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从寒门子弟到行政长官
20世纪30年代,梁振英的父亲梁忠恩只身离开家乡山东威海闯荡香港,在清水衙门当警察。梁振英于1954年8月出生,有一姐一妹,是家中独子。二十岁之前,梁振英与家人住在七号差馆宿舍及荷李活道警察宿舍。那里没有独立卫生间,一层楼十几户人家共用一个厕所。小时候,为省一毛钱的电车费,梁振英和姐姐、妹妹都是走路上学。上中学时,为节省每顿一块五毛钱的饭钱,梁振英总是步行半个小时回家,用十分钟时间狼吞虎咽地吃完饭,再匆匆忙忙赶回学校上课。从上幼儿园起,梁振英就已经开始忍受贫困生活的煎熬。但懂事的小振英只是默默承受,从不抱怨。稍大一点儿时,他就开始分担家务活,帮助母亲买菜、择菜。为了贴补家用,帮附近的塑料玩具厂加工塑胶花。当时梁振英才十一岁,下午到学校上学,其他时间则要干活——要么背着几十公斤重的材料往返家里与工厂,要么与家人一起做塑胶花。这段时光尽管清苦,却被梁振英视为第一堂人生课,不仅培养了他不畏艰辛、自食其力的能力,还让他认识到执著追求的可贵。
梁振英从小成绩优异。他从荷李活道警察小学毕业后考入香港著名的中学——英皇书院,后又进入当时的香港工业学院(现香港理工大学)修读建筑测量系。取得高级文凭后,梁振英于二十岁那年前往英国布里斯托理工学院(现为西英格兰大学) 攻读估价及地产管理学。在留学英国的三年多时间里,梁振英靠半工半读维持自己的学习及生活费用。他每周打工三个晚上,每次六个半小时,回到宿舍时往往是凌晨了。为了节省车费,他每天上学放学都要步行十多公里。即使这样,他仍然坚持参加社会活动。当时梁振英是当地香港留学生的学生会主席,经常举办中国文化宣传活动,每个星期天他还去教当地的华侨子弟学中文。1977年,梁振英以全班第一名的成绩从布里斯托理工学院毕业。
学成回港的梁振英,开始了自己白手起家的创业历程。起初,他加入老牌测量师行“仲量行”,成为一名测量师。过了五年,梁振英被擢升为这家英资公司的合伙人及该企业第一位华人董事。当时年龄不足三十岁的梁振英年薪已高达上千万港元。1988年,三十四岁的梁振英被评为“香港十大杰出青年”。
1993年,梁振英创立了梁振英测量师行。2000年,通过互换股份与英国DTZ及新加坡的戴玉祥产业咨询公司合并,梁振英测量师行易名为戴德梁行。这家布点遍及四十三个国家和地区的国际房地产服务公司,迅速发展成为亚太区最具规模的物业顾问公司。2006年,梁振英成为该公司最大的个人股东,首度晋身集团董事局。一年后,梁振英又由戴德梁行北亚区主席升任为亚太区主席。此时,离他事业起步刚好三十年,梁振英已从一无所有的小青年变成了颇具经济实力的香港企业家。
作为香港专业联盟主席,梁振英率先鼓动香港十个专业团体五万多专业人才加强与内地交流。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内地的改革开放刚刚起步,身为香港“专业人士促进现代化协会”成员的梁振英,就开始与内地结缘,并频繁穿梭于深港沪之间。
20世纪80年代初期,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谈判开始。1984年,中英谈判碰上新界的租约问题。当时,新界的全部土地楼房,不论地区、新旧、用途,地契年期全部在1997年6月27日届满后,由中、英两国共同解决。由于当时内地还没有房地产市场,缺乏经济和合约上的知识,中央想找个香港人咨询意见。有位官员记起一个经常到内地讲课的年轻人——梁振英,就请他帮助写意见书。梁振英立即动笔撰写。几个月后,这份意见书中的建议成为中方意见,并成为《中英联合声明》附件三《关于土地契约》的主要内容。
在帮助和支持内地房地产事业发展的同时,梁振英亦开始在政治上崭露头角。1985年,梁振英出任香港基本法咨询委员会委员;1988年,三十四岁的梁振英出任基本法咨询委员会秘书长;1993年,出任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委会预委会政务小组港方组长;1996年出任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委会副主任;1997年出任香港特区第一届行政会议成员、召集人。此外,他还担任第十届和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常委等职。梁振英不无自豪地回忆道:“参与回归的全过程,为香港回归效力,亲历国家和平统一的阶段性成果,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成就和最难忘的经历。”
(选自2012年第6期《名人传记》,有改动)下列对传记内容的分析和概括,最恰当的两项是( )
A.梁振英童年时代忍受了贫穷生活的煎熬,他从不抱怨,积极分担家庭生活的负担。艰苦的生活锻炼了他自食其力的能力和顽强的意志。 |
B.梁振英从小学习成绩优异。在香港取得高级文凭后,前往英国留学,学费和生活费自己打工解决,还经常参加社会活动,以全班第一名成绩毕业。 |
C.梁振英学成回港后,加入了老牌测量师行——仲量行,很快就成了行业的领头人,工作了十年的时间就被评为“香港十大杰出青年”。 |
D.梁振英四十岁时创立了自己的测量行,几年后与英国和新加坡的两家公司合并,他的戴德梁行成为亚太区同行中规模最大的公司。 |
E.本文撷取梁振英人生的若干片段,描写他积极生活、刻苦学习、心系祖国的事迹,记叙梁振英从寒门弟子到成为香港行政长官的历程。梁振英青少年时代是如何面对贫困生活的?
