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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箫声幽
宗 璞
常觉得我们这一代人很幸运。旧书虽念得不多,还知道些;西书了解不深,总也接触过。精神尚不贫乏,肉体未受虐待,经历更是非凡。我们的生活很丰富,其中有一项看来普通,现在却让人羡慕,值得大书特书的,那就是,我们有兄弟姊妹。
传统文化讲五伦,其中之一是兄弟。常听见现在的中年人说,他们最羡慕别人有兄弟姊妹。想想我的童年,如果没有我的哥哥和弟弟,我将不会长成现在的我。
我们兄弟姊妹四人,大姐钟琏长我九岁,所以接触较少。哥哥钟辽长我四岁,弟弟钟越小我三岁,我整个的童年是和哥哥、弟弟一起度过的。抗战胜利,我们回到北平,回到白米斜街旧宅中,这座房屋是父母的惟一房产。有一间屋子堆满了东西,和走的时候完全一样。那时冬日取暖用很高的铁炉,称为洋炉子。烧硬煤,热力很大,便有炉挡,是洋铁皮做成的,从前常在上面烤衣服。我们看到那铁炉依旧,炉挡依旧。最有趣的是炉挡上面写了两行字,也赫然依旧。这两行字是:“立约人:冯钟辽、冯钟璞。只许她打他,不许他打她。”当时在场的人无不失笑。父亲说:“这是什么不平等条约!”那时哥哥已经去美国求学,那条约也因炉挡的启用擦去了,他没有再见到我们的不平等条约。
我已不记得怎么会立下了不平等条约,好像全无必要。因为我们从来没有打过架。不过,这也是一种姿态。另有些事倒是历历如在目前。清华园乙所的住宅中有一间储藏室,靠东墙冬天常摆着几盆米酒,夏天常摆着两排西瓜。中间有一个小桌,孩子们有时在那里做些父母不鼓励的事。记得一天中午,趁父母午睡,哥哥在那里做“试验”,我在旁边看。他的试验是点一支蜡烛烧什么东西,试验目的我不明白。不久听见母亲说话。他急忙一口气噗地吹灭了蜡烛,烛泪溅在我身上。我还没有叫出来,他就捂住我的嘴,小声说:“带你去骑车。”于是我们从后门溜出。哥哥的自行车很小,前后轮都光秃秃没有挡泥板,但却是一辆正式的车。我总是坐在大梁上左顾右盼游览校园。哥哥知道我喜欢坐大梁,便用这“游览”换得我不揭发。那天的“试验”也就混过去了。
后来我要自己骑车了。我想那时的年纪不会超过九岁,大概是八岁。因为九岁那年夏天开始抗战,我们离开了清华园。我学会骑自行车完全是哥哥的力量。那时在清华园内甲乙丙三所之间有一个网球场,我们好像从来没有打过网球,只在地上弹玻璃球。我在这场地上学骑自行车,用的是哥哥的那辆小车,我骑车,他在后面扶着座位跟着跑。头一天跑了几圈,第二天又跑了几圈。我忽然看见他不跟着车了,而是站在场地旁边笑。我本来骑得很平稳了,一见他没有扶,立刻觉得要摔倒,便大叫起来。哥哥跑过来扶住车,我跳下来,便捏紧拳头照他身上乱捶。他只是笑,说:“你不是会骑了吗?”
到昆明以后,哥哥上中学,我和小弟上小学。我们所上的南箐学校因为躲避日机的空袭,迁到昆明郊外岗头村,我们都住校。家还在城里,后来家迁到东郊龙泉镇,我们又在城里住校。不记得是怎么回事了,总之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常在周末从乡下走进城,或从城里走到乡下,一次的距离大约是20里左右。我们三个人一路走一路说话,讲故事,猜谜语,对小说的回目,对的主要是《红楼梦》和《水浒》的回目,《三国演义》我不熟。还有一项重要内容是讲自己创作的故事,轮流主讲。大概也是编故事的需要,三个人每人有一个国家,哥哥的国家叫“晨光国”,在北极;弟弟的国家叫“英武国”,在海底;我的国家叫“逸坚国”,在火星上。不知为什么,我从小便对火星有兴趣。到现在也觉得火星很亲切。我的兄、弟后来都是工程师,但他们具有的艺术细胞绝不比我少,故事编得很热闹,可惜都不记得了。
