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后面习题。
星 夜
龙应台
他把好几幅画在地上摊开。小店原本就挤,三张画铺在地上,我们就不能转身,一转身就要踩到画布上了。“这一幅。”我指着凡·高的《星夜》。他说:“一百块。”我说:“六十块。”他做出夸张的痛苦的表情,指着地上的《星夜》说,“你看看你看看,画得多么好,画得多么像,就是颜料钱也不止六十块呀小姐。”我说,“那好,我们再逛逛。”他一把拉住,说,“算了算了,就六十块吧。”
油彩很浓,他用一张薄薄的塑料膜覆盖在画面上,再把画小心地卷起来。
我走出小店,踏入画家村的街,一整条街都卖画,颜色缤纷,琳琅满目,气氛像成衣市集,只是挂得满坑满谷的不是衣服,是画。据说是一个奇人在这深圳的边缘荒村专门模仿凡·高的画,画得多,画得像,以至于国际媒体都纷纷来采访这中国深圳的“凡·高”。没几年,荒村已经变成画家一条街。凡·高的画,人人能画,从这里批发到香港的小摊上,和开衩的旗袍、绣着五彩金龙的衬衫、缎料的面纸盒等等“中国风味”礼品混在一起,卖给观光客。
回到家,我把《星夜》摊开,仔细端详。从色彩和结构来说,仿得还真像,该有的笔触,显然一笔都不少。如果──我将窗户打开,让海风吹进来,因为画的油彩气味还呛鼻──如果,用科学的方法鉴定,仿画的人功夫确实好到完全逼真,好到任何人都看不出破绽来,我是否能被这幅《星夜》感动呢?
爱上《星夜》,是有过程的。住在大海旁每天看日落月出,就发现有一颗星,总是在黄昏时就早早出场,那样大,那样亮,那样低,使我疑惑它是不是渔船顶上的一枚警示灯?是不是一架飞机停在空中探测气候的动向?是不是隐藏在山头里只有云破时才看得见的一盏隐士读书的火?那颗星,低到你觉得海面上的船桅一不小心就会钩到它。
太阳沉下去,月亮起来时,星还在那里,依傍着月亮。不管那月亮如何地艳色浓稠,这颗星还是堂堂正正地亮着。
有一天黄昏,一个天文学家在我的阳台上,我们一同看那轮绯霞绚烂的夕阳在星的陪同下,从云到山到海,冉冉层层拾级而下。他说:“海面上看金星好亮。”
我吃一惊,啊,原来它就是金星,维纳斯。无知的人,朝朝暮暮看着它,却不知它的身份。今天知道了,跟它的关系可就不一样了。
我赶忙上网去看凡·高的《星夜》,因为我记得,他画的是金星。
凡·高在法国南部的精神疗养院里,写信给他的兄弟:“今天早上,天还没亮,我在窗口看了很久,窗外什么都没有,唯有一颗金星,好大的一颗星。”“夜,”他说,“比白天还要活,还要热烈。”
如果我失眠,披衣起身,走进沁凉的夜里;如果我凑巧走过一个大门深锁的精神病院,那么我一仰脸就会看见在黑沉沉的大楼上有一扇开着的窗,窗口坐着一个孤独的人,正在注视大地的荒芜和人间的荒凉,只有夜空里的星,有火。他说:“看星,总使我神驰……我问自己:我们摊开地图,指着其上一个小黑点,然后就可以搭乘火车到那个点去,为什么我们到不了那颗星呢?我们难道不可以搭乘‘死亡’到星星那一站?”
三十七岁的凡·高真的买了一张死亡的单程票,说走就走了,行囊里只有煎熬的痛苦和无可释放的热情。《星夜》,在我看来,其实是一幅地图──凡·高灵魂出走的地图,画出了他神驰的旅行路线:从教堂的尖塔到天空里一颗很大、很亮、很低的星,这颗星,又活又热烈,而且很低,低到你觉得教堂的尖塔一不小心就会钩到它。
我会被深圳画家村的《星夜》感动吗?
