看似淡淡写来却经过精雕细刻凝成一幅画面：窗外潇潇秋雨，吹打着黄叶纷纷脱落的枯树，窗内一灯如豆，静坐着一个或一双白发苍苍的老人，咀嚼如烟如梦的年华。
在欣赏者眼中，这里也许蕴含着几分宁静，几分寂寞，也许还有几分温馨。但是从历史风雨中走过来的人，坐在灯下沉思，几十年岁月的步履，如此低迷而沉重。世事沧桑，是非成败，都像江水缓缓流逝；人情冷暖，酸甜苦辣，一次次涌上心头。
多少堪称英才俊彦的师友，多少曾经朝夕过从的故人，一个个远去了。近些年来，每当收到一份讣告，听到一个噩耗，先是惊愕，接着就引起一番感慨，有时竟抑制不住潸然泪下。他们之中许多人是我同辈、同龄人，有的比我年轻，还是满头青丝黑发，满腔壮志豪情，突然竟成为折断了凌空羽翮的雄鹰。
如果他们不曾在一次次风暴中遭逢厄运，戴着一顶顶荆冠，流徙江湖，辗转沟壑，以致弄得心劳神瘁，百病缠身，他们不是完全可以干自己的事业，在书斋里潜心著述，直到从容安详地远行吗？如果没有那应该诅咒的黑色的10年，许多人会抛却钟情的一切，抛却家庭儿女，毅然决然地匆忙离去吗？恶风刚起时，我的师友中，就有儒雅温文、才华横溢的老报人、历史学家邓拓，风华正茂、下笔如神的文艺评论家、杂文家陈笑雨(马铁丁)，因横遭诬陷凌辱，轻易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如果没有那10年，许多正直、善良的人绝不会在突如其来的狂风恶浪中无可抗拒地被淹没的。
自然，历史绝不可能有“如果”，所有的“如果”都是不存在的。如果每一个“如果”都是事实，那还成为历史吗？
人都有一种惰性或劣根性，不仅不愿意正视过去，还常常有意无意地做一些粉饰和回避，穿过长长的时空隧道，总爱定格在最美好的一刻，而不敢去看一看那些苦涩的、难堪的、甚至血淋淋的情景。其实，那是回避不了的，粉饰更是徒劳。20年前，巴金老人就在我们前面做出表率，他凭着正义和良知，凭着对祖国和人民的挚爱，冷峻地正视现实，也无情地剖析自己。在150篇《随想录》里，他一次又一次拷问自己已经受到严重创伤的灵魂，大声疾呼要从那黑色的10年中吸取教训，千万不能让那旷世悲剧重演。讴歌真善美，鞭挞假恶丑，情意殷殷，几乎是垂涕而道，痛切陈词。我们报社的老上级李庄几年前曾经对我说过，退下来的这些年，他一直在“闭门思过”。所谓“过”，一是过失的“过”，二是过去的“过”。他说，很需要冷静想想自己几十年中有些什么过失和失误，说过些什么昧心之论，干过些什么违心之事，而这些“过”又是从何而来？谁应该负主要责任？古人说：“行年五十，当知四十九年之非。”我也早过了“知非”之年。“闭门思过”，回顾来时路，需要想、值得思的，实在太多太多了。
反思并不完全是轻松愉快的事。严肃的、深刻的反思，必定伴随自责的痛楚。审视、剖析自己灵魂、思想和感情中已经同自己血肉相连的东西，抛弃其中一部分，不痛楚是不可能的。然而，一颗为正义、良知和忧患意识驱使着的心灵，无法拒绝这种痛楚。青年女作家叶弥的中篇小说《成长如蜕》，她细致地写了一个满腔抱负而又不合时宜的青年如何从理想主义还原为务实而世俗的缓慢、沉重的过程。作家写道：“阻碍他成长的因素多而复杂，因此，他的成长就不可能是某时某刻的‘顿悟’，必定如动物蜕壳一般难受而迟缓。”比起女作家笔下80年代的青年人，我们这些进入老年的人蜕壳过程更加难受，更加沉重，更加迟缓。有的人蜕掉了一层层的壳，得到了解脱，得到了自由；有的人正处于蜕壳的过程中，我就是其中之一。我一直在努力蜕壳，努力革除思想观念和灵魂深处那些同历史过程不相适应的旧意识残余，绝不愿像有的人那样至今仍自觉或不自觉地将自己紧裹在壳内，不愿意丢掉那裹了几十年的硬壳，成为20世纪的套中人，或许还将带着它走入新的世纪。
