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青石小街费振钟（1）在江南，在每一座-优题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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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写作学将“写作”定义为：“人类运用书面语言文字创生生命生存自由秩序的建筑的行为、活动。”所谓“生命生存自由秩序”包括两层意思：一是指“语言结构秩序”，二是指“情感思想秩序”。如果要问写作教学、作文的终极理想，可以说就是建筑这种“生命生存自由秩序”，而建构“语言结构秩序”就是一种中介性、手段性、途径性理想。但是，语文性存在与其他性质存在不同的地方就是语文性存在是通过“语言结构秩序”的建筑来完成的。因此，这就是写作不同于其他信息传播行为的地方。这是写作哲学和写作美学的问题。
写作原理的第一个层面关心的问题是，“情感思想秩序”和“语言结构秩序”的形成、生成机制是怎么一回事?当代写作学认为，这二者都是通过写作思维来生成的，因为言语行为和思维行为是并行的。言语生成的问题无法通过语言学、语法学以及文章学来解决问题，必须通过写作思维学、心理学来解决，因此，写作学的问题主要是写作心理和思维的基本原理的揭示，这就是广义的写作思维和广义的写作心理的内涵。当代非构思写作学认为，写作的第一原理是赋形思维——重复与对比的生长原理；第二原理是路径思维——作为逻辑思维的因果分析、构成分析、过程分析、程度分析和作为形象思维的相似思维。运用这两大思维操作的种种模型、技术不仅可以生成思想、情感，而且可以生成表达行文的材料、语言、结构、篇章。上述思维学是写作微观操作化原理。
第二个层面是写作的宏观控制原理。一方面是指写作文化规范对写作思维的控制，另一方面是指写作禁忌对写作思维的控制。前者是指写作文化学，后者是指写作禁忌论、写作策略论。前者保证了写作内容和技巧的先锋性、创造性，后者保障了写作内容的得体性和智慧性。
在第三个层面上，关于写作行为过程的理想状态的原理，当代写作学认为，真正的自由的写作并非如西方几千年的传统写作学所“假想”（法捷耶夫）的那样，是一种先构思，后表达的过程，而是一种非构思的生长过程。
中小学作文教学与大学写作教学二者又是有差别的，否则就没有高等写作教学与中小学作文教学这样两个名称了。这种区分和差别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教学内容的侧重点不同，二是教学语言和教学方式不同。前者是作文教学的课程论问题，后者是作文教学方法论的问题，而这里的重点还是前者。
从上面当代写作学阐述的三个层次的基本原理来看，一、二层次的基本原理是写作行为的基本原理；第三个层次的写作原理是写作教学的原理。从理想的科学的教学目标来看，无论大学写作教学还是中小学作文教学，“非构思写作”状态和境界的形成是写作教学的最终目标。中小学作文教学不同于大学写作教学。但从写作的原理、写作知识教学与能力生成机制的原理来看，其实二者并无本质上的区别，只有量和程度的差别而已。所以美国著名教育家布鲁纳认为，大学、中学、小学课程的性质、科学原理是没有多大的区别的。在中小学作文教学的问题上也应当作如是观。但是，在教学内容上面，中小学作文教学的重点应该放在写作思维操作模型、习惯、无意识的感性形成上面，其目的是能够让学生运用这些写作思维操作模型自动生成文章的主题、立意以及所需的材料、结构、篇章，实现基本的写作能力，同时运用这些写作思维的基本能力去进行各种具体的文章体裁的练习与实践，实现“出言有章”、“言之有序”的写作表达；同时通过写作行文措辞学知识的学习解决写作行文语言的艺术性、表现力的问题，从而实现“言之有文”的写作表达；通过写作禁忌学知识的学习与训练，实现“言之得体”的写作表达。而大学写作教学则侧重于通过写作哲学、写作美学、写作文化学知识的教学形成写作思维的控制能力，实现对写作思维活动的控制，实现先锋性、原创性、审美化的写作表达。
至此，我们解决了中小学作文教学体系的两个前提性问题：一是作文教学目标问题，通过非构思写作实现人类精神秩序和语言的秩序的创生；二是作文教学内容途径、课程论问题，即通过写作思维学、写作策略论、写作措辞学的学习和训练达成“非构思写作”的境界，实现写作的自由表达、有创意的表达。这样一来，中小学作文教学体系的性质问题——什么样的体系的问题，即现代化、科学化、民族化——便得到了基本解决。
为什么说这只是“建构什么样的中小学作文教学体系”这个性质问题得到了基本解决呢?因为，这里还未解决作文教学内容的科学进程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仍然不能形成科学的作文教学的课程体系。
下列各项中，与原文中“论写作”不符的一项是（）

