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冢中琵琶
林清玄
最近读到魏晋时代艺术家阮咸的传记,阮咸是魏晋南北朝最重要的七位诗人作家之一,这七人在当时号称为“竹林七贤”,但是他没有其他六贤有名,因为他的文学创作一点也没有保留下来,我们几乎无法从文字上去追探他在诗歌创作上的成就。
阮咸死的时候,以一件琵琶乐器殉葬,这使他成为中国音乐史上少数可以追思的伟大音乐家之一。伴随阮咸长眠于地下的琵琶,经过从西晋到唐朝的五百年埋藏,到了唐玄宗开元年间,有人在古墓里挖掘到一件铜制的正圆形乐器,经过弘文馆学士元行冲的考证,才证明它是阮咸的遗物。
这一件冢中琵琶因为五百年的沉埋,已经不堪使用,元行冲叫技巧高明的乐匠依其样式仿制了一具木制乐器,称为 “月琴”,音调雄亮清雅,留传至今,不但成为宫廷中的乐器,也成为后来民间最常使用的乐器。
到了唐德宗时代,著名学者杜估鉴于“月琴”原是阮咸所创制,为了怀念他的遗风逸响,将月琴定名为“阮咸”,自此以后,凡是中国琵琶乐器全得了“阮咸”的别名,阮咸于是得以与中国音乐史同垂不朽。
阮咸与琵琶的故事是宜于联想的,经过时空一再的洗炼,我们虽无幸重聆阮咸的丝竹之音,但我们可以感受到一颗伟大的艺术心灵的不朽。艺术心灵的伟大纵使在地下数百年,纵使他手中的乐器弦败质朽,却仍然能在时空中放光,精灿夺目。阮咸死时以琵琶殉葬,做为惟一的知已,这种艺术之情使他恒常令人怀念。
千古以来,被认为是中国音乐最高境界的名曲《广陵散》便是阮咸的创作,随着阮咸的逝世,《广陵散》成为中国音乐上的绝响,我们如今眼望广大的土地,倾听历史的足音,在夏夜星空的月下,仿佛看见阮咸在竹林下弹月琴自娱,或者与嵇康的古琴(嵇康是古琴的高手,古琴状似古筝)相应和,在琴声响过,筝声戛然而止的时候,他们纵酒狂歌,大谈圣人的明教与老庄的自然,然后长叹一声“礼岂为我辈设耶!”
那是一种什么样的境界呢?
阮咸的音乐天分几乎是与生俱来的,他很年轻的时候就被称为音乐的“神解”,任何音乐到他的耳中马上分辨出高低清浊,丝毫不爽;因此他不但弹奏月琴时能使人如饮醇酒,沉醉不已,他还是个音乐的批评家,对音乐的鉴赏力当世无有其匹。没想到他的音乐批评,竟得罪了主掌全国音乐行政的大官苟勋,他向晋武帝进谗言,革去了阮咸的官职。
阮咸丢官的时候,官位是“散骑侍郎”,这个职衔我们不用考证来解释,而用美感来联想,就仿佛看见一位卓然不群的流浪琴师,骑着驴子到处弹琴高歌的样子。
事实上,阮咸对当世的礼法非常轻蔑。他曾在母丧期间,身穿孝服,骑着驴子去追求自己私恋已久的胡婢,引得众人大哗,这在当时是不可思议的事,如今想起来却特别具有一种凄美的气氛。
我一直认为像阮咸这样的人,他是可以做到忘情的境界,但是他不能忘情音乐,以琵琶殉葬却是不可解的谜,难道这位“神解”能料到千年之后,人们能从冢中的琵琶怀想起千年之前,曾在他手中传扬的《广陵散》吗?阮咸给我们的启示还不只此,他和当时的艺术家给我们一个视野广大的胸怀,也就是“以大地为栋宇,屋室为禅衣”的胸怀,因为这种胸怀,他们方能体会到生活的乐趣,发出艺术的光辉。
我最喜欢“竹林七贤”的一则故事是:有一天嵇康、阮籍、阮咸、山涛、刘伶在竹林里喝酒,王戎最后才到。阮籍说:“这个俗气的东西,又来败坏我们的乐趣!”王戎回答说:“你们的乐趣,岂是可以败坏的吗?”这则故事正道出了“竹林七贤”艺术生命的真正所在,你看阮咸留在坟墓中的琵琶,它虽朽了,却永远不会败坏;因为那一把琵琶,曾经属于一个伟大的艺术心灵,注定了它在人心里永不败坏的玄想——如此说来,琵琶恐怕也是有心的吧!                           
