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文后各题。
钱穆:你是中国人,不要忘记了中国
潘剑冰
钱穆,字宾四,江苏无锡人,著名历史学家,国学大师。其《国史大纲》被公推为中国通史最佳著作之一。1949年秋,任香港亚洲文商学院院长;1950年,在香港创办新亚书院,1990年去世,是当代中国声名赫赫的一位文化宗师。
在《国史大纲》的引论中,钱穆说:“唯藉过去乃可认识现在,亦唯对现实有真实之认识,乃能对现在有真实之改进。”“故欲其国民对国家有浓厚之爱情,必须先使其国民对国家已经之历史有深厚之认识。”余英时认为钱穆毕生以抉发中国历史和文化的主要精神及其现代意义为治学宗旨。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研究历史的人总是好旧的,所以女人嫁给历史学家肯定是不会错的。钱穆在北京教书时,中式的长袍已经成了一种落伍的标志。但是钱穆看到好友陈寅恪穿长袍,他也改穿长袍,并把这一习惯一直坚持到老。在中国的传统文化受到西方文明的冲击时,钱穆以这样最直接的方式宣布自己将坚决捍卫自己国家和民族的文化,这是需要很大的勇气与毅力的。
钱穆在燕京大学的时候,作为一所美国人创办的教会大学,燕大的水电费催缴单都是用英文写的,对此,大家也觉得很正常。但是钱穆不干了,他每个月接到水电缴费单后都把它扔到一边。后来学校派人来质问这个“老赖”,钱穆告诉来人:“我是学校聘用的一个国文教师,不必要认识英文。为什么你们在中国办学校要用英文发通知?”
钱穆在中学执教时有一段时间兼过英文课,他的英文水平看懂水电单绰绰有余,他的理由无非是外国人在中国办学校就得用中文,这种行为是一种保护民族文化的本能。为此,他不惜当刺头儿。
值得一提的是,在一次燕大校长司徒雷登与教师的宴会上,钱穆大胆直言,批评燕大各楼的起名问题,说入校门即见M楼、S楼,不伦不类,既然在中国,就应该起个中国名字才是。司徒雷登最终接受了钱穆的建议,事后,他按照各楼美国捐建者名字的汉译,将M楼改为穆楼,S楼改为适楼,办公楼命名为贝公楼。有人跟钱穆开玩笑说:“正是因为你的提议,学校以你的名字来命名一座楼,与胡适各分各占一楼,你真是荣幸啊!”新中国成立后,燕大并入北大,北大搬到了燕大的校园,现在北大校园的未名湖,就是当年钱穆起的名。
在钱穆的心目中,一国的传统文化和民族精髓首推其历史,他认为一个国民只有充分了解本国的国史,才能建立起对国家民族的“信仰”。
钱穆欣赏顾炎武的观点,认为“亡国”与“亡天下”有着本质的区别,“亡国”不过是改朝换代,而“亡天下”则意味着一国精神文化的消亡,这才是最可怕的。
1950年秋,钱穆在香港创办“新亚书院”,期间历经坎坷与打击,艰辛难为外人道也。彼时已经功成名就的钱穆完全可以不用去自讨苦吃,但他看到许多流亡到香港的青年人彷徨无着,失去精神支柱,觉得自己应该尽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经世救国的责任,借由在百年殖民之地上办校之机,倡导中国文化,让流亡者别忘了要做中国人。
1986年6月9日,九十二岁高龄的钱穆在台湾自己的寓所素书楼讲完最后一课,从此告别杏坛,他给自己的学生留下了最后赠言:“你是中国人,不要忘记了中国!”毫无疑问,钱穆心中的“中国”正是一个有五千年悠久历史灿烂文明的中国。
1990年8月30日晨,风雨之日,钱穆于台北杭州南路新迁寓所去世,享年96岁,身后留下一千四百万言的著作。1992年,钱穆魂兮归来,归葬太湖水滨。而他留在岭南的足迹,也被历史一路仔细搜集,成为后人阅读钱穆时一个绕不过去的章节。
钱穆的学生余英时在他逝世后写下了这样的挽联:
一生为故国招魂,当时捣麝成尘,未学斋中香不散。
万里曾家山入梦,此日骑鲸渡海,素书楼外月初寒。
(节选自《名人传记》2014年第5期,有删改)
(1)下列对原文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最恰当的两项是( )( )
A.钱穆同意顾炎武的观点,认为“亡天下”远比“亡国”要可怕,因为“亡天下”意味着一国精神文化的消亡。 |
B.学生余英时认为,作为一代文化宗师的钱穆是以阐述和发挥中国历史和文化的主要精神为毕生治学宗旨的。 |
C.在面对西方文明的冲击时,钱穆总是非常直接地宣布自己坚决捍卫本国和本民族的文化,这需要很大的勇气与毅力。 |
D.“女人嫁给历史学家肯定是不会错的”一句看似闲笔,且有明显戏谑意味,但活跃了文章气氛,也自然引出了关于钱穆的轶事。 |
E.钱穆创办“新亚书院”时,已然功成名就,之所以要自讨苦吃,是要倡导中国文化,进而可以获得在殖民地香港办校的机会。
(2)全文以哪些具体事例来表现钱穆先生一生奉行保护民族文化的思想?
