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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建筑的“文法”
梁思成
一个民族的建筑有它自己的构造规则或组合方式,如同语言的“文法”。中国建筑就具有特殊的“文法”。
我们的祖先在选择了木料之后逐渐了解了木料的特长,创始了骨架结构初步方法——中国系统的“梁架”。这以后他们发现了木料性能上的弱点。当水平的梁枋将重量转移到垂直的立柱时,在交接的地方会产生极强的剪力,那里梁就容易折断,于是他们用许多斗形木块的“斗”和臂形短木的“拱”,将上面的梁枋托住,使它们的重量一层一层递减集中到柱头上来。梁柱间过渡部分的结构减少了剪力,消除了梁折断的危机。这是一种“文法”,而斗、拱、梁、枋、椽、檩、楹柱、棂窗等,就是主要的“语汇”了。
斗和拱组合而成的组合物,近代叫做“斗拱”。至迟在春秋时代,斗拱已很普遍地应用。它不仅可以承托梁枋,而且可以承托出檐,增加檐向外挑出的宽度。《孟子》里就有“榱题数尺”之句,意思说檐头出去之远。这种结构同时也成为梁间檐下极美的装饰。可能在唐以前,斗拱本身各部已有标准的比例尺度,要到宋代,我们才确实知道斗拱结构各种标准的规定。全座建筑物中无数构成材料的比例尺度都以一个拱的宽度作度量单位,以它的倍数或分数来计算。宋时把每一构材的做法,把天然材料修整加工到什么程度的曲线,榫卯如何衔接等都规格化了,形成了类似“文法”的规矩。
中国建筑的“文法”还包括关于砖石、墙壁、门窗、油饰、屋瓦等方面,称作“石作做法”“小木作做法”“彩画作做法”和“瓦作做法”等。
屋顶属于“瓦作做法”。它是中国建筑中最显著、最重要、庄严无比、美丽无比的一部分。瓦坡的曲面,翼状翘起的檐角,檐前部的“飞椽”和承托出檐的斗拱,给予中国建筑以特殊风格和无可比拟的杰出姿态,这都是内中木构使然,因为坡的曲面和檐的曲线,都是由于结构中的“举架法”的逐渐垒进升高而成。盖顶的瓦,每一种都有它的任务,有一些是结构上必需的部分,略加处理使同时成为优美的瓦饰,如瓦脊、脊吻、重脊、脊兽等。
油饰本是为保护木材而用的。在这方面中国工匠充分地表现出创造性。他们使用各种颜色在梁枋上作妍丽繁复的彩绘,但主要的却用属于青绿系统的“冷色”而以金为点缀,所谓“青绿点金”。柱和门窗则只用纯色的朱红或黑色的漆料。这样,建筑物直接受光面同檐下阴影中彩绘斑斓的梁枋斗拱,更多了反衬的作用,加强了檐下的艺术效果。
至于建筑物之间的组合,即对于空间的处理,我们的祖先更是表现了无比的智慧。院落组织是中国建筑在平面上的特征,无论是住宅、官署、寺院、宫廷、商店、作坊,都是由若干主要建筑物,如殿堂、厅舍,加以附属建筑物,如厢耳、廊庑、院门、围墙等周绕联络而成一院,或若干相连的院落。这种庭院,事实上是将一部分户外空间组织到建筑范围以内。这样便适应了居住者对于阳光、空气、花木的自然要求,供给生活上更多方面的使用,增加了建筑的活泼和功能。数千年来,无论贫富,在村镇或城市的房屋没有不是组成院落的。一样,在一个城市部署方面,我们祖国的空间处理同欧洲系统的不同,主要也是在这种庭院的应用上。下列对斗拱作用的表述,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用斗拱承托梁枋,是为了减缓梁枋直接压在木柱上所产生的剪力,以消除梁折断的危机。 |
B.整座建筑物无数构成材料的比例尺度,是根据它们相对于拱的宽度,按倍数或分数计算出来的。 |
C.斗拱既有实用价值又有审美价值,既可以用来承托梁枋和出檐,也可以用来装饰美化建筑物。 |
D.檐下彩绘的梁枋斗拱,在阳光的直接照射下,色彩显得更加绚丽,艺术效果格外强烈。 |
下列涉及中国建筑“文法”的表述,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盖顶的瓦,有一些具有双重功能,既能在结构上发挥作用,也能成为美化屋顶的饰物,如瓦脊、脊吻、重脊、脊兽等。 |
B.中国建筑屋顶的辉煌,表面上出自瓦脊、脊吻、重脊和脊兽等的奇妙组合,实际上全都源自建筑物内部的木构。 |