我上联大附中时,一度在城里住校。那时联大附中没有宿舍,甚至没有校舍,都是趁别人不用教室时上课,有时就在室外树下上课。有一段时间,不知是借的哪里的一个大房间,大家打地铺。一次我生病了,别人都去上课,我昏昏沉沉地躺在空荡荡的大房间里。“妹。”是哥哥的声音,睁眼只见他蹲在我的“床”边。他送来一碗米线,碗里还有一个鸡蛋。
20世纪90年代初,我出版了一本散文集,书名为《铁箫人语》。取这个名字是因为家里有一只铁箫。书出版后不久,南京的“洞箫博物馆”也许是“乐器博物馆”来人要求看一看铁箫。他们说他们藏有铜箫,还没有见过铁箫。我把箫拿给他们看,他们观看良久,又试吹过,承认它是一只箫。但我想大概不是很上乘,然而它毕竟是一只箫,而且是铁箫。我还为这只铁箫写了一小段文字,作为《铁箫人语》的序:
我家有一只铁箫。
那是真正的铁箫。一段顽铁,凿有七孔,拿着十分沉重,吹着却易发声。声音较竹箫厚实、悠远,如同哀怨的呜咽,又如同低沉的歌唱。听的人大概很难想像这声音发自一段顽铁。
铁质硬于石,箫声柔如水;铁不能弯,箫声曲折。顽铁自有了比干七窍之心,便将美好的声音送往晴空和月下,在松阴与竹影中飘荡,透入人的躯壳,然后把躯壳抛开了。
哦,还有个吹箫人呢,那吹箫人,在哪里?
吹箫人可以吹出不同的曲调,而铁箫只有一个。
是谁制作了这只铁箫,制作了这只可以从箫声和箫的本身引出许多联想的铁箫?那就是我的哥哥——冯钟辽。
箫属于中国文化,可以引起许多中国式的联想。都是陈货,也就不必说了。制箫的材料是多种多样的,也许也曾有过铁箫,但是我不知道,只能说哥哥的这一只。铁箫既是乐器又可以做武器,我常想最好能有一位女侠,用的兵器是铁箫:抡圆了可以自卫救人,扫尽人间不平事;吹响了可以自娱娱人,此曲只应天上来。也许哪天真写出一篇没有武功的冒牌的武侠小说来。
在昆明时生活很艰难,最常用的乐器只是口琴。箫、笛虽也方便,却少人吹。母亲在乙所时便吹箫,到昆明后得了两只玉屏箫,声音很好。母亲时常吹奏的乐曲是《苏武牧羊》。哥哥制作铁箫便是受竹箫的启发,用一根现成的废铁管,根据一点点中学物理知识,钻几个洞,居然可以吹出曲调,大家都很高兴。我们就是这样因陋就简,在清苦的日子里,使得生活充实而丰富。
哥哥制作铁箫,只不过是他众多兴趣中的一项。他如今八十八岁了,仍不断做实验。我说:“可别像苏东坡一样,为制墨,把房子烧了。”哥哥的科学知识当然比东坡强多了,房子是不会烧的。但是试验做起来也颇麻烦,哥哥却乐此不疲。在他各种兴趣活动的实践中。便闪耀着创造的光亮。
细细体味“不过,这也是一种姿态”这句话,你觉得蕴含了作者的哪些情感?
请结合文中的具体情节分析 “哥哥”这一人物形象。
标题“铁箫声幽”有着丰富的内在意蕴,试结合全篇加以分析。