(3)有人说余英时的挽联非常准确地概括了钱穆先生一生的治学和情怀,试进行简单分析。
(4)结合全文,联系现实中的具体事例,谈谈你对钱穆捍卫民族文化的思想及行为的看法。
现代文阅读(二)
一代醇儒张元济
熊月之
张元济一生最主要的事业是出版与古籍整理,两者又是与他在商务印书馆的经历联系在一起的。
在张元济的领导下,商务印书馆由小到大,由弱到强,成为近代中国最大的出版机构。新式出版业是到近代才出现的行业,从写稿、组稿、翻译、编辑、印刷、出版、发行到企业管理,从印刷机器、纸张、油墨、装订、开本到印数,从联系作者、译者到与官府打交道,所有这些,对于张元济来说,都是完全陌生的工作,他能够由外行变成内行,由知之不多到知之甚多,考其诀窍,就是两个字:敬业。他坚持,不赚钱的书一般不出,有政治风险的书一般不出,包括拒绝印刷康有为、孙中山的书,都是为了对公司负责,也都是敬业的表现。
张元济无论当官还是经商,都真诚对人,不虚伪,不欺饰,宽以待人,严以律己。他与总经理高凤池在经营理念、用人标准、对违纪人员处理等方面,存在诸多分歧。对于这些分歧,他不掩饰,不回避,开诚布公地交换意见。1919年,因为许多分歧难以消除与妥协,张元济决定辞去经理之职。经人调解,他与高凤池达成和解,并坚持一定要向高凤池道歉。与高凤池相比,论社会地位,张要高出许多,张是翰林,高是小学程度。论在商务的影响力,张也要大许多。细论张、高二人的分歧,张的意见,均为企业前途着想,有利于企业健康发展,如注重企业制度建设,引进、起用新人,对于违纪违法员工严肃处理,高则立于相反方面。但是,二人矛盾一经调解之后,张便主动道歉,诚恳支持高的工作,并坚持自己的薪水必须低于高凤池。诚与恕是一体两面。待人诚恳,必然设身处地为别人着想。1927年,张元济被绑架,在南翔附近的农村被关了六天六夜。绑匪开价先是30万元,后降至20万—15万—2万,最后以一万元赎票。那时,上海绑票案件屡屡发生,撕票的事情也不止一例。张元济能安然脱险,与他设身处地、以恕道对待绑匪有关。绑匪也是人,张元济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示之以诚,终于化险为夷。
1925年五卅运动以后,商务印书馆屡起工潮。对于工人的罢工斗争,张元济力主两边兼顾,同存共利,通过协商解决。问题解决后,作为资方代表的张元济,反而得到工人的拥护,职工大会上竟然全场高呼“打倒王显华!”“拥护张菊生!”张元济在当中到底起了什么样的作用,我们没有更细的资料,但是,从结局看,张元济至少比经理王显华更加理解和重视工人的要求,能够同情地理解工人的权益。
乐志华是张元济轿车司机的外甥,从宁波乡下来到上海,1923年到一位英国人家里当佣人,被主人诬陷偷了740英镑,关进牢房,在全无证据的情况下,被巡捕打得遍鳞伤,右腿残废。张元济获悉此事后,为他聘请律师,到医院验伤,通过宁波同乡会呼吁社会援助,向法院提起诉讼。官司打了五个月,冤情终于得到昭雪。
待人诚与责己严是联系在一起的。无论在什么位置上,张元济都严格要求自己。主持编辑《四部丛刊》、《百衲本二十四史》等大部头古籍汇编,为公司带来了巨额收入,他自己从未收取过什么主编费及稿费。在公司,自己的薪金一向从严,不让儿子进入商务印书馆。
