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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本是指文字符号,现在提到的“书”不是从文字符号讲,也不是从文字学“六书”来讲,而是从书法艺术讲。书法对中华民族有很深远的影响,“书”与“金”“石”“画”并称,在中国文化中占有很重要的位置。书法是一种艺术,而且是广大人民喜闻乐见的艺术。中国的汉字刚一出现,写字的人就有“写得好看”的要求和欲望。如甲骨文就是如此,虽然字形繁难复杂,但是不论单个的字还是全篇的字,结构章法都要很好看。可见,自从有写字的行动以来,就伴随着艺术的要求,美观的要求。
不论是秦隶还是汉隶,都是刚从篆书演变过来的,写起来单调而且费事。所以到了晋朝,真书(又叫做楷书、正书)开始出现并逐渐定形。真书虽然各家写法不同、风格不同,但字形的结构是一致的。在历史上篆书、隶书等使用的时间都不如真书时间长久,真书至今仍在运用,就是因为它字形比较固定,笔画转折自然,并且可以连写,多写一笔少写一笔也容易被人发现。真书写得萦连便是行书,再写得快一点就是草书。草书另一个来源是汉朝的章草,就是用真书的笔法写章草,与用汉隶的笔法写章草不同,到东晋以后与真书变来的草书合流。
真书的书写很方便,所以千姿百态的作品不断涌现,艺术风格多样,出现了各种字体,比如颜体、柳体、欧体、褚体等。在这以前没有人专门写字并靠书法出名的,就连王羲之也不是专门写字的人,古代也没有“书法家”这个称呼。当时许多碑刻都是刻碑的工匠写的,到了唐朝开始文人写碑成风。唐太宗爱写字,写了《晋祠铭》《温泉铭》两个碑,还把这的拓本送给外国使臣。当时的文人名臣如虞世南、欧阳询、褚遂良以及后来的颜真卿、柳公权等都写碑,这样书法的流派逐渐增多,他们的碑帖一直流传至今。其实,今天看见的敦煌、吐鲁番等地出土的文书、写经等,其水平真有超过传世碑版的。唐朝一般人的文书里,也有书法比《晋词铭》《温泉铭》好的,但是那些皇帝、大官写出来的就被人重视,许多无名书法家的作品就不为人所知了。
古代称好的书法作品为“法书”,是说这件作品足以为法,“书法”“书道”“书艺”是指书写的方法;现在合二为一了,一律叫做“书法”。书法在人们的生活中发挥着很大的作用,从书法作品、艺术装饰到书信往来都要用到书法,同时书法活动既可以培养艺术情操,又可以调心养气,收到健身的效果。北朝人曾经说过:“尺牍素书,千里面目”。看到一封来信,感到很亲切,如见其人。书法被作为人的品格和形象的代表,自古以来就是这样。 
(摘编自启功《金石书画漫谈》)
下列关于“书”的表述,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在汉语中,“书”既可以指文字符号,也可以是文字学的“六书”之“书”,本文则是从书法艺术上来讲,所谓“书”就是书法。
B.在历史上,“书”与“金”“石”“画”并称,它们同样因为影响深远,而在中国文化中占有很重要的位置。
C.在甲骨文中,不论是单个的字还是全篇的字,结构章法都已经很好看了,可见汉字刚一出现,就有了“书”这一方面的要求。
D.真书书写方便,千姿百态的作品不断出现,形成颜体、柳体等不同的字体,这些字体是依据“书”的艺术风格划分出来的。

下列理解,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秦隶和汉隶都是从篆书演变过来的,写起来单调而且费事,于是到了晋朝,真书应运而生,并且一直使用到今天。
B.真书写得萦连便是行书,行书再快一点就是草书,这是草书的一个来源。草书的另一个来源是章草,是用汉隶笔法写章草而形成的。
C.在古代,起初没有专门写字并且因为书法而出名的人,直到唐朝文人写碑成为风气,欧阳询、颜真卿、柳公权等人由此成为书法家。
D.在古代,“书法”是指书写的方法,“法书”是指好的书法作品,到现在则把这两者合而为一,都称为“书法”。