C.梁枋上妍丽繁复的彩绘,使用了各种颜色,主要的用属于青绿系统的“冷色”,并以金为点缀,这就是“青绿点金”。 |
D.如果说“彩画作做法”是中国建筑特有的一种“文法”,那么木柱和门窗上朱红或黑色的漆料,就应该是它的“语汇”。 |
下列对文章最后一段内容的理解和推断,准确的一项是( )
A.在中国,无论官署寺院还是住宅作坊,都是由若干主、辅建筑物按一定的布局规则组合而成的一个庭院。 |
B.把阳光、花木等引入到建筑范围内,打通内外,让居住者尽享无限空间带来的生趣,并使建筑更加活泼和适用。 |
C.数千年来,遍及中国的构型各异的建筑,从富丽堂皇的宫廷到简陋朴素的民居,无一不是同一结构的院落。 |
D.院落组织有主有次,主次分明,错落有致,显示了古代中国人在空间处理上非凡的想象力和创造性。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1~3题。
《诗经》原来是诗,不是"经",这在咱们今天是很准确的。但在封建社会里,诗三百篇却被尊为"经",统治阶段拿它来做封建教化的工具。
从西周初期到春秋中叶,诗三百篇是一种配乐演唱的乐歌。这些乐歌一方面用于祭祀、宴会和各种典礼,当作仪式的一部分或娱乐宾主的节目。另一方面则用于政治、外交及其他社会生活,当作表情达意的工具,其作用和平常的语言差不多,当然它更加曲折动人。例如周代有一种"献诗陈志"的做法,当一些人看到国君或者同僚做了什么好事或坏事,就做一首诗献给他们,达到颂美或者讽谏的目的。还有人由于个人遭受冤屈或不幸,也往往通过诗来发泄和申诉。应该说明,"献诗陈志"是要通过乐工的演唱来献给君上或同僚的,所以卿士"献诗"总和"簪献曲"或者"瞍赋"、"矇诵"并提。
在人民群众的生活里,诗歌也常用于表情达意,例如《诗经·邶风·新台》和《诗经·秦风·黄鸟》等,都是针对具体的现实问题而发的。古代史传中还有一些不在三百篇之内的"徒歌",例如《左传·宣公二年》记载宋国将军华元被郑国人提了去,后来逃回来,人民讥笑这位败军之将,做了一个歌儿对他唱。这样的歌,从性质上说和"献诗陈志"没有什么分别。不过士大夫献诗,是特地做了乐工唱的;庶人的作品则先是在社会上流传,给采访诗歌的人收集去了,才配上乐曲,达到统治阶段的耳中。
在外交宴会等场合,宾主各方往往通过"赋诗"来表达愿望和态度。"赋诗"时点出现成的诗篇,叫乐工们演唱,通过诗歌的问答,了解彼此的立场,这就叫"赋诗言志"。这种"赋诗"往往不管原作本身的内容和意义,仅仅是把赋诗者的观点和愿望寄托在诗中某几句之上,来作比喻和暗示,所以是一种典型的断章取义。《左传·襄公二十六年》记晋侯为了卫国一个叛臣的缘故,把卫侯羁押起来,齐侯和郑伯到晋国去说情,郑国的子晨就赋《诗经·郑风·将仲子》一诗。《将仲子》本来是一首爱情诗歌,这当中有"人之多言,亦可畏也"的话,是说女的爱着男的,又怕旁人说闲话;子晨却借用来说,晋侯纵然有理由,但"人言可畏",别人看来总是为了一个叛臣。
三百篇到了孔子的时代,由于新声代替古乐,造成了诗与乐的分家,诗也就由乐歌逐渐变为纯粹的语言艺术了,"赋诗"、"献曲"也不大见到了。诗三百篇在社会上的实际用途缩小了,封建士大夫就逐渐把诗的意义和封建教化的原则联系起来。比如公孙丑问《伐檀》诗中,为什么君子不耕而食?孟子回答道:"国君用了他,就得到安富尊荣;子弟信从他,就学会孝悌忠信。君子不劳而食,还有谁比他功劳更大呢?"封建统治阶级就是这样"以意逆志",最后把诗尊为"经"。直到五四运动以后,这部伟大的诗集才冲开了各种乌烟瘴气,在思想和艺术上放射出夺目的光辉。
