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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闳：睁眼看世界的“草根”第一人
李响
1828年11月，容闳出生于广东省香山县南屏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南屏小村，与被葡萄牙殖民者占领的澳门一水之隔，相距不到4英里。当时，容闳的哥哥进了私塾走“正途”，家里实在没钱再供容闳，只好送7岁的他去学杂费全免的澳门洋学堂。容闳上的是教会学校，1840年，容闳还因鸦片战争爆发一度辍学。
18岁那年，教会学校的布朗校长因身体原因要回美国，临行前他在班上说，想带走几名学生赴美深造，如果有愿意的就站起来。当时是1846年，美国立国仅仅70年，如此年轻的异邦，远在大洋彼岸，十几岁的孩子哪敢未经父母同意去“送死”？良久的沉默之后，容闳站了起来。他想亲眼看看书本上那个精彩的新世界。
1850年，容闳在美国慈善组织资助下进入耶鲁大学学习，四年后以优异成绩毕业。他是耶鲁大学乃至所有美国大学里第一个中国毕业生，其画像至今悬挂在耶鲁校园中。近代史学者雷颐评价，如果说林则徐、魏源是近代中国“精英”阶层 “睁眼看世界”的先驱，那么容闳这个农家穷小子，就是第一个“睁眼看世界”的“草根”。
1855年，容闳学成回国。在香港，容闳结识了太平天国领袖洪秀全的族弟洪仁玕。但不久容闳发现太平天国远不是自己想象的理想国，他大失所望，落魄离开。
1863年秋，容闳到安庆拜见了曾国藩。此次相见，曾国藩断言：“以汝目光威棱，望而知为有胆识之人”。容闳早年立志要促成的官派留学生计划，现在终于有了位高权重者支持。于是，他向曾国藩陈述他的计划，果然获得首肯。曾国藩与李鸿章几次联名上奏同治皇帝，1872年春得到批复后，任命容闳为出洋副委员，主抓幼童选派和监督事务。
1872至1875年间，一共有四批共120名幼童出洋。费用全部由政府负担，回国安排工作，现在看来简直是做梦也难得的美事，但当时没有家长愿意把孩子送到洋鬼子的“野蛮番邦”，并且一去就是15年。容闳就从自己的老家香山和周边村县入手，挨家挨户动员。报名的幼童几乎没有一个是世家权贵之弟，大多出身寒微，也许只有这样的人家才“豁得出去”。
幼童一到美国就如鱼得水，以惊人的速度克服语言障碍，成为各校中最优秀的学生。容闳采用了前卫的管理方式，让幼童两人一组分散居住在志愿报名的当地家庭，使孩子们感受到家庭温暖，并且更加迅速地融入美国社会。
然而，中美之间巨大的文明落差必然导致孩子们做出“大逆不道”之举，他们脱了长袍马褂穿西装，胆子大的还剪了辫子，跟主人去教堂受洗信“异教”，见了清廷留学生长官不行三跪九叩之礼。朝中保守派听说幼童在美被容闳纵容得“腹少儒书，德性未坚，尚未究彼技能，先已沾其恶习”，纷纷主张撤回留学生。
第一批幼童眼看就要大学毕业，现在撤回功亏一篑。几尽绝望的容闳在美国文化界、政界奔走求助。母校耶鲁大学的校长波特亲自起草信件致清政府总理衙门；容闳的一位牧师朋友谒见美国前总统格兰特，格兰特立即修书给李鸿章。作为洋务运动的领袖，李鸿章本心并不想断送留学项目，但保守派的强势意见使他左右为难。恰在这个节骨眼上，美国国会通过了《排华法案》。1881年6月，有人列举留学生四大罪状，上奏光绪撤回学生。当年8月，近百名“幼童”洒泪登船。只有詹天佑和欧阳庚获得耶鲁学位，其余皆半途而废。
这些留学生回国初期因“奇装异服”、“不识礼仪”，饱受排挤和谴责，被随意发配到与所学专业根本不搭边的行业。所幸他们在外收获真才实学，且互相照应提携，若干年后，他们成长为转型中国的中坚力量。铁路工程师詹天佑，开滦煤矿矿冶工程师吴仰曾，北洋大学校长蔡绍基，清华大学首任校长唐国安，民国开国总理唐绍仪，交通总长梁敦彦，外交家欧阳庚，还有多名加入海军，在甲午战争中殉国。容闳送出去的学生，归来后无论才干、见识、人品，都堪称一世俊杰。
（选自《文史参考》2012年第7期，有删改）
联系全文，分点概述容闳在官派幼童留洋项目中做了哪些努力。