A．语文性存在与其他性质存在不同的地方就是语文性存在是通过“语言结构秩序”的建筑来完成的。当代写作学认为写作教学终极理想，就是建筑“语言结构秩序” 和建构“生命生存自由秩序”。

B．从理想的科学的教学目标来看，无论大学写作教学还是中小学作文教学，“非构思写作”状态和境界的形成是写作教学的归宿。

C．当代写作学认为，真正自由的文学创作是一种非构思生长，是不断生成的的过程，而不是先构思，后写作的过程。

D．中小学作文教学其目的是是能够让学生运用这些写作思维操作模型实现基本的写作能力，解决语言的艺术性、表现力的问题，实现“言之有文”“言之得体”的写作表达。

下列理解，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作文教学目标问题，通过写作思维学、写作策略论、写作措辞学的学习和训练达成“非构思写作”的境界，实现写作的自由表达、有创意的表达。

B．大学写作教学通过写作哲学、写作美学、写作文化学知识的教学形成写作思维的控制能力，实现对写作思维活动的控制，保证了写作内容和技巧的先锋性、创造性、得体性和智慧性。

C．现代写作学认为，中小学作文教学的重点应该放在写作微观操作化——思维操作模型、习惯、无意识的感性形成上面，只有建构写作思维操作模型，写作行为才有章可循。

D．中小学作文教学与大学写作教学二者有本质差别，否则就没有高等写作教学与中小学作文教学这样两个名称了。这种区分和差别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教学内容的侧重点不同，二是教学语言和教学方式不同。

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中小学作文教学的重点应该放在写作思维操作模型、习惯、无意识的感性形成上面。形成科学的中小学作文教学的课程体系必须解决作文教学内容的科学进程问题和中小学作文教学体系的性质问题。

