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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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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漱溟为什么与众不同(节选)
刘仰东
梁漱溟是不是学者,这本来不成问题。1916年,他23岁时就在蔡元培校长的引荐下任教于北京大学哲学门(系),次年开讲,先讲“印度哲学”,再讲“儒家哲学”。讲“儒家哲学”时,听者踊跃,除一般学生外,还有四五十岁的前辈,还有一些当时及后来的风云人物。四年后,《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出版,更使他享有新儒学先驱者的盛名。他是因学问而出名的,世人历来也是以“知名学者”来看待他的。
但是,梁漱溟本人却一向不自视为学者,也一向不为了学问而做学问。他生前曾在许多文字或演讲中明确表态。1930年,他在题为《我是怎样一个人》的文章中写道:“大家误解我什么?这就是误认为我是一个学者,甚或说是什么‘哲学家’‘佛学家’‘国学家’……这真是于两面都不合适:一面固然糟蹋了学者以及国学家,一面亦埋没了我简单纯粹的本来面目……谈学问,在我只是不得已,非是有心……我只是好发生问题——尤其易从人事上感触发生问题。有问题,就要用心思;用心思,就有自己的主见;有主见,就从而有行动发出来。外人看我像是在谈学问,其实我不过好用心思来解决我的问题而已,志不在学问也。”
此时,梁漱溟不足40岁,他的后半生,依然没有变。在梁漱溟看来,儒学也好,佛学也好,都是人生实践之学。他曾说:“孔子的东西不是一种思想,而是一种生活。”他认为如果在大学讲堂里把孔子学说只当做哲学思想来讲,则“其固有精神实质亡矣”!梁漱溟曾再三强调,孔子的学问是专门致力于人的身心进于自觉、自主,使人的生命整体上有所变化和提高,将自己的智慧用于修养实践上。把“四书五经”背得烂熟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将儒家的精神用在自己身上,用在人类社会。这个观点贯穿于梁漱溟的一生,他晚年依然认为,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中国人有的是需要学习的东西,而中国古书汗牛充栋,除了少数研究者,未必人人都要去读,但有一本书,即《论语》,作为中国知识分子,是不可不读的。
1924年夏天,他在当讲之年毅然辞去多少人梦寐以求的北大教职,此后,再也没有回到大学的讲台上。当时也有几所大学请梁漱溟去,但梁漱溟谢绝了这些邀请。多年后,他在写给侄子的信中说:“我这里没有旁的念头,只有一个念头:责任。”又说,我“处处皆有责任,而我总是把最大的问题摆在心上。所谓最大的问题即所谓中国问题”。在这样的信念驱动下,梁漱溟南来而北往,数十年如一日,奔波于他的“人生实践”之路。
他在1924年(31岁)辞去北大教职后,先用七八年的时间,到山东、广东、上海、山西、河南等地办学和考察。自1931年起,梁漱溟落脚山东邹平,开始了长达七年的乡村建设活动。他的长子梁培宽这样回忆当时的情景:“没有水电,我们生活在那里,吃的是井水,点的是油灯。……基本上过的就是农村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梁漱溟一干就是七年。他在自撰的《生平述略》中说:“1931年与同仁赴山东邹平创办山东乡村研究院……它以全体乡民或村民为对象,培养农民的团体生活习惯与组织能力,普及文化,移风易俗,并借团体组织引进科学技术,以提高生产,发展农村经济,从根本上建设国家。”
抗战的爆发,让梁漱溟为之努力七年的乡村建设活动戛然而止。但随后他进入了自己政治上的活跃岁月。1938年1月,梁漱溟访问延安,与中共领导人进行了广泛接触。1939年2月,梁漱溟赴晋冀豫皖苏鲁等地的敌后游击区巡视,与国民党将领和八路军、新四军领导人罗荣桓、陈光、彭雪枫等都进行了会晤。1940年底,梁漱溟与黄炎培等共同发起组织“中国民主政团同盟”,试图以“第三方面”的力量促成两党的团结,以求抗战的最后胜利。
30岁到50岁,被视为生命的黄金时期。而梁漱溟从31岁退出北大后,二十余年间奔走于社会,他参与的所有社会活动、政治活动,无疑都属于在儒家大义指导下的远离书斋的人生实践。自这个意义上看,梁漱溟虽享学者之名,实乃一个社会活动家。
(选自《中华读书报》,有删节)
(1)下列对传记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恰当的两项是

