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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的文学传奇
1988年5月10日，沈从文辞世，他并没有写完他传奇人生的最后一笔。
沈从文成长为著名作家之路具有传奇的色彩。从郁达夫《给一个文学青年的公开状》中那个穷困潦倒的主人公到北方文学的重镇和京派作家的领袖，从小学毕业生和被大学拒之门外的投考者到北京大学教授，在童话中最常见而在现实中很少发生的丑小鸭变成天鹅和灰姑娘嫁
给王子的故事，这种奇迹终于在沈从文这里闪现了。
1924年，沈从文开始以“休芸芸”等笔名在北京《晨报副刊》《现代评论》等报刊发表作品，成为新文学的“第一个职业作家”。1928年，随着文化中心的南移，沈从文也从北京来到了上海，以几乎每月一本书的生产速度为当时新兴的小书店供稿，成为著名的“多产作家”。由于胡适等人的引荐，他先后在中国公学、武汉大学和青岛大学任教。1933年，他重返北平，从学衡派吴宓手中接收了《大公报•文学副刊》。《大公报•文艺副刊》体现了沈从文以及“京派”的文学主张，对于北方的文艺活动产生了重要的引导和组织作用，并且由对上海的作家发难，挑起了“京派”与“海派”的论战。正如沈从文在《从现实学习》中自述的那样，他的成功“是适之先生尝试的第二集，因为不特影响到我此后的工作，更重要的还是影响我对工作的态度，以及这个态度推广到国内相熟或陌生师生同道方面去时，慢慢所引起的作用。这个作用便是‘自由主义’在文学运动中的健康发展，及其成就。”沿着“现代评论派”“新月派”“京派”以及自由主义文人集团的发展脉络，沈从文最终归纳为共同的流向。沈从文是一部传奇，同时，他的创作也是不同于现代主流小说的传奇。与现实主义对于文学的“认识”作用的强调相反，他不是要使我们去接近现实，去“认识”现实；而是要给我们一些色彩，一些音乐，一些故事，一些使我们脱离现实苦难的美丽梦境。1934年发表的中篇小说《边城》和散文集《湘行散记》使沈从文达到了他创作的高峰。这是他最美丽的作品。与诸如丁玲的《水》、茅盾的《子夜》、洪深的《五奎桥》等运用社会科学的分析方法描写中国城市和农村的骚动和崩溃的现实主义的小说和戏剧以至新感觉派作家穆时英的《一九三一年》不同，沈从文具有明显的装饰风格的作品体现了另一种完全不同的情调和创作态度。正如他在《(长河)题记》中所说的，“特意加上一点牧歌的谐趣，取得人事上的调和”。
沈从文是中国现代罕有其匹的富有惊人的艺术才华和葆有纯粹的艺术感觉的艺术家，他以一种特殊的艺术眼光而不是道德政治的眼光来看一切，他的创作使一直受到道德、政治的范围和以“风雅”“风骨”为极致的文学正统获得了某种解放。沈从文在《从文自传》中说：
我就是个不想明白道理却永远为现象所倾心的人。我看一切，却并不把那个社会价值搀加进去。估定我的爱憎。我不愿问价钱上的多少来为百物作一个好坏批评，却愿意考查它在我官觉上使我愉快不愉快的分量。我永远不厌倦的是“看”一切。宇宙万汇在动作中，在静止中，在我印象里，我都能抓定它的最美丽与最调和的风度，但我的爱好显然却不能同一般目的相合。我不明白一切同人类生活相联结时的美恶，换句话说，就是我不大能领会伦理的美。接近人生时，我永远是个艺术家的感情，却绝不是所谓道德君子的感情。
20年前我曾经吟颂过沈从文的名句：“美丽总令人忧愁，然而还受用。”我们感谢沈从文在那天崩地陷、满目疮痍、率兽食人、鲜血淋漓的丑恶和腐烂的时刻为我们留下了如此精致美丽的图画和传说；然而，我们在沉醉和流连忘返的同时又觉到一种非人性的残忍。正如朱光潜的美学所指示的那样，美感离不开距离，美感必须摆脱联想。所以，读沈从文最好也是没有历史阴影和联想的在新鲜的阳光下的少男女少们。
(根据旷新年《沈从文的文学传奇》改写)
文中谈到了沈从文哪些方面的传奇?(用自己的话回答) (4分)
文章引用了沈从文在《从文自传》中说的一段话，起到了哪些作用? (5分)
