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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学人梁伯强:妙术仁心杏林漫山
杨 逸
在19世纪的最后一年,“客家院士”梁伯强降生在梅县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梁劭勤是一名教师。在严父慈母的管教之下,梁家子女都勤奋好学,梁伯强在班中也是名列前茅。然而不幸的是,在梁伯强6岁时,一场疫症夺取了他母亲的生命。济世救人的理想,也像一颗种子,从此撒播在梁伯强幼小的心灵间。
20世纪初,先进的西洋医术随着坚船利炮,送抵积贫积弱的中国。通过先进的西洋医术,增强国民体质,成为不少有识之士的洞见。“病理解剖对于医者,譬如一盏光耀的灯,在黑暗的中国医道上,光照他们,引着他们走上路。”梁伯强的感言,道出了那个年代中国医者的心声。而这一点冀盼,也成了将梁伯强引上从医之路的指路明灯。
1912年,梁伯强入读梅县巴色教会中学。梁伯强勤勉好学,每天坚持早起背诵德语词典。他仅仅用了4年时间,便修完了中学的全部课程,并以全年级第一名的成绩毕业。考进上海同济大学医学院的梁伯强,师从著名病理学教授F·欧本海姆,并在他的指导下学习尸体解剖。毕业后,梁伯强留在医学院里担任助教。而在这所为德国同行垄断的医学院里,梁伯强显然是一个另类。他不迷信权威,敢于独立思考,常常因学术观点的分歧,与德国教授争论。
因教学水平优异,梁伯强为校方推荐,赴德国慕尼黑大学研修病理学。留学期间,他在钻研西洋医术经典之余,还著文向海外阐述中国的医学成就。与当时学者普遍怀疑和否定中医的态度不同,梁伯强对传统医学进行了客观而辩证的分析。他表示,近代医学遇到的不少问题,如胃肠解剖等,在《黄帝内经》便早有论述。当然,梁伯强最感兴趣的,还是如何借助西方先进的医疗技术,提高国人的身体素质。从这个时候开始,他就着眼关注国人体质,以及地方的常见病和多发病。最终,梁伯强凭借《中国人的血型和地理关系的研究》一文,以最优等成绩获得了医学博士学位。
回国后,梁伯强受聘为同济大学病理学副教授。1932年,由于上海战事吃紧,他回到了广州,作为当时教育部的部聘教授,受聘到国立中山大学医学院,兼任病理学研究所主任。
当时的病理学研究所,只有一名助教和一名技术员,教学用具严重不足。梁伯强立即申请经费,购置教学投影机、显微镜和教学图片,并率领助教和技术员装配课室和建造尸解室,向德国母校征集人体标本。只用了短短几年时间,病理学研究所便成了当时国内学术氛围最为浓郁的第一流学术机构之一。
1949年初,梁伯强正于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考察。由于国内时局动荡不明,不少亲友都劝他留在当地工作。然而,梁伯强婉拒了这一请求,解放前夕,梁伯强终于回到了广州。
从1952年开始,梁伯强连同秦光煜、李瑛两位教授,连续开办了十多期高级病理学师资培训班。每逢开学之初,梁伯强总要亲临现场,作尸解示教,在解剖室里一站就是五六个小时。每逢上课铃声一响,梁教授总是准时准点地出现在讲台上。他讲的每一堂课,都会让助手预先绘制图标,印发讲义,精心挑选标本和幻灯片。每作一场学术报告,梁伯强还要事先实地测量幻灯机的摆放位置,以求为听众预备最佳的观察距离。
尽管身居教授的要职,梁伯强却虚怀若谷,不耻下问。他时常鼓励学生超越老师。梁伯强多次向自己一手培养的学生表示“甘拜下风”。对助手杨简制作的模式图,梁伯强更是逢人说项。他认为,只有“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病理学的事业才能前进。他也将“能否培养出能够超越自己的学生”,视为老师成功与否的一条检验标准。事后,杨简也因其对食道癌病因研究的杰出成绩,成为国际知名的肿瘤学家。
他常常告诫学生“尽信书不如无书”。他认为,科学研究本身探索前人所未能认识的事物,因此虽重视前人的经验,却不能囿于前人的条框。1962年,梁伯强在莫斯科第八届国际肿瘤大会上,首先提出了鼻咽癌的组织学分类,并阐明了“肿瘤间质反应”的新概念。他所提出的肝癌发生机理,也与当时国际的主流观点相抵牾。梁伯强根据自己的长期研究,提出病毒性肝炎是肝硬化的致病因素之一,并非是由于营养缺乏。这一科学见解,直到1980年才为病毒学、免疫学和超微结构的大量研究资料所证实。