“阮咸与琵琶的故事是宜于联想的”,作者联想到哪些内容?
文章开头写阮咸在文学上的影响不及其他六贤,你觉得作者这样写的原因是什么?最后一段讲述“竹林七贤”的故事,又有何作用?
综观全文,用简洁的语言概括作者眼中阮咸的特点。
试分析本文以《冢中琵琶》为题的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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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试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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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识
(台湾)张晓风
家人至亲,我们自以为极亲极爱了解的,其实我们所知道的也只是肤表的事件而不是刻骨的感觉。父亲的追思会上,我问弟弟:“追诉平生,就由你来吧,你是儿子。”弟弟沉吟了一下,说:“我可以,不过我觉得你知道的事情更多些,有些事情,我们小的没赶上。”然而,我真的知道父亲吗?我们曾认识过父亲吗?我愕然不知怎么回答。
读完徐州城里的第七师范的附小,父亲打算读第七师范,家人带他去见一位堂叔,目的是借钱。堂叔站起身来,从一把旧铜壶里掏出二十一块银元。堂叔的那二十一块银元改变了父亲的一生。我很想追上前去看一看那堂叔看着他的怜爱的眼神。他必是族人中最聪明的孩子,堂叔才慨然答应借钱的吧!听说小学时代,他每天上学都不从市内走路,嫌人车杂沓。他宁可绕着古城周围的城墙走,他一面走,一面大声背书。那意气飞扬的男孩,天下好像没有可以难倒他的事。然而,我真认识那孩子吗?那个捧着二十一块银元来向这个世界打天下的孩子。我平生读书不过只求缘尽兴而已,我大概不能懂得邢一心苦读求上进的人,那孩子,我不能算是深识他。
“台湾出的东西,就是没老家的好!”父亲总爱这么感叹。我有点反感,他为什么一定要坚持老家的东西比这里好呢}他离开老家都已经这么多年了。“老家没有的就不说了,咱说有的,譬如这香椿。”他指着院子里的香椿树,台湾的,“长这么细细小小一株。在我们老家,那可是和榕树一样的大树咧!而且台湾是热带,一年到头都能长新芽,那芽也就不嫩了。在我们老家,只有春天才冒得出新芽来,忽然一下,所有的嫩芽全冒出来了,又厚又多汁,大人小孩全来采呀,采下来用盐一揉,放在格架上晾,那架子上腌出来的卤汁就呼噜——呼噜——地一直流,下面就用盆接着,那卤汁下起面来,那个香呀——”
我吃过韩国进口的盐腌香椿芽,从它的形貌看来,揣想它未腌之前一定也极肥厚,故乡的香椿芽想来也是如此。但父亲形容香椿在腌制的过程主竟会“呼噜——呼噜——”流汁,我被他言语中的象声词所惊动。那香椿树竞在我心里成为一座地标,我每次都循着那株香椿树去寻找父亲的故乡。但我真的明白那棵树吗?
父亲晚年,我推轮椅带他上南京中山陵,只因他曾跟我说过:“总理下葬的时候,我是军校学生,上面在我们中间选了些人去抬棺材,我被选上了……”他对总理一心崇敬——这一点,恐怕我也无法十分了然。我当然也同意孙中山是可敬佩的,但恐怕未必那么百分之百的心悦诚服。“我们,那个时候……读了总理的书……觉得他讲的才是真有道理……”能有一人令你死心塌地,生死追随,父亲应该是幸福的——而这种幸福,我并不能体会。
年轻时的父亲,有一次去打猎。一枪射出,一只小乌应声而落,他捡起一看,小鸟已肚破肠流,他手里提着那温暖的肉体,看着那腹腔之内一一俱全的五脏,忽然决定终其一生不再射猎。父亲在同事间并不是一个好相处的人,听母亲说有人给他起个外号叫“杠子手”,意思是耿直不圆转,他听了也不气,只笑笑说“山难改,性难移”,从来不屑于改正。然而在那个清晨,在树林里,对一只小鸟,他却生慈柔之心,誓言从此不射猎。父亲的性格如铁如砧,却也如风如水—一我何尝真正了解过他}
《红楼梦》第一百二十回,贾政眼看着光头赤脚身披红斗篷的宝王向他拜了四拜,转身而去,消失在茫茫雪原里,说:“竞哄了老太太十九年,如今叫我才明白——”贾府上下数百人,谁又曾明白宝玉呢?人之间,亦未必真能互相解读吧?