(摘编自中华书局"知识丛书"金开诚《诗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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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关于原文第一、二两段内容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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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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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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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围棋与国家
林建超
围棋起源于中国,是黄河文明的产物,其形制弈法等都饱含着文明母体的基因和特征。围棋极可能源自上古时期的结绳而治、河图洛书和周易八卦,因为其形制、内涵与中华文明的源头相符。
围棋的产生和发展,始终与弈者对自然、社会和人生的思考感悟联系在一起。围棋不仅对个人修身养性,而且对民族社会的群体心理产生深刻影响。
围棋是中华五千年文明的象征、民族文化的瑰宝、高度智慧的结晶,这种地位不是任何人封赐的,也不是带有感情色彩的主观结论,而是人们在反复实践和比较中认识到的,是随着社会和文明的进步而不断深化和升华的。
围棋的价值和地位是在与各种掷彩博累活动的比较中确立起来的。最早有文献记载的围棋活动是在春秋时期。从春秋到西汉,社会风气浮躁、趋利,具有运气性和刺激性,宜于赌博的博累棋流行甚广,围棋处于受挤压的位置,但始终保持着顽强的生命力。东汉中期后,社会风气转变,文明程度提高,思想更为自由,人们不满足于掷彩行棋的非公平的竞智斗巧,围棋更加受到人们的喜爱和重视,而曾经盛极一时的博累棋逐步走向衰弱,到唐代时完全消亡了。博累棋消亡的原因从根本上说是它们不符合我们民族的思想特征,不能满足人们精神生活的真正需求,而围棋在与它们的比较中表现出了本质上的优势。
围棋的价值和地位是在与传统礼教观念斗争中确立起来的。围棋作为反映和体现人们心灵自由的智力博弈活动,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被认为不符合传统伦理观念。后来,人们逐步认识到这些观念都是不对的。从东汉中后期到魏晋时期,人们开始从生命意义上认识围棋的价值,就把围棋作为自觉的艺术追求和精神宣寄的工具,并把它纳入儒士必备的艺技。
围棋的价值和地位是从正反两方面的社会实践对比中确立起来的。人们在围棋活动的实践中逐渐认识到,围棋本身具有娱乐、教育、竞技、交际等功能。弈棋活动的负面作用不能归咎于围棋本身,而是人们自己对“度”的把握不好造成的。随着历史的发展,人们普遍肯定了围棋的功能和价值,确立了围棋在民族文化中的精髓和瑰宝地位。
对围棋,不能神化,也不能矮化。正确认识围棋价值的出发点,应当是“国艺价值观”。所谓“国艺”,就是与国家民族有深厚渊源,上升到国家层面,能够反映民族精神需求的艺术和技能形式。儒家开始只承认“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其中没有围棋。到魏晋时人们对“艺”有了崭新的认识,突破了儒家历来只重“六艺”的传统,把围棋纳入“艺”的范围,围棋登入“国艺”的殿堂。事实证明,围棋在民族文化中的精髓和瑰宝地位,也只有“国艺”一词才能相配。
(节选自《围棋与国家》,有删改)关于围棋的起源和发展,下列说法正确的一项是( )
A.围棋发源于上古时期的结绳而治、河图洛书和周易八卦,其形制弈法等都饱含着文明母体的基因和特征。 |
B.围棋起源于中国,是黄河文明的产物,其产生和发展始终与弈者对自然、社会和人生的思考感悟联系在一起。 |
C.围棋有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西汉时受社会环境影响而广泛流行,东汉时已深受人们的喜爱和重视。 |
D.魏晋时人们对“艺”产生了新的看法,儒家对围棋也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围棋登入“国艺”的殿堂。 |
