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泣血的杜鹃
①《红楼梦》是一首诗，一首酝酿、积累了数千年，而由一位集大成的文学大师最终写就的瑰丽而凄怨的诗篇。随着诗篇末尾宿命般的残缺与悲剧的落幕，天地似为之易色，草木亦为之同悲，一个经历了繁华与苦难、坎坷与艰辛的伟大心灵发出了余韵悠悠的沉重叹息。在《红楼梦》中，作者倾注了他全部的心血、才华与诗情画意，以杜宇啼血般的笔调和珠圆玉润的辞句，精心结撰了一个艺术世界，在这里，积淀着中国传统文化与艺术的生命信息和遗传基因，流动着中国古代诗歌的节奏旋律和精神气韵。
②当我们以这样的眼光再一次感受和审视黛玉形象时，黛玉已然不单纯是一位美丽多情、敏感善良、富于诗人气质与才情的少女形象，也不仅仅是揭示了一定历史时期社会生活某种本质与规律的典型，而是承载了几千年中华文化厚重负荷的一个永恒的诗性象征，一种富于典型意义的审美境界，从这一形象中，我们仿佛可以看到中国古代许多文士淡淡的背影。
③作为中国古代文化精神传统的传承者与批判者，我们是以特殊的心境来感受和面对黛玉形象，感受她和她的创造者所感受到的一切的。实际上，当我们面对和审视这一形象时，我们也是在面对和审视我们自己的心性，面对和审视从古到今的中国诗人那心灵跋涉的漫漫长路及审美精神、审美实践的悠悠旅程。
④刘熙载在《艺概》中说：“诗人之忧过人也，诗人之乐过人也。忧世乐天，固当如是。”《红楼梦》中，神瑛侍者意欲下凡造历幻缘，则宝玉的精神中似有乐天之意；而绛珠仙子则欲随之下世为人，以一生所有眼泪还报其甘露之惠，则黛玉的精神中似更多忧世之心；宝玉喜聚，而黛玉则在聚时即以平静的心态准备迎接散的结局。这里似乎包含着一个相反相成的人生命题。从“好一似食尽鸟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的结局来看，全篇则笼罩在对人生宿命般的悲剧性感受和大忧患中。鲁迅谈到《红楼梦》时说：“悲凉之雾，遍布华林，然呼吸而领会之者，独宝玉而已。”诚然如此。不过，那应该是指黛玉逝后。比起黛玉，宝玉应是后知后觉者。
⑤《红楼梦》是一曲悲歌。从第五回离恨天、灌愁海和痴情、结怨诸名目，从《红楼梦引子》曲文“趁着这奈何天，伤怀日，寂寥时，试遣愚衷”，从四春之“元”“迎”“探”“惜”及“千红一窟”“万艳同杯”的谐音中，我们听到的是啼血的杜鹃那声声的悲鸣。而那杜鹃便是曹雪芹，也便是林黛玉。黛玉前身是绛珠仙子，她的知心丫环叫紫鹃。紫鹃的寓意就是啼血的杜鹃，绛珠也就是红色的血泪；黛玉正是泣血的杜鹃，而曹雪芹也是泣血的杜鹃，他寄哭泣于黛玉，寄哭泣于《红楼梦》。
⑥黛玉善泣，《枉凝眉》曲中有“想眼中能有多少泪珠儿”之句。黛玉的悲泣非同凡响，感应花鸟，通于自然。第二十六回中写黛玉，“独立墙角边花阴之下，悲悲戚戚呜咽起来”，“不期这一哭，那附近柳枝花朵上的宿鸟栖鸦一闻此声，俱忒楞楞飞起远避，不忍再听”。
⑦《红楼梦》是一部痛史，黛玉的歌哭即曹雪芹的歌哭。金陵十二钗，是作者半生感念与怀想的闺阁女子的化身，生命之花一一凋谢，怎不令作者悲慨万端，长歌当哭！将第一回中“自欲将以往所赖天恩祖德，锦衣纨绔之时，饫甘厌肥之日，背父兄教育之恩，负师友规谈之德，以至今日一技无成、半生潦倒之罪，编述一集，以告天下人”与经历了国破家亡惨痛变故的明末清初文学家、史学家张岱所撰的《陶庵梦忆·自序》比读，觉二者心绪苍凉，话语沉痛，何其相似。这里有几分忏悔、反语、不平，有几分无奈、自嘲、自傲。“无才可去补苍天，枉入红尘若许年”，此语并非《红楼梦》中那块被女娲遗弃的不能补天亦不能自由行动的顽石的伤心哀叹，而是作者的愤世之语、牢骚之语，是欲有所为而不能为、不可为的伤心之语，是冷眼观世、白眼看人的狂傲之语，是洞察古今、彻悟人生的佛道之语。总之，《红楼梦》是沉痛而绝望的一曲悲歌。
（选自红学馆《黛玉形象：中国古典诗史最后的象征者》，有删改）
下列选项中不符合文意的两项是