我于我父亲,想来也是如此无知无识。他的悲喜、他的起落、他的得意与哀伤、他的憾恨与自足,我哪能都能一一探知、一一感同身受呢}蒲公英的散莲能叙述花托吗?不,它只知道自己在一阵风后身不由己地和花托相失相散了,它只记得叶嫩花初之际,被轻轻托住的安全的感觉。它只知道,后来,就一切都散了,胜利的也许是生命本身,草原上的某处,会有新的蒲公共冒出来。我终于明白,我还是不能明白父亲。至亲如父女,也只能如此。
我觉得痛,却亦转觉释然,为我本来就无能认识的生命,为我本来就无能认识的死亡,以及不曾真正认识的父亲。原来没有谁可以彻骨认识谁,原来,我也只是如此无知无识。
作者开头说“其实我们所知道的也只是肤表的事件而不是刻骨的感觉”,这句话在行文结构上有什么作用?
结合原文,赏析文中画线的两个句子。
(1)父亲形容香椿在腌制的过程中竟会“呼噜——呼噜——”流汁。
(2)我们,那个时候……读了总理的书…“觉得他讲的才是真有道理……
从全文来看,简要概括作者所写的父亲性格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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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堂的隔壁
任林举
世人没有见过天堂,当然想象不出天堂到底是个什么样子,但看了玉树那蓝得透明的天,我一下子就想到了天堂,玉树起码是在天堂的隔壁。
在玉树那几天,我每天想方设法与玉树人接触、攀谈,想了解一下那场地震对玉树人的心理冲击到底有多大。如果可能,我愿意用我自认为还有一些力量的手,轻拂去大灾后落在他们心头的阴影或尘埃,但实际上每每受到抚慰的是我自己。从他们生命里散发出的东西一次次将我感染、净化
且不说官方人士的妥帖言语、身体力行,也不说那些披着紫红色僧衣手摇着转经筒的僧人,也不说那些歌者舞者的纵情抒发、慷慨激昂,我们只说民间,说那些如草一样平凡的普通民众。
七月的玉树清晨,清凉如水,工地上忙碌了一夜的施工机械停止轰鸣,迟睡的建筑工人们尚未起床,空旷的街上,有一男一女两个老者在忙碌,他们不停地把街上的碎石、泥块儿和纸屑收到塑料袋里,扔到街边的垃圾箱。一开始我以为他们是身着便装的环卫工人,但后来看到真正的环卫工人时,才知道他们不过是普通的居民。那一刻,我觉得他们有一点亲切和熟悉,也有一点陌生和异样,甚至有些无法确定他们心里装的东西比如情感、观念以及其他的一些想法等,是否完全和我们一样。毕竟,他们世代生长在高原,那是离天更近的地方。
转过身,我突然看到了一个老妇人正俯下身去,从土中挖出一块刻着“唵嘛呢叭咪吽”六字真言的嘛呢石,轻轻擦拭然后摆放到显眼的地方。湛蓝的天是她的背景,洁白的云朵如花,绽放在她的头顶,与她神圣的表情、凝重的姿态、身上黑白相间的衣裙构成一种完美的呼应与映衬。这幅令人心动的画面,让我想起了米勒的《拾穗者》,但这位老妇人手中握着的并不是麦穗儿,而是通往天堂的钥匙。在她身后,是绕嘛呢石经城转经的人流。人们并没有因为大地震改变了嘛呢石经城的排列秩序和状态而降低对它的信任,每逢初一、十五仍然人如潮涌。
直到太阳西沉,转经的人们仍然不愿意离去,顺时针一圈圈绕着嘛呢石经城旋转不停。据说,有个别极虔诚的人,即便是夜晚也要不停地转下去,真是不舍昼夜啊!时光如无声无息的流水,显然,那些转经的人选择的是在顺流而下,所以他们尽管有时看起来像是在争分夺秒地奔忙,但本质是淡定和从容的。因为他们心中并没有名誉、功利的欲求,他们自然不必焦虑与急躁。
突然想起另一种方向的旋转,逆时针的旋转。小时候家乡有磨道之驴,蒙上“蒙眼布”后就会绕磨道一圈圈儿旋转,是逆着时针而动,好像它那么一圈圈儿拼命奔跑就能把痛苦劳累的时光冲销、磨灭。后来,我发现,世界上所有跑道的设计如出一辙,所有赛场上的运动员,也都依然在沿着逆时针方向奔跑。虽然那些争夺名次的人们,内心里并没有驴子的苦难,但他们永远逃不掉内心的焦虑、紧张与恐惧。