正因为张元济待人真诚,责己严格,所以,从清末到民国,商务印书馆能够团结那么多文化人。这些人有不同的教育背景,不同的社会阅历,不同的政治态度,但与张元济的关系都很好。
胡适等评论张元济“是富于新思想的旧学家,也是能实践新道德的老绅士”。新思想与旧学家、新道德与老绅士这看似对立的两极,在张元济那里得到了统一,而且统一得那么自然、浑然,因为这一切,都出于他的诚意、正心。
(选自2012年10月15日《文汇报》,有删改)作者为何要选择张元济与高凤池之间的纠纷来详细介绍?请结合全文,简要分析。(6分)
“诚与恕是一体两面”,而作者为了表现张元济的“恕”,写出了哪些典型事件?请概括作答。(6分)
张元济作为一个领导,其“敬业”体现在很多方面,请结合全文,谈谈你的理解。(6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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陌生人
(法)普鲁斯特
多米尼克坐在熄灭的炉火旁边等待他宴请的宾客。每天晚上,他都要邀请几位爵爷和一些风趣的人跟他共进晚餐。由于出身高贵,富裕而且好客,他从不会孤单。火把尚未点燃,屋子里的日光已经颓然消逝。
突然间,他听到一个声音,一个遥远而又贴近的声音对他说:“多米尼克。”——他分明听到那声音在呼唤,在很远又很近的地方呼唤:“多米尼克。”他吓得浑身冰凉。他从未听见过这种声音,可这声音多么熟悉,他清楚地分辨出那是一个受害者,一个已经死去、出身高贵的受害者的声音。他寻思自己究竟犯下了哪条旧时罪孽却又想不起来。然而这声音的语调分明在谴责一种罪恶,一种无疑是他在不知不觉中犯下而又负有责任的罪恶——他的悲哀和恐惧便是明证。他抬起眼睛,看见他面前站着一个严肃而又亲切,模样混沌不清而又动人心魄的陌生人。多米尼克用几句充满敬意的话向他的那个忧郁而又自信的权威致意。
“多米尼克,难道我是你唯一没有邀请参加晚宴的人吗?你想用我来弥补旧日的过失,那是错误的。当你衰老的时候,我要给你介绍从未来过这里的其他人。”
“我邀请你参加晚宴。”多米尼克带着他也不明白的诚挚回答道。
“谢谢。”陌生人说。
他的戒指底座没有印刻任何徽饰,他通过言语传递的思想不曾结出锋利闪光的寒霜。然而多米尼克对他那亲如手足而又强劲有力的目光一见如故,陶醉在一种不可言喻的幸福之中。“不过,如果你想把我留在你的身边,你就必须打发走其他客人。”
多米尼克听见客人在敲门。火把尚未点燃,屋里一片漆黑。
“我不能把他们打发走,”多米尼克回答,“我害怕单独一人。”
“其实,跟我在一起你还是单独一人,”陌生人悲哀地说,“可是你必须挽留我,你从前错怪了我,你必须弥补。比起他们来我更喜欢你,让我教你怎样谢绝他们。当你衰老的时候,他们是不会来的。”
“我不能。”多米尼克说。
他明白自己刚才牺牲的是一种高高的幸福,遵奉的是一种不可推脱而又庸俗不堪的习俗,他为服从这种习俗所付出的代价根本没有乐趣可言。
“赶快选择吧。”陌生人傲慢地恳求道。
多米尼克去为客人开门,与此同时他头也不敢回地问陌生人:“你究竟是谁?”
