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技术与革命
材料一 在18世纪现代工业初期，科学知识本身很贫乏，不能直接用于工业过程。事实上，直到19世纪后半期，随着化学和电子科学的繁荣，科学理论才为新的方法和新工业提供了基础。不管怎样，早在19世纪末期，科学的方法——尤其是观察和实验——已被付诸实践（都不是成功的），这一点毋庸置疑。这些进步并非皆归功于专业技术人员。事实上，在18世纪和19世纪早期，科技进步的最明显特征之一就是，发明者中大部分是天才的修补工、自觉的机修工和工程师以及其他自学成才者。许多事例说明，“实验方法”一词太正式和确定、不能准确描绘这一时期（的科学和技术研究），“反复试验法”也许更恰当。
——R·卡梅伦《世界经济史》
材料二 1870年到1900年间，科学与技术的关系，比以前任何时期都密切得多。19世纪最后30年间，几乎没有什么工业部门未曾受到科学新发现的影响，虽然这不是说传统的、来自经验的方法大部分或甚至全盘都被抛弃了。经验主义在许多工业中仍然占统治地位，有些工业时至今日依然如此。但是1870年以后，我们可清楚地看到20世纪科学工业的开端。新兴工业，诸如电气工业等这些完全是科学发展中首创的工业，其面貌的改变当然要比那些早已建立的工业显著得多。在这些早已建立的工业中，科学的应用只是很大程度上改进旧的生产方法，而不是建立崭新的生产方法。
——F·欣斯利《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
（1）材料一与材料二试图阐述的主要问题是什么？
（2）结合材料，运用所学，请简述你对这一问题的认识。
【中外历史人物评说】
材料一戊戌时期，梁启超尖锐地指出，“爱国必自兴民权始”，断定“能兴民权者，断无可亡之理”。流亡日本时期，他曾愤怒地表示“我辈实不可复生息于专制政体之下。专制政体者，我辈之公敌也，大仇也！有专制则无我辈，有我辈则无专制，我不愿与之共立，我宁愿与之偕亡”。1903年12月，梁启超由美国返回日本。曾承认自己“向年鼓吹破坏主义，而今者反对破坏主义”，“与其共和，不如君主立宪，与其君主立宪，不如开明专制”。从1905年开始，清政府宣布要实施立宪，粱启超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和期望。为出国的五大臣起草《考察各国宪政报告》。直到“皇族内阁”产生，才使梁启超君主立宪的幻想彻底破灭。民国成立后，梁表示接受既成事实，投靠袁世凯。当袁世凯复辟帝制时，于1915年发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促使了护国运动的爆发。
——摘编自徐斌《论梁启超的善变》
材料二在清末，不论是暴力的革命运动，还是和平的立宪运动，都是具有资产阶级性质的旨在以某种形式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取代封建的君主专制制度的进步的历史运动，从本质上讲，都是对中国社会进行根本变革的革命性的运动，从梁氏那些鼓吹“立宪”的言论来看，也正是“宣传了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再联系他一生思想活动来看，他是把追求宪政与追求富国联系在一起的，“此志终生未变”，因而这也是应当肯定的。
——摘自耿云志崔志海《梁启超研究的新成果》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梁启超的政治思想经历了怎样的变化，并说明其思想变化的突出特点。
（2）根据材料二，指出评价梁启超的原则。
【20世纪的战争与和平】
材料一 1951年9月联邦德国总理阿登纳在政府声明中说：“新的德意志国家及其公民只有感到对犹太民族犯下的罪行，并且有义务做出物质赔偿时，我们才算令人信服地与纳粹的罪恶历史一刀两断。”他还曾说：“赔偿是我们的责任，它虽然不能洗刷我们的罪恶感，却是和解的前提。”从战后到2002年，德国的战后赔偿金额达到1040亿美元，它每年还继续向10万受害者赔偿6．24亿美元的养老金。1994年，德国总统赫尔佐克在勃兰特“惊世一跪”的20年后，对波兰再次表示，“我请求你们宽恕德国人给你们造成的痛苦”……对于德国有关纳粹大屠杀的历史教育，世界犹太人大会主席辛格说：“校普遍进行纳粹大屠杀教育，正视历史，已经成为德国民族意识的一个组成部分。”
——摘编自张景云《日德两国不同的二战史观论述》
材料二二战后，日本对侵略历史“不反省、不道歉、不谢罪”（“三不主义”），而且不断制造事端，篡改历史教书、参拜靖国神社、发表歪曲历史的言论……日本每年都要在广岛举行和平大会……日本著名者藤原彰指出：“日本人十分缺少从加害者的角度认识战争的意识。”战后初期，美国单独占领日本，免除了头号战犯裕仁天皇的战争责任，释放战犯并允许其重返政坛军界执掌国家大权……在战争索赔问题上，国际地位尚低的亚洲受害国的多数国家，基本上自动放弃了对日战争索赔权。最后只有越南、缅甸、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四国接受了日本有限的赔偿……意大利政治家蒂齐亚诺·台尔察尼所著《日本人的自负与傲慢》一书中指出：“财富使日本人变得更加狂妄。”于是就有人叫嚣说：承认侵略并向亚洲国家谢罪是“自虐”行为，妨碍日本成为“政治大国”和在国际新秩序中发挥“领导作用”。
——摘编自王丽萍《中日两国“二战史观”的分歧论析》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知识，概括二战后德国对待法西斯罪行的态度和影响。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知识，指出二战后日本“三不主义”态度的成因。
【近代社会民主思想与实践】