这一点,正是身处高原有着极深宗教情结的人们与我们之间在人生观及宇宙观方面的根本不同吧。或许,只有那些住在天堂隔壁的人们才能准确感知、适应天地自然的脉搏。
时间的下游,才有真正长远的未来。
离开高原,离开玉树之后,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在高原上的各种事物之中,能不能找到一种最能和那里的人文精神契合的东西?于是,我眼前再一次浮现出覆盖了山川、大地并为高原上一切生命提供生存基础的草。
玉树的草,永远都在山坡或平坝上匍匐着,什么时候看见它们都是那个样子,似乎一千年没有长高,一千年也没有死去。它们并不像低地的草,受阳光、雨露等养分的蛊惑,拼命地向上生长、拼抢空间,占得先机便在丰衣足食中葳蕤繁华,占不到先机便在贫寒交加中奄奄一息。春来不可一世地昌盛,秋去惨不忍睹地凋零。它们似乎从来也没有把生命的目标放在资源的拼抢与自我膨胀上。如果生的终点必然是死,繁荣的结局必然是衰败,作为草,为什么要拼尽气力去生长呢?所以这里的草并不需要太多的养分,在安守贫瘠和宁静中,保持一份优雅的高贵。春去春来,别处的草,已经是一度轮回了,而它们不过是睡去了又醒来,仍然以一种不变的生存心态和姿态注视着这个纷乱匆忙的世界。
草一旦活成了精,就会比花更有味道、更有深度。花儿只是装点一个季节,而草却用生命营造一种境界。我不敢断言,玉树的草都已经活成了精或玉树人个个如成了精的草,但我敢说,不管谁到达了这样一个有高度的玉树,就不得不想一些与这个高度对应的东西。
(选自《作家》2014年第2期,有删改)
玉树人生命里散发出的什么东西“一次次将我感染、净化”?请简析一下。
文中插入了逆时针旋转的事例,在文中有何作用?
文中写玉树的草主要运用了什么手法?写了它的哪些特征?
本文以“天堂的隔壁”为题有什么好处?请结合文意加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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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优雅表达治疗“语言癌”
刘巽达
台湾媒体新近提出一个名曰“语言癌”的概念,一时间应者甚众。最先“发难”的对象,是“做一个……的动作(如“拥抱”“微笑”“按摩”“点餐”)”之类的冗词赘句。这些词在现实生活中表达得非常烦琐,无意义地叠加赘词。最先表现在服务行业,似乎长一点的句子听起来较为委婉、温顺、礼貌,但一旦敷衍开去,不分场合,全都“拉长”。这种“语言的癌细胞不断增生”,扩散到大众口中,也入侵到标语及平面媒体里,甚至渗透到文字语法中,这就令人担忧了。
“语言癌”这一新概念,能够在短时间内迅速升温,引起两岸媒体与学界的关注与热议,乃因其在一定程度上击中了命门。现代人无法用精准的中文表达,已然不是一两天的事,而是积久之弊。当触摸手机屏幕点赞大面积代替词语表达,当音频和视频大范围代替文字表述,当非规范的网络语言吞噬规范中文,当“西语”未加消化地侵入汉语,“语言癌”就在这一片雾霾中渐渐生成。
也许有人认为,“语言癌”的症状在台湾地区较为明显,大陆症状略轻。笔者并不以为然,在这一点上,两岸只是表现形式不同而已。对此,著名作家余光中认为,这和中文的“恶性西化”有很大关系,大家只顾学英文、看翻译小说,不再看用字精简的中文经典,结果英文没学好,却把中文学坏了。化简为繁,以拙代巧,加上电视、网络推波助澜,遂将“讲病态中文”变成时尚。台湾作家张晓风还分析说,电视记者常在现场连线时拉高音调,吐出长串累赘、不知所云的话语,这种“腔调”潜移默化感染到受众,“癌细胞”就一点点扩散了。这些分析无疑是切中肯綮的。咱们这边的电视节目“口水”也不少,“讲变态中文”在现实中更是常见,“英文没学好却把中文学坏了”的例子俯拾即是。比如90后说话,前缀后缀经常是没完没了的“然后”。
