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下面的文段，回答后面问题(1)列宁就曾经多次批评普列汉诺-优题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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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染戈壁
梁衡
由西安出发西行，车驶入甘肃境内，公路两边就是又浓又密的柳树。这种柳，是西北高原常见的旱柳。它树身高大，树干挺直，如松如杨，而枝叶却柔密浓厚。每一棵树就像一个突然从地心涌出的绿色喷泉，茂盛的枝叶冲出地面，射向天空，然后再四散垂落，泼洒到路的两边。远远望去连绵不断，又像是两道结实的堤坝，我们的车子夹行其中，好像永远也逃不出这绿的围堵。
左宗棠是1869年5月沿着我们今天走的这条路进入甘肃的。左宗棠止步于举人，此后三次参加会试，三考不中，便无心再去读枯涩的经书，而是在乡下边种地边研究农桑、水利等实用之学，后因太平天国乱起，就随曾国藩办湘军。1866年甘肃出现回民起义时，左正在福建办船政，建海军，对付东南的外敌。朝中无人，同治皇帝只好拆东墙补西墙，急召他赴西北平叛。
左宗棠在西北的政治、军事建树历史自有公论。但他到西北后，发现这里的危机不只是政治腐败，军事瘫痪，还有生态的恶劣和耕作习惯的落后。大军所过之处全是不毛的荒山、无垠的黄沙、裸露的戈壁、洪水冲刷过后的沟壑。这与江南的青山绿水、稻丰鱼肥形成强烈的反差。左宗棠隐居乡间时曾躬耕农亩，准备种田教书，终老乡下。但是命运却把他推向西北，让他“达则兼济天下”，兼顾西北。
面对赤地千里，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栽树，这当然是结合战争的需要。但古往今来西北不知几多战事，二栽树将军又有几人？用兵西北先要修路，左宗棠修的路宽三到十丈，东起陕西的潼关，横穿甘肃的河西走廊，旁出宁夏、青海，到新疆哈密，再分别延至南疆北疆。穿戈壁，翻天山，全长三四千里，后人尊称为“左公大道”。1871年2月左下令栽树，有路必有树，路旁最少栽一行，多至四五行。这是为巩固路基，“限戎马之足”，为路人提供阴凉。左对种树是真有兴趣，真去研究，躬身参与，强力推行。他先选树种，认为西北植树应以杨、榆、柳为主。河西天寒，多种杨；陇东温和多种柳。凡军队扎营之处都要栽树。他还把种树的好处编印成册，广为宣传，又颁布各种规章保护树木。史载左宗棠“严令以种树为急务”“相檄各防军夹道植树，意为居民取材，用庇行人，以复承平景象”。左每到一地必视察营旁是否种树。在他的带领下，各营军官竞相种树，一时成为风气。现在甘肃平凉仍存有一块《威武军各营频年种树记》碑，详细记录了当时各营种树的情景。
左宗棠在西北到底种了多少树，很难有确切的数字。他在光绪六年（1880年）的奏折中称，只自陕西长武到甘肃会宁县东门六百里，就种活二十六万四千多棵树，其中柳湖有一千二百多棵。再加上甘肃其余各州约有四十万棵，还有在河西走廊和新疆种的树，总数在一二百万棵之多。而当时左指挥的部队大约是十二万人，合每人种树十多棵。中国西北自秦以来共有三条著名的大道。一是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修的驰道；二是唐代的丝绸之路；三就是左宗棠开辟的这条“左公绿柳之路”，民国时期和新中国成立后的西北公路建设基本上是沿用这个路基。三千里大道，百万棵绿柳，这在荒凉的西北是何等壮观的景色，它注定要成为西北开发史上的丰碑。
兵者，杀气也。向来手握兵权的人多以杀人为功、毁城为乐，项羽烧阿房宫，黄巢烧长安，前朝文明尽毁于一旦。他们能掀起造反的万丈狂澜，却迈不过政权建设这道门槛。只有少数有远见的政治家才会在战火弥漫的同时播撒建设的种子，随着硝烟的退去便显出生命的绿色。
（摘编自2014年7月23日《人民日报》刊文《左公柳，西北天际的一抹绿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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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长夫人等（指后勤人员）不得在外砍柴。但屋边、庙边、祠堂边、坟边、园内竹林及果木树，概不准砍。（左宗棠《楚军营制》）
②马夫宜看守马匹，切不可践食百姓生芽。如践食百姓生芽，无论何营人见，即将马匹牵至该营禀报，该营营官即将马夫口粮钱拿出四百立赏送马之人，再查明践食若干，值钱若干，亦拿马夫之钱赔偿。如下次再犯将马夫重责二百，加倍处罚。（左宗棠《楚军营制》）
③左宗棠的同乡及幕僚杨昌浚，应邀西行，见道旁柳树成林，也有七绝一首：“大将筹边尚未还，湖湘子弟满天山。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渡玉关。”
下列对材料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最恰当的两项是（）