A．《红楼梦》是一首酝酿、积累了数千年，而由一位集大成的文学大师最终

写就的瑰丽而凄怨的诗篇，黛玉则是承载了几千年中华文化厚重负荷的一个永恒的诗性象征。

B．“离恨天”“灌愁海”等名目、“元”“迎”“探”“惜”的谐音、“绛珠”“紫鹃”的寓意都证明《红楼梦》是一曲悲歌。

C．林黛玉的悲泣非同凡响，感应花鸟，通于自然，具有“惊天地，泣鬼神”的震撼力，足可见出她的内心有许多哀怨不平之气。

D．林黛玉是曹雪芹半生中感念与怀想的闺阁女子的形象化身之一，作者写林黛玉，无非就是想借助她来表达痛悼红颜的悲慨之情。

E.当我们面对和审视林黛玉这一形象时，也是面对和审视从古到今的中国诗人心灵跋涉的漫漫长路及审美精神、审美实践的悠悠旅程。
联系全文，泣血的杜鹃指的是谁？为什么？
根据文意，说说你对“忧世乐天”内容的理解。
作者说《红楼梦》是沉痛而绝望的一曲悲歌？你怎么看，联系全文谈谈自己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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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制剂
地球上生命的历史也就是生物与它们的环境相互作用的历史。动植物的形体和习性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环境造成的，而反向作用，即生物对其所在环境的实际影响则相对较小。只有到了20世纪，作为物种之一的人类才获得了足够的力量，有效地改变他所在的世界——大自然。
在过去的四分之一世纪里，这种力量不仅增大到令人不安的程度，而且性质也发生了变化。人类对环境最可怕的破坏，是那些有害甚至致命的物质对空气、土地、河流、海洋造成的污染。在当今对环境的普遍污染中，化学药品和辐射线共同改变着生物的根本性质。喷洒在农田、森林或花园里的化学药品长期留在土壤中，进入活的生物体内，在一种毒害和死亡的连锁反应中从一个生物体传到另一个生物体。有时候，这些化学药品会随着地下溪流神秘地流淌，直到冒出地表，通过空气和阳光的化合作用构成新形式。植物毒死了，牲畜得病了，曾经一度纯净的井水，也给饮用它的人群造成了危害。
适应这些化学药品所需要的时间应该用大自然的尺度来衡量——人的一生太短暂，而它所要求的是若干个世纪。但即使经过漫长的时间，人们能够奇迹般地适应了它们，也无济于事，因为各个实验室还在源源不断地冒出新的化学药品，并投入使用。这些药品的数字实在令人震惊：每年有500种新的化学药品需要人和动物的身体以某种方式与之适应。其后果还不容易被我们所预料，因为它完全超出了我们对生物学的理解和经验。
40年代中期以来，为了杀死老鼠等啮齿动物以及害虫、杂草而研制出来的基本化学药品就超过200种。这些粉末、喷雾液、烟雾剂在农场、花园、森林和家庭中都普遍使用。它们不加选择地杀死任何昆虫，不管它是“好”是“坏”。这种剧毒物质覆盖在叶片表面上，或者滞留在土壤中，能使鸟儿不再歌唱，鱼儿不再邀游。可是，人们使用这些药品，其目的仅仅是消灭屈指可数的几种害虫、杂草或老鼠等。
药物喷洒的发展过程似乎卷入了一个永无终点的螺旋。自从滴滴畏被允许民用以后，杀虫剂便逐步升级。因为有的昆虫已演化出对某一杀虫药具有抗药性的新品种，于是，人们又发明一种更毒的药剂，接着，再发明一种比这种药剂还要毒的药剂。然而，难道有人会相信，可以向地球表面倾泻这么多毒物而又适宜于一切生物生长吗?
根据文意，下列对文中的“足够的力量”的理解，正确的一项是