A.梁漱溟23岁时,在蔡元培校长的引荐下任教于北京大学哲学门(系),
四年后,就因为《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出版,使他享有了新儒学先
驱者的盛名。
B.梁漱溟认为,把“四书五经”背得烂熟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将儒家的
精神用在自己身上,用在人类社会。为了实践这一观点,他在山东邹
平开始了长达七年的乡村建设活动。
C.抗战爆发后,梁漱溟进入了自己政治上的活跃岁月,其目的也是为
了解决所谓最大的问题,即所谓中国问题。
D.提高生产,发展农村经济,从根本上建设国家,这就是梁漱溟与同仁 赴山东邹平创办山东乡村研究院的目的。

E.梁漱溟虽享学者之名,实乃一个社会活动家。这正是他在儒家大义指 导下的远离书斋的人生实践意义之所在。
(2)梁漱溟为什么不认为自己是学者?他辞去北大教职,转而到许多地方办学考察,原因是什么?请简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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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试题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后面题。
金就是金属,包括铜、铁等。这里是指用铜、铁等金属所制的器皿、器物,特别是古代的铜器。它们不管是作为实用的或是祭祀的,都是铜及其合金所制的器物。古代把商、周的铜器叫做“吉金”,就是好的金,吉祥的金。这种冶炼方法在当时已很发达,已能制造合金。制造出来的器皿,很多都有刻铸的文字。现在一般所说的“金”是指金文,又叫“钟鼎文”。
商、周时代,诸侯贵族常常大批地制作铜器,上面刻铸铭文,现在陆续出土的不少。许慎有“郡国亦往往于山川得鼎彝”的话,可见汉朝时已有出土的。这种陆续的出土,到清朝末年,成为研究的大宗,拓本、实物,日呈纷纭,使人眼花缭乱。到了现在,对于这方面的研究探讨就更加繁荣,方法也更加科学。从前的收藏家,不是官僚就是有钱人,他们的收藏,往往秘不示人。偶然有拓本流传出来,也不是人人可得而见之的。现在印刷术方便了,从器形到文字,大家都能看到,具有研究的条件,所以研究日见深入。发掘的方式,也愈有经验,愈加科学。从前出土的器物,辗转于古董商人与收藏家之间。它是哪里出土的?不知道。甚至一个器的盖子在一个人手里,而器本身则到了另一个人手里。
从宋代到清代,大都把这类器物叫做“古董”,也叫“古玩”,是文人鉴赏的玩物。即或考证点文字,也是瞎猜。我们当然不能否认他们的考证功劳,但那是极其有限,远远不够的,还有许多错误。稍进一步的,把它们当做艺术品。西洋人、日本人买去中国的古铜器,研究它们的花纹。中国人也有研究花纹的。这种情形,始于六十多年前,这仍是停留在局部的研究,偶然有几个器皿做点比较。谈到全面地着手研究,我们不能不佩服近代的容庚容希白先生,他对于铜器研究的功劳是很大的。他著有《商周彝器通考》,连器形、花纹带铭文都加以研究;还著有《金文编》,把青铜器上的字按类按《说文》字序编排,例如不同器皿上的“天”字,都放在一块。这是近代真正下大气力全面地介绍和研究青铜器及金文的。此外,罗振玉的《三代吉金文存》,也是很重要的资料。现在已有人着手重新把至今出土的商周铜器铭文加以统编,这就更加全面了,只是现在还没有出版。
对于文字的考释,能令人心服口服的,首推不久前故去的于思泊先生。他的考释最为扎实,决不穿凿附会。他还用古文字考证古书,成就比清末孙诒让等人大得多了。到今天为止,容、于两先生的著作以及罗的《三代吉金文存》等,仍是我们研究铜器和金文的重要参考材料。随着条件的改善,今后在这方面的研究一定会愈来愈完备,愈来愈深入。
甲骨文也被附在金文之后,讲金石的书往往连带讲甲骨,不是附在前头就是附在后头。其实甲骨应和铜器同样看待,甲骨文是金文的前身。商代刻在甲骨和铜器上的文字,往往有很大的相似,所以甲骨也应放在我们现在谈“金”的范围。(选自《启功:金石书画漫谈》,有删节)
下列关于“金”的表述,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古代把商周的铜器叫做“吉金”,金本来指金属,在文中主要指商、周时期祭祀时和生活中的用铜、铁等金属所制成的器皿、器物。
B.金文或钟鼎文就是现在一般所说的“金”,指的是商、周时期制造出来的金属器皿上刻铸的文字。
C.对于金文的考释,已作古的于思泊先生做的最为扎实,决不穿凿附会,在用古文字考证古书方面,取得了很高的成就。
D.甲骨文常常放在金文之后,而且商代刻在甲骨上的文字和金属器皿上的文字有很大相似性,所以甲骨也属于“金”的范围。