作者认为：“读沈从文最好也是没有历史阴影和联想的在新鲜的阳光下的少男少女们。”你是否认同作者的观点，请结合文本分析。 (6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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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夜
龙应台
他把好几幅画在地上摊开。小店原本就挤，三张画铺在地上，我们就不能转身，一转身就要踩到画布上了。“这一幅。”我指着凡·高的《星夜》。他说：“一百块。”我说：“六十块。”他做出夸张的痛苦的表情，指着地上的《星夜》说，“你看看你看看，画得多么好，画得多么像，就是颜料钱也不止六十块呀小姐。”我说，“那好，我们再逛逛。”他一把拉住，说，“算了算了，就六十块吧。”
油彩很浓，他用一张薄薄的塑料膜覆盖在画面上，再把画小心地卷起来。
我走出小店，踏入画家村的街，一整条街都卖画，颜色缤纷，琳琅满目，气氛像成衣市集，只是挂得满坑满谷的不是衣服，是画。据说是一个奇人在这深圳的边缘荒村专门模仿凡·高的画，画得多，画得像，以至于国际媒体都纷纷来采访这中国深圳的“凡·高”。没几年，荒村已经变成画家一条街。凡·高的画，人人能画，从这里批发到香港的小摊上，和开衩的旗袍、绣着五彩金龙的衬衫、缎料的面纸盒等等“中国风味”礼品混在一起，卖给观光客。
回到家，我把《星夜》摊开，仔细端详。从色彩和结构来说，仿得还真像，该有的笔触，显然一笔都不少。如果──我将窗户打开，让海风吹进来，因为画的油彩气味还呛鼻──如果，用科学的方法鉴定，仿画的人功夫确实好到完全逼真，好到任何人都看不出破绽来，我是否能被这幅《星夜》感动呢？
爱上《星夜》，是有过程的。住在大海旁每天看日落月出，就发现有一颗星，总是在黄昏时就早早出场，那样大，那样亮，那样低，使我疑惑它是不是渔船顶上的一枚警示灯？是不是一架飞机停在空中探测气候的动向？是不是隐藏在山头里只有云破时才看得见的一盏隐士读书的火？那颗星，低到你觉得海面上的船桅一不小心就会钩到它。
太阳沉下去，月亮起来时，星还在那里，依傍着月亮。不管那月亮如何地艳色浓稠，这颗星还是堂堂正正地亮着。
有一天黄昏，一个天文学家在我的阳台上，我们一同看那轮绯霞绚烂的夕阳在星的陪同下，从云到山到海，冉冉层层拾级而下。他说：“海面上看金星好亮。”
我吃一惊，啊，原来它就是金星，维纳斯。无知的人，朝朝暮暮看着它，却不知它的身份。今天知道了，跟它的关系可就不一样了。
我赶忙上网去看凡·高的《星夜》，因为我记得，他画的是金星。
凡·高在法国南部的精神疗养院里，写信给他的兄弟：“今天早上，天还没亮，我在窗口看了很久，窗外什么都没有，唯有一颗金星，好大的一颗星。”“夜，”他说，“比白天还要活，还要热烈。”
如果我失眠，披衣起身，走进沁凉的夜里；如果我凑巧走过一个大门深锁的精神病院，那么我一仰脸就会看见在黑沉沉的大楼上有一扇开着的窗，窗口坐着一个孤独的人，正在注视大地的荒芜和人间的荒凉，只有夜空里的星，有火。他说：“看星，总使我神驰……我问自己：我们摊开地图，指着其上一个小黑点，然后就可以搭乘火车到那个点去，为什么我们到不了那颗星呢？我们难道不可以搭乘‘死亡’到星星那一站？”
三十七岁的凡·高真的买了一张死亡的单程票，说走就走了，行囊里只有煎熬的痛苦和无可释放的热情。《星夜》，在我看来，其实是一幅地图──凡·高灵魂出走的地图，画出了他神驰的旅行路线：从教堂的尖塔到天空里一颗很大、很亮、很低的星，这颗星，又活又热烈，而且很低，低到你觉得教堂的尖塔一不小心就会钩到它。
我会被深圳画家村的《星夜》感动吗？
换一个问法：如果科学家能把一滴眼泪里所有的成分都复制了，包括水和盐和气味、温度──他所复制的，请问，能不能被称做一滴“眼泪”呢？
文章开头写买画时和商贩讨价还价的情景有何作用？
怎样理解“夜，比白天还要活，还要热烈”的含义？