然而,“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潜心学问的梁伯强,虽一直避免卷入政治漩涡,却未能躲过这场无妄之灾。他受到了严酷的审查,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1968年11月28日,由于心脏病复发得不到及时救治,梁伯强在广州与世长辞,终年69岁。直到1974年,世界卫生组织还试图邀约梁伯强参与上呼吸道肿瘤组织学分型图谱的复审工作,可惜此时他早已不在人世,这也成了学术界永远的遗憾。
(节选自2013年4月《南方日报》)
[注]将医家称作“杏林中人”,乃是源于三国名医董奉定下的一则奇怪的规章:为人治病,不取钱物,病愈者栽杏一株或五株,再将种杏所得,易谷济贫。十年之后,十万杏树,郁然成林。
下列对材料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最恰当的两项是( )
A.梁伯强出生在知识分子家庭,在严父慈母的管教之下,他学习成绩优异,所以他自幼立下学习西方医术、济世救人的理想。 |
B.梁伯强以教育部聘任的同济大学副教授的身份,兼任病理学研究所主任,克服了教学用具严重不足的困难,只用几年的时间就使病理学研究所成了当时国内学术氛围最为浓郁的第一流学术机构之一。 |
C.梁伯强对助手杨简制作的模式图持否定态度,认为“只有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病理学的事业才会得以推进,在他的鼓励引导下杨简有了杰出的成就。 |
D.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期,在莫斯科第八届国际肿瘤大会上,梁伯强提出的肝癌发生机理与当时国际主流观点相矛盾,他的这一见解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才被研究资料证实。 |
E.潜心于学问的梁伯强未能躲过“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因心脏病复发未能得到及时救治,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与世长辞,给医学界留下了遗憾。
在积弱积贫的中国,梁伯强最终能获得德国大学的医学博士学位。请结合材料简要分析其原因。
作为医学教授,梁伯强有哪些值得肯定之处?请简要分析。
世纪学人的梁伯强,他的仁心都表现在哪些方面?请结合材料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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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难,我们拒绝遗忘
鸿篇巨制《一九四二》被冯小刚视为其导演生涯中最严肃、最沉重、最具分量的作品。而对于小说作者和编剧刘震云,《一九四二》已经不是一部简单的灾难片、历史片,而是对一个民族精神支点的追寻和叩问。
遗忘比灾难本身更震撼人心。
记者:在您所有作品里,《温故一九四二》可以说是一个异数。一方面,他与您通常惯于描述的当代现实生活相距遥远;另一方面,类似采访手记的纪实风格也在您的作品中独树一帜。20多年前,是什么让您产生了创作这样一部作品的冲动?
刘震云:作者与作品的相遇,既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温故一九四二》创作于1990年左右,在此之前,我从来没写过非虚构类作品。那一年,我的朋友钱钢准备编一本《中国灾难史》,希望从中看到中国人是如何从灾难中走出来的。1942年,他选择了当时最严重的灾难—— 河南旱灾,并把这个灾难的写作任务交给我。作为一个河南人,我竟然从不知道1942年曾经发生过这么严重的旱灾。一个人的去世是去世,许多人的去世就是数字了。钱钢告诉我,奥斯维辛集中营被迫害致死的有100万人,1942年河南就有相当于3个奥斯维辛集中营的人死于旱灾。更令我震惊的是,当我向这场灾难的亲历者和他们的后代问及这场灾难时,却发现他们无不选择了遗忘。这样的震惊和疑惑,迫使我进入对1942年的探究和写作。
记者:不管小说还是电影里,美国记者白修德都像是创作者进入历史、接近真相的一双眼睛。他在1942年的采访里发现了比自然灾害更残酷的真相,您在这个探寻中发现了什么?
