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后面题目。地球的气候系统是一个由大气、海-优题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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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是中国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精神原型，它与中国人的宇宙意识、生命情调等有十分密切的关系，也是我们揭示中国艺术生命秘密的不可忽视的因素。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圆有时是相对于缺而言的。我们通常所说的“圆满”一语，原是中国哲学的一个重要概念，其中也可看出中国人重视艺术生命的一份用心。司空图《诗品•雄浑》“超以象外，得其环中”云：“超以象外，至大不可限制；得其环中，理之圆足混成无缺，如太极然。”在这里，圆即充满、周备、具足，体现在诗性艺心就是浑全充融。森罗万象，一尘沤，一片叶，一缕云，及至浩浩苍天、绵绵大地，都可以大道涵括。
中国哲学中有一个著名比喻：“月印万川”，最能体现充满圆融的特点。这个比喻有两层重要的含义：一是万川之月，只是一月。“江流宛转绕芳甸，何处春江无月明”，湛然寰宇，月光朗照，天下万千江湖，无处不映出它的圆影。然万千个圆共有一圆，万种之月，只有一月相照，一圆贯穿了万川之圆，散在江湖各处的异在之圆联成一个整体，只有一个生命。二是自此一月，可观全月。由于散在江湖的万千之月均由一月相照，故自任何一月均可窥见万千之月的内在生命，任何江湖的月都是一个自我完足的生命世界。“万川之月”所透析出的哲学内蕴就是：一即一切，一切即一，它强调了万物都是一个自在圆足的生命这一重要特性。
中国哲学的圆满具足说散发着浓厚的艺术情调，它实际上是以审美的眼光看待世界。儒道佛中的充满圆融的生命哲学刺激了中国艺术家的创造精神。由于受天人合一哲学观念的影响，中国艺术家总有一种自觉的超越意识，要尽广大，极精微，自有限而观无限，由当下而观永恒。然而宇宙洪阔，天道苍苍，艺术要受到时空的限制，它总不能摆脱具体的实在，总在关注一人一事一时一物，这便制约了艺术家的绵绵长思。万川之月自在圆融的生命哲学却给了解脱这一难题的钥匙。艺术家既关心“一”，认为“山川即道”、“山水即天理”，万事万物均是道的化身，但更关心的是“一切”，因为“一切即一，一即一切”，一切都是自在圆足的生命整体。《文心雕龙》云：“乘一总万”；《二十四诗品》云：“万取一收”，其意大致相同。
故中国艺术家更重视当下直接的观照，更关心微观，在艺术倾向上，两汉时铺排山川云物的现象到了唐宋时越来越少，人们所创造的艺术世界更加精微、细致。中唐以后，追求精微细致的审美风尚渐渐弥散开来。如在中国园林中，人们普遍追求“壶纳天地”的妙处。一湾清泉，几条幽径，几处亭台，便俨然构成一自在圆足的世界。请看中国园林的命名：勺园，如一勺之大；蠡园，如一瓢之微；壶公楼，小得如茶壶一般；芥子园，微小得尤如一粒种子；一沤居，细微得如同大海中的一朵涟漪。但是，在中国人看来，一沤就是茫茫大海，一假山就是连绵峰峦，一亭就是浩浩天庭。故人们常常将园林景区叫做“小沧浪”、“小蓬莱”、“小瀛洲”。“小”是园林特点，“沧浪”“瀛洲”等则是人们远的心意，壶公有天地，芥子纳须弥，这成了中国艺术家不言的秘诀。
在中国山水画中，我们可以看到许多以“溪山无尽”为名的画，它反映了中国山水画家对山川无尽之妙的追求。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图》和倪云林的《疏林秀石图》风格迥异，一是江山无限，一是片石只林，但所追求的却是一致的，人们在他们的画中无所憾，因为它们自身就是一个自我完足的宇宙。郭河阳“有人悟得丹青理，专向茅茨画山水”正谓此。若要能演成一个完整生命，“茅茨”也能成为灵区。
（节选自朱良志《论中国艺术论中的“圆”》，有修改）
下列表述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圆是中国哲学的一个重要概念，它是揭示中国艺术生命秘密的重要因素。