最后一段画线句子在文中起何作用?请简要说明。
梁振英从寒门学子成长为行政长官,请结合全文谈谈你对梁振英成功原因的理解。
阅读钱钟书《谈中国诗》片段,完成文后各题。
(1)中国诗是文艺欣赏里的闪电战,平均不过两三分钟。比了西洋的中篇诗,中国长诗也只是声韵里面的轻鸢剪掠。当然,一篇诗里不许一字两次押韵的禁律限制了中国诗的篇幅。可是,假如鞋子形成了脚,脚也形成了鞋子,诗体也许正是诗心的产物,适配诗心的需要。比着西洋的诗人,中国诗人只能算是樱桃核跟二寸象牙方块的雕刻者。
(2)一位中国诗人说“言有尽而意无穷”,另一位诗人说“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用最精细确定的形式来逗出不可名言、难于凑泊的境界,恰符合魏尔兰论诗的条件:那灰色的歌曲/空泛联接着确切。对上面两段话内容的理解,不恰当的一项是()
A.中国诗讲究艺术上的精致,简短的诗也应有悠远的意味。 |
B.押韵上的禁律并不是造成中国诗篇幅短的根本原因。 |
C.中国诗歌创作以篇幅短小见长,比较深奥,难于理解。 |
D.魏尔兰也主张诗歌应有深远的意境,含蓄,富于暗示。 |
对上面两段话的评析和由这两段话引发的推断,不恰当的一项是()
A.行文机巧,明扬中国诗歌之长处,暗讥西洋诗歌之短弊。 |
B.中国诗与西洋诗在创作思想上确有共识,读钱文可见一斑。 |
C.中国诗人在精雕细刻中练就了技艺,但会不会束缚才智,让人思度。 |
D.形式与内容,相依更应相谐,诗歌创作如是,小说、散文何尝不是? |
阅读下面的作品,完成后面各题。
在树的年轮中生长的乐器
王芸
①在许多乐器的身体中,总能找得到一棵树的魂魄。只是不同的乐器,往往渗透着树在不同生命时段或不同部位的某种特质,彰显出各异的面目。
②二胡绝对是紧紧抓握着泥土的大树的根部。二胡奏出的声音,悲怆也好,苍劲也罢,哪怕偶尔欢娱一阕,都带有泥土的颜色与气息,都透着一丝苍凉。二胡的弓只一拉,戛然一声,人们的心便不由自主地往内收紧,收成一枚致密的核,被二胡的气场浑然包裹、束缚,却又仿佛随时会胀裂开来,一腔情绪进泻而出,澎湃成汪洋。
③笛子是一尾游动在树腔中的气,有时蹿上梢头,只轻灵地一点;有时从树根直贯云霄,荡气回肠。琵琶如茎,精血充沛,刚健有力,是累世风雨也弹拨不断的结实与铿锵。纤指急弦,狂风骤雨仍稳伫如故,不输金石。小提琴是枝干,铺蔓回环,细可撑天,密可栽云。繁花点点,叶稠如幕,阳光在每一处可照耀到的地方,朝着不同的方向闪闪发光。
④筝是一片春天新发的叶子,是叶子上恰好滚动的露珠,露珠上闪烁的光芒;是叶子在温润春日里时常承接的下场密雨,雨线上不小心拆散的月光。钢琴是春夏之交满树的花蕾次第绽放,干净、明澈而又激情的天籁彼此衔缀。箫是深秋落霜的树,遍体薄透清越的白,凌凌如月下剑光的寒,满身清肃之气。箫,离一株树的冬天,大概只有咫尺。
⑤独弦的马头琴,是一株躺下来说话的老树。一株缄默了千年的参天大树,就藏在马头琴里对我们开口说话。一个个颤音,喑哑,低回,连绵,苍茫,悠长。每一个音符是那历历在目、无边无际的沧海桑田,是那潮起潮落、风起云涌的苦难与欢欣,是那生命无处不在的脆弱与坚强、隐忍与抗争……除了缄口,聆听,我不知自己还能说些什么,做些什么。