已经消失的陌生人对他说:“你今天晚上牺牲我去服从这种习俗,到了明天你给我造成的伤口流出的鲜血将会更多。你遵奉的习俗一次比一次专横,它每天都使你离我更远,迫使你给我带来更大的痛苦。你很快就会杀死我,你再也见不到我了。然而比起其他人来,你欠我更多,在不久的将来,这些人会抛弃你。我与你融为一体而又始终离你很远,我已经几乎不存在了。我是你的灵魂,我就是你本人。”
客人们进来了,他们走进餐厅,多米尼克想把他与失踪的来访者的谈话讲出来,然而,看到晚宴主人的一脸烦恼和显而易见的疲惫,吉罗拉莫(注:客人)不想让大家和多米尼克本人扫兴,他用这样的结论打断多米尼克的话题:“永远不要单独一个人待着,忧郁是孤独的产物。”
接着,大家重又开始饮酒;多米尼克毫无喜悦地与人交谈,然而他却得到了所有到场的显赫贵客的一致恭维。分析第一段两处画线语句在文中的作用。
小说中的陌生人实为多米尼克本人,文章却以陌生人和多米尼克之间的对话来展开情节,这种写法有什么好处?
小说以“陌生人”为题,有哪些深刻意蕴?
多米尼克会改变自己以后的生活吗?请根据文章具体内容加以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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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惕自我糟蹋文化
冯骥才
我们必须正视:一种文化上自我糟蹋的现象不能不使人忧虑。
我们悠久历史养育和积淀下来的文化精华,尤其是那些最驰名、最具影响的——从名城名镇名街,到名人名著名墓,乃至各类文化遗产等,都在被热热闹闹地重新“打扮”,甚至拆卸重组,再浓妆艳抹,挤眉弄眼,招摇于市。
那些在城市改造中残剩无多的历史街区,忽然被“聪明”地发现,它们竟是一种天赐的旅游资源。己经拆掉的无法复原,没拆的也难逃厄运——全被开发成商业风情街(实际上是风情商业街)。更糟糕的是很多古村古镇正被“腾笼换鸟”,迁走原住民,然后大举招商,一个个被改造成商铺、旅店、农家乐、茶社、咖啡屋混成一团的“游客天堂”。历史的内涵、文化的意蕴、独特的精神跑到哪里去了?没人管也没人问。
有人说旅游原本就是走马观花,用不着太认真。那么再看看我们影视中的历史文化吧。
我们的历史名人只要一跑到银幕和荧屏上,不论明君重臣,还是才子佳人,大都多了一身好功夫,动不动大打出手,甚至背剑上房。没有确认的朝代与地域,衣食住行的道具、物品和礼俗全是胡编乱造。历史在这里只是被借用的一个空袋子,什么都可以往里装。
一边是真实的历史被抽空内涵,只留下躯壳,滥加改造;一边是荒诞不经和无中生有的伪造——这便是当今国人眼中的历史文化。经过这样的粗鄙化打造,在人们眼里,古村古镇无非是些年久失修的老房子,名人故居不过是几间老屋子,历史上的人物全有几招花拳绣腿;全离不开男欢女爱。没有庄重感、神圣感、厚重感甚至基本的美感,从哪里感知“博大精深”?