雨中黄叶，腐烂了又复渗进泥土，成为来年新枝新叶的丰富营养，它的生命以新的形式循环延续。白头老人灯下怀旧反思，如春蚕吐丝，化为锦绣，给人以启迪、智慧和美感。这样看来，“灯下白头人”未尝不可以说是人生长途上一道别致的风景，一番清新的境界。从青春年少到鬓发如霜，人生百年间，“从俗浮沉，与时俯仰”，转眼都成明日黄花。尽管已经到黄昏时分，漫漫长路，还得继续上下求索。我不敢奢言什么“超越自我”之类的话头，只求能够多保持几分清醒。“朝闻道，夕死可矣。”闻道，也是一种清醒。感受着古代哲人这种执着豁达的襟怀，推窗遥望浩渺幽邃的星空，顿觉心平如水。
联系全文，本文以“雨中黄叶树，灯下白头人”开头，有何好处？
纵观全文，作者怀旧反思中都有哪些人生感悟？请分条概括。
作者在文中说：“这样看来，‘灯下白头人’未尝不可以说是人生长途上一道别致的风景，一番清新的境界。”如何理解这句话的含意？
请从语言的角度赏析文中划波浪线的句子。
文中说：“反思并不完全是轻松愉快的事。”你是否赞同作者的观点？请结合本文内容谈谈你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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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诗论中对王维“名大家”的特殊定位不仅是介乎“大家”和“名家”之间的调和性观点，更是王维诗歌的独特成就在传统诗学批评标准之下的特殊境遇之写照。
中国历代诗学在评定一流大诗人的具体标准上存在着一些细微差异，但基本要求一致，即人格高尚、才大力雄、超越时代、泽被后世。其中，道德标准是成为伟大作家的首要条件，古今中外概莫能外。“伟大”不仅取决于文学艺术作品本身所表现出的审美价值和思想意义，还取决于作家本人在为人行事方面的崇高和磊落。杜甫得到“诗圣”的桂冠和普遍的尊奉主要就出于这种观念，所谓“论诗者观其大节而已”。同样，王维被主流诗学排除在“大家”之外的首要原因也就是其气节人格不够符合儒家正统思想。王维笃信佛教，不是“醇儒”，所谓“耽禅味而忘诗教，此《三百篇》之罪人矣”。“陷贼”事件又于大节有亏，宋人对王维的指摘就是典型论调。而王维的拥护者为了提升王维的地位，首先做的就是强化王维诗歌的伦理道德色彩。如推尊王维为唐诗正宗的赵殿成在《王右丞诗笺注·序》中努力为王维“陷贼”事件辩护，强调王维的立身大节以及其诗中“有得于古者诗教之旨”和“温柔敦厚”的一面，都是为了确立王维一流“大家”的诗歌地位。
兼容并蓄，富于学力，气骨沉雄，也是取得“大家”资格的必备条件。这从宋人以杜甫的“集大成”作为“入圣”的重要条件亦可见出，明代诗学的“格调派”也是以此推尊李、杜为“大家”。王维之所以“大家不足”，主要是其诗歌表现出的自然情韵与主流诗学倡导的学养和骨力之间的差距。由于重学力格调，轻自然情韵的思想在诗学传统中长期居于主导地位，代表王维诗歌艺术特色的山水短章向来被视为诗歌正统之外的“一偏”，以至于清初王士祯为了抬高王维的地位，也要强调王维诗歌中的“沉着痛快”。
清中叶以后，以翁方纲“肌理说”为代表的崇尚学力的“宗宋派”更是逐渐占据上风，对唐诗质实的一面的重视远胜于对其情韵的关注。在这种诗学背景下，王维显然是难以位列“大家”的，即使有王士祯倡导“神韵说”而独尊王维，仍无力颠覆诗学传统中的“大家”观念。在这里，王士祯明确指出以杜甫、苏轼为代表的“长江大河”是“大家”之境，以谢朓、何逊、王维、孟浩然、韦应物为代表的“澄泽灵沼”之境是“名家”之境。然而，论者也普遍感到，与诸“名家”相比，王维有不少接近于“大家”标准的地方，因此，仅以“名家”目之似不太切当：一方面“唐人诸体诗都臻工妙者，惟王摩诘一人”；另一方面，王维在“学问”“才力”方面都超出侪辈。（有删改）
下列对“大家”这一概念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大家”必须符合传统诗学批评的标准，这些标准的基本要求历代没有变化。