A．左宗棠在福建办船政，建海军，对付东南的外敌，而同治皇帝又急召他赴西北平叛。可见左宗棠当时在清廷已有无人替代的地位。

B．左宗棠被朝廷差遣到西北，却发现那里大有用武之地，于是在政治、军事上颇有建树，在其他很多方面成就也都不凡。

C．左宗棠原本志在“穷则独善其身”，躬耕陇亩，种田教书，却又不得不接受命运的安排，赶赴西北以“达则兼济天下”。

D．左宗棠最初下令种树，是为了巩固路基，“限戎马之足”，为路人提供阴凉，没有想到树木成林，绵延成片，泽被后世。

E．自古以来，手握兵权的人多以杀人为功；但左宗棠却在用兵时极力改善西北的生态环境，显现出其远见卓识与人文情怀。
本文开头在全文中有何作用？请简要赏析。
文中说“左对种树是真有兴趣”，左公“兴趣”体现在哪些方面？请结合文本，简要分析。
左公种树取得巨大的成功而泽被后世，其中的原因有哪些？请结合上述材料，谈谈你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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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词流派概述
清代的词坛被誉为词林发展史上的一个“中兴时期”，这种说法并不意味着清词只是宋词的简单重复或再现，而是以一种经过了时代浸染和词自身蜕变之后的新发展。最值得注意的就是词家辈出而又流派纷呈。
流派是指具有共同的或者相似的理论主张，以及相同或相似的创作风格的若干作家组成的一个团体或者群落，流派的产生是文学繁荣的标志。清代词坛上的流派纷呈，是建立在对词这种文学样式的群体认同基础之上的，或者说到了清代，词才最终确立了自己与诗、文一样的独立地位，才真正从创作实践到理性认同都进入了成熟时期。而地域是文学流派形成的客观环境因素，清代词坛的风格流派便呈现出一种很明显的地域性特征。
从明崇祯初年到清顺治朝的四十多年的时间，是以陈子龙、李雯等为领袖的云间词派盛行的时期，云间属于当时的松江府（今上海松江）。这一派词人标举南唐、北宋词，称他们的创作是“皆境由情生，辞随意启，天机偶发，元音自成，繁促之中尚存高浑，斯为最盛也”（陈子龙《幽兰草·题词》）。他们标榜天机自然的高浑境界，追求典雅婉妍的风格旨趣，但因纠缠于传统的“词为艳科”的观念之中，有意同当时动荡的社会局势保持距离，所以创作实践与理论主张并非相一致。虽然如此，云间词派还是开启了一个词风转变的历史时代。另外，在明末清初的词坛上还有浙江嘉善地区的“柳州词派”，以及以王世祯为首的广陵词人群体，后者是清代第一次形成的大规模的词人流派。
从清顺治七年到康熙二十七年之间的四十多年，为阳羡词派活跃的时期。这是清初另一个规模更大的词学流派，将陈维崧作为自己的宗主和领袖。这一词学流派开始从观念上反拨“词为艳科”“小道”的传统偏见，在理论上主张崇情主意、不拘一格，把词提到与“经”“史”并驾齐驱的地位。从创作实践来看，他们把“哀民生之多艰”和“惟歌生民病”的诗学传统，运用到词的创作之中，用民生疾苦和家国之痛的切肤感受，代替词人风流的“浅斟低唱”和“偎红倚翠”，从内容的深厚和广博上提升了词的格调。可以说，到了这一词派出现，清词的嬗变才真正形成。
正值阳羡派衰落和浙西词派渐兴之间，在北京的词坛上活跃着被称为“京华三绝”的曹贞吉、纳兰性德和顾贞观。纳兰的《饮水词》以才气运词，凄绝冷艳的格调辅以深厚真挚的感情，得南唐二主词之情致，其悼亡篇可称千古一绝，读之令人心碎肠断。他们三人虽然没有立帜结派，但走的都是“独抒性灵”的创作道路。
康熙朝时，词坛上再次诞生了另外一个影响更大、延续时间长达百年之久的词派，这就是以朱彝尊为旗帜的浙西词派。浙西词派的词人实际上并不完全是浙江人。朱彝尊作为该派的宗主，其词既有愤然慷慨之作，又有轻逸流丽之篇，或重情的渲染，或主景的描绘，多有足以传世的不朽篇章。
嘉庆、道光而后，清代词坛上重新出现一个较大的词派——常州词派，这一词派也长达百年之久，但其中堪称大家的词人并不是很多。张惠言是此词派的宗主。
道光咸丰以后的清代词坛，在常州词派以外产生了不少的词作名家，如龚自珍、项鸿祚、谭献等。他们把那个动荡不安的社会局势纳入到词的创作之中来，就像杜甫的“诗史”一样，创作出了一批堪称是“词史”的作品。还有所谓“清末四大家”的王鹏运、朱孝臧、郑文焯和况周颐，他们的作品成为清代词坛即将衰落之前的一丝回光返照。
（节选自张毅《词林观止》前言，有删改）
下列关于清词为“中兴时期”的表述，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清词是以一种经过了时代浸染和词自身蜕变之后的新发展。