真正强大的文化一定又精又深。只有在精深的文化中,才会有大作品和大家的出现,社会文明才能整体提高。而当下这种鄙俗化的潮流,这种充满谬误、以假乱真的伪文化,正在使我们的文化变得粗浅、轻薄、空洞、庸俗,甚至徒有虚名,有害公众的文化情怀和历史观,也伤及中华文化的纯正及传承。在这样的文化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一代,很难对自己的文化心怀挚爱与虔敬。到底是什么力量在驱动这股潮流?一句话戳穿,即以文化谋利。
毋庸讳言,任何事物进入市场,都不免受到市场规律的制约,不免依照消费需求和商业利益调整自己。但调整是科学调整,不能扭曲甚至破坏自己去换取经济利益。文化更具特殊性,它直接影响着社会文明与全民素质。不能为了畅销、票房、收视率等等,而放弃文化固有的尊严。这尊严一旦被糟蹋,文化也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因为被糟蹋的文化,反过来一定会糟蹋人的精神。
由此可见,问题真正的要害——不是拿文化赚钱,而是靠糟蹋文化来赚钱。任何有文化良心的人,都不能回避这个问题。请用简洁的语言概括本文的思路。(6分)
文章列举了种种文化遗产被“重新打扮”的现象,请加以概述。(6分)
结合全文,简析作者对文化谋利持怎样的态度? (6分)
阅读下面的作品,完成后面题
南山雨
董桥
三四十年前我带着家小来香港谋生,白天做两份兼差的工作,晚上给报纸杂志写稿翻译,三口生计勉强应付,偶然碰到意外支出,变卖细软的落难举措还是有的。这样熬了两三年,老二出世的时候,我去应征一份工钱优厚的职务,连过三关,十拿九稳,竟然落空。
那期间,石初先生辗转知道了我的境遇,有一天约我到莲香茶楼喝早茶。是农历腊月,天刚亮,楼上靠窗的茶座冷得很,他殷殷劝我多吃点心暖胃,尽说些不着边际的闲话,下楼道别之际,徐徐从大衣口袋里摸出一本薄薄的小册子给我,是他早年手抄的一些田园诗,喃喃说:“这些诗写得清爽,念起来舒服。苦闷的时候读读诗词,日子会变得漂亮些!”
风很大,我走到大马路一家绸缎庄的屋檐下翻出诗册,浓浓淡淡的墨色录了许多唐诗清诗,范石湖的作品不少,最后一页是毕九歌的一首七绝:“芍药花残布谷啼,鸡闲犬卧闭疏篱。老农荷锸归来晚,共说南山雨一犁。”
那天晚上天更冷,石初先生打电话言归正题,要我宽心,用了“事缓则圆”四个字劝我再碰碰机缘,说他一九五二年刚来香港也磕磕绊绊,困顿无助,天天晚上读诗抄诗解忧。我说石湖的诗我小时候读得多,倒想知道毕九歌是谁。他说那是清代王渔洋《古夫于亭杂录》里抄到的,只知道他字调虞,渔洋同邑大司空亨的后人,能诗,可惜只流传了那一首七绝:“可见名与利那玩意儿都是注定的!”
石初先生到死也没有成过名。他茶余饭后即兴写写的游戏文字,怎么说都不输那些名家的笔墨,绝对值得付梓流传。事实竟然不是那样。他的旧诗词,他的白话文,他的英文、法文、拉丁文,全是他七十二年人生中默默修炼的正果,知道的人却太少太少了。
我是一九六五年才从台北带着父执宋伯伯的信去看申先生。他住半山般含道,四十出头,白皙的皮肤衬着白皙的衬衫,纤秀的金丝眼镜把一张瘦长红润的脸映得更清贵。他声音低沉,讲话很慢,地道的英国风度。一点不带上海人的阔气和喧阗。那次初识之后,他记起来会打电一话问我近况,约我在中环他做事的洋行附近吃个午饭聊聊。后来我在报上写专栏、做翻译,石初先生这才开始用长辈的口吻给我提了许多意见,我们渐渐成了师徒。
申先生先是教我中文造句的窍门,说白话文要写出文言的凝练,文言文要透露白话的真切。“胡适之的文言文写得其实比白话文要好,原因在此。”他说,“胡先生学问深厚而才情单薄!”这淡淡的半堂课,我受用到老。他起初常常说我的翻译七百字里起码有十个地方是笨译,脱裤子放屁的句子太多了:“做人不可取巧,翻译必须学巧!” 申先生每给我改一篇译文,总是叮咛我回家好好逐句捉摸。这样改了八九篇,回头重看自己的旧译,我才脸红了。