B．成为“大家”的首要条件是道德标准要高，即人格的高尚。

C．成为“大家”不仅要在为人行事方面崇高和磊落，更主要的还是要有优秀的文学作品。

D．兼容并蓄，富于学历，气骨沉雄，也是取得“大家”资格的必备条件。

下列对文章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

A．王维被明清诗学批评家称为“名大家”,是因为王维的文学才华介于”大家”和“名家”之间。

B．赵殿成推尊王维为唐诗正宗，并说王维诗“温柔敦厚”，都是为了确立王维一流“大家”的诗歌地位。

C．王维被认为“大家不足”，主要原因是其诗歌表现的自然神韵与主流诗学倡导的内容有区别。

D．客观地说，王维在很多方面是符合“大家”标准的，比如其“学问”“才力”等都超过了当时的许多诗人。

联系全文，概括王维被排除在“大家”之外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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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克木：小学毕业的大学教授
张建安
1939年，湖南大学文学院急需法文教师，到处寻找，但没有合适的人选。英文老师陈世骧推荐：“我有个朋友，虽然没有上过大学，但法文水平很高，可以当法文老师。”
陈世骧推荐的是金克木。论学历，金克木只是小学毕业，但陈世骧说金克木在中学里教过英文，从初一到高一四个班的课都由他教，教学效果非常好；他不仅英文好，而且法文水平也好，足以胜任大学教师一职。
为了证明自己的看法，陈世骧拿出北大外籍教授、法国人邵可侣所著的《大学初级法文》，翻开里面的法文序言，序言中赫然写着金克木对此书的贡献。
邵可侣是法语教学中的权威人士，而《大学初级法文》则是中国最高学府北京大学的教科书。既然邵可侣都认可金克木，金克木又亲自参与了教科书的编订，而且湖南大学里实在找不出合适的人选，所以院里最终决定聘任金克木。
1930年，18岁的金克木到北平求学时还不懂英语，靠着好奇心和钻劲，凭借几本英语工具书，又找了一位要学费不高的私人老师，他便在很短的时间内看懂了英文原版书《少年维特之烦恼》《阿狄生文报捃华》，英语水平突飞猛进。也是同样的方式，金克木又在很短的时间内学会了世界语。1933年，金克木去北京大学旁听邵可侣的法文课，得到邵可侣的赏识，学习效果非常好。之后，金克木整理并校订邵可侣的讲义，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就是《大学初级法文》。邵可侣在法文序中特地提到了金克木的贡献。金克木没想到，这便是他当大学老师的敲门砖。