B．清代词坛涌现了大批的词人并且产生了众多的流派。

C．清词的“中兴”说的是再现和恢复了宋词的题材内容及艺术水准。

D．清词是在元、明两个朝代词创作的低迷之后的重新振兴。

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一个文学流派的若干作家必须具有共同的或者相似的理论主张、相同或相似的创作风格以及相同的地域。

B．以纳兰性德为代表的“京华三绝”，虽然没有公开结成文学流派，但他们的文学主张和创作道路是相同的，也可以作为一个流派看待。

C．“清末四大家”的作品是清词即将衰落之前的颇可称赞的佳作，四人之后清词也就乏善可陈、寿终正寝了。

D．阳羡词派对清代词风的转变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秉承了诗歌的现实主义传统，从“词为艳科”转变为关注民生疾苦、家国之痛，从内容的深厚和广博上提升了词的格调。

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浙西词派的宗主朱彝尊，他的词风格多样，不管是写景还是抒情，多有足以传世的不朽篇章。

B．龚自珍、项鸿祚、谭献等人的词作真实地反映了当时动荡不安的社会现实，可以作为另外一种形式的史书来读，所以被称作“词史”。

C．虽然宋词成就斐然，成为一代文学的代表，但只有到了清代，才把词提到与“经”“史”并驾齐驱的地位。

D．云间词派标举南唐、北宋词，标榜天机自然的高浑境界，追求典雅婉妍的风格旨趣，写出了一大批反映当时动荡的社会局势的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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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秋一寸心，红楼无限情
2012年5月31日凌晨，95岁高龄的红学家周汝昌先生逝世。或许一生的喧嚣太多了，他选择安静地离开。“不开追悼会，不设灵堂，安安静静地走。”他留下这样的遗愿。
进入红学研究，多少是个偶然。那是1947年，在燕京大学读书的周汝昌收到兄长周祜昌寄至燕园的信函说，他看到胡适新近一篇谈《红楼梦》的文章，其中有敦诚与敦敏皆系曹雪芹生前挚友的新论说，嘱咐周汝昌帮忙查证。周汝昌遍查燕京大学图书馆，果然在敦敏诗集中发现了一首《咏芹诗》。周汝昌将这一发现撰写成文，发表在1947年12月5日《天津国民日报》上。没想到几天后，胡适就托人转交了一封给周汝昌的信，肯定、鼓励这位在校大学生的研究。胡适此时已是学界“大拿”，又是“新红学”的开创者，他的来信让周汝昌“欣幸无已”。1948年，正埋头撰写《红楼梦新证》的周汝昌特意跑到胡适家中拜访。令周汝昌激动的是，胡适竟将珍藏多年的孤本《甲戌本石头记》慷慨地借给他拿走细看。正因为这一段渊源，周汝昌常常被看作是胡适红学研究的关门弟子。