我亲沐教泽越久,越觉得石初先生做人跟做学问完全不同。做人,他诚实而世故;做学问,他犀利而纯真,抱定主意不求闻达。那时期,传媒的兴旺造就了一批好辩之士挥笔制造舆论,改造社会。那时期,知识界也有一小撮饱学之士唾弃说教,唾弃生命卑微的欷歔,一心安分乐道,一心经营个人精致的技艺,遁迹自娱。申先生继承的正是这一小撮人的情操:“要紧的是了解生命,不是判断生命。”他常说。
一九九〇年年尾,石初先生丧偶,万念灰蒙,久久难释,人也苍老了许多。一天,我约他到莲香茶楼喝早茶,下楼道别的时候,我把二十五年前他给我的那本诗册交还给他。我握着他冰冷的手,一句话没说。
申先生看看我,看看那本破旧的小册子,微微点了点头,转身踽踽走进晨曦里的小巷。
(选自《旧时月色》,有删改)请简要概括文章中申石初先生的人物形象。(6分)
“可见名与利那玩意儿都是注定的!”这句话流露出申石初先生丰富的情感,请联系上下文,具体分析。(4分)
请分析最后一段在全文中的作用。(4分)
请谈谈本文以“南山雨”为题的用意。(6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后面题。
敦煌守护人
陈小扁
从公元4—14世纪,古人花了1000多年才开凿出南北长1680米的石窟群;从1944—2014年,敦煌研究所花了70年才把中古时代的旺角再现于世人面前。
王道士打开敦煌大门之后的40多年,敦煌就像一个巨大的旋涡,吸引着一批又一批人的到来。上虞人罗振玉,是中国最早从事敦煌学研究的学者;海宁人王国维,最早对敦煌俗文学作品进行研究;浙大教授姜亮夫,撰写了第一部系统介绍敦煌文献及艺术的著作;杭州人常书鸿放弃法国优越生活,回国担任敦煌文物研究所第一任所长。这批有识之士呼吁保护并致力于敦煌学的研究,形成了一门新兴学科——敦煌学。
常书鸿早年留学法国里昂与巴黎,出于法兰西学院美术院院士、巴黎美术学院新古典主义画家保罗·阿尔伯特·劳朗斯门下。1935年,他在法国学习油画期间,无意在塞纳河畔的旧书摊上看到伯希和的“敦煌石窟图录”,为敦煌艺术的高度成就感到惊异。在常书鸿眼里,敦煌艺术,不仅反映了外来文化的影响和隋唐盛世的佛教美术以及当时的社会生活,还记录了中国历代的装饰图案、色彩运用和工艺技术。
1936年,常书鸿从法国回到北平,在国立北平专科学校教书。“七七事变”发生后,他随学校一路南迁,辗转几个地方后,和妻子陈芝秀、女儿常沙娜安家在重庆。上世纪40年代,国民政府成立国立敦煌研究所,在好友梁思成的举荐下,常书鸿担任了筹委会副主任,在当年冬天先去兰州“招兵买马”,于次年2月奔赴敦煌,一行6人经历了1个月零4天的行程。
初到敦煌时,石窟的惨象令常书鸿感到辛酸:许多洞窟已被曾住在里面烧火做饭的白俄军队熏成漆黑一片,一些珍贵壁画被华尔纳用胶布粘走,个别彩塑也被偷去;大多数洞窟的侧壁被王道士随意打穿,以便在窟间穿行;许多洞窟的前室都已坍塌;几乎全部栈道都已毁损,大多数洞窟无法登临。
常书鸿与第一批成员只有十来人,常书鸿任所长,下设考古、总务两个组。很快地,来了第二批成员,他们完成了清理洞窟积沙、修筑保护围墙、测绘记录石窟全景(内景)、编排区位号码等工作。
敦煌研究所的工作陆续展开之后,常书鸿回到重庆,把妻女也接过来。常沙娜回忆道:“1943年的秋天,我们开着卡车离开重庆,向兰州前进。母亲抱着两岁的弟弟嘉陵坐在副驾驶的位置,我就待在卡车后面,上方有个毡布的篷子。我没有觉得苦,只是好玩,沿途看到了以前从未见过的景色。母亲不习惯一路的颠簸和越走越寒凉的天气,父亲不断安抚着母亲的情绪。”