某些杂志在转载这篇文章时删去了最后一段。你认为这样删减好不好?请结合全文阐释你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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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试题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题目。
①青年来到大学,不是为了学习怎样成为社会机器中一个更有效的齿轮,而是为了自我教育和互相教育。梭罗说,一棵树长到一定的高度,才知道怎样的空气更适合。人也是如此。而大学,就是要将适合的空气置于青年鼻尖。
②在适合的大学空气中,最重要的事就是思维训练。掌握知识或参与社会实践,不过是训练思维的必要条件。如何让青年用自然科学家、社会科学家或人文学者的方式来思考,才是大学的要义。一个人读大学,不是为了被各种事实塞满头脑,而是要提高自己的心智,培养有效思考的能力、交流思想的能力、逻辑判断的能力以及辨别价值的能力。
③相应的,大学精神也呼之而出,那就是自由、通识及德性。
④金耀基尝言,一部世界大学的历史,可说是一部争学术独立自由的历史。大学之独立自由,并非理所当然,而是相当脆弱的。咄咄逼人的权力是它的敌人,巧言令色的功利是它的对手,匍匐在地的庸俗是它的威胁。蔡元培深刻认识此点,故说:“思想自由之通则,而大学之所以为大也。”
⑤自由独立是通识的基础,后者又反过来加强前者。在教育中排除掉通识,则摧毁其生命。致力通识教育,是世界范围内有抱负的大学的重要目标。关于通识教育,1946年华盛顿大学诺斯兰教授的定义是:“其主旨是个人的整体健全发展,包含提升生活的目的、提炼对情绪的反应,以及运用我们最好的知识来充分了解各种事物的本质。”
⑥就在诺斯兰写出这段话的头一年,1945年,哈佛大学推出《哈佛通识教育红皮书》,开篇引用了修昔底德和柏拉图的话。前者说:“我们不需要荷马的称赞,我们已经开发了广阔的土地和海洋。”这象征着人们对自由社会的自豪感。后者说:“我们能草率地允许青少年听一些随意编造的故事,以致让他们接受那些成年后不应拥有的思想吗?”这象征着教育可能带来的混乱与分歧。通识教育正是要解决这两个问题。它既要帮助年轻人成为独立的个体,拥有独特思想和个性化生活,又要使他们适应公共生活,成为公民和共同文化的继承者。
⑦实际上,通识教育已部分包含了第三种大学精神,那就是培育人的德性。但在高速前行又变动不居的现代多元社会,德性很难被界定,也很少被珍视。
⑧真正的德性在于培育,而非教育;在于自省,而非灌输。钱穆说,中国的学问传统有三个系统:人统、事统、学统。置于首位的“人统”,就是尊德性。他解释说:“人统,其中心是人。中国人说:‘学者,所以学做人也。’一切学问,主要用意在学如何做人,如何做有理想、有价值的人。”遗憾的是,钱穆这种话,如今大多数人不喜欢听,他们更喜欢去学如何做一个“成功人士”,而不喜欢去照看什么德性。
⑨中国的大学,自有其悠久的历史。但就现状而言,却距离真正的大学精神相去甚远。待何时大学能成为孕育创新者、批判者的大本营,从教师到学生,都尽情追求智力、真理和美;在其间,人们酝酿自由思想并自由表达,创造有价值的学术成果并以之推动社会进步,才能够说大学精神的建立与养成。而大学也因之焕发永久的生命力,站在批评的最前沿,站在创新的最前沿,成为国家社会当之无愧的“轴心组织”。
(选自2012年6月《看历史》)
与“大学精神”有关的内容,下列表述不符合文意的一项是( )

