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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文

【改编】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关于重阳节的来源,向来最为人们津津乐道的,是南朝《续齐谐记》所载的东汉汝南人桓景经方士费长房指点登山辟邪躲过一劫的故事。不过这个说法,并不可信。《齐谐》是一部志怪书,连作者自己也没有把它视作史实。晋葛洪《神仙传》说,费长房在东汉时曾做过汝南市掾,后来跟仙人壶公入山修道去了。而桓景,在有关东汉、三国史事的文献资料中都寻觅不到影子,仅仅在《宋书·符瑞志》中提到东晋成帝时有个太守叫桓景。
春秋战国时期对山神的崇拜已很普遍,并形成了一套祭祀礼仪,而这种登高祭祀活动,在人类早期是作为最直接的生存需求出现的。原始先民依靠采集和狩猎谋生,群居穴处,辗转山林。山林间生长着各种植物,隐栖着许多飞禽走兽,物产丰饶,早就引起人们的关注。山上云雾弥漫,而人们又观察到云气能致雨,以为山岳为神龙居所,有降雨的能力。而且,山峰插入云霄,高不可攀,人们以为是登天的梯子或撑天的柱子,上面是神仙的居所,并且虔诚地相信,只要登上它,就能超越芸芸众生。原始先民领略了莽莽群山千变万化的自然现象,因而滋生了“万物皆有灵”的神秘自然观念,崇拜、敬畏山岳山神,并且激发了登临神山圣境的强烈愿望。“崇”字从“山”从“宗”,说明“崇拜”原来就是专对山岳而言的。
秦统一中国后,一直到汉朝,皇帝对山川祭祀都非常重视,每年都要巡狩、祭祀或封禅名山大川,各地登高的活动也随之兴起。据史料记载,约于刘邦在中原创立汉朝之时,割据岭南的南越王赵佗就曾登临越秀山,君臣饮宴游乐。与刘邦同时代的汉闽越王无诸,也在九月九日率领臣属登上福州的于山,插莱萸,饮菊花酒,宴集游乐。这些登高活动,比桓景的所谓“登高避祸”要早二百多年。最早明确记述九月九日登高习俗的是三国初期魏文帝曹丕的《九日与锺繇书》:“岁往月来,忽复九月九日。九为阳数,而日月并应,俗嘉其名,以为宜于长久,故以享宴高会。”九是最大的阳数,“九九”相重,又与“久久”谐音,故认为是适宜于长久、十分吉利的节日。
稍后,南朝梁宗懔的《荆楚岁时记》记述了当时的重阳节俗:“九月九日,四民并藉野饮宴。”北朝杜台卿的《玉烛宝典》进而解释说:“其时黍秫并收,因以黏米嘉味触类尝新,遂成积习。”这些记载都说明重阳节的最初涵义并非辟邪避灾,而是欢庆祈福。农历九月,夏季作物已经成熟,晚秋作物也丰收在望。黍秫收割后,各家各户满怀丰收的喜悦,品尝以黍米或秫米做成的新米饭,娱神又娱人。士农工商各行各业的人,成群结队到都外铺草为席,设宴饮酒,欢乐相庆,答谢山川大地赋予的恩惠,并祈求神灵继续保佑,使人们丰表足食,得以长寿。
古人说:“重九须登高,不高无节气。”自各地开山建刹以来,重阳登高便由人类原生态山岳山神崇拜,过渡为朝觐山神与菩萨的朝山活动,并最终演变为群众性的登山娱乐体育活动。
(选自《光明日报》,有删改)
下面有关“重阳节”的表述,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关于重阳节的来源,最为人们津津乐道的是东汉汝南人桓景经方士费长房指点登山辟邪躲过一劫的故事。但这个说法,并不可信。
B.重阳登高源自原始先民的山岳山神崇拜,他们在领略群山千变万化的过程中,滋生了“万物皆有灵”的神秘自然观念,并激发了登临神山圣境的强烈愿望。
C.古人认为,“九”是最大的阳数,而“九九”相重,又与“久久”谐音,因而“重阳节”被认为是一个适宜于长久、十分吉利的节日。
D.重阳节的最初涵义并不是辟邪避灾,而是欢庆祈福。这从《宋书·符瑞志》和《玉烛宝典》等著作的有关记述和解说中可以得到证明。

下面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山林物产丰饶,能为依靠采集和狩猎谋生的原始先民提供最直接的生存资料,这是他们崇拜山岳山神的一个重要原因。
B.春秋战国时期对山神的崇拜已很普遍,并形成了一套祭祀礼仪,而这种登高祭祀活动,在人类早期是作为最直接的生存需求出现的。