B．圆即圆满、周备、具足、万物之理、混成无缺，体现在诗性艺心上即浑全充融。

C．“江流宛转绕芳甸，何处春江无月明”，到处春江的月明均由一月相照，故自任何一月都可窥见万千之月的内在生命。

D．“超以象外，得其环中”，自然界中森罗万象，一尘沤、一片叶、一缕云……虽形态各异，但都一统于“道”的世界中。

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是（）

A．自在圆通的生命哲学是解脱艺术家受时空和具体事物限制的钥匙。

B．中国艺术家的自有限而观无限，由当下观永恒的观念，是受儒道佛中圆通生命哲学和天人合一哲学观念的影响。

C．“乘一总万”“万取一收” 与中国艺术家更重视当下的直接观照、关心微观等都体现了“山川即道”的哲理，都符合宇宙中的自在圆足的生命整体的哲学观点。

D．中国山水画中有许多以“溪山无尽”为名的画，它反映了中国山水画家追求在一山一水中去创造一个圆满自足的世界。

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是（）

A．“万川之月”所透析出的哲学内蕴是：一即一切，一切即一，它反映了物物均有其内在之理，而内在之理又是共通的道理。

B．“壶公有天地，芥子纳须弥”中，“天地”和“须弥”是人们远的心意。

C．画道之理体现哲学上圆通之说，故一草一木，一丘一壑都如同有灵光耀现，形成自我圆足的世界。

D．两汉铺排山水云物的现象到唐宋越来越少，因为用精微、细致表现“涵盖乾坤”较铺排渲染更能体现所要追求的生命的博大精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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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镇静气
正是吹面不寒杨柳风的春三月，车行往西，不出百里，就是朱家角，再过去三十里，是周庄。模糊觉得，这些古镇的存在是上海的福分啊，不然，老在城市里，人不是会枯萎吗？不然，当春天在心里萌动的时候，到哪里去找江南呢？
江南不是一个地理，更是一种记忆，一种气韵生动的生活，一种乡愁一般年年会发作的病。
是不是像我这样有病的人越来越多了？周庄这样的古镇是一日比一日嘈杂起来。小河被拥挤的游船划出一道道互相打架的水纹，尽管春风中的人，流动在古桥旁，也当得起“游人如织”这个好词，人流有织锦一般轻盈的美感，但还是略微有些让人烦闷。没想到，烦闷的一群人在聚宾楼突然老实了，哑巴了。眼睛直了。
一个操三弦的修长小生，一个捧琵琶的年轻姑娘，在台上说书呢。
一上来没听懂内容，可是那调儿入耳，动心，那旁若无人的两个人——太抓人了！
谁见过这样的艺术家吗？这是星期天的周庄啊，虽然说不上人山人海，可是天南地北的人都有，聚宾楼不过是巷边的一座五六张桌面的茶楼，哪里的人都可以闹哄哄地进来，坐下吆喝着要茶喝的，不坐下来只是站着看两眼的，给客人上茶、上油炸臭豆腐的，可这两个年轻人就在一边的小台子上，宛转曲折地唱着他们的苏州评弹《玉蜻蜓·庵堂认母》。
一是年轻，抓人；一是这么年轻，却这么有定力，更抓人。
弹三弦的小伙子，着暗赤长衫，虽然是一张娃娃脸，可是目中一点漆，有股同龄人身上罕见的俊朗硬气，三尺长的琴操在手里，像一把有声音的剑；捧琵琶的姑娘，着宝蓝色长旗袍，外套一件黑色披衫，脚上踩的是麂皮靴子，雪白肌肤，头发染成浅浅的黄，卡通得很，可是一对眼睛，读过中学的人立刻能想起来的就是老残游记里的那句：“就像白水银里养着两丸黑水银”“清而不寒，秀而不媚”。又岂止是那双眼睛像，周围的一切都有种神似：嘈杂的环境，两个说书的艺人，把嘈杂与人心，一一收拾！
又唱起了《杜十娘》。一阵弦子过后，秋风落叶江中急流般的唱段出来了：“风华绝代杜十娘……”
身子还是一副闲散的样子坐在台下，可是心里已经恭敬了，喝茶的时候眼睛也只敢望着鼻子尖。禁不住的浮想联翩：这是怎样的一所学校里教出来的学生？这么高傲！这是怎样的一门艺术，这么高傲！他们的师傅是怎么训练他们的？要教他们媚，还是教他们不媚？教他们怎么对待观众？面对各色人等，怎么样若即若离，怎么样不卑不亢，怎么样静如处子？这两个人通身的气度，竟只有在史铁生《命若琴弦》里依稀见过。那个瞎子老琴人，说“天底下好东西多啦，跟咱们有什么关系？”……
待他们休息时，我们一群原本烦闷的人都活了过来，像追星族一样眼睛亮亮地凑上去。仗着比他们虚长几岁，问他们话儿。原来他们是苏州评弹团的专业演员，周庄与他们团签了长期合约，这次轮到他们，在这里要演出一个月。这里并不是最理想的演出环境，可是磨炼人。男生说他工作五年了，姑娘工作了两年。从评弹学院毕业的，三分之二都改了行。他们属于那三分之一，喜欢。那些长篇说唱，一部要说半个月，男生说觉得过瘾，“长知识”。