换一个问法:如果科学家能把一滴眼泪里所有的成分都复制了,包括水和盐和气味、温度──他所复制的,请问,能不能被称做一滴“眼泪”呢?文章开头写买画时和商贩讨价还价的情景有何作用?
怎样理解“夜,比白天还要活,还要热烈”的含义?
“我”能否被深圳画家村的《星夜》感动呢?结合文章,谈谈你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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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是一篇文艺批评,而是文艺批评史上一个问题的澄清。它并不对中国旧诗和旧画试作任何估价,而只阐明中国传统批评对于诗和画的比较估价。
当然,文艺批评史很可能成为一门自给自足的学问,学者们要集中心力,保卫专题研究的纯粹性,把批评史上涉及的文艺作品,也作为干扰物而排除,不去理会,也不能鉴别。不过,批评史的研究,归根到底,还是为了批评。我们要了解和评判一个作者,也该知道他那时代对于他那一类作品的意见,这些意见就是后世文艺批评史的材料,也是当时一种文艺风气的表示。一个艺术家总在某些社会条件下创作,也总在某种文艺风气里创作。这个风气影响到他对题材、体裁、风格的去取,给与他以机会,同时也限制了他的范围。就是抗拒或背弃这个风气的人也受到它负面的支配,因为他不得不另出手眼来逃避或矫正他所厌恶的风气。正像列许登堡所说,模仿有正有负,“反其道以行也是一种模仿”;圣佩韦也说,尽管一个人要推开自己所处的时代,仍然和他接触,而且接触得很着实。所以,风气是创作里的潜势力,是作品的背景,而从作品本身不一定看得清楚。我们阅读当时人所信奉的理论,看他们对具体作品的褒贬好恶,树立什么标准,提出什么要求,就容易了解作者周遭的风气究竟怎么一回事,好比从飞沙、麦浪、波纹里看出了风的姿态。
一时期的风气经过长时期而能持续,没有根本的变动,那就是传统。传统有惰性,不肯变,而事物的演化又迫使它以变应变,于是产生了一个相反相成的现象。传统不肯变,因此惰性形成习惯,习惯升为规律,把常然作为必然和当然。传统也有弹性,因而不得不变,不断的相机破例,实际上做出种种妥协,来迁就演变的事物。批评史上这类权宜应变的现象,有人曾嘲笑为“文艺里的两面派假正经”,表示传统并不呆板,而具有相当灵活的机会主义。它一方面把规律定的严,抑遏新风气的产生;而另一方面把规律解释得宽,可以收容新风气,免于因对抗而地位摇动。它也颇有外交老手的“富于弹性的坚定”那种味道。传统愈悠久,妥协愈多,愈不肯变,变的需要愈迫切。于是不再能委曲求全,旧传统和新风气破裂而被它破坏。新风气的代兴也常有一个相反相成的表现。它一方面强调自己是崭新的东西,和不相容的原有传统立异;而另一方面更要表示自己大有来头,非同小可,向古代也找一个传统作为渊源所自。例如西方十七、八世纪批评家要把新兴的长篇散文小说遥承古希腊、罗马的史诗;圣佩韦认为当时法国的浪漫诗派蜕变于法国十六世纪的诗歌。中国也常有相类似的努力。明清批评家把《水浒》、《儒林外史》等白话小说和《史记》挂钩;我们自己学生时代就看到提倡“中国文学改良”的学者煞费心机写了上溯古代的《中国白话文学史》,又看到白话散文家在讲《新文学源流》时,远追明代“公安”、“竟陵”两派。这种事后追认先驱的事例,仿佛野孩子认父母,暴发户造家谱,或封建皇朝的大官僚诰赠三代祖宗,在文学史上数见不鲜。它会影响创作,使新作品从自发的天真转为自觉的有教养、有师法;它也改造传统,使旧作品产生新意义,沾上新气息,增添新价值。