答：
作者详细记述官派幼童留洋项目的始末，这样写对表现传主有什么作用？
答：
容闳被称为中国“睁眼看世界的‘草根’第一人”，他的经历给我们哪些启示？请结合文本简要分析。
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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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生半日闲
琦君
忙碌的现代人，无不叹闲暇不易得，于是也格外怀念当年农村社会的悠闲岁月。我学习英文时，读到一篇好文章，题目叫做“puttering”，照字面解释是漫无目的地摸摸这样，碰碰那样，让时间闲闲地溜走，心也闲闲地一无挂碍。
我觉得这位作者，对闲适情操的体认，颇近乎我国诗人陶渊明。陶靖节的东篱采菊，正是一种“漫无目的”的闲散动作，南山“悠然”地出现在他面前，他又何曾用力去看。所以他才能“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顺应自然，享尽田园之乐。
现在人活着似乎只为抢时间，可是把时间抢下来又何曾好好地过呢？我好怀念小时候在家乡的闲荡日子，漫步在田埂上，自然而然会让路给吃草的黄牛。走在高低不平的卵石大街上，一路都有人笑眯眯地喊我的乳名。那时的人情是多么温暖，天地是多么辽阔，时间是多么富裕啊。记得那时全个村庄，只有我家老屋大堂正中挂有一口自鸣钟，而钟摆常常是停止摆动的，即使有时发出的嗒嗒之音，指针所指的时间，和长工们的作息毫无关系。他们只看日头的高低，听公鸡的啼声，就知道是什么时辰。在忙月里，他们胼手胝足，却是口哼小调，面带笑容。闲月里，他们嚼着自己种的花生和胡豆，下象棋、钓鱼，也是口哼着小调，面带笑容。他们从来没有和时间赛过跑，可是从日出到日落，他们都在工作中，他们也都在游息中。
至于像前文所引述那样puttering的情趣，我的外公，我的母亲，就十足地在时时享受着。我外公有一只八宝箱，是他自己用洋油箱装钉而成的，我每回掏时都发现添了些新东西——他自己用竹节做的烟嘴，文旦皮晒干做成的碗，干佛手，我玩厌了的地螺陀。三炮台香烟罐里各色各样的香烟招牌纸、邮票。此外就是父亲送他的白玉烟嘴，绿玉班指，杭州舒连记的檀香骨折扇。这些都是我百玩不厌的。至于母亲的八宝箱，乃是一只竹编的针线盒，那更耐人翻弄了。盒子分上中下三格，上格是五彩丝线、纸花、绣了一半的鞋面、剪刀、顶针等等，中格是《花名宝卷》、她手抄的《心经大悲咒》。最下一格藏着一个像红柿子似的朱砂圆盒。里面是我小时候挂的长命百岁金锁片，母亲的旧珠花、银耳环、银手镯等等。我当时觉得最有趣的是外公的八宝箱里存着舅舅小时候的银锁链，母亲的八宝箱里，存着我小时候的金锁片。后来想想，人就是这样一代一代往下绵延，也就是这样一代一代，把对儿孙的爱埋藏在一个摸得到，看得见的地方。让长大了的儿孙们，有朝一日，打开来摸摸看看，重新领略一下长辈的爱，再一代一代往下传。可惜时至今日，为生事奔波的人们，再也无暇去打开尘封的旧物，而且也无心把虽无用却不舍得丢弃的东西，归在一只箱子或一只盒子里了。这，对他们自己和儿女们来说，都少了一份Puttering的乐趣，怎不令人惋惜。
可是人来到世间，难道就为了赶时间，赶完了时间就与世长辞吗？想想该有多傻！我们为什么不能学学闲荡？我们这些劳碌的现代人，是否舍得把时间花在闲荡上，或搞搞所谓的puttering，以偷得浮生半日闲呢？
（选自《三更有梦书当枕》，有删改）
从全文看，“puttering”的情趣有哪些？
答：
作者提到外公和母亲的八宝箱时，为什么要如此详尽地列举里面的物件？
答：
作者为什么要建议劳碌的现代人要“偷得浮生半日闲”？
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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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史观在中国