长知识！听到没有？
相信是“书”中的“知识”，带给他们那种境界。其中的悲欢离合，振作与沉沦，忍耐与企盼，在历史的长河里淘洗了多少遍，清亮了，稳定了，唱这些本子，天长日久，不比流行歌曲长人的底气？我问他们成“角儿”了没有，他们不好意思地笑笑，摇头。
在周庄是碰得到角儿的，周庄与好多著名戏团都签了约，除了这处聚宾楼，还有个古戏台，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都有演出。但我相信这两个不是“角儿”的人，将来也会闯出一方天地。
其实，更重要的，应该是由他们启示给我们的那方天地吧，那种艺人的修炼，静水流深的滋养，不自傲，不自弃，不是一切人生的宝贝吗？
那天离开周庄的时候，周庄还是喧哗的，可是心里已经有了一股静气。回想起周庄，好像它也有些不一样了。它静静地蛰伏在江南水草中，不卑，不亢，任人来人往。即使人流如潮，又怎么样？
简要分析第三段在全文中的作用？(6分)
文章运用了多种方法描写了两位年轻的艺人，请举出两种并简要分析其作用。(6分)
结合文章，分析文中画线的句子。(5分)
这是怎样的一所学校里教出来的学生？这么高傲！这是怎样的一门艺术，这么高傲！
文章结尾写道：“那天离开周庄的时候，周庄还是喧哗的，可是心里已经有了一股静气。”请结合全文探究作者心里已有一股静气的原因。(6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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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秀”是南朝刘勰在其《文心雕龙》里提出来的，是他对意象这一美学范畴所做的又一个特质规定。秀，是指审美意象之鲜明生动、直接感人的性质。隐有两层含义，一是指审美意象所蕴含的思想情感内容出于文词概念、逻辑判断之外；二是指审美意象的蕴意不是直接的、单纯的、有限的、确定的，而是宽泛的、复杂的、丰富的和不确定的，具有多义性。刘勰之后，“隐秀说”作为审美意象的一个规定性确立下来。
隐秀是对审美意象的内在规定，因而也是对戏曲文学创作的重要规定。秀的规定，使作品中的形象鲜明生动、直接感人，情节曲折而不失明畅，人物质朴而不失光彩，令人产生赏心悦目的审美感受；隐的规定，使作品中的境界千回百转、柳暗花明，主题深刻而不和盘托出，内容丰富而不一览无余，令人产生不厌百读的深厚韵味。具有隐秀规定的优秀作品，不仅是特定社会生活内容的真实反映，又具有超越时空的哲理、心理内涵的普遍性。人们在认读之时，似可直接触摸到创作者萌发动机时的心灵律动，又似可感知作者寄寓于意象之中的暧昧之情和宽泛之义。因此，这样的作品就具有意义的广延性和理解的弹性等特征，亦正因为此，它才经得起人们的咀嚼、回味，使人感到余味无穷，才能吸引人们去追索、探寻，进而生发探幽揽胜的惊快之感。中国古典名剧《琵琶记》、《西厢记》所以能够经世流传，即是因为它们的审美意象具有深远厚重的内涵，有隐约淡远之气而耐人寻味，有引人遐想的空灵而追人迷醉。它似乎混沌朦胧，却又具有无限的暗示性和丰富的启示力，使读者获得联想生发的广阔天地。
在我们的现代戏创作中，审美意象隐秀的规定对许多人来说，显得比较生疏。也许是由于美学知识的忽略，也许是由于艺术功力的不足，也许是由于政治功利的短视，也许是由于传统创作思维定势使然，总之，在建国以来的现代戏作品中，我们还很难找出几部在隐秀观上可以称道的佳品来。许多作品是昙花一现，不说是图解政治，亦只是无有时代超越感的时事剧。它们停留在对生活现象的直接摹写和简单表现上，缺乏新意、过于浅露，很难成为传世之作。
近年来的戏剧创作，由于当代审美意识的觉醒，人们开始超越浅层的社会政治道德是非的判断，走向对历史长河的动态观照和对人类内心宇宙骚动的精微探讨。作家一旦实现了这种对生活的超越，就会透过生活表象而有所发现，原来那意蕴深含的人生感、历史感和宇宙感，就在自家灵府之内，“悟性即在你的脚下”。人们亦同时发现，那些能够超越时间磨蚀而永葆其艺术生命力的优秀作品，原来与审美意象的象征性、多义性竟有如此的生命系联！隐秀，作为审美意象的—个重要规定，正在成为越来越多的剧作家们自觉遵从的美学追求。
下列对于隐秀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