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内容的一项是

A.在字形的繁难复杂方面,秦隶和汉隶要超过真书,甲骨文又要超过秦隶和汉隶,可以说这是真书使用时间特别长久的根本原因。
B.古时候书法流派不多,当时甚至没有“书法家”这一称呼,而到唐代书法大盛,流派逐渐增多,看来书法的发展跟社会的崇尚有很大关系。
C.在唐代有些无名书法家的水平也很高,唐人碑版的书法其实并不代表当时的最高水平,只是因为它们是皇帝、大官所写,才为世人所推崇。
D.中国人自古就把书法作为人的品格和形象的代表,所以北朝人所谓的“尺牍素书,千里面目”,也就是今人所谓“见字如见其人”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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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的生活智慧
战士不是时时刻刻都在战斗的。现代战争越来越重视后勤工作,甚至有的军事专家认为,现代战争打的就是后勤。对于一个思想战士来说,生活质量的好坏会直接影响到战斗的情绪和战斗的结果。
鲁迅是个非常有生活情调、生活智慧的人。
他的人生观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后来又解释道:“我之所谓生存,并不是苟活;所谓温饱,并不是奢侈;所谓发展,也不是放纵。”
鲁迅很重视钱,绝不假装清高。鲁迅的日记里仔仔细细地记着他的几乎每一笔收入支出。他的收入主要来自三个方面:薪水、讲课费、稿费。后两者是不定的,所以他很看重固定的薪水。他在教育部每月可以拿300大洋。那时北京市民的最低生活标准是两三块大洋。一块大洋购买基本生活品的购买力大约是今天一块人民币的七八十倍到一百倍。举个例子:根据老舍的回忆,当时老舍当个“劝学员”——教育分局局长,每月100元,小学校长40元,小学老师25元,学校的勤务员6元。毛泽东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当临时工性质的管理员8元,而馆长李大钊300元。老舍说当时1毛5就可以吃顿很好的饭:一份炒肉丝,三个火烧,一碗馄饨带两个鸡蛋,这些只要1毛二三,如果1毛5,就可以再来一壶老白干喝喝了。这一顿饭现在在北京,15元恐怕还未必能拿下吧!
在这样的情况下,鲁迅很看重他的300大洋。他跟章士钊打官司,一定要保住自己的铁饭碗——章士钊免了鲁迅的职,许多人等着谋他的缺呢。后来,他离开了官场,也离开了大学,由广东到上海。领导教育部的蔡元培先生每月给他干薪300大洋,他也接受了。有人不理解鲁迅的做法,说鲁迅为什么拿着国民党政府的钱,还要骂国民党。在鲁迅看来,钱是该拿的,但骂也是该骂的。跑到外国去,在帝国主义的大旗下面骂中国,那是没出息的表现。我就在国内以笔作枪,贬恶扬善,这才是真正的爱国主义,真正的勇士,真正的豪杰。
鲁迅有个学生叫李秉中,在军队当官,想辞职不干了,写信征求鲁迅意见。鲁迅反对,认为饭碗可以跟理想分开。鲁迅回信说:“人不能不吃饭,因此即不能不做事……我看中国谋生,将日难一日也。所以只得混混。”鲁迅居然说出“混混”这样的话,很不英雄吧?很不容易理解吧?其实重视饭碗,重视物质生活对于精神生活的决定作用,正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态度。鲁迅不是从马克思主义那里得到的这个真理,而是从长期的生活实践中得到的。
鲁迅在《娜拉走后怎样》里说:“钱这个字很难听,或者要被高尚的君子们所非笑,但我总觉得人们的议论是不但昨天和今天,即使饭前和饭后,也往往有些差别。凡承认饭需钱买,而以说钱为卑鄙者,倘能按一按他的胃,那里面怕总还有鱼肉没有消化完,须得饿他一天之后,再来听他发议论。”可见,鲁迅的生活智慧是建立在实实在在的日常生活上的。生活搞不好,仍然追求理想,当然也值得尊敬,我们应该帮助这样的“有志”青年。但是不要把二者绝然分开,一味追求理想,不顾生活实际,那就可能成为“幼稚”青年了。
他在生活中的智慧,使他在思想上、在文章里都明察秋毫。
所以,他知道如何应付不同的场面。比如他说如何听高人讲话:“与名流学者谈,对于他之所讲,当装做偶有不懂之处。太不懂被看轻,太懂了被厌恶。偶有不懂之处,彼此最为合宜。”(《小杂感》)
这是世故,但这世故背后是对虚伪的社会风气的冷嘲。他也有直率的时候,比如日本请他主持中日通航典礼,他拒绝逢场作戏。他说:“不能把太太小姐敲碎一个啤酒瓶子的事要我做。”记者纠缠说:“如果您不答应,我就非常为难了。”鲁迅答道:“如果我答应您,我就非常为难了。”智慧不一定都是圆融婉转的,有时候也表现为斩钉截铁的果断。
鲁迅在《世故三味》中写道:人世间真是难处的地方,说一个人“不通世故”,固然不是好话,但说他“深于世故”也不是好话。“世故”似乎也像“革命之不可不革,而亦不可太革”一样,不可不通,而亦不可太通的。
然而据我的经验,得到“深于世故”的恶谥者,却还是因为“不能世故”的缘故。
那么,鲁迅的世故到底是一种什么状态的世故呢?他的好友许寿棠说:“有人以为鲁迅长于世故,却又有人以为他不能世故,其实都不尽然,只是与时宜不合罢了。”
下列对传记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最不恰当的两项是()