对围棋价值和地位的认识,下列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围棋作为民族文化的瑰宝、高度智慧的结晶,对个人修身养性,对民族社会的群体心理产生深刻影响。 |
B.围棋的价值和地位是在与掷彩博累活动的比较、传统礼教观念的斗争中,在社会实践的对比中确立起来的。 |
C.自人们从生命意义上认识围棋的价值,把它作为自觉的艺术追求后,围棋就成为儒士必备的艺技。 |
D.围棋作为“国艺”,是一种与国家民族有深厚渊源、从国家层面上能够反映民族精神需求的艺术和技能形式。 |
下列理解和分析,符合原文内容的一项是( )
A.围棋的地位不是任何人封赐的,也不是带有感情色彩的主观结论,而是随着人们对其功能和价值认识的深入逐步确定的。 |
B.围棋因为符合我们民族的思想特征,能够满足人们精神生活的真正需求,在东汉中期就凭借其本质上的优势而盛极一时。 |
C.人们自己对“度”的把握不好造成了围棋活动的负面作用,其实这些负面作用也与围棋的娱乐、交际等功能性弱点有直接关系。 |
D.对围棋进行神化和矮化都是不对的,只要把“国艺价值观”作为认识围棋价值的出发点,就能正确认识围棋的“国艺”地位。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题。
20世纪后期,陕西凤雏村出土了刻有“凤”字的甲骨四片,这些 “凤”字的形体大致相同,均为头上带有象征神权或王权的抽象化了的毛角的短尾鸟。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云:“鸑鷟,凤属,神鸟也。……江中有鸑鷟,似凫而大,赤目。”据此,古代传说中鸣于岐山、兆示周王朝兴起的神鸟凤凰,其原型应该是一种形象普通、类似水鸭的短尾水鸟。
那么,普通的短尾鸟“凤”为何在周代变为华冠长尾、祥瑞美丽的神鸟了呢?我们看到,在商代早期和中期的青铜器纹饰中,只有鸟纹而没有凤纹,真正的凤形直到殷商晚期才出现,而且此时是华冠短尾鸟和华丽而饰有眼翎的长尾鸟同时出现,可见“凤”是由鸟演变而来的。综观甲骨文和商代青铜器,凤鸟的演变应该是鸟在先,凤在后,贯穿整个商代的不是凤而是鸟。“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在商人的历史中鸟始终扮演着图腾始祖的重要角色。
《左传》记载郯子说:“我高祖少皞挚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凤鸟氏历正也,……九扈为九农正。”凤鸟氏成为“历正”之官,是由于它知天时,九扈成为“九农正”,也是由于它们带来了耕种、耘田和收获的信息。殷人先祖之所以“鸟师而鸟名”,应该是由于这些随着信风迁徙的鸟,给以少皞为首的商人的农业生产带来了四季节令的消息。
对凤鸟的崇拜起于商代,其鼎盛却在周代。正是在周代,“凤”完成了其发展程序中最后也是最重要的环节:变为神鸟凤凰。许多历史资料记载了周王室在克商前后对“天命”的重视。《尚书》“周书”十二篇中大量出现的“命”字多指天命,“殷革夏命”也是常见的语句。武王在甲子日牧野之战结束后,紧接着就“不革服,格于庙”(来不及换衣服就到神庙参拜),这个“庙”自然不可能是周庙,而是商人的神庙。这说明周王室急于把商人的正统接过来,成为中原合法的统治者。周人之所以宣扬天命,归根结底在于强调“周改殷命”是出自天的意志和抉择。那么有谁能给周人带来“上天之命”呢? 根据当时的社会共识,最合适的就应该是“天的使者”——凤鸟。《国语》云:“昔武王伐殷,岁在鹑火。”岁即岁星,鹑火即柳宿。古人把赤凤叫作鹑,看来周人选择克商的时间也是寓有深意的。
(摘编自何丹《试论中国凤文化的“历史素地”
及其在文化类型学上的深层涵义》)下列关于凤的形象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
A.20世纪后期在陕西凤雏村出土的甲骨文中,凤都表现为短尾鸟的形象。 |