A．隐秀的规定不仅使作品中的形象鲜明，情节曲折，令人产生赏心悦目的审美感受；而且使作品富有深厚的韵味。

B．隐既指审美意象所蕴含的思想情感内容超出文词概念,又指其蕴意具有多义性。秀是指审美意象鲜明生动、直接感人。

C．“隐秀”是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提出的，是对意象这一美学范畴的内在规定，同时也是刘勰对戏曲文学创作的重要规定。

D．自刘勰提出隐秀说后，隐秀说作为审美意象的一个重要规定被确立下来，正成为越来越多的剧作家自觉遵从的美学追求。

下列理解和分析，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阅读具有隐秀的佳作，既可直接触摸作者的内心，又可感知作者寓于意象中的情义，因为类作品具有意义的广延性和理解的弹性。

B．审美意识的觉醒使近年来的戏剧创作，不仅有浅层的社会政治道德是非判断，还有对历史长河的动态观照及对人类内心的精微探讨。

C．建国以来的现代戏或忽略了美学知识，或艺术功力不足，或政治功利短视，或传统创作思维定势，几乎未产生可称道的佳品。

D．具有隐秀的作品，不仅真实地反映特定的社会生活，还具有超越时空的哲理、心理内涵的普遍性，读之使人感到余味无穷。

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秀的规定，使作品形象生动感人、情节曲折、人物质朴，具有秀的作品经得起人们的咀嚼、回味，使人感到余味无穷。审美意象隐秀的规定对许多人来说，显得比较生疏。

B．《琵琵记》等作品的审美意象具有深厚的内涵、无限的暗示性和丰富的启示力，使读者能产生广泛的联想，故能经世流传。

C．注重审美意象的象征性、多义性，才能使作品永葆艺术生命力；对生活直接摹写和简单表现、缺乏新意的作品，只能会昙花一现。

D．作家超越生活，才能透过生活的表象而有所发现，意蕴深含的人生感、历史感和宇宙感就存在于作者自己的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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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个显著特点，便是城市不具备自立的经济，而与乡村间在经济上是同一的，这种同一性的基础是，城市在政治上统治乡村的同时，经济上依赖乡村，没有发展成独立于乡村之外的经济中心。
在整个前资本主义时期，中国城市一如既往地保持着作为帝王—官僚的政治中心—军事堡垒的基本属性，无论是天子驻跸的都城，还是地方大吏主持的郡邑、州治、县城，都是按照国家政权的政治—军事需要修筑起来的，城市的结构模式，也是严格遵循礼制，如国都一律“择国之中而立宫，择宫之中而立庙”，宫殿置于全城中轴线上，市场受官府控制，置于宫殿宗庙背后。各地方性城市的格局也仿效都城。这些大大小小的城市，都是国家政权(中央一级或地方各级)所在地，其主要职能是实施对全国或地区的政治统治和军事控制，至于工商业，在宋以前的城市生活中不过是政治的附庸而已。
古代中国城市，无论是都城还是州县所在地，与乡村的经济联系，主要是单向性的，即城市从乡村征收贡赋、调集劳役，一般却较少向乡村提供产品，广大乡村则在男耕女织的自然经济轨范内生存。国与野、都与鄙、城与乡之间，政治上是前者对后者的压迫与控制，经济上则是后者对前者财富和劳力的供应。这使中国古代城市不仅是政治性的，而且是消费性的，城市手工业基本是为官府服务的官手工业。宋以前，中国城市普遍实行市坊一厢坊制，规定各种作坊、商店必须开设在市区某一街区，交易聚散有时间规定。自宋代开始，城市的经济功能加强，民间活力日增，限制民间商业发展的厢坊制度被突破，代之以市、集镇、瓦子等商业贸易场所，出现《清明上河图》所展现的那种繁盛的市井社会，城乡间的双向物质交换有所发展，有人把这种变化称之为中国的“都市革命”。然而，直至明清，中国城市作为政治中心、军事堡垒的性质并未发生根本性变化。
在包括宋以后的整个古代中国城市，未能摆脱帝王—官僚的直接控制，没有成为自然经济结构的离心力量，并始终是其核心部位和统治中心，城市也就不可能提供瓦解自然经济的强大动力，而只是无止境地从乡村掠取产品和劳役。这种单向性的物资流动，只能加剧农村贫困化，使中国广大乡间封闭在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小天地之内。而城市自身，一方面是贵族、官僚依凭盘剥农村而过着膏梁锦绣的寄生生活；另一方面是城市工商业受到种种限制，难以获得健康发展，无以形成欧洲中世纪城镇那样强有力的行会制度。
古代中国的城乡关系，从国家机制看，城市高高凌驾于乡村之上；但从经济看，城市并未能获得独立运行的生命机制，不过是农业经济的附属物，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成为乡村和城市共同赖以存身的基础。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们把传统的中华文化的主体称作“农业文明”。中国自然经济难以解体，社会一再往复交替出现“恢复—高涨—危机”三阶段周期循环而迟迟未迈入新的运行轨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萌芽发展迂缓，市民阶层晚成，市民文化单弱等等现象，均与城乡经济的同一性，城市迟迟未能形成独立的、与农村相抗衡的经济中心，有着不能解脱的内在联系。
(节选自冯天瑜等著《中华文化史》)
下列关于古代“中国城市”的表述，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中国城市在整个前资本主义时期，一如既往地保持着作为帝王—官僚的政治中心—军事堡垒的基本属性。