A.鲁迅先生绝不假装清高,他很看重他的固定薪水。因为每月300大洋的薪水,在当时的北京,能让他有很高的生活标准。
B.当学生不想在军队当官,要辞职不干时,鲁迅先生教导学生的话,让我们得到启示:如果日子过得艰难的时候,就可以混混去过,因为一个人首先要生活。
C.第四段中,作者提到北京市民的生活标准,并列举了老舍、李大钊、毛泽东及教育领域其他人的薪水情况,既表现鲁迅先生薪水之高,也突出了他在教育领域的影响力和成就。
D.鲁迅先生能够在所谓的高人讲话时知道应付、懂得世故,但是在日本请他主持中日通航典礼时,他却拒绝逢场作戏,是因为这件事有损民族大义,作为一个坚定的爱国主义者,他绝对不会接受。

E.本文从大处着笔,由战争的后勤引出鲁迅先生的生活,进而谈鲁迅先生在生活中的智慧,又通过几件小事重点写他对钱的看法,提到生活中的智慧是建立在日常生活的基础之上的,点到鲁迅先生的思想文学主张受生活的影响,思路清晰,层次递进。
结合文本,概括鲁迅先生生活智慧的表现?
作为一篇传记,本文在表现人物上有哪些特点
许寿棠说:“有人以为鲁迅长于世故,却又有人以为他不通世故,其实都不尽然,只是与时宜不合罢了。”如何理解这句话? 联系文本探究鲁迅的世故到底是一种什么状态的“世故”?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后面的问题。(25分)
山那边的景致
返乡的日子里,我常对着茨西山庄背后的犊牯山发呆。
三百多年前,山那边并没有发生过什么天灾人祸,可我祖上却在三百多年前的某一个夜晚从山那边迁了过来。
“山那边不好么?”我童年时不止一次这样问爷爷。爷爷却只是笑,什么也不说。于是,在我童年的思维里,就有了这样的推理:山那边是什么样子,我爷爷的爷爷也未曾跟我爷爷说过。
我祖上的坟都是在山那边的。听爷爷说,每有先人作古的时候。总是叮咛子孙把他的尸骨抬到山那边安葬。但不知是淡了祖籍的概念还是子孙们懒惰了,从我爷爷的爷爷那辈开始,坟就在庄边不远处的坡地里。
而今我已过了好奇的年龄,却对祖上为什么要迁徙依然好奇。
一个人若是不知道祖上为什么要抛家别舍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是一种悲哀。起码我是这样认为的。
我曾经有几次萌生了去山那边看一看的念头,可与几个同龄的伙伴说了,却没有一个人愿意和我结伴而去。
我是不惯于孤独的,于是也就终未成行。只是,我对山那边始终充满了好奇。
在我的视线里,一个笑意在嘴边、在眼角的老人赶着一群羊从山那边过来了。这群羊,十多只,一只比一只肥。