C.山峰插入云霄,高不可攀,原始先民以为那是登天的梯子或撑天的柱子,上面是神仙的居所,并且虔诚地相信,只要登上它,就能超越芸芸众生。
D.汉朝时期,皇帝对山川祭祀都非常重视,每年都要巡狩、祭祀或封禅名山大川,各地登高的活动也随之兴起,留下了重阳登高习俗的明确记述。

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自各地开山建刹以来,重阳登高便由人类原生态山岳山神崇拜,过渡为朝觐山神与菩萨的朝山活动。
B.“重九须登高”,如今已演变为一种群众性的登山娱乐体育活动,说明随着时代变迁,所有传统节日的风俗都会失去其原始的意义。
C.晋葛洪《神仙传》说,费长房在东汉时曾做过汝南市掾,而有关东汉、三国史事的文献资料中却均无桓景其人的记载。
D.重阳节的习俗兼有“娱神”“娱人”两种功能,前者在于感谢自然的恩泽,祈求神灵的保佑;后者则在于亲朋相会宴饮,共享丰收喜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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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试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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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节气
二十四节气起源于黄河流域,也反映了典型北方气候特点。远在春秋时期,中国就已经能用土圭(在平面上竖一根杆子)来测量正午太阳影子的长短,以确定冬至、夏至、春分、秋分四个节气。一年中,土圭在正午时分影子最短的一天为夏至,最长的一天为冬至,影子长度适中的为春分或秋分。春秋时期的著作《尚书》中就已经对节气有所记述,西汉刘安著的《淮南子》一书里就有完整的二十四节气记载了。
我国古代用农历(月亮历)记时,用阳历(太阳历)划分春夏秋冬二十四节气。我们祖先把5天叫一候,3候为一气,称节气,全年分为72候24节气,以后不断地改进和完善。公元前104年,由邓平等制订的《太初历》正式把二十四节气定于历法,明确了二十四节气的天文位置。二十四节气是我国劳动人民独创的文化遗产,与中国古代哲学体系有密切关系,它能反映季节的变化,指导农事活动,影响着千家万户的衣食住行。
太阳从黄经零度起,沿黄经每运行15度所经历的时日称为“一个节气”。每年运行360度,共经历24个节气,每月2个。其中,每月第一个节气为“节气”,它们是:立春、惊蛰、清明、立夏、芒种、小暑、立秋、白露、寒露、立冬、大雪和小寒12个节气;每月的第二个节气为“中气”,它们是:雨水、春分、谷雨、小满、夏至、大暑、处暑、秋分、霜降、小雪、冬至、大寒。“节气”和“中气”交替出现,各历时15天,现在人们已经把“节气”和“中气”统称为“节气”。
从二十四节气的命名可以看出,节气的划分充分考虑了季节、气候、物候等自然现象的变化。其中,立春、立夏、立秋、立冬是用来反映季节的,将一年划分为春、夏、秋、冬四个季节,反映了四季的开始。春分、秋分、夏至、冬至是从天文角度来划分的,反映了太阳高度变化的转折点。小暑、大暑、处暑、小寒、大寒等五个节气反映气温的变化,用来表示一年中不同时期寒热程度;雨水、谷雨、小雪、大雪四个节气反映了降水现象,表明降雨、降雪的时间和强度;白露、寒露、霜降三个节气表面上反映的是水汽凝结、凝华现象,但实质上反映出了气温逐渐下降的过程和程度;气温下降到一定程度,水汽出现凝露现象;气温继续下降,不仅凝露增多,而且越来越凉;当温度降至摄氏零度以下,水汽凝华为霜。小满、芒种则反映有关作物的成熟和收成情况;惊蛰、清明反映的是自然物候现象,尤其是惊蛰,它用天上初雷和地下蛰虫的复苏,来预示春天的回归。