常沙娜还提到,母亲笃信天主教,为了安抚她的情绪,常书鸿带她到教堂做祷告,又花心思让她改变之前在法国的生活方式,比如不再描眉化妆,把高跟鞋换成毡靴,原先款式时髦的旗袍也改换成朴素的棉袍。常沙娜还记得那时生活很艰苦,吃饭的筷子是河滩上折的红柳枝制成的,配一碗厚面片、一碗颗粒很大的盐,还有一碗醋,原因是“那里的水碱很大,倒在玻璃杯里都能留下一层白垢,每顿饭都要喝醋来中和”。
1945年,常书鸿的妻子离开了他和两个孩子。所幸的是,1931年出生的常沙娜乖巧听话,她中断学业照料年幼的弟弟常嘉陵,同时协助父亲临摹壁画。
如今80多岁的常沙娜清楚记得她在敦煌临摹壁画的情形:“太阳每天挂在天空有17个小时。那时的石窟都没有安装铝合金的保护门,壁画前也没有玻璃屏障,借助烈日在石壁上的反光,不用电灯也能看清壁画和塑像。白天我们会在洞窟里,尽量多地用笔在开本上勾勒出图案的线条,旁边标注出颜色,晚上在屋子里上色,在大多数的图案旁都完整绘制了身着此图案衣着的人像或神像。”
1948年,常沙娜离开敦煌去美国波士顿美术博物院美术学院留学。这一年,常书鸿筹备“敦煌艺术展览”,常书鸿的好朋友梁思成和林徽因夫妇也来了。常沙娜记得,林徽因当时已经身患肺结核,但他们看了很久,“林徽因看到那些历代壁画的摹本很是兴奋”。
1954年文化部专款为研究所购置了一台发电机,使得美术组在夜晚也可以工作。1959年,经过常书鸿带领工作人员的整理和保护,莫高窟呈现出新的面貌。
1994年,常书鸿去世,他的骨灰就埋在黄土飞扬的莫高窟,他是敦煌的守护神。
(节选自2014年4月15日《新周刊》)
[相关链接] ①1900年5月26日道士王圆箓在清理今编第16窟的积沙时,偶然发现一个尘封千年,有近5万件文物的藏经洞。但是,敦煌藏经洞重现于世的40余年间,由于地域偏远加之没有专人细心看护与整理,使得大量敦煌文书、彩色绢画、彩塑造像等稀世文物流失于英、法、德、俄、日、美等国。目前仅有8697件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
②常沙娜:我国著名的艺术设计教育家和艺术设计家、教授、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专家。1951年初回国,先后在清华大学营建系、中央美术学院实用美术系、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染织美术设计系任教,有《敦煌历代服饰图案》及合编的《敦煌藻井图案》、《敦煌壁画集》、主编《常书鸿、吕斯白画集》、中国现代美术全集《织绣印染集》及《常沙娜花卉集》、《中国当代织染刺绣服饰全集》等著作。下列对材料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最恰当的两项是
A.敦煌珍贵文物虽多,但破损、流失较多。如今历经敦煌“守护人”的抢救与保护,敦煌艺术之美终于展现在世人面前,并经有识之士创造了敦煌学。 |
B.敦煌艺术吸引了国内大批的文学艺术家,他们从不同领域对敦煌艺术品进行系统的研究,形成了敦煌学。 |
C.常书鸿留学期间,在老师的书摊中看到了“敦煌石窟图录”,给他以强烈的震撼,回国后便经由他的好友推荐,直接招募成员奔赴敦煌进行研究。 |
D.常书鸿的妻子最终离开了从事敦煌学研究的丈夫,也足以说明敦煌研究既面临着诸多的困难与挑战,又说明这里的研究更需要专业人士的加入。 |
E.妻子离开常家后,常书鸿的女儿只能中断学业成为家中的支柱,这也说明常书鸿不仅要面对敦煌的困境,还要承受家庭的痛苦。 为什么称常书鸿为敦煌守护人?请结合文本加以分析。
敦煌的守护人都曾面临过哪些困难?请结合文本分析。
常沙娜也曾辍学在家照顾弟弟,而后来她却成为专家。请结合文本谈谈你是如何看待她的成长之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