“我”能否被深圳画家村的《星夜》感动呢？结合文章，谈谈你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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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拾中华之“礼”的当代价值
彭林
东西方文化，是当今世界的两大文明，两者的关键区别究竟何在？梁启超说“中国重礼治，西方重法治”，将东西文化归结为“礼”“法”二字。钱穆赞扬此语“深得文化分别之大旨所在”。数十年后，钱穆又说：“要了解中国文化，必须站到更高来看到中国之心，中国的核心思想就是礼。”说清礼与中国文化的关系，对于当代精神文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在中国文化中，礼是理的同义词。“礼者，理也。”“礼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孔子主张：“道之以德，齐之以礼。”孟子以礼为尽人皆有的四个善端之一，无礼者谓之非人。梁启超、钱穆将中国文化的核心归结为礼治，绝非向壁虚造，而是渊源有自。
在中国人看来，人是按照礼,也就是理性要求来生活的，其它动物则不能。人有文化自觉，不可与鸟兽同群，通过礼自别于禽兽，对于中国人而言，礼是人生第一要义。礼也是文明与野蛮的区别，这是更高一个层次的区别。孔子作《春秋》，欲为万世龟鉴。春秋乱世，本质上是文明与野蛮的斗争，即“礼”者与“非礼”的斗争。而历史的进步，是在文明战胜野蛮之后。礼是社会一切活动的准则、修身的主要门径。中国文化要求人们努力修为，勉为道德高尚的君子，甚至成圣成贤，其间的取径，则是礼乐人生、外内双修。因此，中国人在童蒙教育阶段即教以礼，不学礼，无以立。从束发开始，每逢人生的转折点，也都会寓教于礼，通过冠礼、婚礼、相见礼、饮酒礼、射礼、丧礼、祭礼等一系列“人生礼仪”进行指导，在总体上维持了全民族的文明水平。
更为重要的是，礼是民族凝聚的核心。中国幅员辽阔，南北四方发展不平衡，各地风俗更是歧异，对政府而言，如果没有统一的行为规范，听之任之、放任自流，不堪想象。经过两千多年的经营，礼超越于方言、风俗之上，彼此说话可以听不懂，年节习俗可以互议，但在礼的层面上却能彼此认同，这是中国特有的文化现象，也是中国在历史长河中始终保持统一趋势的深层原因。
如今，举国上下都在谈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与汇通，愿望很好，但如果对两大文化没有深入的认识，盲目从事，就是不清醒的，甚至是有害的。
西方文化是宗教文化，以神为中心，一切都按照上帝的意志行事。按照《圣经》的说法，人有原罪，人性本恶，只有上帝才能拯救人的灵魂。而中国文化是以人为中心的文化，从周公制礼作乐起，民本主义迅速崛起，天意与民意几乎等同，人的自主意识抬头，人性本善，人的灵魂不仅要由自己来管理，而且能管好。礼是把抽象的道德转换到操作层面的不二法门，惟有经由礼，道德才能落实到人的身上，进而推动社会的进步。
在当代中国，传统礼学依然有其生命力。近几十年的社会变革证明，物质与精神，犹如车之两轮，缺一不可，在物质文明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精神层面的需求就会提上议事日程。近年，各地纷纷举办道德大讲堂，反映了社会对道德的呼唤。道德只有体现在人的身上，对人与社会的进步发生作用，道德才是鲜活的、有价值的，礼恰恰是把道德转换为可以操作的规范的完整体系。今天在社会秩序方面出现的种种乱象，包括某些国民出境旅游的种种不文明现象，归根到底是行为“失范”。
礼仪是文明民族的重要标志。中华五千年文明，创造了独具特色的东方礼仪，甚至远播东亚，推动了朝鲜、日本文明的进程。中国文化中的礼，与修身、齐家密切相关，内涵极其丰富。社会在飞速发展，中华礼仪也定能完成现代转型，再度辉煌。
（选自《人民日报》2013年11月12日05版，有删改）
下列说法，符合文意的两项是（）（）