山庄与山之间,的确是放羊的好去处:有沟有坡。坡上草绿,沟中水清。
看到他,我就想从他嘴里知道些山那边的情况,于是就主动过去与他搭讪。
“喂,大爷,怎么称呼?”我迎着他,笑问。
“随你叫好了。”老人连正眼看我一下也不,随口道。
我愣了一下,想不出该再说些什么才好,但又不愿放弃了解山那边的机会,于是就一声不响地蹲在了他一边,拿眼瞟着他看。老人的脸上布满了核桃壳似的皱纹,腰间挂个葫芦,清漆漆的那种,油津津的,阳光下闪亮着微紫的光泽,很好看。
老人取下葫芦,拔下塞子,“嗞”了一口。
“大爷,你喝的是酒吧?”像是找到了话题,我又问。“是吧。”老人说。
“怎么您脸一点儿也不红?恐怕是水吧?”我故意这么说一句,希望能听他说一句多一些单词的话。“是吧。”老人却仍是极简洁地答了句。
看得出老人是不怎么喜欢说话的,我也就不再顾忌什么,问:“大爷,山那边好么?”“好。”老人说。“怎么个好法?”我问。
老人忽地扭脸看着我。眼睛里,分明是一种嘲笑我问得奇怪的眼神。“就这么个好法。”老人挥手指了指四野,说。
我下意识地四下望了望,也就不再说什么,只是默默地陪他蹲着,和他一起看他的羊“咩咩”地叫着吃草,听他不时“嗞”他的葫芦。
天黑了,炊烟包裹的山庄里传来唤我回去吃饭的声音。我站起身,看了看仍蹲着的老人,说:“大爷,晚上住俺家吧。”
“不麻烦了。”老人说一句,却没有丝毫感激我的意思。
“晚上你怎么住?”我忍不住多了句嘴。
“羊怎么住,我怎么住。”老人指了指他那些勾头吃草的羊,津津有味地“嗞”了口葫芦。
老人住在山庄东边的一个破窑里。住了三五日,我走的那一天,他也走了。
老人赶着他的羊,和我一起向背山的地方走了。
坐上车,当车轮轧过钢轨,把我从乡间往城市运的时候,我是那样的想家里的景致。
乍然间,隔窗望见那牧羊老人仍在走,我忽然感觉到了一阵从没有过的凄凉。
这世上难道没有能够留住他的景致吗?
下列对小说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最恰当的两项是(5分)

A.同龄的伙伴不愿与“我”结伴去山那边看看,所以,“我”尽管对山那边充满好奇,但终未前往一探究竟。
B.山庄与山之间,有沟有坡,坡上草绿,沟中水清,富有生机,清新宁谧,洋溢着“我”对故乡浓浓的喜爱之情。
C.“我”主动与老人搭讪,他不正眼看“我”,嘲笑“我”问得奇怪,没有丝毫感激“我”的意思,折射出山里人与城里人之间存在着无法逾越的心灵隔阂。
D.标题中的“山那边的景致”,既实指犊牯山那边的景致,又虚指人们曾经有过的一种生活环境或生存状态。