当陈世骧得知教学课本并不是邵可侣编的那本，而且学校还要求用英文讲法文时，陈世骧生怕自己推荐的人无法胜任，所以，在金克木上第一堂课时，他在外面听了半天。金克木一点也不知道，他只是顺顺利利地教好一堂又一堂课，其教学质量得到学校的认可和学生们的欢迎。这应该很富传奇色彩吧。就像金克木所说：“恐怕暗中听我上课的不止他一个。谁能相信一个没出过国的年轻人竟能对大学生用英语教法语，并做中国话解释呢？”
1941年到1946年，金克木在印度工作和学习。他没去哪个大学进修，但有缘到释迦牟尼“初转法轮”的鹿野苑，住香客房间，与僧侣为伍，在寺庙中饱读佛教典籍。他再一次进入一个全新的天地，对梵文和佛学产生浓厚的兴趣，并最终得到已归隐的法喜老居士的真传。法喜老居士曾在印度的大学教书，又被聘为哈佛大学教授。许多人慕名向他学巴利语、学佛教，但从没有人找他学梵文。金克木是他唯一的梵文学生，他倾全力将自己的学问传给了金克木。金克木曾在《父与子》一文中提到当时的教学：“熟悉了以后，白天也让我去，两人在大炕上盘腿坐着对话。他很少戴上老花眼镜查书。先是我念、我讲、我问，他接下去，随口背诵，讲解，引证，提出疑难，最后互相讨论。”在这样的学习中，金克木精通了梵文和佛典。当他1946年回国时，他其实已成为中国某些领域中的“稀缺人才”。
吴宓当时是武汉大学外语系教授兼系主任，同时又是校务委员会委员，其学问及人品是学界普遍推崇的。吴宓很看重金克木，马上向武汉大学推荐。但吴宓也没想到，他推荐金克木到外文系教梵文，而文学院院长刘永济却把金克木安排在哲学系教印度哲学。
原因跟金克木第一次当大学老师一样——当时武汉大学也找不到教印度哲学的合适人选，而这门课程又是必修课，金克木正好填补这一空缺。
吴宓不放心了，他十分认真地对金克木说：“你教语言、文学，我有信心。到哲学系去，我不放心。”金克木回答：“到哲学系对我更合适。因为我觉得，除汤用彤先生等几个人以外，不知道还有谁能应用直接资料讲佛教以外的印度哲学，而且能联系、比较中国和欧洲的哲学。何况我刚在印度待过几年，多少了解一点本土及世界研究印度哲学的情况，又花过工夫翻阅汉译佛典，所以自以为有把握。”
吴宓仍不放心，于是也像陈世骧一样，在教室外听了金克木的第一堂课。
从此，金克木一直在大学里教书，从武汉大学到北京大学，跻身中国最优秀的教授行列。（摘编自《情感读本》2011年9月下）
下列对传记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不恰当的两项是（）

A．虽然只有小学毕业，没读过一天大学，但金克木先生完全凭自学精通了英语、世界语、法语和梵文，并且还到大学任教，跻身中国最优秀的教授行列，这不能不说是个奇迹。

B．金克木只是邵可侣法文课的旁听生，但邵可侣所著的《大学初级法文》一书却于金克木整理并校订的讲义，这足以证明金克木在语言方面的过人天分以及他所付出的巨大努力。

C．金克木能够到大学教书，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陈世骧和吴宓的推荐，但即使如此，他们都分别偷听了金克木的第一堂课，说明他们也是只闻其名，对金克木的学术水平并不真正了解。