刘震云:我把1942年放到历史的长河里,发现历史上河南的旱灾非常频繁,从东周到1942年,基本上每隔三五年就有一次比较大的旱灾,而每次旱灾的记录里都有人吃人甚至更惨的景象。这样的记载,头一次看触目惊心,看多了就习以为常了。这也回答了我心里最初那个问题——为什么这场灾难的亲历者选择了遗忘。我还有更多的发现,也就是白修德的发现——300万人的死,不仅仅是因为自然灾害,更重要的原因是当时的战争和政治环境。
生死幽默背后是巨大的悲凉
记者:从小说到电影,在这些具体人物的塑造中,您最在意的是什么?
刘震云:在创作小说的过程中我发现,将1942年从历史中打捞出来,再放在亲历者面前,他们面对死亡的态度非常耐人寻味。在美国或者欧洲,一个人在临死之前一定会追问:“我为什么死了?”但是河南人没有,他们在死亡面前表现得坦然,这是他们人生最后也最大的幽默。
为什么坦然?因为生活里严峻的事实在太多了,人的心就变成了一块铁,这块铁如果就这么硬着,磕在石头上就破碎了,但坦然和幽默把这块铁化成了水,它变得柔软了,也就不会破碎了。
我曾经讲过一个故事:老张要饿死了,饿死的时候他没有想起日本人、没有想起蒋介石,他想起了好朋友老李,但老李三天前已经饿死了。老张说我比老李多活三天,我值了。
这个幽默背后是巨大的悲凉。对于灾难里的河南人来说,什么战争、国家、元首都不是重要的,只有他身边的人是重要的。
好的创作者应是平等的倾听者
记者:在小说里,您肯定了揭竿而起的精神是民族生存下去的希望;而在电影里,您用更多细节赋予这个故事人性的温暖。这种变化,是否说明了您在创作中的一种态度?
刘震云:在整个创作过程中,我跟小刚一直觉得要特别注意表达上的节制。所谓节制,就是在面对这么大的灾难的时候做到不煽情,不要有过多的台词和表演。创作者绝不能是一个高高在上的旁观者,尤其在面对这样一个题材时,创作者是站在70年后优越的生活里揭灾民的伤疤,这是非常残忍的。我说过,真正好的创作者,应该是一个平等的倾听者。
记者:在极端环境里,人内心最本真的东西往往最容易体现出来。这种本真,有时甚至是支撑一个民族存活下去的精神支点。在1942年,您认为支撑河南人甚至中华民族生存下去的支点是什么?
刘震云:《一九四二》揭示的是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灾民、日军、国民政府、美国人……他们之间互不见面,但灾难使所有人既有的位置都发生了变化。
对当时的河南人来说,生存依靠的已经不是信仰,而是本能。在这种残酷的环境中,唯一需要的慰藉就是人和人之间那点微弱的善良的光芒。
电影的最后,老东家发出了一个哈姆雷特式的追问:“为什么我要逃这个荒?”他遇到了一个跟他一样失去亲人的小女孩,瞬间互相成为亲人,如果不是在1942年那个极端的环境里,这是不可能的。正是在这个变异的状态里,人心里的精神支点得到了最大的彰显,这也正是中华民族生存下来最重要的原因——那份亲情,那抹人与人之间善良的光芒。(人民网2012年11月29日刘阳)下列对作品有关内容的分析的概括,正确的两项是( ) ( )
A.刘震云创作小说《温故一九四二》是因为灾难发生在河南,作为河南人记录这场灾难是他的责任,他是以平等的倾听者的身份在搞创作。 |
B.刘震云在探寻1942年自然灾害的真相时发现300万人死亡的背后还有重要的战争与政治原因,说明他是一位有思想、有责任感的作家。 |
C.老张饿死前想到比饿死的老李多活了三天,就觉得值了,从某种程度上表现了中国人的狭窄心胸和无情,而这也正是刘震云所揭露的。 |
D.对当时的河南人来说,生存依靠的已经不是信仰,而是本能。死亡见的多了,会使人变得麻木,所以选择遗忘是正常的,不应该受谴责。 |
E.这篇采访用平实理性的语言展示了刘震云创作和改编《温故一九四二》的思想历程,而改编后的电影结尾彰显了人与人之间的温暖。为什么说《一九四二》已经不是一部简单的灾难片、历史片?