E.小说通过“我”与“老人”的对话,回答了“我”对“山那边的景致”的询问:山那边很平常,并不是什么好地方,不值得“我”去探寻。
小说一开始就写“返乡的日子里,我常对着茨西山庄背后的犊牯山发呆”,这样写有什么作用?请简要分析。(6分)
小说中“老人”有哪些性格特点?请简要赏析。(6分)
关于这篇小说的主题,有人认为是“寻根”,有人认为是“漂泊”,有人认为小说隐喻着不同人生态度的碰撞,你怎么看?请结合全文进行探究。(8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后面的问题。
中国古代星宿
当远古的人们第一次仰望星空时,就对这个世界的存在发出了疑问。渐渐的,各个民族都形成了自己对星空的认识。如今的我们似乎很习惯用西方的星座解读生活,却忽略了我们中华自己的智慧,几千年前,我们的祖先就已经对我们头顶的星空进行了深刻的思考与探索。
我们中国古代的对星空的认识是在天上重新塑造了一个社会,地面上所有的东西能都在天上对应的找到,那里有皇帝,有皇后,有军队,还有房屋、马车……,在天上形成了一个与地面上类似的人间体系。由于种类繁多,所以中国的古代星宿比较复杂,零乱。但它是对纷扰世界的反映。
古人通常把天上的恒星几个几个地组合在一起,每个组合给一个名称。这样的恒星组合称为星官。各个星官所包含的星数多寡不等,少到一个,多到几十个。所占的天区范围也各不相同。在众多的星官中,三垣二十八宿占有很重要的地位。这样把所有的星星都划分到不同的星宿里,这不仅方便观测和测量这些恒星并且古人还有更重要的用途。中国古代天文最重要的特点是经世致用,就是每一种星宿划分方法都有一定的用途。通过对星空的观测,我们发展出了精确的历法。还有占星术,它专以战争胜负、年承丰歉、王朝盛衰、帝王安危等军国大事为占测对象,在古代拥有强大的政治功能、军事功能和文化功能,并且由于与皇权的这种特殊关系,决定了它在政治运作中可能扮演重要的角色。大体上我们把星空划分成了“三垣”和“四象”。“三垣”是北天以北极星为中心的一大片星区,“垣”就是城墙的意思,三垣分别是太微垣、紫微垣和天市垣。而“四象”是黄道以及黄道附近围绕天区一周的星宿体系,分别是东方苍龙、西方白虎、南方朱雀、北方玄武。而进一步把每一象再划分成七宿,于是又形成了二十八星宿。
此外,古代的占星家为了用天象来占卜人间的吉凶祸福,分别将天上的星星与地面上的国州相对应,称为分野,具体就是将某个星宿作为某个州的分野,例如,王勃的《滕王阁序》中写道“星分翼轸,地接衡庐”中的翼轸就是说江西的南昌地处翼轸的分野之内。
在中国传统上,北极星有非比寻常的意义,例如公元前1097年周公时代称北极星“微帝”等。这是由于它看起来在天空中固定不动,被众星拥护,故被视为群星之主。《论语·为政》记载“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
而北斗七星是我们最熟悉的星宿之一,由于它醒目的形状和它重要的位置,所以它在中国古人的心目中的地位及其重要,它就像一个巨大的勺子悬挂在北方的天空。随着历史的发展,北斗七星的地位一天比一天高起来,后来成了掌管人们生死的星宿,在道教中,北斗七星被称为七元解厄星君,居北斗星宫,根据人的出生时刻,人的生命可以被七个星君分管。根据这个原理,我们就可以找到自己的主管星。
下列关于星宿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A.中国古代星宿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我们的祖先对现实社会的认识。
B.由于强调星空和人间的对应,中国古代的星宿划分比较复杂。
C.三垣是以北极星为中心的星区,在二十八宿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D.星宿的划分方便对星空的观测,对制定精确的历法有很大意义。

下列表述,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各个民族都有对星空不同的认识,今天我们似乎很熟悉西方星座,却忽略了中国古代对星空更为深刻的思考。
B.把星星都划分到不同的星宿,每一种划分方法都有重要的用途,这体现出中国古代天文学经世致用的特点。
C.中国古代的占星术的占测对象都是军国大事,并且与皇权关系密切,对政治、军事活动能有很大的影响。
D.古代的占星家将星宿和国州对应,认为通过对天上的星星的观测,能预测出它所对应的地面区域吉凶祸福。