B．运用赋形思维、路径思维操作的种种模型、技术不仅可以生成文章内容，而且可以生成文章的形式。

C．当代写作学否定传统写作学的先构思，后表达的写作过程，认为作文教学目标是通过非构思写作实践实现人类精神秩序和语言的秩序的创生。

D．言语行为和思维行为是并行的，言语生成的问题无法通过语言学、语法学以及文章学来解决问题，必须通过写作思维学、心理学来解决，所以写作心理和思维的基本原理的揭示成为写作学的主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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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在北京
面对姐夫田真一的质问，沈从文说：“在乡下做老总有出息？可是我怎么做下去？六年中我除了对被杀的和杀人的留下个愚蠢残忍的印象，什么都学不到！……我想读点书，半工半读，读好书救救国家。这个国家这么下去实在要不得！”
听了沈从文一番话，田真一不觉微笑着，极诚恳地对沈从文说：“好，凭你这点胆气，就有资格北京城住下。可是我得告诉你，既为信仰而来，千万不要把信仰失去！”
沈从文住在酉西会馆里，开始北京后第一阶段的自学。每天早上吃两三个馒头、一点泡咸菜，就一头扎进京师图书馆。到了冬天，北京气温降到零下十几度，沈从文仍然穿着薄薄的单衣。图书馆不开门的日子，他便呆在会馆里，钻进被窝，看随身带的那本《史记》。
后来，在自己的“窄而霉小斋”里，沈从文开始无日无夜地伏案写作。投出后的文章却如石沉大海。
1923年12月，鲁迅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发表了题为“娜拉走后怎样”的演讲。他说：“自由固不是钱所能买到的，但能够为钱而卖掉。”
鲁迅所说的危机，其时正降临到沈从文身上。
深秋的北京，刮起大风，尘沙遮天蔽日，昏黄的阳光在空中凄惨惨地闪烁，沈从文独自彳亍街头，又是一天没有吃东西了。一支奇怪的队伍从他身边走过。最前面的是一个军人模样的人物，手里摇摇晃晃举着一面小白旗，身后跟着七八个面黄肌瘦、衣衫褴褛的同胞。
拿旗的人打量着沈从文，无所谓地笑笑说：“跟我们走，有饭吃。”沈从文便跟到队伍后面。队伍在一处停了下来，然后人们依次到一张桌子前面押按手印。快轮到沈从文时，他瞧见了放在桌子上供人画押的表格，赶紧悄悄离开了队伍，带着失望转回他的“窄而霉小斋”。
他明白，那个举白旗的人物，是招兵的，跟在他身后的同胞正准备去卖身当兵。他晕乎乎地走着，心里涌起悲愤，同时缠夹着理不清的混乱。
1924年冬，沈从文于百般无奈中，怀着一丝希望，写信向郁达夫倾诉自己的处境。11月13日，郁达夫看望沈从文了。这一天，外面正纷纷扬扬下着大雪。郁达夫推开了那间“窄而霉小斋”的房门。沈从文身穿两件夹衣，用棉被裹着两腿，坐在桌前，正用冻得红肿的手提笔写作。
郁达夫默默地听了沈从文倾诉自己北京的打算和目前的处境，瞧瞧沈从文的神色，郁达夫一切都明白了。他站起身，将脖子上的一条淡灰色羊毛围巾摘下，掸去上面的雪花，披到沈从文身上。然后邀请沈从文一道出去，在附近一家小饭馆吃了顿饭。结账时，共花去一块七毛多钱。郁达夫拿出五块钱付了账，将找回的三块多钱全给了沈从文。一回到住处，沈从文禁不住伏在桌子上哭了起来。
半个世纪以后，郁达夫的侄女郁风拜访沈从文时，两人曾谈及这件往事。郁风说：“沈先生对我说这话时已经是70多岁的老人了，但他笑得那么天真，那么激动，他说那情境一辈子也不会忘记。”
三个月后，沈从文在《晨报副刊》上发表了散文《遥夜——五》。文章叙述了自己乘公共汽车的一段经历，在将自己与有钱人的对比中，诉说自己窘迫的处境和内心感受到的人生痛苦和孤独。这篇文章被北京大学教授林宰平看到了。他托人找到沈从文，邀他到自己家去谈天。这陌路相逢的一老一少，谈了整整一个下午。得林宰平介绍，沈从文终于得到了一份工作——去香山慈幼院图书馆做了一名办事员。
1980年，美国一位学者金介甫在北京访问沈从文时，曾这样问他：
“您为什么1922年来北京？”
“我想独立。”
“我并不是为吃饭和做事来北京的！”