刘新成
源自西方的“全球史观”在中国遇到形形色色的解读，其中有些解读可能是西方的全球史学者始料不及的。但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我们不能忽略，就是全球史观在中西不同语境中，引起许多相同的思考。
全球史观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对西方中心论的批判为起点的，而西方中心论乃是西方世界史学发展的末端。不触及根本，枝节末端问题是纠缠不清的。这一点，中西学者认识相同。
关于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曾听到多名美国史学家说，该书并未跳出以欧洲为中心的“挑战——应战”模式。而中国学者同样尖锐地指出：“斯塔夫里阿诺斯自己的结构就是一个欧洲中心主义的结构”，事实上仍把“现代化看作一种单向的欧化或西化的过程”。
对于斯塔夫里阿诺斯等人的困境，中西学者同样归因于方法论。巴勒克拉夫说，那些力求立场“客观”的人，终于不能突破“西方中心”，是因为“他们身边使用的那一整箱工具却全是由欧洲制造的，恐怕一时还不可能将它完全更换”。中国学者指出，这“一箱工具”就是西方“历史学研究的诸多核心概念，如工业革命、现代性、资本主义以及个人自由”，西方史学家正是“凭借这些基于欧洲特定经验所产生的概念来阐释欧洲对现代世界的支配以及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这种方法论的局限，不仅西方学者“挥之不去”，非西方学者也难以超越。在这一点上，中西学者所见略同。为什么“挥之不去”？根子还在于西方人所谓的一元的物质进步论。可见，认识方法只是表象，问题实质是价值标准。有一个问题问得好：假如由东方人按自己文化传统书写，全球史还会像当下流行的那样充斥物质主义吗？
于是，中外世界史学家都呼唤价值标准的统一。汤因比晚年曾经说过，要正确地认识全球性问题，唯有建立“世界国家”，重建人类统一的价值观。中国学者齐世荣曾说，只有“各国学者……抛弃国家、民族的偏见，通力合作，经过长期的努力”，“才能……如实地反映各个国家、民族在人类世界上做过的贡献，如实地反映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
西方学者面对“谁来制定世界公民标准”、“谁来勾画人类故事”的问题，发出“世界史是可能的吗”的疑问。中国学者认为，生活在不同文化背景之下的史学家，就哪一个国家或民族在哪一个时代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很难达成共识，只要在这些涉及价值的判断上各执一词，短时间内很难产出令人满意的世界史。
面对这种困局，西方后现代主义选择了“逃避”，而有些中国史学家也正在以类似方式使自己“乐观”起来。有人说，既然统一的价值观不可能形成，不如放弃对“主导性叙述”的追求，让各个地区、各个民族按照自己的文化传统撰写本文明的历史，全球史体系留给读者自己在比较中建构。另有人说，“每一位新的世界历史叙述者都在（自己心目中）重构世界历史……我们不能要求作为个体的世界历史叙述者超越自我中心，撰写一部他人的世界历史”，既然每个叙述者“都想表达自身的价值……（而）这些价值是否成为普遍价值却依赖于读者接受的程度”，那么“重构世界史”就是“尽可能多地丰富世界历史文本，令读者可以按照培养自身世界观的需要不断进行选择”。
无论是悲观的感叹，还是“乐观”的建言，都体现了当代中国史学家对宏观世界史学的严肃思考。但我认为，比较现实的做法，是在现有的话语体系基础上（即使有浓重的西方色彩），不断修正和补充，以逐渐接近共识。当前，如果能够将现代文明的困境考虑进去，把“什么样的生活才是好生活”这样的命题列入价值标准，将中国史学重视道德评价的传统吸收进去，就能写好世界史，裨益于和谐世界的建立。
下列说法，符合文意的两项是