通过记者采访,你从刘震云身上看到了什么精神?请简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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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 音
余显斌
雪很大,夜很静。一把火,从他房后烧起,一眨眼间,席卷了整个茅屋。他跑出来,只带了一把二胡。
他没有回头,即使回头,也看不见什么,因为他是瞎子。风吹来,浑身很冷。在风里,他一步步走着,最终,变成一粒黑点,消失在天边。
从此,他漂流异乡。
陪伴他的,是一把破旧的二胡,小镇、村庄,一路行来。二胡声,在他走过的地方流泻,如一声声低低的诉说,细细的,蛛丝一样。
夜里,他歇宿在破庙里的草堆后,静静地坐着,一双盲眼一动不动,望着虚空。手指颤动,一缕月光水色,从琴弦上淌出,闪着波纹,扩散着,荡漾着。
他在走过的地方要一点剩饭,或者两个冷馒头。
一般地,他只吃一半,另一半放在自己寄宿的地方,草堆旁,或者是破庙里。第二天走时,留在那儿。大家都说,这瞎子,穷讲究,不吃隔夜东西。
他也不说什么,摇头叹息。要饭时,仍多要些,拿回寄宿的地方,剩下一些,放在那儿。有时,要少了,他不吃,把要来的东西都放那儿。
这日,一个雪天,他头晕眼花,倒了下去。醒来时,一个女孩的声音清脆地响起:“醒了,你终于醒了!”
他点头,慢慢坐起来,很是感激。无物感谢,就拿起二胡,闭着眼,手指颤动,一支乐曲婉约流淌。
曲子停止了,一切都静静的。
过了很久,女孩醒悟过来,赞叹:“你的二胡拉的真好啊!我去告诉师傅,你就跟着我们杂技团吧。”说完,女孩一阵风似的跑了。
不一会儿,女孩进来了,坐下。
他一笑,道:“不收瞎子吧?”是啊,一个杂技团要一个拉破二胡的瞎子干啥啊?
“你别急,我再求求师娘。”女孩说。
他笑笑,在女孩离开后悄悄走了,一步一步,走向流浪的远方。二胡声仍如水,随他流淌,时间也在二胡声中流淌。
他在乞讨和流浪中,慢慢老去。
一日,在一个破庙里,他摸到有个人睡在那儿,奄奄一息。显然是饿的。他忙拿出讨来的馒头,喂他吃下。两个冷馒头下肚,那人有了力气,坐了起来。那夜,没有旁人,只他俩。他坐在神案前,手指轻弹,两滴乐音溅下,闪着晶亮的光。然后,二胡声悠扬,在静静的夜空响起,一会儿如一缕花香,拂过人心;一会儿如一丝轻风,飘荡如纱。
那人静静地听着,末了,哑着嗓子一声长叹:“是《月夜鸟鸣》吧,真是人间一绝!”