二十四节气为中国大众所普遍接受,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二十四节气的影响,一些节气和民间文化相结合,已经成为人们的固定节日。最著名的清明、立春、立夏、冬至都融入了节日的氛围,夏至、暑伏也与日常生活紧密相连,以致民间有“冬至饺子夏至面”“头伏饺子二伏面,三伏烙饼摊鸡蛋”“冬练三九,夏练三伏”的说法。在这些节令中,往往伴有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是大家耳熟能详的谚语。二十四节气内涵十分丰富,其中既包括相关的谚语、歇谣、传说等,又有传统生产工具、生活器具、工艺品、书画等艺术作品,还包括与节令关系密切的节日文化、生产仪式和民间风俗。二十四节气是中国古代农业文明的具体表现,具有很高的农业历史文化的研究价值,因而成为中国一项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下列对“二十四节气”的阐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A.二十四节气起源于黄河流域。春秋时期,人们已经能用土圭来测量正午太阳影子的长短,并确定了冬至、夏至、春分、秋分四个节气。
B.我国古代把5天叫一候,3候为一气,称节气,全年分72候24节气,这种用农历划分的二十四节气,早在《淮南子》中就有完整记载。
C.二十四节气由我国劳动人民独创,不仅反映了季节的变化,还具有指导农事活动的功能,对人民生活有广泛的影响,是重要的文化遗产。
D.从二十四节气的命名可知,节气的划分充分考虑了季节、气候、物候等自然现象的变化。如立春、立夏、立秋、立冬反映了四季的开始。

下列关于文章内容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A.太阳沿黄经每运行15度所经历的时日称为“一个节气”,一年共经历24个节气,“节气”“中气”交替出现,现在人们把它们统称为“节气”。
B.二十四节气的制订经历了不断改进和完善的过程。公元前104年,邓平等人在《太初历》中正式将二十四节气定于历法,并明确了其天文位置。
C.春分、秋分、夏至、冬至等节气反映了太阳高度变化的转折点,而小暑、大暑、处暑、小寒、大寒、小雪、大雪等节气反映气温在一年中的升降变化。
D.“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的谚语讲述的是一年的二十四个节气的顺序,民众对此耳热能详。

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A.二十四节气为中国大众所普遍接受,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它的影响,这些节气和民间文化结合紧密,已经成为人们的固定节日。
B.民间“冬至饺子夏至面”“头伏饺子二伏面,三伏烙饼摊鸡蛋”“冬练三九,夏练三伏”等说法说明夏至、暑伏与日常生活紧密相连,许多民俗活动也在这些节令里开展。
C.“惊蛰”用天上初现惊雷和地下蛰伏的虫子的复苏来预示春天的回归,而在我国南方虫子根本不蛰伏,所以无法有“惊蛰”一说。
D.二十四节气是中国一项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所以是中国古代农业文明的具体表现,内涵丰富,具有很高的农业历史文化的研究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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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的意义
李泽厚
①苏轼作为诗、文、书、画无所不能,异常聪明敏锐的文艺全才,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文人们最亲切最喜爱的对象。其实,苏轼的文艺成就本身并不算太高,比起屈、陶、李、杜,要逊色一筹。画的真迹不可复见,就其它说,则字不如诗文,诗文不如词,词的数量也并不算多。然而他在中国文艺史上却有着巨大影响,是美学史中重要的人物,原因在哪里呢?