A．全球史观源于西方，它主要是以对西方中心论的批判为起点，纠缠于枝节末端，没有触及世界史的根本问题。

B．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没能突破西方中心论的樊篱，是因为受欧洲经验主导的方法论的局限。

C．如果东方人不用以欧洲为中心的“挑战——应战”，而是用他们自己的文化传统来书写，全球史会更客观。

D．引用汤因比与齐世荣的话是为了说明史学家们应该抛弃国家、民族的偏见，建立人类统一的价值标准。

E．史学普遍价值要依赖读者接受的程度，作者认为将全球史体系留给读者自己在比较中建构是最好的。
在全球史观问题上，中西方学者没有达成相同认识的一项是

A．斯塔夫里阿诺斯对全球通史的研究陷入了史学困境。

B．方法论的局限是中西史学家均难以摆脱的现实。

C．世界史学的“价值标准”在短时间内难以统一。

D．通过撰写本民族文明的历史来构建“全球史观”。

西方中心论对全球史的研究有哪些影响？请具体说明。
答：
造成全球史观“困局”的根本原因是什么？作者对此有何看法？
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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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的“崛起”
邹士方
郭沫若的《女神》是中国最优秀的新诗诗集，《女神》的诞生使郭沫若成为中国新诗界的巨人，奠定了他在整个新丈学史上的地位。《女神》的诞生同一个人很有关系，他可以算作是《女神》的“催产婆”，这个人就是宗白华先生。1918年11月，宗白华开始担任上海《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主编，宗白华就是在这期间发现和扶植了郭沫若。
《学灯》属于“学艺性副刊”，原来占据主要篇幅的是学术性讨论、报道、翻译、名人演讲录及编作者之间的通信。宗白华到来后，把哲学、美学和新文艺（特别是新诗和戏剧）的血液输入《学灯》，使《学灯》大放异彩，成为遐迩闻名的五四时期四大副刊之一。在宗白华的建议下，1919年8月15日《学灯》开辟《新文艺》栏，开始刊载新诗。宗白华从大量来稿中发现了字体秀丽的日本来件，深为留学生的浪漫热情而感动。他没有因为上面陌生的作者名字而看轻作品的实际价值，不久署名“沫若”的诗作《鹭鸶》与《抱和儿浴博多湾中》在9月11日《学灯》刊出。
当时郭沫若在日本福冈九州大学医学部学习，出于爱国热情，他集合几个同学组织了一个小团体“夏社”，出油印小报。在编印小报过程中，他经常阅读上海的《时事新报》，《学灯》引起了他浓厚的兴趣。当他在8月29日《新文艺》栏上读到康白情的白话诗《送慕韩往巴黎》，唤起了自己的胆量，遂将自己以前的诗作投寄《学灯》，不想很快刊出，惊喜若狂。在此之前郭沫若虽有创作和翻译，但他知音难觅，寄回国内，屡屡碰壁。这次作品第一次变成了铅字，给他的生活道路和创作历程带来了决定性的转折。
闸门已经打开，诗人的才华之泉终于迸发奔流了！宗白华以敏锐的洞察力，判断出年轻诗人胸中蕴藏着不可估量的创造力，看到一颗珍珠正在东洋岛国烁烁闪光，他以惊人的气魄将“无名小辈”的作品接二连三地大量发表，9月下旬至11月下旬就陆续发表了《死的诱惑》《新月白云》《某礼拜日》等十几首。宗白华鼓励比自己年长五岁的郭沫若尽量写诗，为此1920年1月宗在《学灯》取消了《新文艺》栏而代以《新诗》栏。郭凡有诗寄去，宗毫无保留地发表，甚至有时用《学灯》整个篇幅。沫若像一座作诗的工厂，产品有了销路，他的诗兴大发，于是沫若的诗像潮水一样接连不断地在《学灯》上涌现出来。大量地编发一位无名作者的新诗，在《学灯》编辑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在中国报刊史上也是罕见的。
在现代文学史上，宗白华不仅是郭沫若新诗的最初编发者，而且是第一位评论者和鉴赏家。他在给郭沫若的信中说：“我很希望《学灯》栏每天发表你一篇新诗，使《学灯》栏有一种清芬，有一种自然的清芬”，对于《凤凰涅檗》和《天狗》二诗，他热烈地赞颂：“你的风格真雄丽，你的诗是以哲理做骨子，所以意味浓深。不像现在有许多新诗一读过后便索然无味了。所以白话诗尤其重在思想意境及真实的情绪，因为没有辞藻来粉饰他。” “你《天狗》一首是从真感觉中发出来的，总有存在的价值，不过我觉得你的诗，就是形式方面还要注意。你诗形式的美同康白情的正相反，他有些诗，形式构造方面嫌过复杂，使人读了有点麻烦，你的诗又嫌简单固定了点，还欠点流动曲折，所以我盼望你考察一下，研究一下。你的诗意诗境偏于雄放直率方面，宜于作雄浑的大诗，所以我又盼望你多作像凤歌一类的大诗，这类新诗国内能者甚少，你将以此见长。但你小诗的意境也都不坏，只是构造方面还要曲折优美一点，同作词中小令一样。要意简而曲，词少而工。”
对于宗白华的扶植和帮助，郭沫若是永远不忘的，他认为由于宗白华给予他很大的鼓励使他有最初的一本《女神》的集成，他甚至感激地称宗白华为“我的钟子期！”
（选自《艺术大师的流年碎影》，有删改）
下列对传记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最恰当的两项是