在“语言癌”话题引发广泛共鸣后,台湾有关部门纷纷亮出应对方策,比如在会考中适时出一些“语言癌”的辨正题,引导教学,提升语文表达能力;比如在未来修订语文领域课纲时,将提升表达能力列为重要项目,让学生有更多机会讨论、上台讲话,等等。这些从青少年抓起的举措无疑是可喜的。但更为重要的是,全社会要形成说“雅语”的“雅风”,一要精准,二要生动,三要雅致,人人以此要求自己,并蔚然成风,才会感染到青少年。毕竟,对语言最大的影响,是社会文化,它不但存在于媒体之中,还存在于人际之间,无孔不入,深入肌理。
打造健康环保的“绿色语言环境”,一方面,我们需要看到流行语中的健康新生词语,并及时融入语言河海,丰富语言宝库;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适时进行语言清污,对形形色色的“语言癌细胞增生”梳理判别并加以遏止,让它们在“雅语雅风”面前式微。唯有如此,“语言癌”才会逐步治愈。
(《光明日报》 2015年01月14日 02版)
下面对“语言癌”的内涵理解最准确的一项是

A.常见到的“做一个……的动作(如“拥抱”“微笑”等)”之类的冗词赘句。
B.在生活中表达非常烦琐,无意义地叠加赘词,不分场合,全都将句子“拉长”。
C.服务行业中为让人听起来感到委婉、温顺、礼貌,故意使用长一点的句子。
D.已扩散并渗透到大众口中、标语、平面媒体、文字语法中语言表达现象。

下列对“语言癌”产生的因素的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手机点赞、播放音频和视频代替文字表达,使用非规范的网络语言,导致“语言癌”生成。
B.中文“恶性西化”,大家只顾学英文,不再看用字精简的中文经典,“讲病态中文”变成时尚。
C.电视记者常拉高音调,吐出长串累赘、不知所云的话语,这种“腔调”潜移默化感染到受众。
D.大陆电视节目中的“口水”较多;现实中,90后说话,前缀后缀经常是没完没了的“然后”。

下列表述,不符合原文内容的一项是

A.“语言癌”这一概念能迅速升温,是因为两岸媒体与学界的关注和热议,击中了命门。
B.两岸的“语言癌”在表现形式上有着不同,但在症状上,并不存在孰重孰轻的问题。
C.台湾有关部门的应对方策虽然可喜,但在全社会形成说“雅语”的“雅风”更为重要。
D.治愈“语言癌”的过程中,既要吸纳流行语中健康生动的词语,也要适时对语言清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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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岳霖的魏晋风度
王开林
①有些人城府深,门禁严,大门之内还有二门,二门之内还有三门。金岳霖特别单纯,他不功利,也不势利,是著名的老顽童。
②少年时,赶上辛亥革命,他兴冲冲地剪掉辫子,意犹未尽,又仿照崔颢的《黄鹤楼》作打油诗一首:“辫子已随前清去,此地空余和尚头。辫子一去不复返,此头千载光溜溜。”谐诗流出,立刻传为闾巷笑谈。
③金岳霖终身未婚,朋友们的孩子都叫他“金爸”。他喜欢搜罗大个头水果,比如雪花梨、苹果、橙、柚、石榴,将它们摆在书案上,或拿去跟孩子们比赛,这种较量往往要拉锯多个回合。好一位独孤求败,输了比赢了更开心。在书房里他收藏着“水果状元”,谁能吃到它,谁就是得意门生。
④金岳霖对中国的大种鸡了如指掌,他养过大黑狼山鸡,还养过大斗鸡。房屋一隅他摆放长排蛐蛐罐,只为在寂静的夜晚倾听它们的“瞿瞿奏鸣曲”。吃饭时,大斗鸡跳上餐桌,伸长脖颈啄食荤素,他不驱不赶,待若家人。在《世说新语》中,阮氏兄弟与猪崽共用大瓮饮酒,已属一奇,金岳霖不遑多让。
⑤金岳霖有个规矩和习惯:上午不见客,不干其他事务,集中精力读书写字。构思时,他静坐冥想,仿佛老僧入定,红尘俗务不复萦怀。有一次,那群惊弓之鸟都跑空袭警报去了,他却窝在宿舍里,浑然未觉,岿然不动。待警报解除,大家奔回废墟寻人,竟发现他提笔而立,呆若木鸡,浑身都是尘土。