他笑笑,眨眨已盲的眼睛,和衣躺下,道:“睡吧,明天还要讨饭呢。”
那人也睡下。
以后,他拉二胡挣点小钱,养活两人,因为那人也是瞎子。夜里,坐在破庙里,他拉二胡,那人听。在奔波中,一天一天,他走向生命的尽头。那天,他吐了几口血,靠在一个草堆旁,对那人说:“你不是想得到《松风流水》的乐谱吗?今天,我给你拉。”
“你——怎么知道?”那人惊问。
“你是瞎子;你的右手食指有弦痕,是拉二胡的;在这个世界上,能欣赏我二胡的,只有两人,一个是个女孩,另一个是我的弟子。”他道,脸上有一丝温馨。
“师父!”那人跪下,流着泪喊,不再哑着嗓子。
他点头,微微一笑:“你多次向我讨要《松风流水》的乐谱。又悄悄放火烧了我的茅屋,不就是想逼我带着乐谱逃走,你好在中途盗取吗?唉,世间最好的乐谱不在纸上,在心中。这些年,你跟在后面,我知道。没说破,是想让你跟着吃苦,时间长了,就能领会了我当年的话了。”
“你留下饭菜,也是给我的?”那人哽咽着问。
“你脸皮薄,不讨要,会饿死的。”他仍一脸平静。
说完,二胡声流出,始如蚊痕,继如流水,最后,如一地灿烂春光。
音乐声越来越低,流入地下,渺无音痕。
二胡落下,他也倒下。
“你知道是我,为什么不恨我啊?”那人抱着他,号啕大哭。
“你是我的弟子,我的……知……音……”他说着,带着一丝笑,咽了气。
那人跪下,恭敬地叩下头去,然后,拿起二胡。月夜里,二胡声如水,波光闪闪,流泻一地。下列对作品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不正确的两项是(5分)( )
A.他在歇宿的地方留下食物,被人看成是“穷讲究,不吃隔夜东西”,而他只是摇头叹息。这是小说留下的悬念。 |
B.女孩离开后,他也悄悄地走了,又开始过着流浪的生活,说明他不想给女孩增添麻烦,体现他对人事、社会的洞察。 |
C.他虽然是个瞎子,却知道弟子的所想所做,但并没有说破且一如既往地养着他的弟子,最主要是为了维系师徒的关系。 |
D.弟子多次向师父讨要《松风流水》的乐谱未果,放火烧了师父的茅屋以泄恨,表现了弟子的自私、丑恶和凶残的本性。 |
E.本文情节跌宕起伏、开合有度,前有伏笔后有照应,衔接自然,结局出人意料,让人读后有恍然大悟之感。文章以“知音”为题有哪些含义?请简要回答。(4分)
答: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二胡声在文中有哪些作用?请结合文本加以分析。(6分)
答: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后面问题。从文学作品中人与自然的关系看中西文化的差异
在自然面前,人的力量总显得渺小、微弱,而人类征服自然的冲动又从不会遏止,因此,无论是人类童年的神话,还是今天的幻想,冥冥之中总会出现“神”的概念。之所以出现“神”而不出现“人”,就是因为人类认识到自身力量有限,故寄希望于超乎人甚至超乎自然的“神”上,这样,借助神力既可表现出人类的一种希望、一种寄托,也可以产生心理上的一种平衡、一种慰藉,而对自身能力的认识也更近乎客观。
于是.在渺小的人和伟大的自然面前,人类便凭借自己创造的神取得了跟自然对抗的和谐。但这种和谐表现在人的主观理念上、表现在文学作品中,便有了不同的内涵:西方的神主宰人类的命运,中国的神被人主宰着或被人的意念支配着。由此产生了两种不同的风格:在中国作品中,人的气魄、精神被表现得登峰造极,大有主宰自然、扭转乾坤之神力——愚公最终“移”走了山,精卫一直填海不已:其成功已势在必然。而西方作品中,人就显得格外渺小、微弱了,《老人与海》中的圣地亚哥,在自然面前总是逆来顺受、任其摆布而无能为力——老人出海终无功而返。但作为自然的征服者,他们却从不敢也从没有在伟大的自然面前停止过自己探索的脚步,尽管这种力量很微弱,在很多的时候都要付出极大的代价甚至失去生命,他们仍不会屈从命运,仍在不断地向自然宣战,同自然抗争,正如《老人与海》中老渔夫所说:“人不是为失败而生的,一个人可以被毁灭,但不能被打败。”