A．人类所获得的空前的改变社会环境的力量。

B．地球上的生物施加给自然环境的反向作用力。

C．环境对地球上生物的作用和地球上生物对环境的反作用。

D．人类在20世纪所取得的足以改变自然环境的力量。

下列不属于人类对环境的直接影响的一项是

A．动植物的形体和习性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环境造成的，而生物对其所在环境的实际影响则相对较小。

B．自40年代中期以来，逾200种基本化学药品被研制出来，用于杀死老鼠等啮齿动物以及害虫、杂草。

C．喷雾液、花粉、烟雾剂等化学药品的普遍使用，能够不加选择地杀死任何昆虫，不管它是“好”是“坏”。

D．那些药品中的剧毒物质覆盖在叶片表面上，或者长期滞留在土壤中，能使鸟儿不再歌唱，鱼儿不再遨游。

下列表述，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地球上生命的历史也就是包括人类在内的生物与它们所在的环境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历史。

B．化学药品中那些有害甚至致命的物质严重污染了空气、土地、河流、海洋，这是对环境最可怕的破坏。

C．适应化学药品需要若干个世纪，而人生太短暂，所以人类能够适应化学药品的想法是根本行不通的。

D．无论化学药品的毒性有多大，有些害虫总有办法演化出具有抗药性的超级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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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为学术的一生
作者：柳青
当年，清华上下都叫他陈寅恪（que音却）先生，然而，在不少字典里并没有这样的读音。有人请教他：“为什么大家都叫你寅恪（que），你却不予纠正呢？”陈先生笑着反问道：“有这个必要吗？”，他更希望人们了解他的学问及其价值，他的整个生命是和学术连在一起的。他在国难和个人的不幸中，为学问付出了一生。
1925年，清华大学成立“清华国学研究院”。国学院的四大导师中，三位是当时大名鼎鼎的人物，其一是开创用甲骨文研究殷商史的王国维，另有戊戌变法的核心人物梁启超，以及哈佛大学归来的语言学家赵元任。四人中陈寅恪最晚到校，且尚未出名，他一无大部头的著作，二无博士学位。只因梁启超一句，“我的著作加到一起，也没有陈先生三百字有价值。”远在德国游学的陈寅恪便接到了国学院导师的聘书，时年36岁。
自复旦公学毕业后，陈寅恪从德国到瑞士、又去法国、美国，最后再回到德国，辗转游学13年。离开故国时，他一心向西学，当他重回故土，带回来的却是东方学。游历西方的岁月里，陈寅恪意识到“中学”必要介入世界学术大潮流，否则将无法和“西学”对话，甚至不能解释自我，他明确主张中国学术“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
1937年抗战爆发，陈寅恪短短时间内同时承受了丧父和右眼失明的痛苦。女儿回忆，父亲放弃了右眼视网膜手术，放弃了复明的希望，因为他只想尽快离开沦陷区。