B.在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中,作为凤属的鸑鷟是跟凫一般大的红眼睛水鸟。 |
C.综合甲骨文和上古文献记载看,凤的原型是一种类似水鸭的普通短尾水鸟。 |
D.在周代文化中,凤已经从短尾水鸟变成一种华冠长尾、祥瑞美丽的神鸟。 |
下列表述,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在商代晚期的青铜器纹饰中,华丽而饰有眼翎的长尾鸟形状的凤纹还没有出现。 |
B.从青铜器纹饰和“天命玄鸟,降而生商”这句话看,鸟是殷商人传说中的图腾始祖。 |
C.凤鸟知天时,九扈带来耕种、耘田和收获的信息,所以殷人先祖“鸟师而鸟名”。 |
D.周人的凤崇拜是从商人那里沿袭而来的,而周人的崇凤热甚至超过了商人。 |
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后代所见的“凤”并不是自然界的一种鸟。在中国文化史上,凤的形象最为重要的演变开始于殷商晚期,最终完成于周代。 |
B.周文王、周武王都曾称臣于商纣王。为了表明自己是商朝先王的臣下,周武王在甲子日牧野之战结束后,马上就参拜了商人的神庙。 |
C.《尚书》“周书”是记载周王朝史事之书,在“周书”十二篇中大量宣传天命、“殷革夏命”,实际上就是在宣传“周改殷命”。 |
D.周人之所以把牧野之战克商的时间定在甲子日,即岁星在鹑火的时候,就是因为鹑是赤凤,而赤凤将带来“上天之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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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间剪纸艺术就是一种融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为一体,深深植根于民族土壤,广泛表现在民间信仰和生活习俗之中,鲜明地反映出我国民间广大民众最基本的心理特征和审美情趣、价值观念的民俗文化之一。因此,它是我国传统文化不可忽视的一部分。
民间剪纸是劳动人民为满足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创造,并在他们自己当中应用和流传的一种艺术样式。从艺术的角度看,民间剪纸艺术是属于精神文化的范畴,它是劳动人民集体创造出来,反映了我们民族的集体表象的一种文化模式。民间剪纸的作者们在创造时,从来没有任何政治功利,但有生活方面的功利意识潜入在其中。他们在创造时,往往让人(包括创造者自己)从中感受到一种审美情趣。这是由于它们适合于人的审美经验的审美心理而形成的美感。所以,自中国民间产生剪纸以来,人们一直将其作为一种象征性装饰物,尽管历代在造型样式和利用形式上不断发生更新和变化,可民间大众所赋予它的造型思维方式和特定的深层寓意内涵,却一直不变地流传至今。因此,可以说民间剪纸是一种大众艺术。
从客观上说,中国民间剪纸是一种物承文化现象。它不仅有它的造型形式的传承,而且还有着它自身深层独有的特定内涵。从中国民间剪纸的纹饰寓意中,我们可以看到从中反映出来的中国民间图腾崇拜和宗教信仰的传承,以及当地民众的心理特征、生活追求和审美情趣。它是我们探寻本民族的民族渊源和原始文化的活证。例如“蛙”这一形象在民间剪纸中屡见不鲜,民间常将它视为一种威力的象征,看作是生活中最可靠的保护神,并将“蛙”这一自然中丑陋的动物形态,运用民间美术中的互渗造型手法,将其变为神圣、稚拙、亲切、动人、给人美感的剪纸花样,缝绣在孩童的枕头、围涎、肚兜、香包等衣物上,以希望孩子在“蛙”的保护下,茁壮成长,美满幸福。需要指出的是,“蛙”这一图腾物产生以来,因为囿于民间文化而没有上升到中国的上层文化之中,所以也就得不到龙凤那样由皇权所推崇的中华文化象征的地位。但是,作为一种原始图腾物,“蛙”这一形象虽然在中国上层文化中没有得到它应有的地位,却在民俗文化中得以流传,并保持了它的原始崇拜敬仰之地位。就这一文化现象看,开展对中国民间剪纸艺术的研究,有利于我们探索原始文化的演变。