②苏轼一方面是忠君爱国、学优而仕、抱负满怀、谨守儒家思想的人物,无论是他的上皇帝书、熙宁变法的温和保守立场,还是其他许多言行,都充分表现出这一点。这上与杜、白、韩,下与后代无数士大夫知识分子,均无不同,甚至有时还带着似乎难以想象的正统迂腐气。但要注意的是,苏东坡留给后人的主要形象并不是这一面,而恰好是他的另一面。这后一面才是苏之所以为苏的关键所在。苏一生并未退隐,也从未真正“归田”,但他通过诗文所表达出来的那种人生空漠之感,却比前人任何口头上或事实上的“退隐”“归田”“遁世”要更深刻更沉重。因为,苏轼诗文中所表达出来的这种“退隐”心绪,已不只是对政治的退避,更是一种对社会的退避;它不是对政治杀戮的恐惧哀伤,已不是“一为黄雀哀,涕下谁能禁”(阮籍)“荣华诚足贵,亦复可怜伤”(陶潜)那种具体的政治哀伤(尽管苏也有这种哀伤),而是对整个人生、世上的纷纷扰扰究竟有何目的和意义这个根本问题的怀疑、厌倦和企求解脱与舍弃。这当然比前者又要深刻一层了。前者(对政治的退避)是可能做到的,后者(对社会的退避)实际上是不可能做到的,除了出家做和尚。然而做和尚也仍要穿衣吃饭,仍有苦恼,也仍然逃不出社会。这便成了一种无法解脱而又要求解脱的对整个人生的厌倦和感伤。如果可以说,《春江花月夜》(张若虚)之类的对人生的自我意识只是少年时代的喟叹,虽说感伤,并不觉重压;那么,这里的情况刚好相反,尽管没多谈,却更觉沉重,正是“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然而就在强颜欢笑中,不更透出那无可如何、黄昏日暮的沉重伤感吗?这种整个人生空漠之感,这种对整个存在、宇宙、社会、人生的怀疑、厌倦、无所希冀、无所寄托的深沉喟叹,尽管不是那么非常自觉,却是苏轼最早在文艺领域中把它充分透露出来的。
在古今诗人中,只有陶潜最合苏轼的标准了。只有“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此中有真味,欲辨已忘言”的陶渊明,才是苏轼所愿顶礼膜拜的对象。终唐之世,陶诗并不显赫,甚至也未遭李、杜重视。直到苏轼这里,才被抬高到独一无二的地步。并从此之后,地位便巩固下来了。苏轼发现了陶诗在极平淡朴质的形象意境中所表达出来的美,把它看作是人生的真谛,艺术的极峰。千年以来,陶诗就一直以这种苏化的面目流传着。
④但是,苏轼与陶渊明、白居易等人毕竟不同,其中总深深地埋藏着某种要求彻底摆脱的出世的意念。无怪乎具有同样敏锐眼光的朱熹最不满意苏轼了,他宁肯赞扬王安石,也绝不喜欢苏东坡。王船山也是如此。他们都感受到苏轼这一套对当时的社会具有潜在的破坏性。苏轼生得太早,他没法做封建社会的否定者,但他的这种美学理想和审美趣味,却对元画、元曲到明中叶以来的浪漫主义思潮,起了重要的先驱作用。
(选自李泽厚《美的历程》,有删改。)
“苏轼的意义”体现在哪些方面?请简要概括。
请简要概述文章第二段的论述思路。
请结合文章,阐释“在古今诗人中,只有陶潜最合苏轼的标准了”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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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夜
韩少功
①月亮是别在乡村的一枚徽章。
②城里人能够看到什么月亮?即使偶尔看到远远天空上一丸灰白,但暗淡于无数路灯之中,磨损于各种噪音之中,稍纵即逝在丛林般的水泥高楼之间,不过像死鱼眼睛一只,丢弃在五光十色的垃圾里。
③由此可知,城里人不得不使用公历,即记录太阳之历;乡下人不得不使用阴历,即记录月亮之历。哪怕是最新潮的农村青年,骑上了摩托用上了手机,脱口而出还是冬月初一腊月十五之类的记时之法,同他们抓泥捧土的父辈差不多。原因不在于别的什么——他们即使全部生活都现代化了,只要他们还身在乡村,月光就还是他们生活的重要一部分。禾苗上飘摇的月光,溪流上跳动的月光,树林剪影里随着你前行而同步轻移的月光,还有月光牵动着的虫鸣和蛙鸣,无时不在他们心头烙下时间感觉。
④相比之下,城里人是没有月光的人,因此几乎没有真正的夜晚,已经把夜晚做成了黑暗的白天,只有无眠白天与有眠白天的交替,工作白天和睡觉白天的交替。我就是在三十多年的漫长白天之后来到了一个真正的夜晚,看月亮从树荫里筛下的满地光斑,明灭闪烁,聚散相续;听月光在树林里叮叮当当地飘落,在草坡上和湖面上哗啦哗啦地拥挤。我熬过了漫长而严重的缺月症,因此把家里的凉台设计得特别大,像一只巨大的托盘,把一片片月光贪婪地收揽和积蓄,然后供我有一下没一下地扑打着蒲扇,躺在竹床上随着光浪浮游。就像我有一本书里说过的,我伸出双手,看见每一道静脉里月光的流动。
⑤盛夏之夜,只要太阳一落山,山里的暑气就消退,辽阔水面上和茂密山林里送来的一阵阵阴凉,有时能逼得人们添衣加袜,甚至要把毯子裹在身上取暖。童年里的北斗星在这时候出现了,妈妈或奶奶讲述的牛郎织女也在这时候出现了,银河系星繁如云星密如雾,无限深广的宇宙和无穷天体的奥秘哗啦啦垮塌下来,把我黑古隆冬地一口完全吞下。我是躺在凉台上吗?也许我是一个无依无靠的太空人在失重地翻腾?也许我是一个无知无识的婴儿在荒漠里孤单地迷路?也许我是站在永恒之界和绝对之境的入口,正在接受上帝的召见和盘问?