1953年，《红楼梦新证》出版。这部40多万字的红学研究著作引起轩然大波，因为在当时很少有人敢将《红楼梦》拔到那么高的地位——周汝昌将《红楼梦》与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但丁的《神曲》等世界名著相提并论，并大加赞赏。周汝昌把胡适、顾颉刚、俞平伯的“曹、贾互证”方法最大限度地、最完整地发挥出来。由于崇尚实证，他的每一个论点的提出都以充分丰富的文献资料为基础。又因为崇奉实录，他把全部实证工作都作为论证实录的手段。周汝昌的《红楼梦新证》及至后来的“曹学”，其基本的方法论就是以历史上的曹家与小说中的贾府双向互证，在以历史材料推证小说本事的同时，又以小说情节反推历史，史学与文学合而为一。正是从《红楼梦新证》开始，“红学”实证研究开始体系化、专门化，后来它被称作“红学史上一部划时代的著作”。此年周汝昌35岁，因为这部书，他得以调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成了学界“红人”。也由于这部书，他在后来的政治运动中变成了“资产阶级胡适派唯心主义”的“烦琐考证”的典型代表，被关进“牛棚”下放。由于周总理的特殊关照，1970年9月重返北京。
周汝昌将红学构建为四大范畴，即曹学、版本学、脂学、探佚学，其晚年在探佚学发力颇多，在他近年出版的数十部红学著作中，曾先后提出一系列探佚成果，观点令人耳目一新，但也招致不少异议。如他提出林黛玉系“沉湖而死”；“金玉奇缘”说的不是贾宝玉和薛宝钗，而是指贾宝玉最终与史湘云的结合，等等。
1982年，周汝昌发表了《什么是红学》一文，在把人们呼吁的文学批评方法描述为“十六字真言”之后，干脆把文学性研究剔除出“红学”的范围，他说：“红学显然是关于《红楼梦》的学问，然而我说研究《红楼梦》的学问却不一定都是红学……不能用一般研究小说的方式、方法、眼光、态度来研究《红楼梦》。如果研究《红楼梦》同研究《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以及《聊斋志异》、《儒林外史》等小说全然一样，那就无需红学这门学问了。”在把文学性研究剔除出“红学”的同时，他也把自己剔除出了主流“红学”的研究队伍。此后，他被喻为红学界的独行侠。他关于“红学”之界定、对红学史的回顾、对曹雪芹画像的考证等，一次次地掀起了“红学”研究的争议。
从30岁开始，周汝昌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红学”，是红学界当然的王者。他被誉为“红学泰斗”，也被批作“闭门造车”，可谓毁誉参半。他六十余年间所走过的治红学之路，因偶然而生，又历经政治对学术氛围和学术方向的多次影响，终至晚年，既得到肯定、赞誉，身上罩着光环，亦受到讥嘲与攻击。
说不尽的《红楼梦》，道不尽的人与事。周汝昌梦在其中近七十年。梦未醒，人已去，花落水流红，谁解其中味？还是让老人家安安静静地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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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汝昌少时即醉心欧楷笔法，20岁后又致力于唐人写经，深研《兰亭》后，得右军真脉，其“横逸飞动、作草如真”的周体法书，在众多书家中神采焕然。周汝昌少年时期便热衷于古典诗词的创作，进入南开中学后，即研习宋词。燕大读书时，与顾随、张伯驹、钱钟书等都有唱和，其诗词功底颇得各位先生赏识。
百读红楼百动心，哪知春夜尚寒侵。每从细笔惊新悟，重向高山愧旧琴。
只有英雄能大勇，恨无才子效微忱。寻常言语终何济，不把真书换万金。
——周汝昌诗一首
下列对传记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最恰当的两项是（）（）