下列理解,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商、周时代的铜器从汉朝已经开始陆续出土,直到清朝,各种实物和拓本的出现为人们提供了更多研究的可能。
B.古代的收藏家多为官僚和有钱人,他们的收藏一般很少给外人看,偶然有流传出来的拓本,也不是人人可得而见之的,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研究工作。
C.古人把金器当做“古董”或“古玩”,大多只是作为鉴赏的玩物,而不是研究的对象,所以,即或考证点文字,但其考证功劳也是极其有限的。
D.近代的容希白先生对青铜器研究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他写的《商周彝器通考》《金文编》等,全面地介绍和研究青铜器和金文,把至今出土的商周铜器铭文加以统编。

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内容的一项是()

A.随着印刷术的发展,发掘方式的科学,为深入地研究古代青铜器和金文提供了非常便利的条件,所以,这方面的研究也愈来愈完备,愈来愈深入。
B.古人在考证文字时,往往都是瞎猜,对于铜器的研究非常不成熟,而这其中的许多错误对后世的研究会起到一定的误导。
C.日本人和西方人也通过买的方式来研究中国古代的铜器,但是他们只研究铜器的花纹,且停留在局部的研究,作点器皿之间的比较。
D.尽管条件已经改善,但是容希白、于思泊、罗振玉三人的著作仍是我们现在研究铜器和金文的重要参考资料。

阅读下面文字,完成(1)—(4)题。
人物
【罗马尼亚】扬·伯耶舒
有许多好奇的读者曾问我,我作品中的那些人物是怎么挖掘出来的,我从哪里搜集到了素材,获得了灵感。我的回答简单而又干脆:主要来源于生活。我只要去大街上走几小时,衣袋中就会装入一个新的题材,这篇文章的人物马上就会出现了。
前几天,当我带着自己的小狗散步时,我在伊科阿纳公园中碰到了这个人物。我的小狗名叫乔尼,是只鬈毛狗。它很讨人爱,正因为如此,在我们占据的那张长椅上,很快就坐上了一位肤色略黑、服饰考究的中年妇女。
她先是逗我的小狗,而后又同我聊了起来。我们闲谈中涉及的问题,总的来说都是些无关紧要的,例如什么气候啊,土豆生长情况啊,足球比赛啊,动物啊。她的用意在于突然地向我提出一个令人忐忑不安的问题:我是否幸福。“很难说清,”我红着脸说,像个害羞的少年,“我认为首先应该讨论一下。”“那还用说,”她答道,“既然您对幸福有自己的见解,请您说来听听。”“不行,”我回答说,“我并没有准备谈这个问题。另外,我甚至连幸福的基本含义都弄不清,对此我还在继续思考。”
一下子我对此人产生了十分浓厚的兴趣,我愿意同她聊下去,尽管我的小狗冻得直打寒战。在这儿我是否能为我的小说找到个人物?我心里暗自盘算,让我试试。
“您是否幸福呢?”我以她刚才问我的问题反问她,当然是想激激她。
“先生,”她说,“我非常感谢您提出的问题。每天傍晚我都到这个公园里来,我并不只是需要呼吸新鲜空气,因为新鲜空气打开窗户就能呼吸到。我到公园里来是因为我迫切需要同人们接触,可是我不得不承认很少有人,男的或女的,有兴趣问我是否幸福。我想他们根本就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好吧,我可以坦率地告诉您,我不幸福。在我的童年我曾有过幸福,那时父母视我为掌上明珠,我脸颊上印满了他们成百上千个吻,他们说我就是他们生活中的幸福。可随即我就发现,他们爱我只是因为我是个健康的人。当他们见我病了,就不再爱我了。”
“什么病?”我怯怯地问。
“噢,是一种很怪的病,几乎没人晓得这种病,我也不愿谈起它,尽管现在我已经痊愈了。不过,我还是满足您的好奇心。我得的这种病的表现就是不懂得什么叫隐喻,也就是说不能按隐喻的真正意思去做。我只会照隐喻的表面意思去做。给您解释一下。”
“请您说下去。”我惊奇地怔住了。
“比如,妈妈对我说:‘你去套套你哥哥的话,看看他这头小驴都干了什么。’我就试着去查找哥哥的心思,结果在家里搅起了一场轩然大波。更不要提一天人家叫我去缠住某人,我竟把那人搞得心烦意乱了。最后,我还能说什么呢?我的病给父母找了许多麻烦。于是他们就开始虐待我,骂我,惩罚我。为此,我小时候就从家里逃了出来,在外边流浪了很多年。我是那样的孤独,没有哪个人能理解我……”
她的自述颇带有书面语言的特点。正当我对这个人的兴趣正浓,急切盼望听到下文时,在我们面前出现了一位警察,他很客气地对这个女人说:“您跟我来一下。”
我竭力抗议,但得到的只是严厉的劝告:“您不要多管闲事!”
没办法,我只好夹起小狗回家了。我向妻子十分愤慨地讲述了我的遭遇。
“你知道吗?”我像野兽似的吼叫,“那个警察掠夺了我的人物!正当她要给我谈些最能征服人心的问题时,却被那混账警察给掠走了。我要控告他!”
电话铃响了。我妻子接了电话。她听了一会儿,把电话挂了,然后用这样一句不能令人相信的话扑灭了我的激情:“傻瓜,快去警察局取你的钱包! ”
(1)下列对小说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最恰当的两项是