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四象”是将黄道及其附近围绕天区一周的星空,按东西南北四个方位划分星宿体系。
B.北极星因为在天空中特殊的位置,往往被古人视作统治者的象征,地位自然非比寻常。
C.北斗七星像一个巨大勺子的形状十分醒目,地位十分重要,也是我们最熟悉的星宿之一。
D.道教将北斗七星称为七元解厄星君,认为是掌管生死的星宿,所以其地位越来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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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问源于乐趣,藏宝最终散尽
曾有一种说法,21世纪可能还会出现个钱钟书,王世襄是出不了了。
2009年11月28日,著名文物专家、学者、文物鉴赏家、收藏家王世襄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去世,享年95岁。王世襄的离世,意味着中国又一位标志性的文化老人陨落。
王世襄生于1914年。他的曾祖父、祖父、父亲都是朝中大官,母亲是书香门第,他年轻时就在燕京大学读书。王世襄虽然出身豪门,拥有很好的教育背景,对书画、陶瓷这些也都是通的,他更关注的却是社会底层的文娱活动,捉獾、养鸽、驯鹰、养狗等等。他的很多对于这些方面的研究就不被许多人看成是学问。
王世襄是杂家也是通家。他的许多学问最初都起源于乐趣。王世襄生前有一句名言:“一个人如连玩都玩不好,还可能把工作干好吗?”他被称为“京城第一大玩家”。少年的“王家二少爷”养狗、玩葫芦、养鸣虫,在北京城可以算得上是小有名气。他玩过一只白鹰,是鹰中绝品,当时叫价一百块钱,而一袋洋面粉才两块五。王世襄头一次托人借钱,买走了这只白鹰。
王世襄从小的心思都不在学业上,他对自己的判断是:“我自幼及壮,从小学到大学,始终是玩物丧志,业荒于嬉。”但启功先生却不认同这种说法,他曾说,王世襄先生的“玩物”是“研物”,许多被人看作是玩的东西,在王世襄眼里都是艰苦的学问。王世襄曾说:人生价值不在据有事物,而在观察赏析,有所发现,使之上升成为知识,有助文化研究与发展。
即使“雕虫小技”,王世襄都“玩”出了道道,他曾经出版过《中国金鱼文化》、《竹刻艺术》、《北京鸽哨》等等。他收藏的东西除了家具这样的大家伙,还包括蛐蛐罐、鸽哨这样的小玩意儿,同样都非常精深而成一领域之专家。2000年,王世襄将自己一生所写的大部分文章交由三联书店以《锦灰堆》为名出版,书中涉及家具、漆具、竹刻、工艺、则例、书画、雕塑、乐舞、忆往、游艺、饮食、杂稿等十二类。
王世襄于l940年曾应梁思成之邀加入中国营造学社,在国难频仍的年代,他们在荒野中寻找中华文明的久远证据,将历史传统重又缝合。l945年8月,日本投降。经当时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和梁思成推荐,王世襄被派遣回北平清查战乱损失的文物。当时,许多日本和德国的文物贩子与收藏家在中国收买文物,伺机盗运出境。王世襄宴请了四五十位知名的古玩商,请他们提供线索。他得知沦陷时期河南某地出土的青铜器多数被德国人杨宁史买去,于是通过其父友人找到宋子文详陈原委,终于没收了杨宁史的青铜器240件,其中包括价值连城的“宴乐渔猎攻战铜壶”“商饕餮纹大钺”等。
文革时期,王世襄跑到国家文物局,请求文物局的内行红卫兵前来抄家,就此保住了大批文物。
王世襄毕生为国家追回国宝,收藏了那么多宝贝,却在晚年都拍卖回流到了社会。王世襄最终选择了“散尽”,这些宝贝也有了更多前世今生。
王世襄自称“书呆子”,在反右已经开始的情况下,他还热情地邀约黄苗子、郁风以及漫画家张光宇来自己的四合院“芳嘉园”住。小院越来越热闹,成为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京城文化圈里一个不可多得的雅集场所。但由于人越来越多,王世襄便缩回一间漏雨的小屋,将数十件形态、大小各异的明清家具塞满狭小的空间。两个明代的柜子被王世襄拼在一起,他和老伴袁荃猷睡在里面,以至黄苗子专门为这张特殊的“大床”写了一副对联——“移门好就橱当榻,仰屋常愁雨湿书”,横批——“斯是漏室”。
有一件物什是王世襄始终珍藏的,那就是他与夫人袁荃猷买菜用了多年的提筐。2003 年,妻子去世,王世襄在怀念亡妻的诗中,深情地回忆与妻“提筐双弯梁,并行各挈一”的情景。他还说,到将来自己辞世之后,请人把这个提筐放在两个墓穴之间,能与妻子“生死永相匹”。
(编选自《马未都忆王世襄:学问源于乐趣,藏宝最终散尽》)
下列对传记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最恰当的两项是()