A.大学的独立自由相当脆弱,因为现实生活中有咄咄逼人的权力、巧言令色的功利和匍匐在地的庸俗。
B.通识教育既要解决人对自由社会的自豪感,也要解决教育可能带来的混乱和分歧。要是在教育中不重视通识,就会摧毁自由独立的生命。
C.在现代多元社会里,大多数人喜欢去学如何做一个“成功人士”,这冲击着大学精神之德性培育和自省。
D.大学精神的建立和养成是指人们酝酿自由思想并自由表达,创造有价值的学术成果并以之推动社会进步。

下列对原文思路的分析,有误的一项是( )

A.文章①至③段,从青年来到大学的目的入手,论述大学的要义是让青年掌握一定的思维方式,并概括了大学的三种精神。
B.文章④至⑧段,从大学精神的自由、通识及德性三个方面,通过引证具体论述了它们的内涵,及对于大学的重要作用。
C.文章第⑨段,指出中国的大学现状距离真正的大学精神甚远,并呼吁早日建立和养成大学精神,让大学成为国家社会的“轴心组织”。
D.全文首先阐述了大学的历史意义,又旁征博引地论证了大学的三种精神,最后针对现实呼吁建成真正的大学。

下列对原文内容的分析和概括,正确的一项是( )

A.一个人读大学,是为了自我教育和互相教育,在适合的大学环境中,训练自己的思维。
B.大学的要义是让学生用自然科学家、社会科学家和人文学者的方式来思考问题。
C.金耀基曾强调一部争学术独立自由的历史,就是一部世界大学的历史。
D.大学里的师生都尽情地追求智力、真理和美,所以大学成为了孕育创新者、批判者的大本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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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立象以尽意
《易经·系辞》提出的“立象以尽意”客观上应是中国书法遵循的根本原则。“象”是中国哲学的重要范畴,由此衍生出物象、卦象、意象、大象等名词。阴阳二气,相摩相荡,有而未形之时的混沌之“象”,谓之“大象”。
汉字具有非常精密、细腻的结构感,本身已经在“立象”,书法在此基础上作出了更大的拓展。生活应用层面的文字书写,其单字造型的灵变范围非常有限,字与字之间只是追求一种鳞次栉比的齐整,而没有艺术化的组合关系。书法则无限拓宽单字结构体的变化,而且字和字之间不是一种简单的排比,而是穿插错落,艺术化地组合成为不可分割的浑然一体的“象”。这种书法之“象”更接近“道”的混沌。运控毛笔体现出中国文化的“用柔”思想。相对于“用刚”而言,“用柔”手段更为含蓄、复杂、细腻,更难以把握。“惟笔软则奇怪生焉”,毛笔的柔活特性使书法的线条如云烟变幻,有一种弥散着的特殊张力,这非常契合于“道”。
这样,文字之“象”乃升华为书法之“象”。书法的“立象”也就是一种“造型”,是一种视觉性的艺术,通过视而可见的形象化的东西寄托创作者的审美追求,唤起欣赏者的审美愉悦。
“象”的形式与意义之间的关系,有点类似于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内涵越小,外延越大。所以,为了“尽意”,涵盖无限之“意”,“象”的形式必须平易简约。
如果过于具体、繁复,就会僵化,不具备回味、想象的空间。因此,《周易·系辞》说:“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然而,“大象无形”的追求显得过于虚无空疏。
权衡折中之下,书法的形式构成与表现内容之间的匹配是最恰当、最理想的。书法主要是黑白二色,以点线组合实现空间分割,与其他艺术相比,其形式至为洗练简约。这种抽象、简练的形式构成,既有具体的指向性,又有一定的模糊性,如此形成含蓄美感和多义效果,造成自由联想的阔大空间,力求以有形的有限表现无形的无限,如此方能“尽意”。韩愈《送高闲上人序》说:书法最重要的是“得其心”,而不是“逐其迹”。“象”是一种依托,更关键的是其背后的“意”。
书法家必须把“象”立起来,才能表“意”。“象”有基本的技巧法则,必须从书法史上认真借鉴,熟能生巧,有所创立。如果不掌握书法的表达技巧,即使文化领域的专家名人的毛笔字迹,也不可能“尽意”,算不上“书法”。
“尽意”的第一个环节,是创作者把自己的文化憧憬灌注到作品中。伯牙学琴,他的老师成连先生引导他“移情”于琴。张旭工书,有动于心,必于草书焉发之。书法的“意”不仅记录了创作者的即时情绪,也呈现深层次的悠远情怀。这是一种高级情怀,是文化情怀,更多地表现为文人情怀。书法家重视文化养成,才有可抒发之“意”。为此,我们应该倡导毛笔书写者有高层次的文化追求,同时明确文人在书法家群体中当之无愧的主体地位,要求他们在书法发展中肩负起责无旁贷的文化担当。“尽意”的最后一个环节,是“意”被很好地理解和接受,这就需要欣赏者内心有呼应的基础。总之,书法将多种文化元素进行了系统组合,“意”在把握事物变化的基本法则模式,以“象”的形式一目了然地呈现出来,生动体现出中国文化直觉思维的特点以及整体观思维的大局意识。如今,书法在社会大众心目中依然享有较高地位,主要得益于文化传统的强大惯性;而如果没有一个引领性的核心理念,书法的前景不可能繁荣,只可能芜杂。明确并遵循书法“立象以尽意”的根本法则,其文化地位才能得到确立。
(选自《光明日报》2013年3月22日,有删改)
关于“象”的解说,不符合文意的一项是( )