(本文节选自钱钟书《七缀集》中的《中国诗与中国画》)下列对文章的理解与概括不准确的两项是( )( )
A.文艺风气对一个艺术家影响深远,既给与他以机会,同时也限制了他的范围。 |
B.某一时代人所信奉的理论,对具体作品的褒贬好恶,树立的标准,提出的要求,往往能影响艺术家的创作和决定其作品的价值。 |
C.传统就是经过长时期而能持续,没有变动的一时期的风气。 |
D.传统实际上做出种种妥协,来迁就演变的事物。有人曾嘲笑为“文艺里的两面派假正经”。 |
E.向古代找一个传统作为渊源所自,这种事后追认先驱的事例,在文学史上数见不鲜。下列对文艺批评史的理解,不符合文意的一项是( )
A.文艺批评史要想成为一门自给自足的学问,学者们必须集中心力,保卫专题研究的纯粹性。 |
B.文艺批评史研究的终极目标还是为了批评。 |
C.文艺批评史上涉及的文艺作品,应作为干扰物而排除,不去理会,也不能鉴别。 |
D.后世文艺批评史的材料源自于艺术家所处那个时代对于他那一类作品的意见。 |
根据文意,请回答“传统”是如何演变为“新风气的代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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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道德应落到实处
刘效仁
近几年来,某些当选院士接二连三曝出学术不端丑闻。中国工程院院士李连达课题组涉嫌抄袭造假至今了犹未了,“六教授联名投诉一工程院院士刘兴土抄袭剽窃”再掀波澜。3月3日,刘兴土院士到东北师范大学向75岁的李建东教授鞠躬致歉。尽管李称“将不再追究此事”,但几位举报人表示,应完善我国院士增选制度,将学术道德“一票否决”真正落到实处。(《中国青年报》3月4日)
学术造假、抄袭、剽窃等不端行为,在其他国家同样存在。只不过,国内大有愈演愈烈之势。造假者中,不乏资深教授、院长、院士等人物。要正本清源,自然要从院士“开刀”,从“宝塔尖”“开刀”。要将学术道德“一票否决”落到实处,首先要确立“学术不端”明确清晰的标准,建立科学、公正、客观的学术评价体系,
2000年年底,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OSTP)对 “学术不端行为”给出的“标准定义”,即保留了美国公共卫生服务局1989年定义中的“伪造”、“弄虚作假”和“剽窃”三要素(《科学新闻》杂志2008年4月7日)。而我们对此并无细密的规范,以致“学术不端”的官司很难打。正如一位教授所言:“抄袭不是刑事案件,即使胜诉,不过判对方赔礼道歉、消除影响,顶多给你支付点稿酬。”因此,许多当事者就极力往抄袭上“靠”,或只承认“文中未做标注”。
“学术不端”亟需独立调查机构予以甄别,作出权威性论断。可当下我国却缺乏包括国际学界专家学者参与的独立公正的学术调查组织。尽管中科院、工程院都有学术道德委员会,但由于很难做到完全独立自主,不仅“难削自己的把”,而且为保自身声誉,还可能对学术不端者予以庇护。以致几年来虽有若干名院士因学术不端被媒体曝光,但鲜有人受到处理。对李连达院士课题组涉假事件,舆论纷纷吁请独立调查,直到今天也未见有机构应承。我们要鼓励对学术不端行为的举报,同样需要专门的机构受理,并依照举报予以认真查究。