到1926年，他的作品已经获得了较多的发表机会，沈从文走完了最初阶段的创作历程。
（选自《沈从文传》有改动）
谈到“鲁迅所说的危机，其时正降临到沈从文身上”，这里的“危机”指什么？这句话在文中有什么作用？请简要分析。
在谈到与郁达夫的交往时，沈从文“笑得那么天真，那么激动，他说那情景一辈子也不会忘记”，请简要分析其原因。
在湘西时，沈从文做的是“老总”，但他却跑到北京忍饥挨冻，受冻受寒。对此，你有怎样的看法？请结合全文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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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游记》，别样的经典
明朝人所称的“四大奇书”，除了稍晚出现的《金瓶梅词话》，其余《三国演义》《水浒传》和《西游记》三部，都是传统积累型小说，是作家在前代民间艺人和文人不断加工的基础上才写定的。这三部小说中，以《西游记》最不露集体创作的痕迹，小说作者以他自己的风格完全溶解了前人对唐僧取经故事所提供的艺术材料，使小说的内容和形式都烙上了独创的、属于他的个人风格的印记。
神佛妖魔故事在我国有悠久的创作传统和丰富的艺术经验积累，也有外来的，主要是印度佛教文学的故事的濡染。除了神祇和鬼魂是古代原始宗教的产物以外，神仙和妖怪是秦汉以来方士、道士然后是艺术家——民间艺人和文人的虚构；佛、菩萨、魔则是由印度佛经传入，然后汇入中国超人间故事的体系的。这种本土的和外来的超人间幻象的汇合，自六朝的志怪小说以来已渐次达到密洽无间；与此相应的是宗教上道教和佛教在对立中的互相渗透，互相容受，使道教神和佛教神在群众中从观念到风习形成一个模糊的整体。《西游记》的艺术虚构正是建立在传统艺术经验和这种社会的宗教性观念、风习的基础之上的，但它又以作者融会了传统艺术经验所形成的艺术独创性批判了社会的宗教性观念，或更正确地说，和社会的宗教性观念开了玩笑，对它进行了嘲弄。
在宗教观念和社会意识中，神与魔是正与邪、是与非、顺与逆、善与恶、光明与黑暗的象征，前者应予肯定，后者应被否定。但《西游记》不与宗教观念和社会意识认同，吴承恩对神与魔一视同仁，道教神玉皇大帝、道教祖师太上老君、西方佛祖释加牟尼，都是被揶揄、调侃、捉弄的对象，至于天将神仙、菩萨金刚和诸路神祇就更不在话下。不少妖魔倒是可亲可爱，有人情味，是引人寄以同情的对象，猴精孙悟空便是最突出的一个。他的魅力在于他的妖气而不在于他的改邪归正，在于他的个性放纵而不在于受理性约束，读者则同情于他受紧箍咒时的窝囊气而欣喜于他的有时妖性复发。西方路上好多魔头和小妖的天真、狡狯和滑稽也引人喜爱；不少妖魔和神佛通声气，有渊源，是一家子。神与魔泯除了界限，受到作者的平等待遇，于是，宗教的价值观就被抛弃，被超越，宗教的虚伪性也在很大程度被揭露了：因为说到底，天堂地狱，神佛妖魔这些超人间的幻象全是随着艺术家的意旨转的，是艺术虚构的产物。《西游记》创造了一个神魔世界，同时也就宣告了宗教的创造和作家本人所创造的同样都是一种意识的虚构。
《西游记》不仅奠定了神魔小说这一小说品类的基础，开拓了中国长篇小说的表现内容，而且是中国小说中极为少见的描绘了人与自然的关系的作品。中国长篇小说的主题，通常集中在战争、爱情、政治、家庭等等社会性的关系上，很少有、或者简直没有像西方小说中《鲁宾逊漂流记》那样一类以人和自然斗争为主题的作品。《西游记》却以丰富瑰奇的想象，描写了师徒四众在迢遥的西行途上和穷山恶水冒险斗争的历程，并以降妖伏魔赞美了取经人排除艰难的战斗精神，它是人战胜自然的凯歌。
（节选自《西游记〈前言〉》）
下列对“神魔小说”产生、发展过程的阐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A．神佛妖魔故事创作在我国有悠久的创作传统，在创作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艺术经验，在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后，又受到了佛教文学故事的濡染。