A．宗白华可以算作是《女神》的“催产婆”，《女神》是中国最优秀的新诗诗集，是宗白华奠定了郭沫若在新文学史上的地位。

B．《学灯》之所以成为遐迩闻名的五四时期四大副刊之一，与宗白华引入哲学、美学和新文艺，并将其与过去的学术讨论等内容置于同等重要的地位密切相关。

C．郭沫若对《学灯》有着浓厚的兴趣，就将自己以前的诗作投寄《学灯》，没想到被刊载，这唤起他的胆量，他的生活和创作从此发生决定性的转折。

D．宗白华用《新诗》栏取代《新文艺》栏，大量发表当时并无名气的郭沫若的诗作，打破《学灯》编辑的惯例，激发了郭沫若的创作热情。

E．本文通过宗白华发现并鼓励郭沫若创作诗歌的经历，表现了一位编辑工作认真细致并敢于打破常规的非凡勇气和惊人魄力。
宗白华为郭沫若的“崛起”提供了哪些帮助？请简要概括。
对于郭沫若的诗，宗白华从哪些方面予以了评价？请结合原文概括回答。
从文中我们可以看到，郭沫若的“崛起”源自各种主客观条件，一个人的成功不也如此吗？请结合全文，谈谈你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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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质
约翰·高尔斯华绥
我很年轻时就认识他了，因为他承做我父亲的靴子。他和他的哥哥合开一爿店，橱窗里陈列着几双靴子。那几双靴子太美观了，只有亲眼看过靴子灵魂的人才能做出那样的靴子——这些靴子体现了各种靴子的本质，确实是模范品。
我清楚地记得：有一天，我把幼小的脚伸到他跟前时，羞怯地问道：“格斯拉先生，做靴子是不是很难的事呢？”
他回答说：“这是一种手艺。”他本人有点儿像皮革制成的人，因为皮革是一种死板板的物品，本来就有点儿僵硬和迟钝。人们不可能时常到他那里去，因为他所做的靴子非常经穿，一时穿不坏的——他好像把靴子的精华缝到靴子里去了。
有一天，我有机会跟他谈了一件事，我忘不了那一天。我对他说：“格斯拉先生，你晓得吗，上一双在城里散步的靴子咯吱咯吱地响了。”
他看了我一下，没有作声，好像在盼望我撤回或重新考虑我的话；然后他说：
“那双靴子不该咯吱咯吱地响呀。”
“对不起，它响了。”
“你是不是在靴子还经穿的时候把它弄湿了呢？”
“我想没有吧。”
他听了这句话以后，蹙蹙眉头，好像在搜寻对那双靴子的回忆；我提起了这件严重的事情，真觉得难过。
“把靴子送回来!”他说，“我想看一看。”
由于我的咯吱咯吱响的靴子，我内心里涌起了一阵怜悯的感情；我完全可以想象到他埋头细看那双靴子时的历久不停的悲惨心情。
“有些靴子，”他慢慢地说，“做好的时候就是坏的。如果我不能把它修好，就不收你这双靴子的工钱。”
有一次（也只有这一次），我穿着那双因为急需才在一家大公司买的靴子，漫不经心地走进他的店铺。我可以意识到他的眼睛在细看我脚上的次等皮革。他最后说：
“那不是我做的靴子。”
他的语调里没有愤怒，也没有悲哀，连鄙视的情绪也没有，不过那里面却隐藏着可以冰冻血液的东西。为了讲究时髦，我左脚上的靴子有一处使人很不舒服；他把手伸下去，用一个手指在那块地方压了一下。