我国现行的院士增选除了组织系统提名,就是院士推荐。被推荐人往往找上门来请托,不少院士则碍于情面,做了“托儿 ”。在填写推荐书时,尽管要郑重地写上“本人了解被提名人的成就、贡献与学风道德等情况,对提名材料的真实性负完全责任”,可实际上即使其提名对象日后被发现此前存在某些问题,举荐人也无需负任何责任。自律意识淡薄加上缺乏约束机制,推荐审核难免走过场。因此,必须建立举荐失察连带责任追究制。如提名对象涉嫌重大学术道德问题,或学术水平距院士标准相差甚远,一经查实,仅仅扣减推荐人的下一轮推荐名额远远不够,也要公开曝光,予以相应处罚。
至为关键的是,将学术道德“一票否决”落到实处,建立汰出机制。一经查实形成定论,就当取消相应荣誉和剥夺相应权利。是院士的不妨“除名”,作为候选者自然淘汰,其他如教授、院长者流,一律从严处置。2005年,麻省理工学院的副教授范帕里耶斯,在被发现编造和修改科研数据、杜撰合作者姓名之后,不仅被学校正式开除,甚至其工作过的地方,都对其发起了类似学术调查。美国还禁止学术不端的当事人数年内申请国家的科研基金,严重的甚至终身禁止(新华网2005年10月29日)。然而,杂交水稻“汕优63”培育者、福建省农科院院长谢华安,被知情人公开举报其论文和专著抄袭和侵占他人劳动成果,有关方面将举报调查结果在院士增选大会上公布、讨论。最后,其仍以超过2/3的票数当选。(《人民日报》1月18日、《南方都市报》1月13日)
如此环境之下,“六教授联名投诉一工程院院士刘兴土抄袭剽窃”事件,会不会因当事人鞠躬致歉,对方“不再追究”而不了了之?
(文章来源:2009-03-05 《中国青年报》)本文作为一篇新闻评论,一开头为什么要列举两则学术不端的丑闻?
作者认为国内屡屡发生种种学术不端行为,且有愈演愈烈之势,其主要原因是什么?
结合本文所抨击的现实,你认为学术道德能否落到实处?请简述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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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 亲 的 书 箱(节 选)
——在诺贝尔文学奖颁奖典礼上的演讲
[土耳其] 奥尔罕•帕慕克
父亲在去世的两年前交给我一个小书箱,里面装满了手稿和本子。他和平时一样一副大大咧咧的样子,告诉我在他过去以后,也就是去世以后,我可以看一看里面的东西。
“回头翻翻,看看有没有什么有用的。挑一挑,兴许有的能出版。”父亲话中带着几分腼腆,仿佛是要摆脱一种特殊的、让他感到痛苦的拖累。东找西找,最后他把书箱放在我书房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里。这是一个让父子都感到尴尬的时刻,这是一个令我永生难忘的时刻。之后,我们都长舒了一口气。和平常一样,我们又开始谈天说地、家长里短,说到土耳其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政治问题,说到父亲那些往往虎头蛇尾的工作,语气温和、轻松。
记得父亲走后,我有好几天在箱子周围转来转去,却连一个指头也没有碰它。那是个黑色的小皮箱,一把小锁,柔滑的棱角,这些都是我儿时就已经非常熟悉的。我记得,父亲外出回来,我会打开这个小箱子,翻弄他的东西,而且非常喜欢里面古龙香水和国外那种特有的气味。对我来说,这个箱子是那么熟悉,充满诱惑,它承载着太多的历史和我童年的记忆。可是,我甚至不敢碰它一碰,为什么?当然是因为藏在箱子里面的东西有着一份神秘的重量。