也就是说,在对待自然的问题上,中国作品看重神力,以浪漫主义的手法给人以鼓舞,充满了乐观、自信。西方作品看重人力,探求神力,以现实主义的手法给人类提出一个个严峻的课题,但我们读后却不感到悲观,反而会继承一种精神,产生出一种莫名的冲动和强烈的征服欲。西方的“神”主宰着人的命运,因此,西方人看重个人的力量;中国的“神”被人主宰着,因此,中国人看重外物的利用。被神主宰的,总探求自身的解放,故探索永远不会停止,人类自身也不断地在自然面前获得一定的自由。幻想主宰神的,在意念上总是胜利者,故不去或很少去探索,人也总会受制于自然而得不到解放。看重个人力量者,认为一切成功都来源于自身的努力,因此遇事多从主观方面找原因,以通过自我的调整和努力获得对自然的驾驭,他每走一步,无论是前进还是后退,无论是经验还是教训,都是一种启示,都有助于今后的努力——这种人比较自信,不看重外界因素的移响,“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自我奋斗是这种思维的外化。
在征服自然的行动上,西方多出于一种理性指导下的实践,其有节、有度,不太合常理但符合实情,有很强的现实性;中国多缘于感性认识上的一种理论,没有什么限制,虽有道理却不符合实际,有很大的盲目性。因此,西方人务实,崇尚实干,重物质财富的创造;中国人务虚,崇尚清谈,看重精神的作用,而很少考虑后果如何,重态度而轻能力。西方人尊重科学,崇尚理性;中国人崇拜迷信,强调感情。由此而产生不同的人才:西方出现了许多脚踏实地的实业家、科学家,中国却培养出一大批夸夸其谈而不着边际的空想家,使我们至今仍蒙受其害。
人与自然的关系所反映出的文化差异,既植根于民族文化的积淀,也决定着民族文化发展的趋向。在此,笔者并不是想刻意反映这种差异,而是想借此对外来文化进行借鉴和对民族文化进行反思,以期取人之长补己之短,使民族文化在扬弃和吸收中得到更好的发展。(节选自《人民日报》,有删节)与“神”有关的内容,下列表述不符合文意的一项是
A.人类童年的神话和今天的幻想都表现了“神”的力量,让人产生心理上的一种平衡、一种慰藉,更近乎客观地认识自身能力。 |
B.“神”的出现是因为在自然面前,人类认识到自身力量有限,但又不屈服于自然,故寄希望于超乎人甚至超乎自然的“神”。 |
C.西方凭借着主宰人类命运的“神”,中国凭借着被人主宰着或被人的意念支配着的“神”,他们都取得了与自然对抗的和谐。 |
D.《愚公移山》的愚公、“精卫填海”的精卫和《老人与海》的圣地亚哥,他们在不断同自然的抗争中最终都凭借“神”取胜。 |
下列对原文思路的概括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第一、二段解释“神”的概念含义,以及人类凭借“神”取得的跟自然对抗的和谐在中西文学作品中显现的不同内涵和风格。 |
B.第三段阐述对待自然,中西文学作品有着不同表现,并指出看重个人力量的人比较自信,不看重外界影响,更看重自我奋斗。 |
C.第四段分析在征服自然的行动上,西方和申国存在着巨大文化差异,以及这种差异给西方和中国的人才发展带来的不同影响。 |
D.第五段明确写作意图,作者希望借反映中西文化的差异来借鉴外来文化并反思民族文化,在扬弃和吸收中更好发展民族文化。 |
从人与自然的关系看,中国与西方文学作品中体现的中西文化的差异主要有哪些?
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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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颂:留下中国好声音
高靓
①他的名字远没有他的学生们那样家喻户晓。敬一丹、李瑞英、罗京、贺红梅……这些活跃在中国播音主持行业的绝对主力们,心中却都有他的名字。张颂,中国播音学理论奠基人,播音主持艺术教育的重要创始人之一,中国传媒大学播音主持艺术学院第一任院长,在这个冬天离开了我们。
②萧瑟风中,古运河畔,11月28日,张颂的学生从四面八方赶来参加他的追思会。在昔日熟悉的校园里,他们找寻一位白发苍苍、神采奕奕的老者,找寻那个字正腔圆、抑扬顿挫的好声音。循着声音和记忆,寻找一个与中国播音事业同在、因播音艺术教育而延续的生命。
③李瑞英永远也忘不了第一次见到张颂的情景。那是1979年,李瑞英在学校门口看到一位举止温和、衣着随意的长者,认定是传达室的“大爷”,随口问了一句:“大爷,您说我能考广院吗?”“你读一段报纸让我听听。”长者笑呵呵地说。李瑞英顺手拿起桌上的报纸读了一小段。长者对她说:“我看可以。”李瑞英走进考场时,不禁怔住了:这位主考官,不就是在学校门口遇到的那位“大爷”吗?