⑥我突然明白了,所谓城市,无非是逃避上帝的地方,是没有上帝召见和盘问的地方。
⑦山谷里一声长啸,大概是一只鸟被月光惊飞了。
(选自韩少功散文集《山南水北》)
文章②③两段通过对比,凸显了城里月光什么特点?请简要分析
请结合第④段内容,说说“叮叮当当”“哗啦哗啦”这两个词的表达效果。
“月亮是别在乡村的一枚徽章”一句单独成段,请结合全文谈谈这样写的好处。
请探究文章最后一段的意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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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凤鸣高岗
1931年,钱伟长投考清华大学,中文科目的试题是《梦游清华园》,他用这个题目做了一篇赋,得了满分,阅卷老师不能改动一个字。同时他也考了历史,试题的要求是:写出二十四史的名字、作者、卷数、解释人是谁。应考者中,只有他得了满分。
钱伟长能有远超同侪的文史功力,归功于四叔钱穆对他的熏陶。
著书乱世
1938年,云南蒙自,西南联大文学院在此落脚。日本并吞中国的野心,令战争席卷中华大地。敌我力量悬殊这一现实,使一群当时处于中国最顶层的知识人,感觉到中国可能有亡国之虞。他们在困窘与恐惧中思考中国该何去何从。
钱穆就是其中的一员。
在好友陈梦家的鼓励和一再要求下,钱穆答应撰写一本通史。这就是后来著名的《国史大纲》。
钱穆的弟子严耕望曾说:“近六十年来,中国史坛甚为兴盛,名家大师辈出。论根底深厚,著作宏富,不只先生一人。但先生才气磅礴,识力深透,文笔劲悍,几无可伦比。”
《国史大纲》出版后,钱穆在重庆等地进行了多场演讲,阐扬传统文化,激励军民抗战士气,声誉日高。严耕望感叹,“国家多难,书生报国,此为典范,更非一般史家所能并论。”
任教燕园
1929年,顾颉刚回到家乡苏州,拜访了当时为苏州中学国文教师的钱穆,借去了钱穆正在撰写的《先秦诸子系年》手稿。回家读了之后,顾颉刚认为,钱穆已经不适合再在中学教书了,便推荐他到中山大学任教,可惜未能成行。
1930年,钱穆到燕京大学任国文讲师,刚进学校,他就展现出了强烈的“中国意识”。有一次,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设宴招待新同事,钱穆以初来乍到的身份,向校长进言:我一向听说,燕京大学是教会大学里中国文化程度最高的,现在看来是徒有其名,因为我一进校门就看到M楼,S楼,所谓的中国文化在哪里呢,建议改用中国名字。
满座为之默然。后来,燕京大学召开会议讨论,最后采纳了钱穆的建议,把M楼改为穆楼,S楼改为适楼,其他建筑以此类推。至于校园里那个景色秀丽的湖该用哪个名字,大家争论不休,最后钱穆定为“未名湖”——1949年后,燕京大学被撤销,北京大学迁到燕大,自那以后,未名湖成为北大的代称。
传统人物
钱穆对自己的要求,是做一名“传统人物”,确切来说,是做一名中国传统人物。
在北大,钱穆和胡适的课是最受学生欢迎的,其中一个吸引点就是两人的观点往往相反。胡适批判传统文化,钱穆则推扬传统文化的价值。
钱穆毫不客气地表达对胡适的不认同。一次,商务印书馆约请胡适编写一本中学国文教材,胡适邀请钱穆合写。钱穆拒绝了,明确告诉胡适:“你我关于中国文学的意见迥异,如果各写一本书让读者比对着来读,那样会对读者有益,但合写一本则不行。”