B．佛、菩萨、魔自六朝以来汇入中国超人间故事体系后，本土的和外来的超人间幻象逐渐结合得越来越紧密。

C．到了神魔小说《西游记》，不少妖魔富有人情味，成了引人同情的对象，相反，玉皇大帝、太上老君、佛祖如来却成为被揶揄、调侃、捉弄的对象。

D．《西游记》创造了一个神魔的世界，奠定了神魔小说品类的基础，开拓了中国长篇小说的表现内容，描绘了人与自然的关系。

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A．在传统积累型小说中，明朝人所称的“四大奇书”，以《西游记》最不露集体创作的痕迹，留下了个人风格的印记。

B．吴承恩为了抛弃并超越宗教的价值观，彻底揭露宗教的虚伪性，在《西游记》中有意泯除了神与魔的界限，甚至把不少神、魔写成了一家子。

C．《西游记》里的各种艺术形象既是艺术虚构的产物，也是意识虚构的产物，它们都来源于神佛故事和各种宗教幻象。

D．《西游记》以丰富瑰奇的想象，成就了人战胜自然的凯歌。它描绘了人与自然的关系，此类作品在中国小说中极为少见。

下列关于文章内容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A．佛教传入中国后，道教和佛教在对立中互相渗透，互相容受，使道教神和佛教神在群众中从观念到风习形成一个模糊的整体。