A．《红楼梦新证》一书的创作深得胡适的鼓励和帮助，这本书使周汝昌成为学界“红人”，也使他在政治运动中遭受迫害。

B．周汝昌研究红学的许多观点深受“大拿”的影响，他晚年提出的林黛玉“沉湖而死”等，就是在胡适研究的基础上形成的。

C．周汝昌认为，“红学”中的文学性研究应与《三国演义》等小说的研究要区别开来，不能用一般研究的方式、方法、眼光、态度。

D．周汝昌的“红学”之路并非一帆风顺，他的“红学”研究方法虽得到一致认可，但他得出的结论却一直饱受争议。

E．周汝昌多才多艺、勤学善思又特立独行。研究红学，他一旦投身期间便矢志不渝，虽毁誉参半，但终难否认其红学泰斗的地位。
结合全文，概括周汝昌先生在红学研究方面的贡献有哪些？请分条概括。
简析文章结尾“还是让老人家安安静静地走吧”一句在文中的作用。
纵观周汝昌的一生，这位大家身上体现了许多优秀的品质，请结合全文及相关链接，谈谈你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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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子灯
汪曾祺
①这里的风俗，有钱人家的小姐出嫁的第二年，娘家要送灯。送灯的用意是祈求多子。元宵节前几天，街上常常可以看到送灯的队伍。几个女佣人，穿了干净的衣服，头梳得光光的，戴着双喜字大红绒花，一人手里提着一盏灯；前面有几个吹鼓手吹着细乐。远远听到送灯的箫笛，很多人家的门就开了。姑娘、媳妇走出来，倚门而看，且指指点点，悄悄评论。这也是一年的元宵节景。
②一堂灯一般是六盏。四盏较小，大都是染成红色或白色而画了红花的羊角琉璃泡子。一盏是麒麟送子：一个染色的琉璃角片扎成的娃娃骑在一匹麒麟上。还有一盏是珠子灯：绿色的玻璃珠子穿扎成的很大的宫灯。灯体是八扇玻璃，漆着红色的各体寿字，其余部分都是珠子，顶盖上伸出八个珠子的凤头，凤嘴里衔着珠子的小幡，下缀珠子的流苏。这盏灯分量相当的重，送来的时候，得两个人用一根小扁担抬着。这是一盏主灯，挂在房间的正中。旁边是麒麟送子，琉璃泡子挂在四角。到了“灯节”的晚上，这些灯里就插了红蜡烛。点亮了。从十三“上灯”到十八“落灯”，接连点几个晚上。平常这些灯是不点的。
③屋里点了灯，气氛就很不一样了。这些灯都不怎么亮（点灯的目的原不是为了照明），但很柔和。尤其是那盏珠子灯，洒下一片淡绿的光，绿光中珠幡的影子轻轻地摇曳，如梦如水，显得异常安静。元宵的灯光扩散着吉祥、幸福和朦胧暧昧的希望。
④孙家的大小姐孙淑芸嫁给了王家的二少爷王常生。她屋里就挂了这样六盏灯。不过这六盏灯只点过一次。
⑤王常生在南京读书，秘密地加入了革命党，思想很新。订婚以后，他请媒人捎话过去：请孙小姐把脚放了。孙小姐的脚当真放了，放得很好，看起来就不像裹过的。
⑥孙小姐是个才女。孙家对女儿的教育很特别，教女儿读诗词。除了《长恨歌》、《琵琶行》，孙小姐能背全本《西厢记》。嫁过来以后，她也看王常生带回来的黄遵宪的《日本国志》和林译小说《迦茵小传》、《茶花女遗事》……两口子琴瑟和谐，感情很好。
⑦不料王常生在南京得了重病，抬回来不到半个月，就死了。
⑧王常生临死对夫人留下遗言：“不要守节。”
⑨但是说了也无用。孙王二家都是书香门第，从无再婚之女。改嫁，这种念头就不曾在孙小姐的思想里出现过。这是绝不可能的事。
⑩从此，孙小姐就一个人过日子。这六盏灯也再没有点过了。
⑪她变得有点古怪了，她屋里的东西都不许人动。王常生活着的时候是什么样子，永远是什么样子，不许挪动一点。王常生用过的手表、座钟、文具，还有他养的一盆雨花石，都放在原来的位置。孙小姐原是个爱洁成癖的人，屋里的桌子椅子、茶壶茶杯，每天都要用清水洗三遍。自从王常生死后，除了过年之前，她亲自监督着一个从娘家陪嫁过来的女佣人大洗一天之外，平常不许擦拭。里屋炕几上有一套茶具：一个白瓷的茶盘，一把茶壶，四个茶杯。茶杯倒扣着，上面落了细细的尘土。茶壶是荸荠形的扁圆的，茶壶的鼓肚子下面落不着尘土，茶盘里就清清楚楚留下一个干净的圆印子。
⑫她病了，说不清是什么病。除了逢年过节起来几天，其余的时间都在床上躺着，整天地躺着。除了那个女佣人，没有人上她屋里去。
⑬她就这么躺着，也不看书，也很少说话，屋里一点声音没有。她躺着，听着天上的风筝响，斑鸠在远远的树上叫着双声，“鹁鸪鸪——咕，鹁鸪鸪——咕”，听着麻雀在檐前打闹，听着一个大蜻蜓振动着透明的翅膀，听着老鼠咬啮着木器，还不时听到一串滴滴答答的声音，那是珠子灯的某一处流苏散了线，珠子落在地上了。
⑭女佣人在扫地时，常常扫到一二十颗散碎的珠子。她这样躺了十年。
⑮她死了。
⑯她的房门锁了起来。
⑰从锁着的房间里，时常还听见散线的玻璃珠子滴滴答答落在地板上的声音。
（节选自《汪曾祺全集》）
下列对文章内容的理解，最恰当的两项是（）（）