⑥金岳霖讲课,不带讲义,只带粉笔,但十有八九黑板上不著一字。他的课学生爱听,大教室座无虚席。他喜欢提问,西南联大没有点名册,他就想出奇招:“今天,穿红毛衣的女同学回答问题。”将令一下,所有穿红衣的女同学都会深呼吸,既忐忑,又光荣。
⑦沈从文教语体文写作,主动为青年弟子开“小灶”,将金岳霖拉去讲“小说和哲学”。大家仰颈翘盼金先生讲出一番精深的道理来。不料他迂回曲折地讲了半天,结论仍是“小说和哲学没有关系”。有人纳闷,问道:“《红楼梦》算不算一个例外?”他说:“红楼梦里的哲学不是哲学。”说话间,他突然停顿下来,把右手伸进后脖颈,捉出一只跳蚤,捏在指间,细细打量,那神情比京城名捕逮住钦犯还要得意。
⑧钱端升教授的夫人陈公蕙有一句趣谈:“那个老金呀,早年的事情是近代史,现在的事情是古代史。”金岳霖能够将昆明大观楼的长联倒背如流,却经常忘记自己的姓名。有一回,他给老友陶孟和打电话,接通后,陶家佣人问道:“您哪儿?”金岳霖答不上来,就回答:“你别管我是谁,找陶先生说话就行。”不料陶家佣人跟他较真,不报姓名不通融。金岳霖无奈,只好回头问自己的车夫王喜,王喜摸了摸后脑勺,替他理出头绪来:“只听见人家叫金博士。”一个“金”字点醒梦中人,他又恍然记起了自己的名字。
⑨金岳霖是单身汉,拿着一级教授的高工资,他乐得资助学生和朋友。乔冠华到德国留学,金岳霖资助几百块大洋,乔冠华至死都感念他的再造之恩。抗战期间,米珠薪桂,“教授教授,越教越瘦”。某日清晨,张奚若的夫人发现椅子上放着一叠钞票,她很惊讶,这么多钱是哪位客人不小心遗落的?张奚若回想之后,立刻断定“这是老金干的好事”。
⑩晚年,金岳霖体弱多病,常赴协和就医。革命小将不准他乘坐汽车,他就屈就平板三轮车,自携小马扎,身穿长棉袍,任人慢慢悠悠一路蹬过去。他觉得蛮好玩,并不感到憋屈和难受。
多年后,冯友兰在《怀念金岳霖先生》一文中写道:“金先生的风度很像魏晋大玄学家嵇康。嵇康的特点是‘越名教而任自然’,天真烂漫,率性而行;思想清楚,逻辑性强;欣赏艺术,审美感高。金先生的著作,我们可以继续研究,金先生的风度是不能再见了。”
赤子和名士,在金岳霖身上实现了无缝结合,他的可爱是公认的。
请简要分析文章开头的作用。
简要分析文中划线句子的表达效果。
(1)大家奔回废墟寻人,竟发现他提笔而立,呆若木鸡,浑身都是尘土。
(2)那个老金呀,早年的事情是近代史,现在的事情是古代史。
请以⑧⑨⑩段为例,简要分析本文在选材上的特点。
文章结尾说“赤子和名士,在金岳霖身上实现了无缝结合”,请结合文本谈谈你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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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文化与华夏文明的传播
刘再聪
敦煌藏经洞出土文书多达5万多件,保留有汉文、粟特文、突厥文、吐蕃文、梵文、于阗文、回鹘文、西夏文、叙利亚文、八思巴文等多种民族古文字资料,内容涉及中古社会的各个方面,被誉为中古时期的“百科图书馆”。以敦煌为中心形成的敦煌文化是世界古代文明的缩影,敦煌文化走向世界,成为传播华夏文明的有效途径。
横贯欧亚大陆的“丝绸之路”因中国丝绸大量输往西方而得名,成为中华民族推动世界文明进程的集中反映。敦煌的得名与丝路交通的开通有关。东汉应劭言:“敦,大也;煌,盛也。”唐人李吉甫亦言:“敦,大也,以其广开西域,故以盛名。”南朝人刘昭称敦煌为“华戎所交一都会”,隋朝人裴矩称敦煌是西域门户“咽喉之地”。位于敦煌东南2 5公里的莫高窟,是丝绸之路上一处光辉的历史遗迹。莫高窟现有洞窟735个,壁画4.5万平方米、泥质彩塑2415尊,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佛教文化艺术圣地。被誉为“东方世界艺术博物馆”“世界艺术宝库”。其洞窟数量、壁画面积和保存现状是世界上其他著名石窟如阿富汗巴米扬石窟、印度健陀罗石窟等石窟文化无法比拟的。姜亮夫在《敦煌——伟大的文化宝藏》论述的观点认为:敦煌文化包罗了中国传统的文化艺术精神,也包罗了中西文化接触后所发的光辉,是中国伟大传统的最高标准,是人类精神的最高发扬。季羡林在《敦煌学、吐鲁番学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中提出自己的看法:敦煌和新疆地区是世界上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等四个文化体系汇流的地方。