离开北平前，陈寅恪把他的藏书寄往将要去的长沙，后来他未及等到这些藏书，又随清华大学南迁云南。当书到长沙，就悉数被毁于战火。陈寅恪做学问是在书上随读随记，眉批上写满思考、见解和引证，这是他学术研究的基础。藏书被毁，他随身携带的常用书籍，亦在绕道去昆明的路上，大量被盗。他日后的学术研究，将主要依靠记忆了。
就在这样几乎没有参考书籍的情况下，陈寅恪完成了两部中古史名著——《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
在四川李庄时，傅斯年为照顾陈寅恪，让邓广铭住他楼下，说陈先生若有事跺地板，你就马上跑去。每次邓广铭跑上楼看，陈寅恪都是躺在床上呻吟，说自己的身体快不行了，快坚持不住了，但是他说，“我不写完这两稿，我不死。”
1944年12月12日，陈寅恪的唐代三稿中的最后一篇《元白诗笺证稿》完成了。就在这天早上，他起床后痛苦地发现：他的左眼也看不清了。他在成都的医院做了眼科手术，手术没有成功。半年后二战结束，牛津大学请他赴伦敦治疗眼疾，数月奔波，他的双目还是没能复明。
57岁的陈寅恪由人搀扶着重回清华园，他已失去学者治学读书第一需要的双眼。没有人可以了解，失明对于陈寅恪是一种怎样的毁灭，因为倔强的他没有留下任何文字泄漏内心的痛楚。在学生们的记忆里，过去陈寅恪上课讲到深处，会长时间紧闭双眼，但他盲后，永远睁大着眼睛讲课，目光如炬。
1953年，病中的陈寅恪收到了学生蒋天枢寄来的长篇弹词《再生缘》，听后大受震动。尚未病愈的他用口述的方式，撰写《论再生缘》，由此开始探索明清历史和文化。
当陈寅恪沉浸于新的学术领域时，中国科学院拟请他出任历史研究所二所的所长。他拒绝了。《对科学院的答复》一文中，起首便是：我的思想、我的主张完全见于我所写的王国维纪念碑的碑文中。这篇广为流传的碑文里，陈寅恪表达了这样的思想：读书治学，只有挣脱了世俗概念的桎梏，真理才能得以发扬。他提出“不要先存马克思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在那个年代是惊世骇俗的。其实他坚持的就是实事求是，他将此视作永恒如日月之光。
1961年8月，阔别12年的挚友吴宓来访。午夜时才到达陈宅的吴宓看到，陈寅恪仍端坐着等待他，他在日记里描述：“寅恪兄双目全不能见物，以杖缓步，面容如昔，发白甚少，眉目成八字形……”陈寅恪把《论再生缘》油印本作为礼物送给吴宓，还透露了自己正在撰写的一部宏伟著作的大纲，这就是后来的《柳如是别传》。书稿完成于1964年，陈寅恪75岁。五年后，1969年10月7日，陈寅恪走完了他79岁的生命历程。弥留之际，他一言不发，只是眼角不断流泪。
陈寅恪没有留下遗嘱。
（选自2007-04-21《文汇报》作者：柳青，有删改）
下列对传记有关内容分析和概括，最不恰当的两项是

A．1925年，清华大学国学院的四大导师，都是当时大名鼎鼎的人物，开创用甲骨文研究殷商史的王国维，戊戌变法的核心人物梁启超，以及哈佛大学归来的语言学家赵元任，周游列国的著作等身的陈寅恪。远在德国游学的陈寅恪便接到了国学院导师的聘书，时年36岁。

B．因为陈寅恪做学问是在书上随读随记，眉批上写满思考、见解和引证，这是他学术研究的基础。所以当他的藏书被毁，他随身携带的常用书籍，亦在绕道去昆明的路上，大量被盗时，他日后的学术研究，就只能主要依靠记忆了。