A.“我”坚定认为,作家创作时产生的灵感、写故事所用的素材和塑造的人物形象,主要来源于生活。这种认识为我在寻找人物时被偷做了铺垫。
B.“我”对那个中年妇女产生了十分浓厚的兴趣的原因是,闲谈中涉及了十分广泛的问题。她对“我”产生兴趣的原因是我的小狗。
C.“我”与中年妇女谈“幸福”各有目的:“我”想找写作的素材,为自己的小说找到个人物;中年妇女要吸引我的注意力,以达到偷窃的目的。
D.警察听到那妇女的话后识出了她的破绽,认为她的言行不符合其身份,便把她带到了警察局。

E.作品的结尾颇有欧·亨利的味道,既出乎意料,但又在情理之中。那个妇女含糊其辞地说起她的“病”,已为结局埋下了伏笔。
(2)小说为何多次提到“狗”?请简要分析。
(3)文中的“我”有怎样的性格特点?请简要分析。
(4)小说写的是关于“偷窃”的故事,却不以“偷”为题,而以“人物”为题,你认为哪一个标题更合适?请结合文本谈谈自己的观点和具体理由。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横江西望阻西秦,汉水东连扬子津。白浪如山那可渡,狂风愁杀峭帆人。”这是李白《横江词》的第三首。横江即采石矶对岸的横江浦渡口。王琦《李太白集辑注》引有胡三省《资治通鉴注》:“扬子津在今真州扬子县南。”扬子县位置在江都(扬州)西南,已靠近大江,扬子津更在其南,则是江边的津渡了。李白在诗中所以会由横江浦联想到扬子津,正是这个缘故。扬子津当时必然久已驰名,因为它乃是从江都入江的运河渡头,可是开元之后却为瓜洲所取代,中晚唐人诗中提到瓜洲的很多,而扬子津却很少见。胡三省乃宋元间人,那时读《资治通鉴》就已经需要有人来为扬子津做注了。扬子津作为运河渡口自然早已有之,扬子县的得名因此有可能是出于扬子津,然而它自身却久已沉埋,不为人所知晓了。
扬子津原来是个近江面的较低洼处,可是它与南岸从润州入江的运河渡口并不正好相对,嫌偏西了一些,而江中靠北岸处又有沙洲,这就造成了航行上的不便。《新唐书·齐浣传》:“(浣)迁润州,州北距瓜步沙尾,纡汇六十里,舟多败溺。浣徒漕路由京口埭,治伊娄渠已达扬子,岁无覆舟,减运钱数十万。”也就是说,渡江进入北岸的运河不再通过扬子津,而是通过新开的伊娄河到达扬子县。李白《提瓜州新河饯族叔舍人贲》诗云:“齐公凿新河,万古流不绝。”指的便是这条河,而瓜洲从此也就取代了扬子津,成为大江北岸运河的著名津渡。白居易有《长相思》词:“汴水流,泗水流,流到瓜洲古渡头。”白居易的时代去开元未远,而瓜洲就已经成了古渡头,至于比起瓜洲来更古的扬子津,自然是早已在人们的记忆之中消失了。