A．结尾一段形象地写出了孙淑芸的命运，语言含蓄，内涵丰富。

B．孙小组变得古怪了，这是因为她无力反抗命运，而只能通过这种方式表达对封建伦理的不满和怨恨。

C．小说开头描写了当地元宵送灯的风俗，颇为详细，虽然与小说主体没有什么关系，却体现了作者对民间文化的喜爱。

D．“不过这六盏灯只点过一次”，这句话暗示读者，王常生婚后三年就死了。

E．第⑬段借助孙淑芸的听觉，写出内外两个不同的世界，形成鲜明的对比，突出表现女主人公虽向往自由和幸福却又被贞节观禁锢而空守凄冷、寂寞的心境。
文章开头花大量笔墨介绍“这里的风俗”的作用是什么？
结合全文，简要分析“孙淑芸”这一人物形象。
小说为什么以“珠子灯”为题，请结合全文探究作者这样拟题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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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到“经”，便有意无意地把它等同于“经典”，而提起“中国经典”，就转换成“儒家经典”。这种观念有些偏狭。中国经典绝不是儒家一家经典可以独占的，也应当包括其他经典，就像中国传统是“复数的”传统一样。
首先，中国经典应当包括佛教经典，也应当包括道教经典。要知道，“三教合一”实在是东方的中国与西方的欧洲在文化领域中最不同的地方之一，也是古代中国政治世界的一大特色，即使是古代中国的皇帝，不仅知道“王霸道杂之”，也知道要“儒家治世，佛教治心，道教治身”，绝不只用一种武器。因此，回顾中国文化传统时，仅仅关注儒家的思想和经典，恐怕是过于狭窄了。即使是儒家，也包含了相当复杂的内容，有偏重“道德自觉”的孟子和偏重“礼法治世”的荀子，有重视宇宙天地秩序的早期儒家和重视心性理气的新儒家。应当说，在古代中国，关注政治秩序和社会伦理的儒家，关注超越世界和精神救赎的佛教，关注生命永恒和幸福健康的道教，分到承担着传统中国的不同责任，共同构成中国复数的文化。其次，中国经典不必限于圣贤、宗教和学派的思想著作，它是否可以包括得更广泛些？比如历史著作《史记》《资治通鉴》、比如文字学著作《说文解字》，甚至唐诗、宋词、元曲里面的那些名著佳篇。
经典并非天然就是经典，它们都经历了从普通著述变成神圣经典的过程，这在学术史上叫“经典化”。没有哪部著作是事先照着经典的尺寸和样式量身定做的，只是因为它写的好，被引用得多，被人觉着充满真理，又被反复解释，有的还被“钦定”为必读书，于是，就在历史中渐渐成了被尊崇、被仰视的经典。因此，如今我们重新阅读经典，又需要把它放回产生它的时代里面，重新去理解。经典的价值和意义，也是层层积累的，对那些经典里传达的思想，原则甚至知识，未必需要亦步亦趋“照办不走样”，倒是要审时度势“活学活用”，要进行“创造性的转化”。