④“为什么这么多学生,都觉得张老师跟自己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我想就是因为他慈父般的关爱。”李瑞英说。这种爱,源自他对播音人才由衷的爱惜和呵护。今年年初,被确诊为食道癌晚期的他,向学校隐瞒了病情,坚持给本科生做了最后一次讲座。2011级本科生孙超峰说,先生的叮嘱言犹在耳:“要提高自己的鉴别力,不羡‘追星族’的狂热,而取‘研究者’的冷静。”
⑤李瑞英播音语言表达课被张颂打了79分,跑去找老师“理论”,因为她当三好生只差一分。“张老师说了一句话,让我一辈子都忘不了,他说‘难道你学习就是为了评上三好生吗’,现在,每当我在工作中遇到一些委屈、困难,我都会想到老师的这句话。”如今,李瑞英也给自己的学生讲这个故事,告诉他们“人如果克服不了心中的小我,就无法做一个大我”。
⑥播音主持艺术学院教师李凤辉是张颂的第一个博士生。他记得,老师看完他的论文初稿后,语重心长地说:“凤辉呀,你必须站在中国播音学的土地上进行播音学的理论建设。”于是,论文被要求重写,毕业面临延期。
⑦面对当今“明星”辈出的电视荧屏,张颂旗帜鲜明地提出:反对“口语至上”,反对主持人“演艺化”,反对话语权力的萎缩或泛滥。他告诫学生:“电视节目主持人是公众形象,要体现国家形象、群体形象,他们的语言权力是神圣的,怎可等闲视之?”
⑧“有稿播音锦上添花,无稿播音出口成章”,张颂的这条要求,播音专业的学生无人不晓。张颂说,播音员、主持人的创造性,能够催生有声语言表达的典范,要在广播电视中,传播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精品。不为人知的是,他还是中国普通话测试标准的制定者之一,是普通话推广工作的重要支持者。
⑨让声音带着我们穿越时光,北京广播学院为45周年校庆而搭建的舞台上,一束光照在一位银发飘飘的老者身上,他朗诵着那首《白头发唱给黑头发的歌》,就像他自己的写照:“我的头发白了,是的,可是我是多么爱听黑头发的歌声,我们奋斗了一生,值得!”
(摘编自2012年11月30日《中国教育报》)下列对作品的概括与分析,不正确的两项是()()
A.文章点明敬一丹等活跃在中国播音主持行业的绝对主力都是张颂的学生,用事实说明他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优秀主持人。 |
B.学生们纷纷从四面八方赶到母校,以了却重见张颂白发苍苍、神采奕奕的容貌,重温那字正腔圆、抑扬顿挫声音的心愿。 |
C.文章第③段详细叙述了李瑞英与张颂第一次见面的情景,这个细节生动地体现了张颂是一个举止温和、衣着随意的长者。 |
D.文章第⑥段叙述了李凤辉撰写博士论文一事,表现张颂对学生寄寓了立足中国本土、进行播音学理论建设的殷切希望。 |
E.张颂不仅是中国播音学理论奠基人,而且是中国普通话测试标准的制定者之一,他还是普通话推广工作的重要支持者。第④段划线的句子“不羡‘追星族’的狂热,而取‘研究者’的冷静”,文中还有哪些内容体现了张颂的这一要求?