A.“象”是中国哲学的重要范畴,阴阳二气,相摩相荡,有而未形之时的混沌之“象”,谓之“大象”。
B.书法拓宽了单字结构体的变化,字和字之间不是一种简单的排比,而是穿插错落,艺术化地组合为浑然一体的“象”。
C.书法的“立象”也就是一种“造型”,是一种视觉性的艺术,通过各种形象化的东西寄托创作者的审美追求。
D.书法之“象”接近“道”的混沌,为了“尽意”,涵盖无限之“意”,“象”的形式必须平易简约。

对“象”和“意”的关系,下列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

A.抽象、简练的“象”,既有具体的指向性,又有一定的模糊性,力求以有形的有限表现无形的无限,方能“尽意”。
B.书法家必须把“象”立起来,才能表“意”,如果不掌握书法的表达技巧,不可能“尽意”,算不上“书法”。
C.“意”以“象”的形式一目了然地呈现出来,体现出中国文化直觉思维的特点以及整体观思维的大局意识。
D.“象”是一种依托,更关键的是其背后的“意”,“象”在“意”的支配下将多种文体元素进行了系统组合。

下列理解和分析,符合原文内容的一项是( )

A.“用柔”本是运控毛笔的手段,借此,毛笔的柔软性可使书法的线条如云烟变幻,弥散特殊的张力,这非常契合于“道”。
B.“象”有基本的技巧法则,必须从书法史上认真借鉴,熟能生巧,有所创立。所以,书法家必须把“象”立起来,才能表“意”。
C.“尽意”既需要创作者把自己的文化憧憬灌注到作品中,又需要欣赏者内心有呼应的基础,理解和接受创作者的人文情怀。
D.明确并遵循书法“立象以尽意”的根本法则并将其作为引领性的核心理念,书法的文化地位就能得到确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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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与廉
肖群忠
孝与廉首先是中国传统道德的两个德目。孝,就是子女善事父母亲祖的伦理义务与伦理行为的称谓;而廉则是官员克己奉公、廉洁不贪的道德义务与品德。这是分别处理家庭家族关系与国家关系的两种不同的道德。孝与廉是相互支持的关系。
第一,孝是一切道德的基础,也是廉德的基础。在中国古人看来,孝是为人第一德,是诸种道德的基础。在家能孝亲,在朝必能忠君。廉实际上是为官之人对公共财物的道德态度,它实际上体现为对君主、国家的忠诚之德。在孝德泛化的社会条件下,认为忠臣必出于孝子之门,人有孝德就会有别的一切道德,有孝德就必然有廉德。《孝经·诸侯章》说:“在上不骄,高而不危;制节谨度,满而不溢。高而不危,所以长守贵也;满而不溢,所以长守富也。”这里的“制节谨度,满而不溢”具有廉德的内涵,也被看作是诸侯之孝;如果不具备这种廉德,不能长守富贵,是对祖先的不孝。