A.文章开头引用一些人的说法,目的是突出王世襄在民俗研究和文物收藏上的贡献,说明他在文化领域方面的地位远远高于钱钟书。
B.文中写王世襄借钱买白鹰一事,以具体实例说明了他对“玩物”投入了极大的热情,而他的许多学问最初都起源于乐趣。
C.王世襄更关注社会底层的文娱活动,有意识地关注“雕虫小技”,著述颇丰,他的《中国金鱼文化》《竹刻艺术》《北京鸽哨》《锦灰堆》等书都代表他这方面的成就。
D.王世襄毕生为国家追回国宝,收藏了许多宝贝,却在晚年散尽收藏,这表现他对国家对中国文化的热爱,也表现他性情豁达。

E.这篇人物传记以记叙为主,通过许多细节描写形象生动地展示了王世襄性格的不同侧面,而评价性文字里又渗透着作者的敬佩之情。
从全文看,文章从哪几个方面来介绍王世襄的?请简要概括。
王世襄的名言:“一个人如连玩都玩不好,还可能把工作干好吗?”而他对自己的判断又是:“始终是玩物丧志,业荒于嬉。”这两句话是否矛盾?为什么?请作简要分析。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后面的问题。
受封建宗法制度的影响,徽派建筑的最大特点是规范化、系统化,具体表现为:一、聚族而居,杂姓不得混居。即使同一村落,各族宗祠、民居亦界域分明。二、无论宗族人丁多寡,象征宗法势力的祠堂,展现宗族荣耀的水口等“基础设施”一应俱全。三、讲究群体布局,即以封建“风水”术为理论依据,在封建族权的制约下强调宗族建筑整体轮廓必须像模像样。如不符合要求,则须设法修改或弥补。
站远了看,徽派建筑总体布局与封建城池模式如出一辙:以祠堂为中心放射状散开的民居群类似于拱卫内城的外廓;地势险要,易守难攻的水口类似于护城河,具有抵御外族入侵的防卫功能;被民居众星拱月般团团簇拥着的祠堂则以其优越的地理位置,表明了宗法势力的至高无上,不容侵犯,也便于在此召集宗族成员议事、祠祭,公布村规民约,行使族权。祠堂在徽派建筑中的地位也体现在其建筑规模上。祠堂的外观形象、内部设施直接反映了一个宗族的社会地位、文化素质、经济实力,是宗族间相互攀比争雄的首要内容。各族各姓对祠堂建设毫不含糊,尽力而为,从族产收入,挨家摊派到主动捐赠,族人有钱出钱,没钱交粮卖力,将祠堂修得高大雄伟,壮观亮堂。
囿于族权的约束,徽派民居的地势、规模均不得超过祠堂,且不能遮挡与其遥相辉映的山峰河流,影响风水,妨碍宗族的繁荣昌盛。民居外廓大,住房多,却井然有序,有回廊彼此连通,按男女长幼,房系嫡庶有序排列,主人住正(厢)房,佃仆散居四周,缜密繁杂,等级森严,堪称封建王室寝宫位序结构的翻版。
水口是走官道进村的必经之地。学子赶考,高官归省,巨贾还乡,族人在此迎来送往,举行欢庆仪式。在显示族威荣耀、宗族凝聚力的同时,教育族中晚辈笃学敬业,勤勉执著,将来光宗耀祖。宗族的荣誉和荫护使族人沾沾自喜,忘乎所以,对水口建设热情洋溢,不遗余力;功成名就的高官巨贾更是慷慨解囊,一掷千金,支持家乡的水口建设:育林、砌桥、修亭、刻碑、撰联……大力弘扬水口文化,以协调宗族内部关系,淡化阶级矛盾。值得一提的是,水口砌有专供祭祀孤寡的坟台(不葬灵枢),厚实的石碑上书:孤坟总祭。清明节家家户户竞相祭拜,一时纸钱纷飞,香火袅袅,给剥削与被剥削、压迫与被压迫的阶级关系蒙上了温情脉脉的面纱。
散布在徽州大地各交通要道上(旁)的牌坊岿然挺立,引人注目,也是封建统治者强化封建功名意识,宣扬封建道义礼教的产物。在宗族攀比竞争意识的诱使下,各族对树牌坊投以巨大热情。他们以封建国法礼教为准绳,制定了谨严繁缛的族规家训,鼓励敦促族人前赴后继建功立业,循规蹈矩为人处世,持之以恒尽孝守节。在这种封建思潮的教导下,一座座因功勋、科甲、忠孝、贞节而建的牌坊冲天而起。徽州大地牌坊数量之多,分布之密集,举世无双,可见程朱理学宗法制度对徽州人思想奴役范围之广、程度之深。
徽派建筑的宗法意识,在一定程度上使封建社会垂直结构的阶级对立转变为横向结构的宗族之间的内部矛盾,是统治者淡化、消解被统治者反抗意识,巩固政权、族权的外在表现。
从原文看,下列关于“徽派建筑”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A.徽派建筑系统化、规范化,表现为徽州百姓聚族而居,杂姓不混居,基础设施全面以及讲究群体布局。
B.徽派建筑中,象征着至高无上的宗法势力的祠堂位于村落的正中央,具有优越的地理位置,是宗族成员议事、祠祭,公布村规民约,行使族权的重要场所。
C.按男女长幼、房系嫡庶标准有序排列的徽派民居虽然外廓大,住房多,但可通过回廊,彼此连通,仍显得井然有序。
D.水口是走官道进村的必经之地。水口建设有育林、砌桥、修亭、刻碑、撰联等,族人对此不遗余力,功成名就的高官巨贾更是一掷千金。