瓜洲浦成为便利的津渡是由于它正对南岸江边的京口,而京口的漕路是在开元二十五年齐浣迁润州后才兴修的,换句话说,旧漕路原来并不通京口。而要开辟一条通京口的新漕路却是十分艰辛的。宋代《新唐书音训》云:“京口在润州城东北甘露寺侧。”甘露寺正位于北固山,所以移徙这段漕路,势必要紧贴着北固山下与山根的顽石打交手战,这样的工程自非一日之功。这也就是李白《丁督护歌》中所描绘的“万人凿磐石,无由达江浒”的施工场面。过去有些注家以为“无由达江浒”是由于运载石头的缘故。其实水运主要看舟船的吃水量,而不在于运石头还是运粮食,只要不超过吃水量,运什么都一样可行。其所以“无由达江浒”,只是由于山下的顽石还没有被凿通而已。这里李白的三首诗正好可以为瓜洲浦取代扬子津这一变迁作证,而同时《横江词》为李白早年作品,也就又多了一条证据。(摘编自林庚《闲话扬子津》)
下列关于本文第一段内容的表达,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李白《横江词》第三首由横江浦联想到扬子津,是因为这两个地方都是长江边上有名的运河渡口。
B.中晚唐人的诗中很少提到扬子津,是因为当时瓜洲已经取代扬子津成为长江边上的运河渡口了。
C.胡三省虽然是宋元间人,但是读北宋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已经有困难,需要有人来做注解才行。
D.扬子县位于江都的西南方,之所以被命名为“扬子”,可能是因为该县的南部有久已驰名的扬子津。

下列理解,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扬子津是长江边上的低洼处,并且跟南岸的运河渡口又不正好相对,而江中正对扬子津处又有沙洲,造成船舶航行十分不便。
B.齐浣迁官润州以后,把长江南岸的漕路迁徙到京口,又在北岸开凿了伊娄河,这样船舶渡江以后,就不再通过扬子津北上。
C.瓜洲浦地处伊娄河的入江处,由于正对着南岸江边的京口,并且京口已经开凿了新漕路,所以瓜洲浦就成为一个便利的渡口。
D.有注家认为李白诗句“无由达江浒”,是说由于石头过重,无法用船运到江浒。其实用船运石头和粮食是一样的,注家此说不能成立。

根据原文内容,下列推断不正确的一项是

A.对于南岸从润州入江的运河渡口来说,扬子津嫌偏西了一些,瓜洲浦则正对南岸的京口,所以瓜洲浦在扬子津的东面。
B.齐浣对漕路的改造,使船舶渡江到达北岸运河渡口的行程缩短了,并减少了覆舟的危险,为航运业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C.从李白《丁督护歌》中的“万人凿磐石”一句,可以知道开辟京口漕路的过程是非常艰辛的,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
D.文中所引李白的三首诗正好反映了瓜洲浦取代扬子津的历史变迁,其中《横江词》写作最早,《丁督护歌》则写作最晚。