第二,不辱其亲的孝道责任感使人产生清廉为官的责任意识。在中国古代,孝亲不仅是能赡养父母,而且要立身扬名,以显父母,起码不能做辱没父母的事。中国古人的道德责任感产生于对父母亲祖的责任感,认为做了好事,成了功名能够光宗耀祖;相反做了坏事,就会辱没父母亲祖和门风家风。因此,一个守孝的人必然要在为官的过程中自觉遵守清勤慎德的为官道德,绝不能做贪赃枉法之事,受牢狱之灾辱没先祖。这种孝道责任感成了某些官员得以廉洁自律的精神动因。
第三,廉才能保证行孝。一个人在古代中国能为官,已经是有出息有成就的人,但是权力是一种机遇也是一种风险,如果一个官员不能正确处理义利关系,在财利与权力面前不能保持清醒的头脑,既要当官又要谋财,那势必就会成为一名贪官,轻则被贬,重则受刑甚至丢命,这样肯定不能顾及父母之养,而且辱没家门家风,而成为不孝之逆子。因此,廉洁,不仅能保证官员长守富贵,一生平安,而且还能保证官员行孝,做到“大孝尊亲,其次不辱”。
孝与廉在中国古代虽有上述一致与相互支持之处,但它毕竟是属于处理家庭私人关系与国家政治关系的两种不同道德,而且其道德主体也是两种人伦角色即孝子与廉吏,或者说前者是对为人子者的要求,后者是对为人臣或拥有一定公众权利的人的要求。在中国古代两者的统一性之所以被看重,是因为社会是一种家国同构的社会结构。在汉代实现以孝治天下的国策,孝被全面泛化,当作一切道德的代名词,似乎有了孝,人就会有一切道德。不可否认,这种思维在中国古代有一定的合理性和客观性。
但是,孝与廉毕竟是两种不同领域的道德,本身是有差异的。随着家国一体的传统社会结构的解体,公民社会的形成,随着传统文化与孝道影响的衰落,随着现代社会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的日益区隔,我们更要充分看到孝与廉的差异和不同。在继承优秀传统道德资源时,既要充分肯定但又不要盲目夸大孝文化在加强干部廉政与廉德建设中的作用。以为只要干部能孝其亲就必然会廉洁奉公,这种想法是简单化的,缺乏深入分析的。
(选自2013年1月21日《光明日报》,有删节)
下列对于孝与廉关系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孝是廉德的基础,在孝德泛化的社会条件下,人们通常认为有孝德就必然有廉德。
B.孝可以使人产生清廉为官的责任意识,使人们在为官的过程中都会自觉遵守清勤慎德的为官道德。
C.廉能保证行孝,具备廉德能保证官员长守富贵,反之则有可能辱没父母亲祖和门风家风。
D.孝与廉在中国古代是相互支持的关系,但毕竟是两种不同领域的道德,本身是有差异的。