大致来说,抗战之前,钱穆还是与主流学派保持了和而不同的状态。日本人全面侵华的枪声响起,钱穆终于爆发,开始严厉批评新风气。对菲薄传统风气的深忧,遍见于钱穆抗战后所著的书中。在20世纪的学人中,我们很难看到第二个人,像他这样不厌其烦地劝人要多读中国书、要做一个中国人。这也成了他身上一大争议点所在。
1986年6月,钱穆在素书楼结束了一生的教学生涯,媒体蜂拥而至,关注这位耆宿的告别杏坛之作。钱穆对在场的学生说:“或许再过十年二十年,我的姓名都被人遗忘了。现在哪人再讲梁任公?……照这样子,将无历史可讲。……求新求变,那真是值得惊心动魄的。”
争议声中,这位老人的温厚与深忧,往往被低估。
集大成者
抗战前,李埏入读北京师范大学,恰逢在北大任教的钱穆过来兼课。在上大学前,李埏已经读过《史记》、《汉书》、《资治通鉴》,背过不少秦汉文章。当时他认为自己还有些基础,不料听了钱穆几节课下来,不禁怅然若失,“我简直是一张白纸啊!过去的读书,那算是什么读书呢?过去知道的东西,只不过是一小堆杂乱无章的故事而已。”
世人尝道钱穆读书之勤、著述之丰,然而他的天分同样不容忽略。龚鹏程认为,钱穆先生天资过人,“他注《公孙龙子》只花了7天,写《庄子纂笺》也只费了两个月,这都不是普通人能办到的事。钱先生给人的印象是苦学成名,他也从不炫耀,其实如此捷才,可谓并世无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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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如果只看钱穆晚年对新文化运动的批评,容易觉得这是一个守旧不前的人。事实上,在江南的成长阶段,钱穆就非常关注国内最新的学术动态与思想潮流,自言逐月阅读《新青年》。他的弟子余英时说:“钱先生对于新知识的态度,与中外一切现代史学家比,都毫不逊色。‘五四’时人所看重的一些精神,如怀疑、批判、分析之类,他无一不具备。”
②思想峻厉、处世温煦,并存于钱穆身上。在叶龙的记忆中,钱穆很能克制自己的情绪,评议他人时,口不出恶言。在西南联大时,每逢周末,学生成群结队地去钱穆宿舍问学,钱穆一一耐心作答,没有丝毫厌倦的神态。他告诉学生李埏:“孔子说,‘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我宁愿失言,也不肯失人。”
(选自2015年《南方人物周刊》,有删改)
(1)下列对材料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最恰当的两项是()()

A.钱穆的学生严耕望认为老师在抗战时期弘扬民族精神,是知识分子的典范。其他的史学家都比不上他。
B.顾颉刚在看了钱穆的手稿后,曾经推荐他去中山大学任教,主要原因是他认为钱穆不能胜任中学的要求。
C.钱穆刚刚到燕大任教,就建议更改学校大楼的名字,他为燕京大学命名的“未名湖”,后来成为了北大的名胜。
D.钱穆虽然一直要求自己做一名中国传统人物,但因他保持着温煦的处世态度,所以一直和主流学派保持了和而不同的态度。

E.除了苦学的态度之外,龚鹏程认为,钱穆的天分也不容忽视,这一点从他为《公孙龙子》作注就能看出来。
(2)文章开篇写钱伟长的故事,有什么作用?