中国民间剪纸艺术和世界各地的许多民间艺术一样,都是原始文化的嫡传物。它作为民俗文化中的元素,紧紧地依附于当地的民俗活动之中。在它的意象符号中,不仅赋予了原始艺术符号对美好生活的祈求和追求美的质朴情感,而且有着强烈的“生命繁荣旺盛”的审美理想。这个审美理想来自民族、人类群体的基本追求,人们歌颂生命,赞美生的欢乐,追求着人生的幸福圆满、健康长寿,祈求家庭和睦多子、丰收安乐。在长期的文化积淀中,中国民间逐渐形成了一系列的艺术意象符号,如“凤穿牡丹”“莲花多子”“鸳鸯戏荷”“福寿双全”“瓜瓞绵绵”“如意似锦”“葫芦五毒”等等花色纹样的剪纸,并将这些民间剪纸融入到各种民俗事象活动中,来满足广大民众精神心理上的需要,以扶持人类的生存,充实人类的生活。下列关于“中国民间剪纸艺术”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
A.中国民间剪纸艺术植根于我们民族土壤,广泛表现在民间信仰和生活习俗之中,融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为一体。 |
B.中国民间剪纸艺术作为一种民俗文化,它鲜明地反映出我国民间广大民众最基本的心理特征和审美情趣、价值观念。 |
C.中国民间剪纸艺术是一种大众艺术,从其产生以来就是象征性的装饰物,作者在创造时,从来没有任何功利目的。 |
D.中国民间剪纸艺术作为一种文化模式,能反映我们民族的集体表象,从艺术角度看,它属于精神文化的范畴。 |
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民间剪纸的作者们在创作时,往往让人从中感受到一种审美情趣,这种情趣的获得是因为剪纸适合于人的审美经验的审美心理而形成的美感。 |
B.中国民间剪纸艺术是一种物承文化现象,“物”就是民间剪纸这一载体,承载着艺术上造型形式的传承和其自身深层独有的特定内涵。 |
C.“蛙”作为一种原始图腾物,虽然得不到龙凤那样由皇权所推崇的中华文化象征的地位,但在民俗文化中保持着原始崇拜敬仰的地位。 |
D.“蛙”因其丑陋的形态常被视为一种威力的象征,也被认为是最可靠的保护神,作为中国剪纸的重要题材,寄托了人们美好的愿望。 |
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中国民间剪纸是我们探寻本民族的民族渊源和原始文化的活证,开展对中国民间剪纸艺术的研究,有利于我们探索原始文化的演变。 |
B.民间剪纸艺术传承精神文化,随着造型样式和利用形式上的不断变化,民间大众所赋予它的造型思维方式和深层寓意内涵也会随着形式而变化。 |
C.“凤穿牡丹”等花色纹样的剪纸,表现了人们歌颂生命,赞美生的欢乐、追求人生的幸福圆满、健康长寿、祈求多子、丰收安乐的美好愿望。 |
D.民间剪纸融入到各种民俗事象活动中,能满足广大民众精神心理上的需求,扶持人类的生存,追求民族、人类群体的强烈审美理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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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复制的魏晋风度
张宏杰
魏晋士人纵性任情,饮酒啸歌,其风度一直被后人追慕——除却清谈一面。孙登布衣蔬食,绝人间事,“夏则编草为裳,冬则被发自覆”。阮籍“或闭门视书,累月不出,或登山水,经日忘归。博览群籍,尤好庄老,嗜酒能啸,善弹琴”。
许多士人的纵情越礼达到怪诞骇俗的程度。历史上最有名的片段是刘伶“常乘鹿车,携一壶酒,使之荷锸(铁锹)而随之,谓曰:‘死便埋我。’”。阮修则“常步行,以百钱挂杖头,至酒店,便独酣饮”。阮籍“邻家妇,有美色,当垆酤酒。阮与王安丰常从妇饮酒,醉便眠其妇侧”。“邻家处子有才色,未嫁而卒,籍与无亲,生不相识,往哭尽哀而去”。这些都令后世读者心向往之而行不敢至。