阅读下面的文章,完成后面题。
新文学运动的四兄弟:新诗、小说、散文、戏剧,同气连枝,而各有炎凉际遇。文苑春秋,也像世俗门庭,散文一支,似乎门楣偏低,矜贵不如新诗,显赫不如小说,风光不如戏剧,却也独树一帜,别有一番清华气象,“五四”一代的前辈朱自清说“散文不能算作纯艺术品,与诗、小说、戏剧有高下之别。”刘知几认为作史有三长:才、学、识。章学诚认定三者得一不易,兼三尤难,而更增一“德”字。袁枚以为写诗也须三长,而“识”为最先。王国维倡言文学二原质,曰景曰情。当代董桥说,散文须学、识、情,合之乃得“深远如哲学之天地,高华如艺术之境界。”综合诸家,神而化之,当可得散文三味
《中华散文名家名作》这部全景式的散文选集,给读者提供了多维的欣赏空间。读者一可以鸟瞰:通读全编,纵览全局,宏观散文世界的发展变化。人文世态的冷暖浮沉,时代潮流的推荡磨洗,也可以由此略见端倪。二可以平视:和素昧平生的作家一一相对,如倾肺腑。文心不同,各有其面,有的渊博,有的深秀,有的严峻,有的真挚,有的隽爽,有的风趣,有的娴雅,有的自然。三可以凝睇:心领神会,赏析美文之美。美在何处?大概离不开体貌、风神、襟怀、素质这些着眼点。而所有这一切,全部体现于抽象的文字符号。司空图品诗,说“不着一字,尽得风流”,历来为人津津乐道。但这句名言,只宜意会,不可粘滞,因为文学的建筑材料只能是文字。要做到韵外有致,弦外有音,也只好通过文字的诱发暗示。白话文运动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功高北斗,缺点在于没有把白话文的实用性和艺术性明确区分。艺术性的白话文,不能以“明白如话”自给自足,应当有声有色有光有味,能静能动能歌能舞,善达意,善表情。“五四”至今,白话文成熟到什么程度,大可在散文中测量深浅。四可以远眺:看纸上烟云,字里风涛。散文家的心声常和时代的声音互相呼应,从散文的兴衰中,可以隐然看到一代的政治史、思想史、风俗史、心灵史。五可以浏览:工余无聊,假日休闲,枕边案头,窗前灯下,随兴所至,信手翻阅,是最有味有益的消遣。
(节选自柯灵《散文欣赏的多维空间》,略有删改)
结合文章有关内容,解说“综合诸家,神而化之,当可得散文三味”的含义。
作者认为《中华散文名家名作》为读者提供了五维的欣赏空间,其中第一维指的是“了解时代世态变化”,请概括其他四维的内容。
作者引述司空图“不着一字,尽得风流”的名言,是要表达什么样的见解?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后面的题。
刻碑名手
聂鑫森
范玉成是古城的刻碑名手,已是古稀之年了。
范玉成十四岁起拜师学艺,五十多个年头一眨眼就过去了。一生中刻过多少碑?连他自己都记不清了。他从刻石社退休这十多年,可一直没闲着。儿子还在刻石社,一接下什么重要工程,总得请老爷子把把关。他也乐意,范家手艺一代代传承,绝不能让世人说闲话,否则就愧对列祖列宗了。
儿子也快到知天命之年了。
他对父亲说:“邻市的望江楼重修一新,有块《重修望江楼记》碑要刻哩。”
范玉成显得特别高兴。他记得四十多年前,也就是1966年春节过后,那时他才三十来岁,与一些同行应邀到望江楼公园刻一条诗碑长廊。一直刻到冬天,眼看就要完工了。有一天傍晚,突然来了很多戴红袖章的学生和工人,把望江楼的台阶撬开了,把门窗卸了,把楼梯拆了,把里面的字画、文物烧了,一座清乾隆时的三层楼阁刹那间被当做“四旧”毁掉了。他只能远远地看着,泪水纵横。到了第二天,那些刻好的诗碑,也被一一砸碎,并把他们驱赶回了老家。他后来听说,在望江楼原址,竖起一个巨大的工农兵“造反有理”群雕像;又过了些年,雕塑拆了,改建成了一个大花坛。现在恐怕是拆了花坛,再在原地重建了望江楼。范玉成渴望旧地重游,那楼可还是往日模样?
儿子说:“现在正是炎夏,太热,您暂时别去。等我在那里阅好了稿,选好了石,‘上墨’‘过朱’‘打样’后,准备刻碑了,您再来,一边指点我,一边看看风景,好吗?”
范玉成答应了。