A．钱穆认为，中国文化的核心就是“礼”，我们只要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就可解决中国当代精神文明建设的问题。

B．人生第一要义就是礼，人与其他动物的区别就是人要按照礼、也就是理性要求来生活的，其它动物则不需要。

C．中国幅员辽阔，各民族、各地方风俗各异，但国家能保持统一的趋势，其深层原因是在礼的层面上彼此认同。

D．要实现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与汇通，首先就必须要对东西方文化有一个清醒而深入的认识，否则就会适得其反。

E．西方文化以神为中心，认为人性本恶，人的灵魂只有上帝能拯救，人类要按照天意与民意管好自己的灵魂。
根据文意，下列推断中合理的一项是（）

A．梁启超说：“中国重礼治，西方重法治。”因此我们应对中华传统文化充满自信。

B．诸侯争霸的春秋乱世，证明了孔子关于“礼”的那一套理论在当时根本行不通。

C．因为中国人在童蒙教育阶段即教以礼，所以中国在总体上维持了文明的高水平。

D．独具特色的中华礼仪影响深远，对朝鲜、日本文明的进程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为什么作者认为“梁启超、钱穆将中国文化的核心归结为礼治，绝非向壁虚造，而是渊源有自”？
广东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经济高速发展，但同时也出现了不少打破传统道德底线的事件，如“小悦悦”事件等，因此许多有识之士呼吁应该加强传统礼学的教育，让人们知礼明礼。请依据文意，谈谈你对这种呼吁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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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雨天，真好
琦君
一清早，掀开窗帘看看，窗上已撒满了水珠；啊，好极了，又是个下雨天。雨连下十天、半月、甚至一个月，屋里挂满万国旗似的湿衣服，墙壁地板都冒著湿气，我也不抱怨。雨天总是把我带到另一个处所，在那儿，我又可以重享欢乐的童年。
那时在浙江永嘉老家，我才六岁，睡在母亲暖和的手臂弯里。天亮了，听到瓦背上哗哗的雨声，我就放了心。因为下雨天长工们不下田，母亲不用老早起来做饭，可以在热被窝里多躺会儿。我舍不得再睡，也不让母亲睡，吵著要她讲故事。母亲闭著眼睛，给我讲雨天的故事：有个瞎子，雨天没有伞，一个过路人见他可怜，就打著伞送他回家。瞎子到了家，却说那把伞是他的。他说他的伞有两根伞骨是用麻线绑住，伞柄有一个窟洼。说得一点也不错。原来他一面走一面用手摸过了。伞主笑了笑，就把伞让给他了。
我说这瞎子好坏啊！母亲说，不是坏，是因为他太穷了。伞主想他实在应当有把伞，才把伞给他的。在熹微的晨光中，我望着母亲的脸，她的额角方方正正，眉毛细细长长，眼睛眯成一条线。我的启蒙老师说菩萨慈眉善目，母亲的长相一定就跟菩萨一样。
雨下得越来越大。母亲一起床，我也跟着起来，顾不得吃早饭，就套上叔叔的旧皮靴，顶着雨在院子里玩。我把阿荣伯给我雕的小木船漂在水沟里，中间坐着母亲给我缝的大红“布姑娘”。绣球花瓣绕著小木船打转，一起向前流。