⑥由陶土、兽骨制成的埙,也许不曾掺杂一丝木质,但绝对找得到有着无数年轮的树的一缕精魂。埙是从远古吹来的一阵风,脚不停步,吹过无数棵树的叶子、花朵和果实,搏动树的枝、粗朴的躯干和隐藏在泥土中的根,挟带走漫漫黄沙、树的精魂和时间的碎砾,从远古呼啸而至。
⑦埙一路走来的历程太漫长了,风中汇聚起太多种声音——如七彩光谱会合成透明的光线——以至我们只听见纯净单调、起起伏伏、无休无止的呜呜。在这质朴无华的声音里,我们情不自禁静敛心神,像盲人那样伸出心灵的双手,摸索着试图将碎砾缝合,将残缺还原,让精魂回到每一棵树的身体之中,将每一粒黄沙归还给早已消失的土壤……可我们知道,永远回不去的,是和埙一道呼啸而来的时间。
⑧埙,听着听着就像一场大梦了。不知何时,泪已浸热双眼。文章第①节在全文中有哪些作用?
文章第③节画线句在表达上有什么特色?请简要分析。
文章第⑤节是从哪几个方面写马头琴的?请简要概括。
本文题为“在树的年轮中生长的乐器”,可作者浓墨重彩描写的埙却不是木制的,这样写是否离题?请结合文章内容加以探究。
阅读下面的文章,完成后面题目。
刘文典:世上已无真狂徒
徐百柯
2005年岁末,红学界颇不安宁,于是遥想当年,西南联大教授刘文典这样讲《红楼梦》:
其时天已近晚,讲台上燃起烛光。不久,刘文典身着长衫,缓步走上讲台,坐定。一位女生站在桌边用热水瓶为他斟茶。先生从容饮尽一盏茶后,霍然站起,有板有眼地念出开场白:“宁—吃—仙—桃—一口,不—吃—烂—杏—满筐!仙桃只要一口就行了啊……我讲《红楼梦》嘛,凡是别人说过的,我都不讲;凡是我讲的,别人都没有说过!今天给你们讲四个字就够了。”于是他拿起笔,转身在旁边架着的小黑板上写下“蓼汀花溆”四个大字。
这次讲座原定在一间小教室开讲,后因听者甚众,改为大教室,还是容不下,只好改在联大教室区的广场上,学生席地而坐,洗耳恭听刘教授高论。
刘氏在西南联大开《文选》课,不拘常规,常常乘兴随意,别开生面。上课前,先由校役提一壶茶,外带一根两尺来长的竹制旱烟袋,讲到得意处,就一边吸着旱烟,一边解说文章精义,下课铃响也不理会。有一次,他却只上了半小时的课,就忽然宣布说,今天提前下课,改在下星期三晚饭后七时半继续上课。原来,那天是阴历五月十五,他要在月光下讲《月赋》一篇。有学生追忆:届时,在校园里月光下摆下一圈座位,他老人家坐在中间,当着一轮皓月大讲其《月赋》,“俨如《世说新语》中的魏晋人物”。
刘文典讲课时,同样是守旧派人物的吴宓也会前去听讲,而且总是坐在最后一排。刘教授闭目讲课,每讲到得意处,便抬头张目向后排望,然后问道:“雨僧(吴宓的字)兄以为如何?”每当这时,吴教授照例起立,恭恭敬敬地一面点头一面回答:“高见甚是,高见甚是。”两位名教授一问一答之状,惹得全场为之暗笑。
一日,日机空袭,警报响起,联大的教授和学生四下散开躲避。刘文典跑到中途,忽然想起他“十二万分”佩服的陈寅恪身体羸弱且目力衰竭,于是便率几个学生折回来搀扶着陈往城外跑去。他强撑着不让学生扶他,大声叫嚷着:“保存国粹要紧!保存国粹要紧!”让学生们搀着陈先走。这时,只见他平素藐视的新文学作家沈从文也在人流中,便顾不得自己气喘如牛,转身呵斥道:“你跑什么跑?我刘某人是在替庄子跑,我要死了,就没人讲《庄子》了!你替谁跑?”