C．57岁的陈寅恪重回清华园，已失去治学读书的双眼。我们可以通过陈寅恪先生的作品推断出他的内心中经受着多么大的煎熬，这些在他后期的作品中清晰的表达了出来。

D．陈寅恪认为:读书治学，只有挣脱了世俗概念的桎梏，真理才能得以发扬。再加上当时他沉浸于探索明清历史和文化，中国科学院拟请他出任历史研究所二所的所长。他拒绝了。

E．由上文推断出陈寅恪是位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且陈寅恪对学术研究的态度严谨。难怪傅斯年对他进行这样的评价:“陈先生的学问，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
请根据本文内容概括传主的精神特点。并举例说明。
答：
作为一篇传记，本文在表现人物上有哪些特点？
答：
请联系当今实际谈谈你对陈寅恪“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这一主张的理解。
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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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家讲坛”是个奇怪的坛
刘洪波
“百家讲坛”其实是一个很奇怪的坛。十年以前，丁肇中在那里讲过物理学，把物理学讲到我都能听得津津有味，很不容易。但现在这个讲坛上，讲红楼、讲清史、讲论语，大概今后还要讲与“国学”有关的一切。至于还讲不讲自然科学、现代哲学、法学、政治学、经济学等，我不知道。在我印象中，“百家讲坛”之“百家”就是赏玩传统的百家，当然中国这方面的人才很多，号为“百家讲坛”，数量是可以保证的。
国学，据说已经“返本开新”，只差大家都来践行。不过，践行什么呢？是修习个人的心性，还是以国学来格致万物？若是前者，没有什么不好。若是后者，事情就比较难办。阎崇年先生讲清史，如数家珍，史料熟，秘闻多，吸引力强，但主要是对清宫如同对待自家一般热爱的态度，这个祖宗英明，那场屠杀合理。易中天先生讲三国，权谋机变，说得津津有味，就是搞不清对权谋之术到底是赞赏还是批判。相比之下，反倒是于丹讲《论语》，固然毛病多多，总归是修身养性，更加合乎人性，但只强调指向内省而对人之外在处境无所置辞的讲法，大概不过是训育顺民。
这次钱文忠先生为商纣王翻案，称其“文武双全，功勋卓著”，以期主导舆论。前人多有怀疑商纣王并非恶到极点者，从真实认识而言，哪怕是希特勒，你也不难找出几个“功勋”来，商纣王当然也应该有一些好的地方。但到底有多好，难说，尤其在学术上“有一份证据说一份话”，就更困难。商纣王处在中国信史时代之前，怎样获得充分的证据来总括他的一生？对他的恶评有新朝代的虚报，有后时代的累加，但要翻案，还是且缓吧，重建一个对商纣王的历史结论，学术上几无可能。
对商纣王的评价，与其说是“历史评价”或者“历史学结论”，不如说是一种“舆论评价”或者“社会学结论”。想到商纣王就想到荒淫、暴虐，他已经成为一种暴虐的符号，不可置疑的事实是，商朝在纣王手中灭于周朝，一个“文武双全，功勋卓著”的帝王，怎样被一个新朝代取代，把这一点解释清楚，何其困难。
“百家讲坛”其实是娱乐业的一个景象，但貌似在布道。在这种虚妄的布道与实在的娱乐之间，人们听到一些离奇古怪的想法，并且把自己酱在莫名其妙的逻辑里。这些逻辑归总而言，就是“大丈夫只求建功立业，不必论其余；小百姓但求修好忍术，以接受治理”。寓教于乐，就这样实现了。（选自《杂文选刊》，有删改）
下列各项中，不是“‘百家讲坛’ 是个奇怪的坛”的理由的一项是

A．“百家讲坛”之“百家”并不是真正的“百家”，“讲坛”成了“国学”的讲坛。

B．“百家讲坛”号称“百家”，从数量上可以保证。

C．“百家讲坛”的讲者观点偏颇，导向不正确。

D．“百家讲坛”貌似在布道，实则在娱乐。

作者对钱文忠为商纣王翻案持批评态度，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A．商纣王处在中国信史时代之前，难获得充分的证据来总括他的一生，重建一个对商纣王的历史结论，学术上几无可能。