我不敢碰父亲的书箱,更没有勇气打开它,但里面有些本子我是知道的。我看到过父亲在那本子里写写画画。书箱里的东西在我并非新闻。四十年代末,这个伊斯坦布尔的年轻人曾经做过诗人梦,可惜读者寥寥。一个贫穷的国家,写诗作文是难以谋生的。他放弃了。他不能忍受文学写作之苦。他热爱生活,我能理解。
对父亲的书箱敬而远之,首要原因当然还是担心,担心我可能不欣赏他的作品。父亲心有玄机,未雨绸缪,故意摆出一副轻描淡写的架势。这样的态度,让有着二十五年写作经历的我觉得心里不是滋味。但我并不因为父亲对文学的轻描淡写而心生丝毫不满。我真正害怕的,我不想知道、更不想发现的是,我的父亲也许是一名出色的作家。这是我真正的担心,这种恐惧让我没有勇气打开父亲的书箱。还有一个原因连我自己也说不清楚。如果父亲的书箱里面竟有真正的、伟大的文学作品,那我就得承认,父亲的精神世界里还有一个完全不同的人。这是很可怕的。虽然人到中年,我还是希望父亲就是父亲,不要是什么作家。
我认为,一个作家,他的内心世界还隐藏着另外一个“我”,他的工作就是经年累月、充满耐心地去慢慢发现那片塑造了另外一个“我”的天地。一个作家,他也许惯于打字,也许熟悉电脑,也许像我这样三十年如一日地喜欢纸笔手书;他可能写诗歌,写剧本,或者像我一样写小说,以耐心、执著和快乐的心情用自己的思想去探寻一片全新的天地,伏于案头,一页白纸,慢慢地加上新的文字,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年复一年,我感觉到,我为自己营造了一个新的世界,同时也在塑造内心世界的另外一个“我”,如同一块石头一块石头地建起一座大桥、一方穹顶。
对我来说,写作的秘诀不是虚无缥缈、来去无踪的灵感,而是执著和耐心。土耳其有个成语,叫做“以针掘井”,拿它形容作家的创作活动实在恰如其分。我认为,作家能够把自己的生活如同别人的故事娓娓道来,能够感受语言的力量,必须做到长年伏案,献身艺术,乐此不疲。灵感天使对有的人也许从不眷顾,对有的人可能时时垂青,但她欣赏作家的这种信心和乐观;在作家最感孤独,对自己的努力、构思以及作品的价值最感怀疑的时候,也就是在作家觉得只能孤芳自赏而知音难觅的时候,灵感天使就会为他指点迷津,给他带来故事、图画和构思,使他能够把自己的世界与自己构建的世界结为一体。在我为之付出全部生命的写作生涯中,最令我感到震撼的是,一些极为得意的句子、构思、篇章似乎不是出自我的笔下,而是另外一种力量的发现和慷慨赐予。
注:奥尔罕•帕慕克,土耳其当代小说家。代表作有《白色城堡》、《新人生》、《我的名字叫红》、《雪》、《伊斯坦布尔》等。2006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根据文意,写出“神秘的重量”与“另外一个‘我’”的含意。
(1)神秘的重量:
(2)另外一个“我”:父亲把书箱交给“我”后,“我”好几天都不敢打开它的缘由有哪些?
作者在颁奖演说时由“父亲的书箱”谈起,其意图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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蚁 国 之 镜
筱 敏
我们日常总与蚂蚁相遇,林地里,草丛中,家居的窗台或橱柜里,然而它们于我们是陌生的,正如我们与每日里擦肩而过的如鲫人群是陌生的。我们无所容心,甚至对置身其中的社会亦无所容心,何况蚂蚁。
然而那是一个怎样令人惊骇的社会!