刘文典多年潜心研究庄子,出版了十卷本《庄子补正》,陈寅恪为之作序,推崇备至。曾有人向刘氏问起古今治庄子者的得失,他大发感慨,口出狂言道:“在中国真正懂得《庄子》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庄周,还有一个就是刘某人。”狂则狂矣,当下不少见,但其背后那股子傲骨嶙峋的气度,却是今人学不来的。
1928年,蒋介石掌握大权不久,想提高自己的声望,曾多次表示要到刘文典主持校务的安徽大学去视察,但刘拒绝其到校“训话”。后来,蒋虽如愿以偿,可是在他视察时,校园到处冷冷清清,并没有他所希望的那种隆重而热烈的欢迎场面。一切皆因为刘文典冷冷掷出的一句话:“大学不是衙门。”
后来安徽发生学潮,蒋介石召见刘文典。之前刘氏曾有豪言:“我刘叔雅(“叔雅”为刘文典的字)并非贩夫走卒,即是高官也不应对我呼之而来,挥手而去。蒋介石一介武夫耳,其奈我何!”见面时,刘称蒋为“先生”而不称“主席”,蒋很是不满。进而两人冲突升级,刘文典指着蒋介石说:“你就是军阀!”蒋介石则以“治学不严”为由,将刘当场羁押,说要枪毙。后来多亏蔡元培等人说情,关了一个月才获释。
后人赞曰:“好个刘文典,名士风流,还是狷介狂人?我不知道,我能知道的是,今天,这样的知识分子已无处寻觅,所谓‘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
(本文选自徐百柯《民国那些人》)下列对传记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不恰当的两项是()
A.刘文典在西南联大易时易地给学生讲授《月赋》,将学生带进人生与自然交融的境界,这番别出心裁之举,体现出他个性中的“魏晋风度”。 |
B.在一次躲避日机空袭的过程中,刘文典呵斥亦在人流之中的作家沈从文,是因为他一向看不起搞新文学创作的人。 |
C.安徽发生学潮,蒋介石召见刘文典,见面时因刘称蒋为“先生”而不称“主席”,一身傲骨,蒋介石很是不满。进而两人冲突升级,蒋将其当场羁押。 |
D.文末引用辛弃疾“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一句,表明了作者对这位拥有大学问、真性情的学者的追怀与赞慕之情,以及对当今社会缺乏像刘文典这样的学者的叹惋。 |
E.本文通过对刘文典在西南联大、安徽大学等校任教时生活片段的记述,夹叙夹议,综合运用了语言描写和动作描写等手法,勾勒出一个具有独特个性的学者形象。刘文典作为一位“真狂徒”,他的“狂”在文中主要体现为哪些方面,试举例分析?
刘文典在学界享有“活庄子”的美誉,根据传记内容,概括他被称作“活庄子”的原因。
文章的最后一段说:后人赞曰:“好个刘文典,名士风流,还是狷介狂人?我不知道,我能知道的是,今天,这样的知识分子已无处寻觅,所谓‘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联系全文,你是否赞同此观点,说说你对此的理解。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后面题目。
全球史观在中国
源自西方的“全球史观”在中国遇到形形色色的解读,其中有些解读可能是西方的全球史学者始料不及的。但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我们不能忽略,就是全球史观在中西不同语境中,引起许多相同的思考。
全球史观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对西方中心论的批判为起点的,而西方中心论乃是西方世界史学发展的末端。不触及根本,枝节末端问题是纠缠不清的。这一点,中西学者认识相同。
关于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曾听到多名美国史学家说,该书并未跳出以欧洲为中心的“挑战——应战”模式。而中国学者同样尖锐地指出:“斯塔夫里阿诺斯自己的结构就是一个欧洲中心主义的结构”,事实上仍把“现代化看作一种单向的欧化或西化的过程”。
对于斯塔夫里阿诺斯等人的困境,中西学者同样归因于方法论。巴勒克拉夫说,那些力求立场“客观”的人,终于不能突破“西方中心”,是因为“他们身边使用的那一整箱工具全是由欧洲制造的,恐怕一时还不可能将它完全更换”。中国学者指出,这“一箱工具”就是西方“历史学研究的诸多核心概念,如工业革命、现代性、资本主义以及个人自由”,西方史学家正是“凭借这些基于欧洲特定经验所产生的概念来阐释欧洲对现代世界的支配以及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这种方法论的局限,不仅西方学者“挥之不去”,非西方学者也难以超越。在这一点上,中西学者所见略同。为什么“挥之不去”?根子还在于西方人所谓的一元的物质进步论。可见,认识方法只是表象,问题实质是价值标准。有一个问题问得好:假如由东方人按自己文化传统书写,全球史还会像当下流行的那样充斥物质主义吗?