B．商纣王并非恶到极点者，所以不难找出几个“功勋”来证明其“文武双全，功勋卓著”。但作为学术而言过于简单，缺乏学术性。

C．想到商纣王就想到荒淫、暴虐，他已经成为一种暴虐的符号，这种“社会学结论”没有必要颠覆，也很难颠覆。

D．不可置疑的事实是，商朝在纣王手中灭于周朝，一个“文武双全，功勋卓著”的帝王，怎样被一个新朝代取代，把这一点解释清楚，的确困难。

根据原文的内容，下列说法正确的一项是

A．作者举丁肇中讲物理学的事例，是为了说明“百家”应是包括自然科学、哲学、经济学等学科的真正“百家”。

B．在第二段中，作者对阎崇年和易中天持批评态度，对于丹持肯定态度，因为于丹的解读指向修身养性，更加呵护人性。

C．现在的“百家讲坛”都在做翻案文章，比如阎崇年说祖宗英明，易中天津津乐道权谋，钱文忠称商纣王“文武双全，功勋卓著”。

D．对“百家讲坛”，作者虽然多有批评，但在结尾还是肯定了它具有寓教于乐的作用，观点辩证，评价比较公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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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永恒的教书匠——季羡林
晚近，季羡林先生的头衔，除了教育家、文学家、社会活动家，通常还有一项“国学大师”。为此，有人在报上陈辞，认为“季羡林的专业是佛学和梵文研究，算不上国学大师”。有人又撰文反驳，认为“传统国学的许多重大领域季羡林都涉及到了，绝对称得上是国学大师”。2007年5月，中央电视台拍摄季老的专题，拿我作陪衬，其间就提到了这段公案，问我怎么看。卑之无甚高论，窃以为，这事不值得争辩，在东西融会、环球一村的21世纪的今天，国学大师也者，既不应是一味钻故纸堆的冬烘先生，也无所谓荣辱褒贬。要我说，季羡林就是季羡林，他是一个平凡的人，也是一个大有人格魅力的人。他的平凡，即如他所说，只是一个教书匠，至多再加一个写家；他的大有人格魅力，就在于亦儒亦释亦道，而又非儒非释非道，从心所欲，脱略形迹，无法取替，不可超越。这后八个字，是我自己加的，季先生生前若听到，一定不赞成。记得有一年，胡光利、梁志刚两位学兄出版《此情犹思——季羡林回忆录》，在前言中写上“国学大师”“国宝级学者”“北大惟一终身教授”等词，季先生阅后，坚决要求删去。季先生说：“真正的大师是王国维、陈寅恪、吴宓，我算什么大师？我生得晚，不能望大师们的项背，不过是个杂家，一个杂牌军而已，不过生的晚些，活的时间长些罢了。”
2006年，第19届世界诗人大会在我国山东泰安召开，会上，季羡林、高占祥、李国彝三位被评为世界桂冠诗人。这又是一顶高帽。组织者的心思，咱不去猜测，高占祥、李国彝二位的成就，咱也不去评估，且说季先生。季先生在中学时，曾有“诗人”外号，说明他是喜欢诗的，是有这方面的素养的，但他一生发表之诗，据笔者所知，不会超过十首。季先生著作等身，身列作家之林，还自谦是票友。以不到十首诗的数量，荣膺世界桂冠诗人称号，他老人家肯定会感到惶恐。我没有猜错，一次见面中，季先生说了创作经过。季先生讲：“原本是泰安地区来人，说请我写一首诗，关于泰山的。我自幼景仰泰山，至今初衷不改，兴致一上，就动笔了。7月29日（2005年），温总理来，来得特早，我桌上摊着稿纸，没有收拾。总理问我最近在写什么，我说在写关于泰山的诗，并且念了开头几句。以后新华社就作了报道。再以后，你们都知道了的，我季某人忽然就成了桂冠诗人。”说到这儿，季先生转为“难得糊涂”，他说：“桂冠诗人不是随便戴的哦，他们这么做，只能使我脸红。”
“中国牌”的荣誉有它本土特色的游戏规律：往往，在你需要的时候，它总是千推万阻，避而不见；在你不需要的时候，它却是不邀自来，蜂拥而至。——算了，撇开这些背后的玄机不谈，话题还是回到季先生。笔者觉得，仅就94岁的老人，依然拥有这般创作活力，《泰山颂》就值得一读；在这一点上，季先生完全用不着脸红。季先生写完搁下，但一直未定稿，他自觉不够完善，到了2008年12月21日，97岁了，又拿出来修改，在一处添了三行24字：“万木争高，万卉争艳。争而不斗，和谐自然。天人合一，宛然实现。”其他几处亦有修改。这种“春蚕到死丝方尽”的精神，着实令人感动。
泱泱中华，特点是人多，人多思想杂，俗话说“林子大了，什么鸟儿都有”，许多议论，是颇为滑稽的。譬如有人转给我一篇文章，是从网上下载的，讽刺季老是官迷，理由是从杨绛的《我们仨》推测，那个想当中国社科院副院长，而最终没有当成的，估计就是季羡林。嘻嘻，胡为乎来哉！熟悉季老的人都知道，他对官场，一向敬而远之，了无兴趣。证以笔者的目睹：那还是上世纪90年代，一天，有老友自城内来见季先生，落座，喝茶，老友说起近来见了哪些哪些高官，禁不住眉飞色舞，唾星四溅。季先生干坐一旁，默然无语，待老友走后，只幽幽地说了一句：“他还很得意。”这一句就表明了季先生的心迹。即以中国社科院副院长一职来说，倒的确有这么一回事：“文革”后，某要员曾建议季先生出任此职。季先生么，婉拒了。尔后，北大让他当副校长，他倒是痛快地应承。为此，有人曾当面讶怪：“为什么放着副部级的职位不要，却要这个副局级呢？”季先生说：“什么级别，我脑子里没想过这个！”——他想的，就是当他的教书匠。
（节选自《文汇报》作者卞毓方）
下列对传记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最恰当的两项是（）