请结合全文,简要分析文章标题“张颂:留下中国好声音”的含义。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后面问题。
诗人黄昏所见
[瑞士]赫尔曼·黑塞①
南方的七月,火红的夕阳西沉,闪烁着玫瑰色光辉的山峰,飘浮在蓝色的夏日氤氲中。闷热的原野里,沉重的生命力澎湃,高大肥硕的玉米处处可见,多处谷物也已收成;乡间道路不但湿热,更弥漫着一股浓厚的尘土味,田园里则传来阵阵芳醇、熟透的百花香。
在炎热的小路上,一对情侣漫无目的地从一个村子散步到另一个村子,时而轻拉着手,时而肩并着肩,不忍分离。在这两心契合的一刻,他们的感受合而为一,宛如拥有同一份心跳,但两人的心情却又截然不同。
女孩年纪还小,年轻又美丽。她深爱着她的恋人,此时她相信自己是爱他的。
男人也长得俊美,但没有女孩花样的青春和无邪的纯真。他比她年长许多,早已尝过爱情和命运的滋味,也曾经历过挫折并重新出发。深思、自信、严肃写在他瘦削的棕脸上,命运的痕迹刻画在额头和双颊的皱纹里。
此时,他不免想起,过去自己曾和其他情人如此漫步黄昏,他的手指曾以相同的方式抚摩她们的臂膀、秀发、肩膀及双唇。他心中明白,自己做的是相同的事,然而此时心中的强烈感觉却与以往不同:他感觉美好,但不再新鲜,也不再严肃神圣。
“我可以浅尝爱的甘泉。”他想,“然而,在她面前,我将无法掩饰那陶醉过后随之而来的厌烦感;无法继续扮演她幻想的理想爱人。她将带着醒悟后的双眼,体会幻灭的刹那。我害怕那一刻的到来,甚至现在已开始担心。”
一个约莫十岁的小女孩从农舍中走出,光着脚丫,深色长发下是张浅棕色的脸庞。她半是犹豫半是羞涩,变换着步伐,像玩着游戏似地走到情侣附近;仿佛是特意来找他们的,又仿佛极不情愿走开,似乎被什么东西吸引住了,就像大彩蝶被夹竹桃吸引一般。她轻唱着:“晚安!”大女孩从墙上和善地点头,男人则亲切地喊道:“晚安,可爱的小姑娘!”
小女孩的脚步迟疑着,走了大约五十步后,又站住回过头来,犹疑地折回情侣身旁,望着他们尴尬地笑着,随后又走开,消失在农舍的花园中。
男人说:“多可爱的小女孩!”
不一会儿,夜色依然昏暗,小女孩再次走出花园大门。她站了一会儿,窥伺着墙垛、葡萄叶和情侣,然后跑了起来。从情侣面前跑过又折回来,直到花园门口才停止。过了一分钟,又来回跑了两三次,孤单寂静地反复跑着。
小女孩的小跑步变成舞蹈,夜色中,她小小的身影独自在白色的小路上舞着。那童稚的舞蹈是对未来、对爱情的歌颂与祈祷,她严肃专注地跳着,飘来又飘去,最后消失在漆黑的花园中。
“我们令她着迷,”恋爱中的女人说,“她感受到了爱情。”
男友不发一言。他想:也许小女孩在舞蹈中所享受的爱情,比日后她将经历的爱情更为美好完整。也许我们已体验了我俩爱情中最深刻美好的章节,接下来的将只是平淡而乏味。
这将是个辗转难眠的夜。他有了如下的结论:
“今天我学到许多,从那个令人着迷、无言地跳着舞的女孩身上,我还须多加学习。当她看到夜里的情侣,爱苗在她心中滋长;一波早来的潮汐、一股亢奋美好的情爱,涌进她的血液中,让她开始舞蹈,因为她还不能爱。而我该开始学舞,将情欲融入音乐中,融入诚挚的祈祷中,如此我将永远有爱,毋须重蹈覆辙。这是我该走的路。”
(摘编自《堤契诺之歌》)
【注】①赫尔曼·黑塞(1877—1962),原籍德国,后入瑞士国籍,1946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堤契诺之歌》是黑塞的诗歌、散文集,写于他的隐居地——瑞士南部的桃花源般的小镇堤契诺。下列对原文的概括和分析,不正确的两项是()()
A.文章开头将道路浓厚的“尘土味”与田园芳醇、熟透的“百花香”作对比,为下文写人物的不同性格作了铺垫。 |
B.因为在这两心契合的一刻,一对情侣的心情却截然不同,所以他们漫无目的地从一个村子散步到另一个村子。 |
C.“命运的痕迹刻画在额头和双颊的皱纹里”这一细节描写表现了男子不再年轻和纯真,经历过爱情和命运的挫折。 |
D.小女孩在情侣面前孤单寂静地反复跑着,得不到情侣的回应,就把小跑步变成舞蹈,她想借此吸引情侣的注意。 |
E.文章主要写作者在黄昏时的所见所感,描写了瑞士南部小镇堤契诺的自然风光和人物,其基调以明朗和快乐为主。文中划线的句子“我将无法掩饰那陶醉过后随之而来的厌烦感”,表现出男子怎样的矛盾心理?
文章多处描写了“一个约莫十岁的小女孩”,请结合文本分析这个小女孩的形象对男子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