于是,中外世界史学家都呼唤价值标准的统一。汤因比晚年曾经说过,要正确地认识全球性问题,唯有建立“世界国家”,重建人类统一的价值观。中国学者齐世荣曾说,只有“各国学者……抛弃国家、民族的偏见,通力合作,经过长期的努力”,“才能……如实地反映各个国家、民族在人类世界上做过的贡献,如实地反映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
西方学者面对“谁来制定世界公民标准”、“谁来勾画人类故事”的问题,发出“世界史是可能的吗”的疑问。中国学者认为,生活在不同文化背景之下的史学家,就哪一个国家或民族在哪一个时代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很难达成共识,只要在这些涉及价值的判断上各执一词,短时间内很难产出令人满意的世界史。
面对这种困局,西方后现代主义选择了“逃避”,而有些中国史学家也正在以类似方式使自己“乐观”起来。有人说,既然统一的价值观不可能形成,不如放弃对“主导性叙述”的追求,让各个地区、各个民族按照自己的文化传统撰写本地区本民族文明的历史,全球史体系留给读者自己在比较中建构。另有人说,“每一位新的世界历史叙述者都在(自己心目中)重构世界历史……我们不能要求作为个体的世界历史叙述者超越自我中心,撰写一部他人的世界历史”,既然每个叙述者“都想表达自身的价值……(而)这些价值是否成为普遍价值却依赖于读者接受的程度”,那么“重构世界史”就是“尽可能多地丰富世界历史文本,令读者可以按照培养自身世界观的需要不断进行选择”。
无论是悲观的感叹,还是“乐观”的建言,都体现了当代中国史学家对宏观世界史学的严肃思考。但我认为,比较现实的做法,是在现有的话语体系基础上(即使有浓重的西方色彩),不断修正和补充,以逐渐接近共识。当前,如果能够将现代文明的困境考虑进去,把“什么样的生活才是好生活”这样的命题列入价值标准,将中国史学重视道德评价的传统吸收进去,就能写好世界史,裨益于和谐世界的建立。(选自《历史研究》2011年第6期,有删改)下列说法,符合文意的一项是()
A.全球史观源于西方,它主要是以对西方中心论的批判为起点,纠缠于枝节末端,没有触及世界史的根本问题。 |
B.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没能突破西方中心论的樊篱,是因为受欧洲经验主导的方法论的局限。 |
C.如果东方人不用以欧洲为中心的“挑战——应战”的模式,而是用他们自己的文化传统来书写,全球史会更客观。 |
D.史学普遍价值要依赖读者接受的程度,作者认为将全球史体系留给读者自己在比较中建构是最好的。 |
下列不属于西方中心论对全球史研究的影响的一项是()
A.用欧洲制造的方法去研究全球史,很难不带成见和偏私去公正地评价各个时代和世界各地区一切民族的建树,很多问题也纠缠不清。 |
B.用西方一元的物质进步论去认识人类历史,在研究的价值观方面造成影响,使全球史的研究充斥着物质主义。 |
C.西方的历史叙述者在重构世界时用西方中心论来阐释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世界史研究的思维方式和研究角度显得单一。 |
D.“欧洲中心论”在价值判断上有狭隘和偏颇之处,汤因比和齐世荣认为史学家不应该把西方中心论作为全球史研究的唯一标准。 |
在全球史观问题上,中西方学者没有达成相同认识的一项是()
A.斯塔夫里阿诺斯对全球通史的研究无法构建出一个系统、科学的世界史理论阐释体系,陷入了史学困境。 |
B.方法论的局限是中西史学家均难以摆脱的现实,无法阐明世界历史进程本身的多样性和统一性。 |
C.构建一个充实有效的世界史理论体系,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世界史学的“价值标准”在短时间内难以统一。 |