D．在印度寺庙中饱读佛教典籍，加上法喜老居士的倾力教授，使得金克木先生不仅精通梵文和佛典，对佛教以外的印度哲学也很在行，他甚至觉得到哲学系讲课更合适。

E．无论是被要求用英文讲法文，还是被安排去讲深奥的印度哲学，金克木都欣然接受，并且自信满满，他的讲课也受到学生们的欢迎。所以称他为中国某些领域中的“稀缺人才”绝非溢美之辞。
结合文本，谈谈“跻身中国最优秀教授行列”的金克木先生取得了哪些成就？
根据全文，概括金克木先生成为精通英语、世界语、法语等多种语言的大师和国内某些领域中“稀缺人才”的主要原因。
金克木先生的传奇经历在今天能否复制？结合文本联系现实生活，谈谈你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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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风险与知识博弈
现代科技带的技术风险分为技术本身和使用者两类原因。技术本身的原因主要是技术的局限性、不成熟，没有开发出和安全技术相配套的技术等。技术使用者的原因主要是使用者操作不当，忽视、粗心或不会使用与之相配套的安全技术等．但在现实中人为的原因可能更多一些。我们无权要求科学家为我们提供完全确定的知识与安全的技术，但若科技工作者不是过分相信其知识和技术的确定性．而是对其中的不确定性加以关注的话，就有可能减少技术风险导致的伤害。
技术风险本质的根在于科技本身的不确定性和副作用。人类过分相信自己的科学理性，坚信只要不断发展科学技术就能解决人类社会面临的一切问题．坚持科技至上论、科技万能论。这种片面的乐观主义导致科技发展缺乏应有的规范和预警。科学技术不受限制的发展，一方面加强了对自然的控制，但同时也使这种控制达到极限，因为由这种控制所产生的是新的意外后果，即产生各种风险和危机。
现代化初期，人们总是试图利用科技手段定位并控制风险，通过进一步发展技术规避风险，消除不确定性，认为只需掌握更好的技术、知识、方法，并且更准确地重建联系和模型，就可对一切事情应付自如。事实上，这种认知往往会带更大的风险与不确定性，使我们真正置身于后果严重的“风险社会”中。事实证明，为追求客观性和确定性而发展起的科学技术却会引起更大、更长期的不确定性，尤其在技术资本主义时代，这一问题变得更为突出。为了执行和完成难度很大的确定性判断，各种门类的专业系统程序自身设计超乎寻常的复杂，然而这种复杂性可能会将更多、更大的不确定性带入这个人类世界，可能会导致更大范围、更大程度的混乱无序，甚至会导致更为迅速、更为彻底的瓦解和崩溃。可以说，技术风险的存在，既体现了人类智慧的高度和理性的力量，同时也暴露了理性的弱点和限度。
另外，在控制和治理技术风险方面，又往往会陷入风险循环论的怪圈。用技术手段和方法化解风险、危险，建立灾难的风险预警与控制机制，又必然会导致另一种我们所不愿意看到的结果，那就是这种风险预警与控制机制可能会产生新的进一步扩展的风险．可能会导致更大范围和更大程度上的危机和无序。这种多元复杂背后的风险循环和风险辐射问题不容忽视。
技术风险的问题与技术政策密切相关．而技术政策的最终形成是多方知识博弈的结果。传统技术政策注重促进技术，而较少关注对技术后果的控制。对于现代科技的技术风险控制，是公共干预技术发展的主要领域之一。针对技术变迁对人的安全、健康、环境、工作和更新的社会模式的影响，相应的应对系统显得迟钝而滞后，以至于很少能提供真正对技术改革的机会。在这种情境中，工具理性垄断着关于风险的解释与判断标准，专家们控制着社会的技术选择，掌握着关于科技风险的社会判断和政策制定，而作为外行的普通公众则因为知情不充分而被剥夺了参与评论的机会。（摘自《武汉科技大学学报》2011年第3期，作者张彦，有删改）
下列关于“技术风险”的表述，正确的一项是（）