材料一孙中山的《五权宪法》：“至于我们民国的约法，没有规定具体的民权。在南京订出来的民国约法里头，只有‘中华民国主权属于国民全体’的那一条，是兄弟所主张的，其余都不是兄弟的意思。”孙中山在一次讨论中说：“内阁制，纯恃国会，中国本身基础，犹甚薄弱，一旦受压迫，将无由抵抗，恐蹈俄国1905年国会之覆辙。国会且然，何有内阁？今革命之势力在各省，而专制之毒在中央，此进则彼退，其势力消长，即专制与共和之倚伏。倘更自为削弱，噬脐无及。”孙中山在《中国革命史》一文中指出：“临时约法，既知规定人民权利义务；而于地方制度，付之阙如，徒沾沾于国家机关，此所谓合九州之铁铸成大错者也。”他说：“因为我以为这个执行约法，只有一年半载的事情，不甚要紧，等到后来再鼓吹我的五权宪法，也未为晚。”
——转引自李伟迪《孙中山与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制订》
材料二孙中山：“余对于临时约法之不满，已如前所述，则余对于此与革命方略相背驰之约法，
又何为起而拥护之？此读者所亟欲问者也。余请郑重说明之。……故《临时约法》者，南北统一之条件，而民国所由构成也。袁世凯毁弃《临时约法》，即为违背誓言，取消其服从民国之证据，不必待其帝制自为，已为民国所必不容……余为民国前途计，一方面甚望有更进步、更适宜之宪法，以代《临时约法》，一方面则务拥护《临时约法》之尊严，俾国本不因以摇撼……奋然以一身荷护法大任而不少挠。”
——据谢扶民《中华民国立法史》
（1）据材料一指出孙中山对《临时约法》的态度，并分析原因。
（2）据材料二并结合所知识，分析孙中山支持《临时约法》的原因，并列举孙中山“以一身荷护法大任”的表现。
【历史上重大改革回眸】
材料一 1941年12月中共中央关于“精兵简政”的指示
| 项目 |
内容 |
| 精兵方面 |
缩编主力部队及其指挥机关，充实连队，加强地方武装和发展民兵，加强集训。 |
| 简政方面 |
整顿各根据地各级组织，紧缩机构和人员编制，加强基层。 |
| 具体标准 |
各根据地脱离生产的人员，只能占总人口的3%，其中军队系统人员占2%，党政民系统人员占1%。 |
——摘编自人民网
材料二 1941年底到1943年，《解放日报》为促进精兵简政政策的正确执行，先后发表社论、专论20余篇，经验介绍及情况报道100余篇，作为中共中央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甚至还亲自着笔为《解放日报》撰写了题为《一个极为重要的政策》的社论，并在撰述《抗战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等著名篇章中多次阐述了精兵简政的重要性。《陕甘宁边区简政实施纲要》和《陕甘宁边区政纪总则草案》则是用行政立法的形式对此前精兵简政的积极成果予以巩固，并进而推动精兵简政工作的深入开展。”……经过努力，“精简”工作成效显著，对此民主人士李鼎铭在《边区政府简政总结》中对作了高度的评价。
——摘编自《困局与应对：抗战时期中共精兵简政研究》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根据地实行精兵简政的历史意义。
（2）根据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根据地精兵简政成效显著的原因。.
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
| 时间 |
14世纪—16世纪 欧洲大学 |
10世纪—13世纪中国书院 |
| 课程 教学 主要 内容 |
文法、文学、历史 |
（1）基本教材：儒家经典著作。 （2）重要读物：理学大师著作、讲义、语录、注疏；史学著作包括《左传》《汉书》等；诗词教材包括《诗经》《楚辞》等。 （3）其他：治民、讲武、水利、算数等学科，但比例很少，不如儒经地位高。 |
| 文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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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辩证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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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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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何学、地理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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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文学、力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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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乐 |
提取材料信息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14—16世纪欧洲大学与10—13世纪中国书院的课程设置的差异并简要分析其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