B．中国城市无论都城、郡邑，还是州治、县城，都是为满足国家政权的政治—军事需要修筑起来的。

C．中国城市均严格遵循礼制安排结构模式，一律都是采用“择国之中而立宫，择宫之中而立庙”的形式。

D．中国城市在宋以前对工商业均采取限制措施，其主要职能是实施对全国或地区的政治统治和军事控制。

中国古代城乡经济具有“同一性”，下列表述不属于此内容的一项是

A．自宋代开始，城市的经济功能加强，民间活力日增，出现了新的商业贸易场所及繁盛的市井社会，城乡间双向物质交换有所发展。

B．古代中国城市没有成为自然经济结构的离心力量，不能提供瓦解自然经济的强大动力，而只是无止境地从乡村掠取产品和劳役。

C．在经济上，古代中国城市没有独立运行的生命机制，是农业经济的附属物，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成为城、乡共同赖以存身的基础。

D．古代中国城市政治上对乡村压迫与控制，但却未能形成独立的、与农村相抗衡的经济中心，经济上对乡村严重依赖。

下列说法，符合文意的一项是

A．古代中国城市无论大小，与乡村的经济联系都是单向性的，即从乡村征收贡赋、调集劳役，一般不向乡村提供产品。

B．城乡间单向性的物资流动，使城市封闭在小农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小天地之内，工商业难以获得健康发展。

C．自宋代中国的“都市革命”发生后，城市经济活力得到释放，城市作为政治中心、军事堡垒的性质也随之发生了变化。

D．古代中国城市对乡村经济的依赖，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萌芽发展迂缓、市民阶层晚成等等现象的发生，均有内在联系。