A．季羡林是一个平凡的人，他只是一个教书匠，至多再加一个写家，但他一生发表的诗，不超过十首；因此，是一个大有人格魅力的人。

B．季羡林先生亦儒亦释亦道，而又非儒非释非道，从心所欲，脱略形迹，无法取替，不可超越。这正是“国学大师”应有的魅力和境界。

C．94岁的季羡林老人创作了《泰山颂》一诗：“万木争高，万卉争艳。争而不斗，和谐自然。天人合一，宛然实现。” 97岁时，又拿出来修改，表明季先生为了避免名不副实而坚持修改文稿，恰恰说明了“文章不厌百回改”、“佳作常从改中出”。

D．“文革”后，有人建议季先生出任中国社科院副院长一职。季先生么，婉拒了。尔后，北大让他当副校长，他倒是痛快地应承。人贵有自知之明，与其力不从心，不如扬长避短。他想的，就是当他的教书匠。

E．作者在文中列举了几处人们对季老先生的不一致的评价，然后把自己亲身经历的几件事情简要描述出来，虽未直接评论，但足以让读者了解季老先生的为人。这种笔法在传记中颇有说服力。
文中说：“季羡林也是一个大有人格魅力的人。”那么，他的“人格魅力”体现在哪些方面？
答：
文章最后一段画线的句子“这一句就表明了季先生的心迹”。说说表明了季先生怎样的“心迹”。
答：
对于季羡林究竟算不算“国学大师”，作者没有直接评论。你读了本文以后，如何评价季羡林先生呢？
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