A．技术风险是指因受技术局限性和不成熟影响以及缺乏与安全技术配套的技术而产生的风险，科技本身的不确定性和副作用是其产生的根本原因。

B．技术风险包括技术本身的风险和技术使用者方面的风险，风险减少与否在某种程度上与科技工作者能对技术的不确定性的关注程度有必然的关系。

C．技术风险中人为的因素较技术本身的因素可能更多一些，人类的科学理性和盲目乐观使得科技发展缺乏规范和预警．从而产生新的风险和危机。

D．技术风险的相关问题与多方知识博弈之后形成的技术政策密切相关，多方公共干预技术发展的一个主要领域就是对现代科技的技术风险控制。

下列对文章内容的理解，不恰当的一项是（）

A．在技术风险的两方面原因中，技术使用者如果在使用技术时操作恰当，重视或会使用与之相配套的安全技术等，也能够减少风险伤害。

B．利用科技手段控制、规避风险，在现代化初期产生过积极有效的作用，但随着各种门类的专业系统程序的复杂化，可能导致更大的风险与不确定性。

C．控制和治理技术风险的同时，必须重视新的进一步扩展的风险的出现，因为技术风险有时候会落入风险循环和风险辐射的怪圈。

D．现代科技条件下，既要注重技术，也要注重对技术后果的控制，其应对系统甚至要超前考虑，提供真正对技术进行改革的机会。

从全文看，下列表述不符合作者观点的一项是（）

A．从某些方面说，技术风险中人为的原因可能比技术本身的原因要多。科学家如果能及早关注某些技术的不确定性，就有可能减少这些技术对人类的伤害。

B．现代社会技术风险是技术发展中的客观产物，但通过运用技术方法建立灾难的风险预警与控制机制，就可以规避风险、化解危险。

C．利用科技手段定位并控制风险，就可对一切事情应付自如，这种认知，往往会带更大的风险与不确定性。

D．对技术风险的预警、控制和治理，体现了人类应对技术风险的智慧达到一个新高度，从而更多地提供真正对技术改革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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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岁杨绛：坐在人生边缘，看时间跑、地球转
傅小平
2010年7月17日是杨绛先生的百岁寿诞。
有人赞她是著名作家，她说:“没有这份野心。”
有人说她的作品畅销，她说:“那只是太阳晒在狗尾巴尖上的短暂间。”
有人说得到她的一本书总要珍藏起来，她说:“我的书过了几时，就只配在二折便宜书肆出售，或论斤卖。”
有人向她恳求墨宝，她说:“我的字只配写写大字报。”杨绛不惯于向人赠书，她认为赠书不外是让对方摆在书架上或换来几句赞美的话。
有人请她出国访问，她说:“我和锺书好像老红木家具，搬一搬就要散架了。”她说她最大的渴望是人们把她忘记。
低调：“我不过是一滴清水”
“简朴的生活、高贵的灵魂是人生的至高境界。”这是杨绛非常喜欢的名言。在许多朋友眼里，杨绛生活俭朴、为人低调。她的寓所，没有进行过任何装修，旧式的柜子、桌子。室内也没有昂贵的摆设，只有浓浓的书卷气。她非常满足于这样一种简朴的生活方式。
她和钱锺书的低调，一度被人误读作清高、孤芳。有权威人士年初二去拜年，钱家都在做事，放下事情去开门，来人说声“春节好”跨步正要进门，钱锺书只露出一隙门缝说：“谢谢！谢谢！我们很忙，谢谢！谢谢！”这让他很不高兴，说钱锺书伉俪不近人情。当然，更多的时候，这种拒绝别人的“苦差事”，还是由杨绛来做，她因此也自嘲是钱钟书的“拦路虎”。
诚如钱钟书堂弟钱钟鲁所说，杨绛对名利没有任何追求，不善也不喜交际应酬，她就想安安静静写作，平平淡淡度日。
有一年，她的新著出版，出版社有意请她“出山”，召开作品研讨会。杨绛坦陈：“我把稿子交出去了，剩下怎么卖书的事情，就不是我该管的了。而且我只是一滴清水，不是肥皂水，不能吹泡泡。”她谢绝出席研讨会。她还将自己的稿费和著作权交给清华大学托管，成立基金资助困难学生。这项基金，以“好读书”三个字命名，迄今已收到两人版税所得近800万人民币。
成就：文学史上不容忽视