它们有十分严明的阶级和分工系统,这是由女王根据其部族需要,在产卵时就确定了的。极其固定的无从僭越的阶级地位,相当僵化的沿续终生的分工。那些劳作终生的工蚁,那些战死沙场的兵蚁,那些被赋予了新一轮繁衍重任因而得以特别饲育的女王乳蚁,那些被派往夜空进行婚飞大典的雄蚁,……恰如一部庞大机器上的万千齿轮和螺丝钉,它们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秩序井然地奉献于部族的同一意志。个体是可以替换的,正如大批量生产的齿轮和螺丝钉可以随时替换。就连大机器的心脏——女王,也是可以由新女王取代的。但机器的运行体制不能替换,部族的生命因这永不更易的体制而绵延。它们侵略,杀伐旁族蚁类,掠夺邻国,不仅为着扩张势力范围,而且将战败国的幼蚁和蚁卵俘获过来,把它们驯养成奴隶,终生都不试图反抗也不试图逃脱的奴隶,像戴着无形的枷锁。
它们饲养家畜,那些蚜虫、树跳蚤、介壳虫们,失了本性似的匍匐在蚁国里,像奶牛一样为主人生产蜜露。这些蚁国的家畜也如人类的家畜一样因驯服而退化,渐失保护自己的结构,甚至已不能用腿来跳跃了。
它们忠于女王。一个部族,一个女王,一个意志,构成一个极权主义的稳定的国家。以至蚁类学家认为单个的蚂蚁只是细胞,仅处在死亡再生的循环链上,处在森严坚致的整体之中。而所谓的个体,在蚂蚁那里指的是整一个部族。一个蚂蚁帝国便是一个超级生物体。这是生物进化史中的怪兽,它是以完全的无视个体而发展并强盛的,帝国的生命代表着所有个体生命。
于是,蚁国里奉行的是利他主义和绝对的牺牲精神:它们可以用身体相互勾挂,组成巨大的蚁帘,以此为部族的巢,并听命女王的需要,随时缩紧或扩展以调节巢内的温度;它们可以用身体充当蓄粮的蜜罐,听凭被填塞成骇异的球状,然后驯顺地把自己挂在穴顶,静待部族需要时取食;它们可以在洪水中用身体结成厚厚的蚁筏,让女王和幼蚁安然为乘客,随波漂流,直到触及涯岸,只要女王能登陆重建一个蚁国,何顾水面浮起多少工蚁的尸首;在大火来袭的绝境中,它们可以团成硕大的蚁球,将女王护在中心,英勇壮烈地滚过火海;它们还可以将自身生长为自杀性炸弹,当遭强敌攻击时,猛烈收缩腹部肌肉,身体立刻爆裂,使充满毒液的巨大腺体四散迸溅,与周遭的敌手同归于尽……
这一切,是需要信仰支撑的,蚂蚁以部族的延续帝国的强盛为信仰,在此之外,单个的蚂蚁是没有生存理由的。人也同样需要信仰,家族、民族、国家,以及为这一切而建造的种种宗教和主义。所谓个人的价值这种东西,是相当晚近的事情。人类曾拼力——包括强力和暴力——去建立的某种乌托邦帝国,在蚂蚁那里早已建成了,蓝图是现成的完备的,运作经历史证明也是圆满的,只要人类甘愿模拟蚂蚁。
蚁类学家威尔逊先生说:“社会生物学以新的方式最好地解释了人类群体行为的细微部分……”他遭到了众人的猛烈攻击。人愿意相信自己是万物之灵,人愿意在上帝那里照见自己,而不是在蚂蚁那里。只是威尔逊先生们端出来的那面镜子,备受攻击中已立在那里了,在这面展示蚂蚁帝国戏剧的镜面中,人们却时时照见了人类社会的实像,于是不免震悚,惊惕。文章开头为什么把朝夕可见的蚂蚁于我们的陌生,类比于我们“与每日里擦肩而过的如鲫人群”的陌生?
“然而那是一个怎样令人惊骇的社会”,从文中看,蚂蚁王国是怎样一个令人惊骇的社会?
文中说“人类曾拼力——包括强力和暴力——去建立的某种乌托邦帝国,在蚂蚁那里早已建成了”,“运作经历史证明也是圆满的”,你认为人类类似蚁国的“乌托邦帝国”圆满吗?请结合全文,联系现实,谈谈你自己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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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 记
聂鑫森
宽敞的画室里,静悄悄的。
初夏的阳光从窗口射进来,洒满了摆在窗前的一张宽大的画案。画案上,平展着一幅装裱好并上了轴的山水中堂。右上角上,写着五个篆字作画题:南岳风雨图。
年届六十的知名画家石丁,手持一柄放大镜,极为细致地检查着画的每个细部。他不能不认真,这幅得意之作是要寄往北京去参展的。何况装裱这幅画的胡笛,是经友人介绍,第一次和他发生业务上的联系。
画是几天前交给胡笛的。胡笛今年四十出头,是美院毕业的,原在一家幻灯厂当美术师,能画能写。后来下海了,在湘潭城开了一爿小小的裱画店,既是老板又是装裱工。同事们都说胡笛的装裱技艺比一些老辈子强,且人品不错,何必舍近求远,送到省城的老店去装裱呢?