下列理解和分析,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孝与廉是中国传统道德的两个德目,是分别处理国家关系与家庭家族关系的两种不同道德。
B.廉是官员克己奉公、廉洁不贪的道德义务与品德,这种廉德促成了对父母亲祖的责任感。
C.在中国古代,一个人能为官就已经是有成就的人,就一定能够光宗耀祖,也是孝亲的表现。
D.有的人认为官员只要能孝顺父母就一定会廉洁奉公,这种想法夸大了孝文化的作用。

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在中国古代孝德泛化的社会条件下,孝被认为是为人第一德,一个人在家能孝亲,在朝必能忠君。
B.中国古代那些廉吏一生清廉为官,不做贪赃枉法之事,是因为他们担心受牢狱之灾而辱没先祖。
C.古代中国社会是一种家国同构的社会结构,所以在中国古代更看重孝与廉这两者的统一性。
D.中国古代的孝文化作为优秀传统的道德资源,对当前加强干部廉政与廉德建设可以发挥一定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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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笔花鸟画,在中国画门类中具有辉煌而悠久的历史,从宋代到清代,传承将近千年,其样式与风貌,在历代大师手中演变多端,美不胜收,是中国绘画史上无可替代的瑰宝。
然而传统工笔花鸟画的描绘、赏鉴及收藏,大致适宜于悠然闲适的农业文明时代。其精练的美学意蕴、风雅的玩赏价值以及高度成熟的人文积淀,在当代社会生活中毕竟不可强求了。因此,当代工笔花鸟画虽然在图式与技法上丰富多彩,但我们很难从中追慕它在中国古典文化中曾经有过的神采,尤其难以承袭花鸟画背后渊源深厚的文化底蕴。画家在创作的过程中,难免在延续图式及技巧的一面多有用心,而不易兼顾花鸟画创作极为重要的内在涵养。于是,我们难以回避的问题是:这一高度精美的画种有可能在不断的重复中,渐渐趋于庸俗的、艺匠式的、应酬应景的装饰性手艺。所以,重新审视、领会并着重探寻历代花鸟画经典的文化内涵,尤其是最成熟、最高贵、最华美的两宋花鸟画传统,对提升当代工笔花鸟画的内在气质与品质,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绘画自宋以来的精神渊源,离不开释家与道家静观无为、心领神会的思想传统。在宏观上,宋代的山水画达到道家精神的空前发挥;在微观上,花鸟画则处处渗透着佛家注重内省的喜悦,并与儒家的现世思想发生微妙的交接,兼具感官认知与积极入世的特质。犹可注意的是,宋人的花鸟画培育了极其精确细致的观察精神,奠定了古人称之为“状物”,今人称之为“写实”的创作美学。我们在宋代花鸟画的任何作品中,都会为古人参透造物、摹写精确的眼力与笔力所折服。
承袭隋唐绘画雄大灿烂的风格,北宋在山水画领域拓展出宏伟崇高境界的同时,又以花鸟画作为宫廷绘画的主脉,形成了高贵的院体画风格,将宫廷生活的奢华富贵,形诸名花异草。北宋花鸟画最为神奇的奥妙,是将大千世界生生不息的生命形态,不露痕迹地转化为无与伦比的绘画形态,这一转化的神功,是世界美术史难以破解的奇迹。而在花鸟形态的精准捕捉中,两宋花鸟画刻画功夫的“酷似”与“毕肖”,为植物与动物注入灵妙的神性与温暖的人性,更为花鸟画赋予了纯净的诗意。这种鬼斧神工与性灵教养的兼备,既是宋人的集体禀赋,也不能不归功于先秦时代即已发萌的伟大自然观及丰富的思想遗产。其化育所及,以至两宋近三百年的绘画史造就了世界上最奢侈、最富有贵族气息的宫廷绘画,理所当然地使花鸟画成为独立的画科,再加上几代宫廷画师倾注了无穷智慧,精工巧作,于是成就了工笔花鸟画这一独步世界绘画史的奇葩。
(节选自2012年12月17日《中国艺术报》)
关于宋代花鸟画,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宋代花鸟画兼具感官认知与积极入世的特质,其中渗透着佛家注重内省的喜悦,并与儒家的现世思想微妙交接。
B.宋代花鸟画培育了极其精确细致的观察精神,其作品无不显示着古人参透造物、摹写精确的眼力与笔力。
C.宋代花鸟画追求“酷似”与“毕肖”的风格,为植物与动物注入了神性与人性,赋予了作品纯净的诗意。
D.宋代花鸟画把成熟、高贵、华美的花鸟画传统推向了极致,探寻其文化内涵,对当代花鸟画的创作有重要意义。

下列不属于“成就了两宋传统工笔花鸟画这一绘画奇葩”因素的一项是( )

A.道家精神的空前发挥。
B.宋人的集体禀赋。
C.先秦时代即已发萌的伟大自然观及丰富的思想遗产。
D.两宋几代宫廷画师倾注的无穷智慧及精工巧作。

下列理解和分析,符合原文内容的一项是( )