上世纪40年代在上海，杨绛涉足剧本，始因《称心如意》一炮走红，继因《弄真成假》、《风絮》而声名大噪；一度搞得钱锺书很紧张，生怕风头都叫杨绛抢去。直到钱锺书写出《围城》，这一局面才得到根本改观。这并没有影响杨绛自己的文学成就。在评论家徐岱看来，一部《洗澡》就足以奠定她在百年中国女性写作史上不可轻视的位置。
1958年，她准备翻译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原著是西班牙文，她不懂。就先找来国外的译本看，如英文、法文、德文的，比较了五种译本以后，发现有些地方差别很大。杨绛想到，要想保证原汁原味，只有从西班牙文翻译。就这样，她开始自学西班牙文。
两年后，杨绛开始翻译《堂·吉诃德》。1965年1月，第一部翻译完毕，并开始译第二部，很快“文革”爆发，杨绛在外国文学研究所作为“反动学术权威”被“揪出来”。从此开始了受污辱、受践踏、挨批、挨斗的日子。直到1972年春，从干校回北京，杨绛接着日以继夜翻译《堂·吉诃德》。1976年，《堂·吉诃德》第一、第二部全部定稿。次年，杨绛又将全书通校一遍，于5月初送交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4月底，《堂·吉诃德》出版。因为翻译《堂·吉诃德》，杨绛获颁西班牙国王亲授的“智慧国王阿方索十世十字勋章”。
魅力：忍生活之苦，保其天真
回首百年人生，杨绛欣慰于自己“甘当一个零”。从做钱家媳妇的诸事含忍，到国难中的忍生活之苦以及在名利面前的深自敛抑，杨绛总能“忍生活之苦，保其天真”。
在杨绛看来，所以含忍是为了保自己的盔甲，抵御侵犯的盾牌。含忍和自由是辨证的统一。含忍是为了自由，要求自由得要学会含忍。”
她这种达观的人生态度，更多来自于对文化的信仰，对人性的信赖。抗战时期国难当头，生活困苦，她觉得是暂时的，坚信抗战必胜，中华民族不会灭亡。她写喜剧，以笑声来作倔强的抗议。到了“文化大革命”，支撑她驱散恐惧，度过忧患痛苦的，仍是这份坚定的信仰。“我确信，灾难性的‘文革’时间再长，也必以失败告终，这个被颠倒了的世界定会重新颠倒过来。”
正是这种坚信，让她和钱锺书即使在不幸中，依然书写着浪漫的人生传奇。而今，自称已经走到了人生边缘的杨绛，愈加通透。她说：“年轻时曾和费孝通讨论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不懂，有一天忽然明白了，时间跑，地球在转，即使同样的地点也没有一天是完全相同的。现在我也这样，感觉每一天都是新的。”
下列对作品的概括和分析，不正确的两项是（）（）

A．文章开头以排比的形式，通过别人的称赞和杨绛自我回答，“未见其人先闻其声”，从而使人物形象栩栩如生，跃然在读者眼前。

B．文章写拒绝别人的“苦差事”，由杨绛来做，她还自嘲是钱钟书的“拦路虎”，这反映出杨绛与钱钟书相濡以沫，愿为丈夫解忧。

C．无论抗战时期还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她之所以能够度过艰难和痛苦，书写着浪漫的人生传奇，原因在于她对文化信仰，对人性信赖。

D．文章虽以朴实的笔法，从几个不同的角度对人物进行粗线条的勾勒，但人物形象丰满，其低调、智性、坚韧等美德也得到突出的反映。

E．纵观整篇文章，作者以真挚感人的笔墨抒写出杨绛不同凡响的人生历程，表达出作者对杨绛的由衷敬仰，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
杨绛非常喜欢的名言“简朴的生活、高贵的灵魂是人生的至高境界”，这句话在她身上有哪些体现？(6分)
文章在写杨绛文学上成就时,为什么详写她翻译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一事？(6分)
文章中说：“含忍和自由是辩证的统一。含忍是为了自由，要求自由得要学会含忍。”你同意这种观点吗？为什么？请结合全文，说说你的理由。(8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