下列各项与原文内容相符的一项是

A.徽派建筑在封建族权的制约下强调整体轮廓必须像模像样,以封建“风水”术为理论依据,讲究群体布局,如不符合要求,有时需要修改或弥补。
B.各族各姓对祠堂建设方式各不相同:有的宗族使用族产收入;有的宗族采用挨家摊派的方式;有的宗族采取主动捐赠的方式,族人有钱出钱,没钱出力。
C.民居群以祠堂为中心放射状散开,像封建城池中拱卫内城的外廓。水口类似于护城河,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具有防卫功能。
D.间接反映一个宗族社会地位、文化素质、经济实力的祠堂的外观形象、内部设施,是宗族间相互攀比争雄的首要内容。

下列对原文中作者观点的概括,不正确的一项是

A.徽派民居不能遮挡与祠堂遥相辉映的山峰河流,其地势和规模不得超过祠堂,妨碍宗族的繁荣昌盛,这从根本上来说,是受封建宗法族权制约。
B.清明节家家户户在水口竞相祭拜祖宗神灵,一时纸钱纷飞,香火袅袅,给剥削与被剥削、压迫与被压迫的阶级关系蒙上了温情脉脉的面纱。
C.徽州各族对树牌坊投以巨大热情,一座座因功勋、科甲、忠孝、贞节而建的牌坊冲天而起,这是因为徽州人深受程朱理学宗法制度的影响。
D.徽派建筑的宗法意识,是统治者巩固政权、族权的外在表现,在一定程度上使封建社会垂直结构的阶级对立向横向结构的宗族之间的内部矛盾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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