B．因为吴承恩对神与魔一视同仁，颠覆了神的神圣，所以人们不再认为神与魔是正与邪、是与非、顺与逆、善与恶、光明与黑暗的象征。

C．《西游记》的艺术虚构以传统的艺术经验和宗教性观念、风习为基础，而又融会了传统艺术经验所形成的艺术的独创性，嘲弄了社会的宗教性观念。

D．孙悟空可亲可爱，有人情味，他的魅力表现在他的妖气、他的个性放纵上，他受紧箍咒的气让人同情，他有时妖性复发让人欣喜。

材料概括分析题
习见的环境都已变成实用的工具。比如我久住在一个城市里面，出门看见一条街就想到朝某方向走是某家酒店，朝某方向走是某家银行。这样，我的注意力就迁到别的事物上去，不能专心致志地看这条街或是这座房子究竟像个什么样子。而游历新境时最容易见出事物的美，因为在崭新的环境中，我还没有认识事物的实用的意义，事物还没有变成实用的工具，一条街还只是一条街而不是到某银行或某酒店的指路标，所以我能见出它们本身的美。
一件本来惹人嫌恶的事情，如果你推远一点看，往往可以成为很美的意象。袁子才尝刻一方“钱塘苏小是乡亲”的印，看他的口吻是多么自豪！但是钱塘苏小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伟人？她原来不过是南朝的一个妓女。和这个妓女同时的人谁肯攀她做“乡亲”呢？当时的人受实际问题的牵绊，不能把这些人物的行为从极繁复的社会信仰和利害观念的圈套中划出来，当作美丽的意象来观赏。我们在时过境迁之后，不受当时的实际问题的牵绊，所以能把它们当作有趣的故事来谈。它们好比经过一些年代的老酒，已失去它的原来的辣性，只留下纯淡的滋味。
一般人迫于实际生活的需要，都把利害认得太真，不能站在适当的距离之外去看人生世相，于是这丰富华严的世界，除了可效用于饮食男女的营求之外，便无其他意义。花长在园里何尝不可以供欣赏？他们却欢喜把它摘下来挂在自己的襟上或是插在自己的瓶里。许多人如果不知道周鼎汉瓶是很值钱的古董，宁愿要一个不易打烂的铁锅或瓷罐，不愿要那些不能煮饭藏菜的破铜破铁。这些人都是不能在艺术品或自然美和实际人生之中维持一种适当的距离。艺术家和审美者的本领就在能不拿盛酒盛菜的标准去估定周鼎汉瓶的价值，知道在美的事物和实际人生之中维持一种适当的距离。
（选自朱光潜《艺术和实际人生的距离》，有删改）
前两段分别从哪两个角度阐明距离与审美的关系？请加以概括。
“它们好比经过一些年代的老酒，已失去它的原来的辣性，只留下纯淡的滋味。”这句话该如何理解？
据报道，从前有一个乡下人看戏，看到演曹操的角色扮老奸巨猾的样子惟妙惟肖，不觉义愤填胸，提刀跳上舞台，把他杀了。请结合本文观点，对乡下人的行为表明你的态度并作出简单评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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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还有记忆
刘瑜
最近，看了一部话剧《弗罗斯特》。该剧是对1977年一场电视访谈半写实、半虚构的舞台重构，访谈者是英国脱口秀主持人弗罗斯特，被访谈者是美国前总统尼克松。虽然当时水门事件已经过去了5年，尼克松也下台了3年，但是尼克松从来没有真正承认过错误。弗罗斯特雄心勃勃地想迫使尼克松在访谈中认错，而尼克松步步为营，将弗罗斯特咄咄逼人的提问转化为自我辩护，但最终还是“战败”了，在亿万电视观众面前出尽洋相，不得不缴械投降。
这个故事的主题，用最简洁的话说就是：不忘记，不原谅。
尼克松30年前的错误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在公众的记忆中消失，西方文化中公众对政治家过错“耿耿于怀”的态度令我感慨。虽然尼克松在世时就受到了政治的、舆论的惩罚，但他并没有因此得到救赎，几十年来人们从没有忘记向已经落入“井底”的他扔“石头”。要许多习惯领导特权的人来说，美国总统对竞选对手进行窃听，好像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丑闻。但是美国社会没有这种“宽容”，支持率的自由落体、弹劾的压力、甚至入狱的威胁，迅速将尼克松抛入历史的垃圾堆。
“不忘记、不原谅”的表现，就是各类文化产品中反思主题反反复复的出现。拿水门事件来说，电影《尼克松》《迪克》《所有总统的人》都有对水门事件的再现和反思，电视片《辛普森》《X档案》《福图拉马》中也都有反映水门事件的剧情。当然，文化产业对政治错误最不依不饶的典型，还是越战的“文化工业”。且不说书籍、电视、歌曲、漫画等，就拿电影一项来说，作品就已经汗牛充栋，如奥利弗•斯通的越战三部曲。
可以看出，在人类天生的健忘倾向面前，文化产业主动承担了守护记忆、背负记忆、传载记忆的责任。面对权力社会可能手无寸铁，但是至少还有记忆。相比之下，中国有多少文艺作品在守护我们的集体记忆呢？“三年自然灾害”死亡成千上百万，我们有几部电影反映那些苦难？面对血流成河的土改、镇反、文革、四清，我们的奥利弗·斯通在哪里？在《大话西游》里？在《无极》和《遍城尽带黄金甲》里？权力固然封锁了记忆，但是社会本身、公众本身又有多少回忆的冲动、诉说的冲动、用历史的火炬去照亮未来的黑暗的冲动？
对于历史的伤痛，我们习惯于说“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何必揭历史的伤疤”；对于哪怕映射这一伤疤的文艺作品，我们涂抹着西方解构主义、荒诞主义、后现代主义的口红的嘴巴又说，“这种宏大叙事是多么的土气”。但是，如果对生命和痛苦的漠视可以体现在我们对待历史的态度里，它同样可以体现到我们对现实的态度里。事实上，当我们的文艺作品用五光十色的豁达、诗意、颓废、华丽、放荡、恶搞去包裹怯懦时，它正在体现到我们对现实的态度里。
当然，《弗罗斯特》这样的作品集中出现在这几年，绝非巧合。显然，这些作品的编剧导演都或多或少有影射当代政治尤其是伊战的意图。也许，历史的妙处正在于此：它不仅是关于过去的事件，还可以是关于现实和未来的寓言。
（选自《民主的细节》，有删改）
请简要概括本文的论述思路。
作者认为“不忘记，不原谅”在中国鲜有表现的原因有哪些？
“它不仅是关于过去的事件，还可以是关于现实和未来的寓言。”这句话包含了哪些深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