诚信的文化阐释
廖小平
在中国文化中，历史地看，“诚”与“信”首先并不是一个合一的概念。在中国古代典籍中，“信”是一个比“诚”出现得更早的概念。这在迄今的有关考证中也得到了证实。尽管如此，从逻辑上看，“诚”却是“信”的前提和基础，也就是说，无“诚”即无“信”。这与中国文化特别重视“诚”以及中国文化对诚与信之关系的论证方式有关。在中国文化中，“诚”首先并不是一个主体性的范畴，而是作为一个具有宇宙本体论意蕴的范畴提出来的；并且，作为本体论范畴的“诚”，制约着作为主体性范畴的“诚”。《中庸》说：“诚者天之道，诚之者人之道”，即是说，“诚”是天本来即有的本性，对天的这种本性的主体实践(“诚之”，即“行”)即为人之诚的本性，人之诚来源于天之诚并由天之诚所决定。《孟子》所说的“诚者天之道，思诚者人之道”，则从另一个角度，即对天之诚的“思”的角度，来说明天之诚是人之诚的本根。发展到后来，作为本体论的诚转化为主体性的诚，对于诚之主体而言就自然具有了伦理道德的意义，诸如朱熹所言：“诚者何?不自欺不妄之谓也。”正是“诚”从本体论向主体性的道德论的转化，才使“信”这一作为纯粹伦理道德的范畴得以奠定在“诚”的基础上，并与“诚”合二为一。换言之，信之所以可能，从根源上说它是由天之诚经人之诚所前定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诚比信具有更根本、更本原的意义。于是，诚与信的下述关系便是中国文化对诚与信之关系的一个强有力的逻辑推论：(1)“诚”是“信”之本，“信”是“诚”之用；(2)“诚是个自然之实，信是个所为之实”；(3)“诚”则“信”，“信”不一定“诚”。在中国文化中，只有理解了诚与信的上述关系，才能对“诚信”这一合一的概念有较贴切的理解。
在西方文化和文献中，很难看到“诚信”这一合一的概念，在英文中更没有与“诚”相对应的统一的单词，更多看到和使用的却是包含着“信”的各种概念，如信用、信任等等。这也许是语言差异及转译的困难所致。但在西方语义中，相较于“诚”而言，“信”的作用更为突出，对“信”的使用频率更高。这在某种意义上意味着，信并不非以诚为前提和根据。西方对“信”的规定并没有像中国古代那样，非去追索“信”的“诚”之形而上前提和伦理道德基础，而是把“信”的根基奠定在契约观念之上。他们把“信用”、“信任”建基于契约观念之上，它不非必以具有浓厚道德色彩的“诚”为依据，而是充分体现了契约观念的深刻内涵和基本特征，并最终演变为法律原则。
中国当前的诚信缺失，在文化上可以从上述中西文化对诚信的不同理解中得到解释：从中国文化来看，作为道德之根基的“诚”，日渐被市场经济的“信用”所替代乃至淡化，经济信用似乎可以代替一切，“诚”在强大的市场经济面前显得十分脆弱，以致不堪一击，于是“信”与本来决定它的“诚”出现了割裂。这样，在中国文化看来，“信”缺失了“诚”这一形而上的终极依据和伦理道德根基。从而沦落为一种纯粹实用的经济理性的工具，进而可能走向“信”自身的反面。从西方文化来看，西方的“信”并不非以“诚”为根基和依据，它是建基于契约观念之上的。但在中国，一方面历史上缺乏契约观念的传统，另一方面，现代契约观念还远远没有树立起来，因此，“信”同样缺失契约观念的依据和基础。这样，从中西文化上看，中国当前诚信缺失也许就具有了一定的必然性。
节选自《光明日报》(2012年11月24日)
下列有关中国文化对于“诚信”的理解，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信”比“诚”出现的更早，与“诚”的关系密切，具有一定的伦理道德色彩。

B．在中国文化中，重视“诚”的重要性，将其提升至宇宙本体论的高度，将其视作是上天的本性。

C．在中国传统文化里“诚”首先不是做为一个伦理道德范畴而出现的，而是做为一个本体论范畴而呈现的。

D．在中国文化里，“诚”是“信”的根基，“信”是“诚”的运用，有了“诚”则一定有“信”，有了“信”，就一定有“诚”。

下列关于中国当前“诚信危机”原因的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迅猛发展，市场经济所倡导的“信用”完全替代了具有浓郁的伦理道德色彩的“诚”。

B．市场经济迅猛发展，功利主义、实用主义盛行，“信”丧失了“诚”的基础，与“诚”产生了严重背离。

C．在中国传统文化之中，缺少西方的契约观念，当前国人的观念、心态及行为取向等方面，缺少现代的“信用”理念。

D．当前的社会转型时期，缺少西方的契约传统，有关于“信用”的各种法律规章尚不健全，还存在很多漏洞。

下列表述，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与中国文化传统不同，西方的“诚信”更侧重于对“信”的理解与运用，这表明西方的“信”不以“诚”为根基，不具备任何的伦理道德色彩。

B．与西方文化传统不同，中国传统文化将“诚信”作为一个整体概念来理解和运用，“诚信”是一个颇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范畴。

C．“诚者何?不自欺不妄之谓也。”表明朱熹已赋予“诚”以伦理道德意义，诚与信合而为一，“诚”完成了从主体论向本体论的转化。

D．由于对“诚”重视，使得中国的“信用观”更多地崇尚道德自律，由此不可避免地造成了中国现代社会法律建设的缺失和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