“这里疼痛吧，”他说，“这些大公司真不顾体面。可耻!”跟着，他心里好像有点儿沉不住气了，所以说了一连串的挖苦话。我听到他议论他的职业上的情况和艰难，这是唯一的一次。
“他们把一切垄断去了，”他说，“他们利用广告而不靠工作把一切垄断去了。我们热爱靴子，但是他们抢去了我们的生意，事到如今——我很快就要失业了。”
后来我再去他那里的时时候，我很惊奇地发现：他的店铺外边的两个橱窗中的一个漆上另外一个人的名字了。再后来，我发现他的姓氏不见了。橱窗里照样陈列着那几双靴子。
我走了进去，心里很不舒服。在那两间门面的店堂里——现在两间门面又合二为一了——只有一个长着英国人面貌的年轻人。
“格斯拉先生在店里吗？”我问道。
他诧异地同时讨好地看了我一眼。
“不在，先生，”他说，“不在，但是我们可以很乐意地为你服务。我们已经把这个店铺过户过来了。毫无疑问，你已经看到隔壁门上的名字了吧。我们替上等人做靴子。”
“是的，是的，”我说，“但是格斯拉先生呢？”
“啊!”他回答说，“死掉了!”
“死掉了？但是上星期三我才收到他给我做的靴子呀!”
“啊!”他说，“真是怪事，可怜的老头儿是饿死的。”
“慈悲的上帝啊!”
“慢性饥饿，医生这样说的!你要晓得，他不让任何人碰他的靴子。他接了一份订货后，要费好长时间去做它。顾客可不愿等待呀。结果，他失去了所有的顾客。在伦敦，没有一个人可以比他做出更好的靴子!但是也得看看同业竞争呀!他从不登广告!他肯用最好的皮革，而且还要亲自做。好啦，这就是他的下场。照他的想法，你对他能有什么指望呢？”
“但是饿死——”
“这样说，也许有点儿夸张——但是我自己知道，他从早到晚坐在那里做靴子，一直做到最后的时刻。你知道，我往往在旁边看着他。他从不让自己有吃饭的时间；店里从来不存一个便士。所有的钱都用在房租和皮革上了。他怎么能活得这么久，我也莫名其妙。他经常断炊。他是个怪人。但是他做了顶好的靴子。”
“是的，”我说，“他做了顶好的靴子。”
（据沈长钺译本删改）
下列对小说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最恰当的两项是

A．小说以小见大，通过描写格斯拉先生的悲剧，展现了现代社会机器大生产几乎完全取代了原始的手工业生产、大公司行业垄断的残酷现实。

B．靴子的灵魂就是格斯拉的生命，格斯拉举止怪诞，对现代工业文明心怀怨愤，对品质的追求让他被认为是那个物质社会的怪人。

C．格斯拉叫“我”把那双咯吱咯吱响的靴子拿来看看，表现了他对自己手艺的自信，因为这是他用心做成的，他相信靴子的品质。

D．小说通过陈列靴子的橱窗的变化暗示了格斯拉经营的不善和最后的没落，也同样暗示了人们对格斯拉处境及死亡的漠不关心。

E．本文叙事平淡，语言朴素，然而就在平淡和朴素之中，蕴藏着强烈的感情，既对格斯拉的“僵硬和迟钝”流露出遗憾，也对其不幸遭际深表同情。
请分析标题“品质”的深刻含义。
小说中的“我”有什么作用？请简要分析。
一个手艺精湛的鞋匠最后饿死了，这在当时的社会中究竟是一件不可思议的怪事还是一个必然的悲剧？请结合文本，谈谈你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