(3)作为一名集大成的学者,钱穆能取得辉煌成就的原因有哪些?请结合文章举例说明。
(4)在如何看待新文化和传统文化的问题上,有人认为钱穆的做法是充满矛盾和争议的,这种矛盾和争议在钱穆身上是如何具体体现的?你又是如何看待这种争议的?请结合文章简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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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科举也有“特招”
廖保平
中国每年无论中考还是高考,教育局或是高校都会公布年度艺体特长生招生计划和方案,要招多少,怎么招,考什么内容,怎么考等等,每年都会累坏一批特长生和他们的家长。
人的天分禀赋是有差异的,特长生有某方面突出于常人的兴趣与偏好,经过学习有可能成为某方面的杰出人才,所以学校教育中专门为特长生留有一席之地是有道理的。不光现代教育如此,中国古代教育也对特长生另加对待。
隋唐时期,中国考试制度发生根本性的改革,将此前的“察举制”改为“科举制”,分科考试,分科举人,这本身就有点针对不同人才进行不同的考试录取的味道。在唐代,常科考试之外设有“制科考试”。所谓“制科”,是有别于定期考试的不定期科举考试,又叫特科、制举,目的是防止常科考试埋没特长生,选拔“非长之才”,以弥补常科的缺陷和遗憾。据《云梦漫钞》记载,高宗李治在位时唐朝始设制科,显庆三年(658年)始有“志烈秋霜科”,诗人韩思彦考中该科。之后,武则天又对制科考试作了调整,要求进行殿试,加试策文三篇。
当然也有因国家有特殊人才需求而进行的“制科”。比如国家打仗急需军事人才,就设“足安边科”,选拔有特别军事才能的人;国家需要有音乐特长的人,就设“才膺管乐科”,选择能吹拉弹唱的文艺尖子。在史籍中,可发现“制科”的名目极多,诸如直言极谏科、文辞雅丽科、博学宏词科等等。由于这种考试是有针对性地选拔特长人才,不像常科有固定的考试内容和考试时间,制科考什么,什么时候考,并不固定。
唐代士子们科举考试后,及第者要通过吏部的考试才能被授予官职,而制科是皇帝亲自主持的考试,通过者可以直接授予相应官职,这说明他们确实有某项特长而适合做某项工作,不必再经过吏部考试。据《通典》卷十五记载说:“试之日,或在殿廷,天子亲临观之。试已,糊其名于中考之。文策高者,特授以美官,其次与出身。”制科考试有点类似现代的“特招”,或者说现在的“体考”、“艺考”等,参加制科考试的人相当于现在的特长生,有某方面突出的特长。不过他们可能并不都是学生、“生徒”,也可以是普通百姓,还可以是已经获得进士、明经及第的中举者,也可以是在职官员,只要你认为自己有特长就可以经推荐参加考试,颇具开放性,不拘一格录人才,这对于严重偏科、有特长的人来说是福音,也使得教育更加公平,国家能招录到各种有用之才。
(摘自《长沙晚报》,有删改)
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A.在中国无论中考还是高考,每年都会有一批特长生和他们的家长为了应对教育局或高校公布的艺体特长生招生计划和方案而忙碌。
B.在现在的学校教育中专门为特长生留有一席之地是有道理的,因为不仅现代教育如此,中国古代教育也对特长生另加对待。
C.“制科”,是有别于定期考试的不定期科举考试,有防止常科考试埋没特长生、弥补常科的缺陷和遗憾的目的。
D.制科考试有点类似现在的“体考”、“艺考”等,参加制科考试的人相当于现在的特长生,有某方面突出的特长。

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特长生有某方面突出于常人的兴趣与偏好,经过学习,这些特长使他们有可能作为“非长之才”被选拔出来。
B.隋唐时期,中国考试制度发生根本性的改革,已经在常科考试之外设有“制科考试”,针对不同人才进行不同的考试录取。
C.史料记载,高宗李治和武则天在位时都设有制科考试,而且武则天又对制科考试作了一些调整,要求进行殿试,加试策文三篇。
D.因国家有特殊人才需求而进行的“制科”有针对性地选拔特长人才,名目极多,不像常科有固定的考试内容和考试时间。

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直言极谏科、文辞雅丽科、博学宏词科、足安边科、才膺管乐科等很多的“制科”考试一定程度上满足了朝廷对各类型人才的需求。
B.唐代的科举考试和由皇帝直接主持的制科考试的及第者都可以直接被授予相应官职,原因是他们确实有某项特长而适合做某项工作。
C.经过推荐,普通百姓,已经参加过科举考试的及第的人,甚至在职官员,只要你认为自己有特长都可以参加制科考试。
D.无论是古代科举中的“特招”,还是现代考试中招考特长生,都使得有特长的人有了施展才华的机会,使得教育更加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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