画是胡笛刚才亲自送来的,石丁热情地把他让进画室,并沏上了一杯好茶。石丁是素来不让人进画室的,之所以破倒,是要当面检查这幅画的装裱质量,如有不妥的地方,他好向胡笛提出来,甚至要求返工重裱。
胡笛安闲地坐在画案一侧,眼睛微闭,也不喝茶,也不说话。
石丁对于衬绫的色调、画心的托裱、木轴的装置,平心而论,极为满意。更重要的是这幅画没被人仿造——有的装裱师可以对原作重新临摹一幅,笔墨技法几可乱真,然后把假的装裱出来,留下真的转手出卖。石丁的画已卖到每平方尺一万元,眼红的人多着哩。眼下,画、题款、印章,都真真切切出自他的手,他轻舒了一口气。且慢!因为他是第一次和胡笛打交道,对其人了解甚少,不得不防患于未然,故在交画之前,特地在右下角一大丛杂树交错的根下做了暗记,用篆体写了“石丁”两个字,极小,不经意是看不出来的。石丁把放大镜移到了这一块地方,在杂树根部处细细寻找,“石丁”两个字不翼而飞。又来来回回瞄了好几遍,依旧没有!
石丁的脖子上,暴起一根一根的青筋,他万万没有想到这居然不是他的原作,而是胡笛的仿作。这样说来,胡笛的笔墨功夫就太好了!石丁从十几岁就下气力学石涛,尔后走山访水,参悟出自家的一翻面目,自谓入乎石涛又能出乎石涛,却能轻易被人仿造,那么,真该焚笔毁砚、金盆洗手了。
就在这时,胡笛猛地睁开了眼睛,笑着说:“石先生,可在寻那暗记?”
石丁的脸忽地红了,然后又渐渐变紫,说:“是!这世间小人太多,不能不防!”
胡笛端起茶杯,细细啜了一口茶,平和地说:“您设在杂树根部处的暗记,实为暗伤,是有意设上去的。北京城高手如林,若有细心人看出,则有污这一幅扛鼎之作。您说呢?”
石丁惊愕地跌坐在椅子上,问:“那……那暗记呢?”
胡笛说:“在右下部第五重石壁的皴纹里!令‘石丁’两个字很有骷髅皴的味道,我把它挖补在那里,居然浑然一体。树根部处空了一块,我补接了相同的宣纸,再冒昧地涂成几团苔点。宣纸的接缝应无痕迹,补上的几笔也应不会丢先生的脸。”
石丁又一次站起来,拿起放大镜认真地审看这两个地方。接缝处平整如原纸,这需要理出边沿上的纤维,彼此交错而“织”,既费时费力,又需要有精道的技艺。而补画的苔点,活活有灵气,更是与他的笔墨如出一途。他不能不佩服胡笛的好手段!
石丁颓然地搁下了放大镜。
胡笛站起来,说:“石先生,裱画界虽有个别心术不正的人,但毕竟不能以偏概全。暗记者,因对人不信任而设,我着力去之,一是为了不玷污先生的艺术,二是为了我们彼此坦诚相待。谢谢。我走了。”
胡笛说完,很从容地走出了画室。
石丁发了好一阵呆,才记起还没有付装裱费给胡笛。正要追出去,又停住了脚步,家里还有好些画需要装裱,明日一起送到胡笛的店里去吧!
他决定不将《南岳风雨图》寄去北京参展,他要把它挂在画室的墙上,永远铭记那个让他羞愧万分的暗记……“胡笛安闲地坐在画案一侧,眼睛微闭,也不喝茶,也不说话。”作者为什么要用“安闲”这个词?这样写有什么好处?
本文以“暗记”为题,含义深刻,请你找出文中与此相照应的句子,并分析句中“暗记”的含义。
联系全文,你认为本文的主人公是胡笛还是石丁?请谈谈你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