他们公然蔑视礼法。阮籍当众放言:“礼岂为我辈设也!”他在《大人先生传》中说出这样大逆不道之言:“无君而庶物定,无臣而万事理。”他们中的很多人视仕途为污秽之地,在权力面前表现出的傲慢令人吃惊:为拒做官,嵇康忍痛与山涛绝交;为拒权贵,阮籍曾一醉六十余日。《晋书·王羲之传》说,“王羲之既少有美誉,朝廷公卿皆爱其才器,频招为侍中、吏部尚书,皆不就。”吏部尚书实在是不算低了,而且还是频招,可王羲之却“皆不就”,传统中国社会以功名利禄来衡量一个人的价值衡量体系在魏晋时代坍塌了。
从这些言说、举动和故事中,我们能分明感受到春秋战国时代士人的傲视天地和独立不羁。如果说士族社会中的汉朝和唐朝更像贵族时代的西周,整饬有序,礼乐辉煌,文化雍容大度,那么魏晋就像贵族时代的春秋战国,是一个个性和才情能得以充分展示,因此极富创造力的时代。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魏晋时代的社会背景,与春秋战国时代高度相似。这个时代战争连绵,动乱不断,皇帝如同走马灯一样换来换去。
与皇权的不稳定形成鲜明对照的,则是世家大族的稳定性。许多世家大族势力急剧膨胀,甚至发展到“百室合户、千丁共籍”的类似领主状态。许多士族富厚过于王侯。东晋士族庄园遍布江左,他们“势力倾于邦君,储积富乎公室,……僮仆成军,闭门成市,牛羊掩原隰,田池布千里,……金玉满堂,妓妾溢房。园林拟上林,馆第僭太极”。正如柳诒微所说:“魏晋以降,易君如举棋,帝国朝代之号如传舍然。……当时士大夫以地方绅士,操朝廷用人之权。于是朝代虽更,而社会之势力仍固定而不为动摇,岂惟可以激扬清浊,仰亦所以抵抗君权也。”因此世家大族对皇权形成强大的牵制,以至于出现“王与马,共天下”注的谚语。
在这种情况下,铁桶一般的大一统政治秩序被打破了,许多旧门士人凭借门第资本,不再对权力俯首帖耳:“虽朝代推移,鼎迁物改,(世族们)犹昂然以门第自负。”一些门第高贵的士人,甚至对门第不如他久远的皇帝抱一种隐隐的睥睨之态。面对政治权威,他们保持了一定的独立性,许多人甚至不屑于为皇帝服务。
注:“王与马,共天下”是说东晋时期琅邪王氏家族与当时皇室力量势均力效,甚至还有过之。
(选自2013年2月下《杂文月刊》,有删改)下列说法中,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魏晋人士纵性任情,饮酒啸歌,崇尚清谈,文人名士的智慧之花在言谈间得到了完美的展现,这让后人羡慕不已。 |
B.“或闭门视书,累月不出,或登山水,经日忘归。博览群籍,尤好庄老,嗜酒能啸,善弹琴。”从中可以看出阮籍的纵性任情。 |
C.许多魏晋人士多才多艺又落拓不羁,其纵酒放达、纵情越礼达到了惊世骇俗的地步,如刘伶、阮修等。 |
D.阮籍与王安丰追求个性自由发展,注重自我,注重感情,狂简旷达,纵性任情,追求享乐,这些行为让后人内心向往却不敢仿效。 |
根据原文内容,下列判断不正确的一项是( )
A.魏晋士人多不愿意与统治阶级合作,视仕途为污秽之地。为此,嵇康与山涛绝交,阮籍曾经一醉六十余日。 |
B.王羲之多次受到朝廷的征召,但他都没有去赴任。由此说明,在魏晋时代,王羲之的社会价值相当低。 |
C.魏晋士人颇有春秋战国遗风,从他们的言行中,我们可以看到春秋战国时代士人的傲视天地和独立不羁。 |
D.相对于汉朝和唐朝,魏晋时代的士人充分地展示了自己的个性和才情。魏晋时代是一个极富创造力的时代。 |
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魏晋时代的社会背景和春秋战国时代非常相似,战争连绵,动乱不断,皇帝更换频繁,皇权极不稳定。 |
B.在魏晋时代,世家大族的势力比较强大,许多士族富过王侯。只有经过朝代的更替,世家大族的势力才会动摇。 |
C.从魏晋时代“王与马,共天下”这句谚语中,我们可以看出世家大族的势力很大,甚至能够牵制皇权。 |
D.在魏晋时代,一些门第高贵的士人,面对政治权威,保持了一定的独立性,他们甚至瞧不起门第远不如他久远的皇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