D.全球史提供了对世界史研究的一种新视野,史学家们应该通过撰写本民族文明的历史来构建“全球史观”。 |
阅读下面材料,完成后面题目。
《人论三题》序言
在我所体会的意义上,真正的人生是从一个人脱离家庭的庇护而走上社会的时候才开始的。当人意识到自己是一个“人”,而不只是家庭的一分子,当人意识到他的处境同其他“人”没有任何两样,他必须靠自己的双手和头脑为自己争得在社会上立足成人的资格,这时候,他的“人生”就开始了。
四十多年前我十六岁,我年轻气盛而义无反顾地奔向山区,应和着“我们走在大路上,意气风发斗志昂扬”的歌声。直到多年以后,我才把自己奔向人生的决绝从这种虚假的豪情上剥离开来,而这是很多老知青至今还未能做到的。回想起来,当时的那种决绝正是一个青年在面对自己人生的前途时极可宝贵而又极为正常的冒险精神,是一种生命力的强烈冲动,它给我带来一种走出家庭扑向社会的自豪感,和一种迎接生活的严峻挑战时的激动。在农村,我接触到了中国社会的底层,但我并不能、也并不心甘情愿地成为他们中的一员,我深深体会到鲁迅所说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我决不能走他们所走过和必将重走的人生老路。我唯一能够和他们不同的就是我有思想。我开始领悟到,真正的人生就是反思的人生,没有对人生的思考,人的一生和动物也就没有什么区别,人就白活了一生。我在很久以后读到苏格拉底的名言:“没有思考过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感到深获我心。
我的独立思考使我有了我的“自我”,正如笛卡尔所说的:“我思故我在”。在孤独中,我看书,将偶尔冒出来的思想整理成“思路”,我开始有了自己的“心路历程”、有了自己思想的脱胎换骨。我完全是在自我启蒙。每天晚上的读和写,是把体验变成思想,变成灵魂的营养。就这样,我形成了自己的“人格”意识,即一个人的精神独立性。人之成人的标志就在于他有一个人格,是他作为一个人存在的基础。一个有人格意识的人是一个有原则的人,他分得清什么是违背自己人生信条的,什么是自己应该万死而不辞的。缺乏独立的人格意识的人总是喜欢说我从小就受到谁谁的教育,懂得了什么什么道理,如今网络“愤青”们正是这样一个群体,因而他们很容易成为某种势力的打手。
中国人自古以来把人性归结为以家庭血缘关系为模式的等级名分(礼),而把一切违背这一等级模式的行为直呼为“禽兽”。从此以后,中国人便无法懂得把人与自然从根本上区别开来的标准和界线究竟是什么,因为血缘关系其实仍然不过是一种自然关系。中国人只在自然关系内部划分人与兽,因而并不能够真正把人与兽、人性与兽性划分开来。中国人总是用对待兽的办法来对待人,正如鲁迅所说的,几千年来我们是一个“吃人”的民族,而且更为严重的是在精神上将一切人性化的东西都吞噬无遗、化归乌有。我们自恃“五千年文明”以便将一切装饰得天衣无缝。惟有当我们在一百年前初次接触到西方启蒙思想的时候,我们才惊异于一个闻所未闻的崭新的视野,这就是西方人道主义或人本主义的视野。人本主义强调的是人的自由意志在人的生存中所发挥的主导作用,是人的思想和精神追求对于人生的决定性的意义,这种人生境界是只有当人已经具备了一定的人格意识之后,才能够心领神会的。正是在两种不同意义上的“人性”的比较中,我开始意识到人类普世价值是不论哪个民族的人性所自然追寻而不可偷换的目标。
(选自邓晓芒《人论三题》,重庆大学出版社,有删改)本文围绕着“人”的主题,分了几个层次加以论述,请用关键词的形式概括每层的层旨。
文中说“真正的人生是从一个人脱离家庭的庇护而走上社会的时候才开始的”,作者为什么这样说?
作者在行文中引用苏格拉底与鲁迅的用意分别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