日子一天天过去。范玉成在心里计算着:儿子该阅稿了,那文章是谁撰写的呢?又是哪个书法家书写的墨本呢?字的大小、行距、结构、排列,儿子是否都了然于心了?选的是什么石头,汉白玉石还是大理石?选好了石,先要用沙石打磨平整,再用细刀砖磨光,直至腻滑方可。接下来,儿子该“上墨”了,用磨浓研匀的上等墨汁刷在石上;墨汁干后,再用烙铁烫上白蜡,薄薄地在墨上覆盖一层。下一道工序应是“过朱”,把透明拷版纸覆在墨本上,双钩临描,然后再用银朱做红线双钩。待做完这些,就该“打样”了,把“过朱”的双钩拷版纸,平铺在上过蜡的碑石上,用木榔头垫着羊毛毡,敲击钩本字样,让双钩红线清晰地印下去。
范玉成乘车赶到邻市的望江楼公园,在一间工作室里,找到儿子时,儿子正好完成了“打样”。
“爹,我正准备打电话哩。”
“爹知道你的功夫,该用多少时间,我心里有数。”
儿子笑了:“知子莫若父哩。”
范玉成开始阅稿,文章是本市市长撰写的,还不错,情文并茂;墨本是请北京一位老书法家几个月前书写的,写好寄来后因心肌梗塞竟鹤归道山了。字真好,行书,有《兰亭序》帖的味道,可惜天不悯才啊。
再看一遍文章,范玉成头上冒出了一层热汗,文中说望江楼毁于1967年春,这就失实了,分明是1966年冬!听说市长还年轻,不到五十岁,又不是本地人,恐怕没有细细考察,就轻率地作了结论。
范玉成说:“这碑暂不能下刀,一定要改过来。”
儿子急了:“爹,我们只管刻就是了,这不是我们的错。再说,人家市长会改吗?再说书写的人都死了,谁能把墨稿改正过来,而且风格丝毫不差呢?”
“若市长不肯改,这个活我们退了!碑者,史也,是留给后人看的,不能以讹传讹。”
儿子不做声了。
顿了一阵,儿子说:“爹,您还没去望江楼吧,我陪您去。”
范玉成一甩手,说:“不去!”
第二天一早,范玉成让儿子把公园的负责人找了来,当面说明了情况。
主任姓陈,很年轻,不到四十岁,曾是个中文系的本科生。听完范玉成的话,说:“我就去找市长,谢谢范老的提醒。”
中午快吃饭时,陈主任兴冲冲地回来了,说:“市长让我转达对您的敬意,而且交待一定要改!”
范玉成呵呵地笑了。
“文章好改,只是这墨本上的字怎么改写过来呢?”陈主任问。
“你放心。这位老书法家的字,我熟悉,要改的字,我可以补写得和他分毫不差,这个功夫我还是有的。”
一个月后,《重修望江楼记》碑刻好了,看过的人都啧啧称赞。
父子俩在走之前,认认真真地登上了望江楼,看古香古色的横梁直柱、飞檐翘角,抚红漆栏杆、雕花门窗,品匾额、楹联的内容和书法,确实可称之为杰构。他们登到顶楼,送目远望:湘江如带,白帆点点;远山似簇,村镇笼烟。
范玉成对儿子说:“刻碑的人,责任重大,历史是不能作假的。否则,我是不敢登上这望江楼,我怕前人责怪、后人唾骂!”
儿子说:“爹,我会记在心里的,您放心。”
(选自《21世纪中国最佳小小说》)
下列对作品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最恰当的两项是()()

A.作品以洗练的笔调叙述了范玉成的刻碑历程和精神世界,反映了追名逐利的现实,表达了作者对担当精神的歌颂和对浮躁世风的不满。
B.范玉成艺高技精,所以能见人之所未见,敢发人之所未发,以犀利的眼光发现市长《重修望江楼记》的失实之处,并坚决要求改正。
C.儿子对市长文章失实之处明哲保身、少管闲事的态度很有时代的代表性,它有力地反衬出范玉成认真负责、当仁不让的职业操守。
D.范玉成在心里的算计可谓一箭双雕,一方面向读者介绍了刻碑的整套工艺流程,另一方面也完成了对儿子在刻石碑准备工作的叙写。

E.范玉成对老书法家的字的赞叹和儿子对人死墨稿无法再改的发急,为下文写范玉成的补写埋下了伏笔,烘托出了他深厚的艺术功力。
作品中的范玉成有哪些性格特点?请简要分析。
作品是怎样叙述范玉成的故事的?这样写有什么好处?请简要分析。
作品为什么以范玉成父子登临望江楼为结尾?请结合全文,谈谈你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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