阅读经典可以使人们了解从古至今“人类究竟面临哪些重大问题”，但古代经典并不是不可违逆的圣经，毕竟历史已经翻过了几千年。因此，对于古代经典，既不必因为它承负着传统而视其为累赘包袱，也不必因为它象征着传统而视其为金科玉律，我的看法是：第一，经典在中国是和我们的文化传统紧紧相随的巨大影子，你认为扔开了它，其实在社会风俗、日常行事和口耳相传里面，它总会“借尸还魂”；第二，历史上的经典只是一个巨大的资源库，你不打开它，资源不会为你所用，而今天的社会现实和生活环境，是刺激经典知识是否以及如何再生和重建的背景，经典中的什么资源被重新发掘出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背景”召唤什么样的“历史记忆”；第三，经典在今天，是需要重新“解释”的，只有经过解释和引申，“旧经典”才能成为在我们今天的生活世界中继续起作用的，呈现出与其他民族不同风格的“新经典”。
（选自葛兆光《中国经典十种·序言》，有删改）
下列关于“中国经典”的表述，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中国经典一般意义上与“经”应该是一致的，但将其转换成“儒家经典”的观念在作者看来则有些偏狭。

B．中国经典应当包括儒家、佛教、道教经典，而“三教合一”正是中国与欧洲在文化领域中最为不同的地方之一。

C．中国经典内容丰富，其中的儒、佛、道思想各有特色，共同构成中国多元的文化，并在古代中国发挥了重大作用。

D．中国经典的认定，除了要考虑圣贤、宗教、学派的思想著作，还需考虑历史、文字学名著以及唐诗、宋词、元曲里的名著佳篇等。

下列理解，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在古代中国的政治世界中，封建统治者并不仅仅使用一种思想工具实行统治，比如，用儒家思想治世，用佛教思想治身，用道教思想治心。

B．儒家的思想内容比较复杂，偏重“道德自觉”的孟子和偏重“礼法治世”的荀子都关心社会伦理，而重视心性理气的新儒家只关注政治秩序。

C．能成为被人们尊崇和仰视的经典的，往往是那些被广泛引用、被认为充满真理、被一再解释的优秀著作，它们还曾被“钦定”为必读书。

D．经典与我们中国的文化传统密切相关，其思想内容总是会留存在社会风俗、人们的日常行事和口耳相传中，如影随形，并不时地表现出来。

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A．经典不是天然形成的，它经历了从普通著述到神圣经典的层层积累的经典化过程，这一过程正是经典的价值和意义所在。

B．阅读经典时，如果将其放在那个产生它的历史时代里面去重新理解，我们就可以了解人类从古至今曾经面临的重大问题。

C．经典知识如何再生和重建，经典中哪些资源被重新发掘和利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今社会现实、生活环境的需要。

D．对“旧经典”进行了重新解释和引申，就能让它在我们今天的现实生活中发挥作用，呈现出与其他民族不同的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