18世纪后期,近代考古学诞生。在地理大发现浪潮的推动下,敦煌、新疆及中亚地区吸引了各国考古学家的目光。据不完全统计,从1893年至1935年,来中国西北的考察团多达24批。其中1906年就有德国格伦威德尔、瑞典斯文赫定、俄国科卡诺夫斯基、俄国别列佐夫斯基、英国斯坦因、法国伯希和、芬兰曼妮尔海姆等七支考察队。这些考察团中,仅1935年的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有中国学者参加。形形色色的探险家来中国的起因和身份不同,但到了中国后,都做过同样的勾当——窃取文物。这些“考古学上的贼”将盗取的宝物捆载回国后,一夜成名。由于各国探险家在中亚和我国的西北地区取得了许多重大发现,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上半叶被誉为探险家的“黄金世纪”。在这一时期,中国西北成为西方探险家的乐园,而敦煌成为乐园中的“极乐世界”。
(选自2014年4月11日《光明日报》)
下列关于敦煌文化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A.以敦煌为中心形成的敦煌文化,走向了世界,有效地传播了华夏文明,成了世界古代文明的缩影。
B.其中的莫高窟洞窟被誉为“东方世界艺术博物馆”,是世界上仅有的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文化圣地。
C.敦煌文化中的莫高窟洞窟数量、壁画面积和保存现状,是世界上其它石窟所呈现的石窟文化无法比拟的。
D.有观点认为,敦煌文化包罗了中国传统的文化艺术精神,也包罗了中西文化接触后所发的光辉,是人类精神的最高发扬。

下列表述,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敦煌藏经洞出土的文书保留有多种民族古文字资料,内容涉及中古社会的各个方面,被誉为中古时期的“百科图书馆”。
B.敦煌的得名与丝路交通的开通有关。位于敦煌东南25公里的莫高窟,是丝绸之路上一处光辉的历史遗迹。
C.河两走廊西端的敦煌是丝绸之路上的文化重镇,“丝绸之路”成为世界文明推动中华民族文化进程的集中反映。
D.季羡林曾撰文认为,敦煌和新疆地区是世界上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等四个文化体系汇流的地方。

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敦煌藏经洞保留有汉文、突厥文、吐蕃文、梵文、于阗文、回鹘文、西夏文、叙利亚文等多种民族古文字资料。
B.地理大发现的浪潮,使得敦煌、新疆及中亚地区吸引了各国考古学家的目光,来中国西北的考察团一度达24批。
C.不同身份的探险家到中国窃取文物,成了“考古学上的贼”,而敦煌也一度成为探险家乐园中的“极乐世界”。
D.各国探险家在我国西北地区的许多重大发现,使得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上半叶被誉为探险家的“黄金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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