A.在当代工笔花鸟画的创作中,画家只用心于延续图式及技巧的一面,而不去兼顾极为重要的内在涵养。
B.在画家们不断的重复中,工笔花鸟画这一高度精美的画种在当代沦为庸俗的、艺匠式的、应酬应景的装饰性手艺。
C.北宋的山水画和花鸟画继承了隋唐绘画雄大灿烂的风格,前者拓展出宏伟崇高的境界,后者则形成了高贵的院体画风格。
D.北宋花鸟画最为神奇的奥秘,是用“状物”“写实”这一神功不露痕迹地将大千世界的生命形态转化为绘画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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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庙祭祀的文化意义
刘续兵
祭祀文化是传统礼乐文明的丰富内涵之一,祭礼的内容可分为三个方面:天地、先祖、君师。文庙祭祀所采用的礼仪称为“释奠礼”,是传统社会的“国之要典”,也是中国历史上非常独特的文化现象,蕴含着重要的文化信息。
祭祀活动根据对象不同一般可分为血缘性祭祀与非血缘性祭祀。血缘性祭祀更多的是出于亲情,非血缘性祭祀则更多的具有社会文化的意义。
最初孔门弟子对孔子的“祭祀”是模仿祭祖活动而来,但又超越了一般的亲情,开创了祭祀史上的一大变革,为其增加了一项新的内容——祭祀老师。局限于孔门弟子之间的“祭孔”,因之具有了“血缘性”与“非血缘性”并行的特征,使得文化传承与亲情延续的意味同时存在。将“师”纳入祭祀对象,成为中国文化“尊师重教”的重要标志。这种祭祀老师的模式,因为儒家的推扬而延续下来并成为一种传统。
从文庙从祀制度的变革中,可以发现儒学本身的学术、信仰变化。唐代贞观年间,左丘明等22人配享孔庙,显然与当时崇尚汉唐经学的风气有联系。随着理学的兴起,周敦颐、张载、朱熹等六人被尊为“先贤”,这无疑是理学道统观的直接体现。至清代,增祀诸儒中又出现了以王夫之、黄宗羲等为代表的“行道之儒”,他们的出现与当时的社会形势密切关联。从祀诸儒的选择和晋升,均需受到官方的认可与节制。
历代统治者不厌其烦地兴建文庙、祭祀孔子,并非尊孔子为教主,立文庙为教堂,而是着眼于其现实的政治目的与文化道统的确立。孔子并不像老子被道教化身为神,文庙祭祀强调的是孔子的文化贡献,尤其是其为人类所制定的纲常伦理、道德教化。然而,从另一角度看,儒学在历史上却又确实起到了宗教的某些作用。文庙祭祀虽不能完全等同于宗教活动,却无疑蕴含着宗教的意义,发挥了宗教的部分功能。儒学与其他的宗教不同在于,它是一种信仰,而不是一种完全神学的宗教。
文庙祭祀是士人感受群体优越性和文化价值的一条重要渠道。如果能够进入文庙从祀,将证明其得到了儒学的正统地位。不少人梦寐以求死后能够进入文庙从祀,一些大儒的门人后学也积极推动其宗师进入文庙,为自己和其学派争得一份殊荣。文庙祭祀与经典的诠释、科举制度的推行和政教合一的政治体制,共同奠定了士人对于儒学和孔子的信仰。这种信仰尽管没有发展成为一种制度化的宗教,但其对于古人“安身立命”的功能,完全可以与宗教相仿佛。张载所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正是儒家优秀分子对于自身信仰和使命的自觉表达。
历代重视文庙祭祀,当然首先在于尊重作为伟大思想家的孔子本人,尊重以孔子为代表的历代圣哲贤儒,同时,更是尊重以孔子儒学为代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恐怕才是文庙祭祀的本质意义所在。
(选自2013年03月25日《光明日报》,有删改)
关于“文庙祭祀”,下列说法正确的一项是( )

A.文庙祭祀是我国历史上独特的文化现象,它所采用的礼仪称为“释奠礼”,内容可分为三个方面:天地、先祖、君师。
B.文庙祭祀最初来源于孔门弟子的祭祖活动,但对孔子的祭祀又不仅仅是出于亲情,更多的是具有文化传承的意义。
C.文庙祭祀的对象,除了祭祀孔子以外,还祭祀儒家历代先贤圣哲,体现了随时代和社会变化而变化的特点。
D.文庙祭祀和宗教活动完全不同,它不是尊孔子为教主,立文庙为教堂,而是着眼于政治目的与文化道统的确立。

下列对文庙祭祀的文化意义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

A.文庙祭祀将“师”纳入祭祀对象,开创了一种新的祭祀模式,是中国“尊师重教”传统的重要标志。
B.文庙祭祀体现了儒家的学术风尚,从文庙从祀制度的变革中,可以发现儒学本身的学术和信仰变化。
C.文庙祭祀具有一定的宗教与信仰意蕴,同时也是中国历代传统知识分子实现人生价值的有效途径之一。
D.文庙祭祀既是对孔子本人的尊重,也是对孔子之道的尊崇,从本质上讲也是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尊重与传承。

下列理解和分析,符合原文内容的一项是( )

A.在传统礼乐文明的丰富内涵中,祭祀文化是中国历史上非常独特的文化现象,蕴含着重要的文化信息。
B.文庙祭祀能够延续下来并成为一种传统,除了儒家的推扬外,也与历代统治者的大力推动有重要关系。
C.孔子虽然不像老子被道教化身为神,但历史上儒学却无疑蕴含着宗教的思想,发挥了宗教的部分功能。
D.文庙祭祀是传统社会的“国之要典”,很多人渴望能到文庙参与祭祀,主要是为了证明其得到了儒学的正统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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