天下雨，长工们不下田，都蹲在大谷仓后面推牌九。我把小花猫抱在怀里，自己再坐在阿荣伯怀里，等着阿荣伯把一粒粒又香又脆的炒胡豆剥了壳送到我嘴里。胡豆吃够了再吃芝麻糖，嘴巴干了吃柑子。大把的铜子儿一会儿推到东边，一会儿推到西边。谁赢谁输都一样有趣，我只要雨下得大就好。下雨天老师就来得晚，他有脚气病，穿钉鞋走田埂路不方便。老师喊我去习大字，阿荣伯就会去告诉他：“小春肚子痛，睡觉了。”老师不会撑著伞来找我。母亲只要我不缠她就好。
五月黄梅天，到处粘糊糊的，母亲走进走出地抱怨，父亲却端著宜兴茶壶，坐在廊下赏雨。院子里各种花木，经雨一淋，新绿的枝子顽皮地张开翅膀，托著娇艳的花朵，父亲用旱烟袋点着它们告诉我这是丁香花，那是一丈红。大理花与剑兰抢着开，木犀花散布著淡淡的幽香。墙边那株高大的玉兰花开了满树，下雨天谢得快，我得赶紧爬上去采，采了满篮子送左右邻居。玉兰树叶上的水珠都是香的。
唱鼓儿词的总在下雨天从我家后门摸索进来，坐在厨房的条凳上，唱一段秦雪梅吊孝，郑元和学丐。母亲一边做饭，一边听。晚上就在大厅里唱，请左邻右舍都来听。宽敞的大厅正中央燃起了亮晃晃的煤气灯，发出嘶嘶的声音。煤气灯一亮，我就有做喜事的感觉，心里说不出的开心。雨哗哗地越下越大，瞎子先生的鼓咚咚咚地也敲得越起劲。唱孟丽君，唱秦雪梅，母亲和五叔婆听了眼圈儿都哭得红红的，我就只顾吃炒米糕、花生糖。父亲却悄悄地溜进书房作他的“唐诗”去了。
八、九月台风季节，雨水最多。那时没有气象报告，预测天气好坏全靠有经验的长工和母亲抬头看天色。云脚长了毛，向西北飞奔，就知道台风要来了。走廊下堆积如山的谷子，几天不晒就要发霉，谷子的霉就是一粒粒绿色的麴。母亲叫我和小帮工把麴一粒粒拣出来，不然就会越来越多。这工作真好玩，所以我盼望天一直不要晴起来，麴会越来越多，我就可以天天滚在谷子里拣麴．不用读书了。
如果我一直不长大，就可以永远沉浸在雨的欢乐中。然而谁能不长大呢？到杭州念中学了，下雨天，我有一股凄凉寂寞之感。
有一次在雨中徘徊西子湖畔。我驻足凝望著碧蓝如玉的湖水和低斜低斜的梅花，却听得放鹤亭中响起了悠扬的笛声。弄笛人向我慢慢走来，低声对我说：“一生知己是梅花。”
我也笑指湖上说：“看梅花也在等待知己呢。”衣衫渐湿，我们才同撑一把伞归来。
那是许多年前的事了，笛声低沉而遥远，然而我却仍能依稀听见，在雨中……
（选自《经典美文》2007年07期）
作者为什么说“下雨天，真好”？ (4分)
“彩线穿珍珠”是这篇散文在材料组织上的特点，请说说这篇文章的“彩线”和“珍珠”分别是什么？(5分)
在作者的笔下，母亲是怎样的一个人？(6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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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之后的平凡人生
孙郁
周海婴——鲁迅之子，81岁。
年轻的时候对周海婴有种神秘感：鲁迅之子，会是什么样子呢？有许多关于他的传说，都有点消极，比如其学习平平，缺乏才气，曾受到学校老师的批评，等等。都有点惋惜的口吻，言外之意，鲁迅的后代已不复周家当年的气象了。
其实我们用打量鲁迅的眼光来看他的后人，可能有点问题。思想和艺术很难遗传，这个现象不知道医学怎样解释。周海婴自应有他的路。他196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物理系无线电专业，毕业后在国家广播事业局工作，退休前担任广播电影电视部政策法规司副司长——逃不出父亲的光环，有时不是他的问题，而是舆论的问题。
我在上个世纪80年代认识周海婴先生。第一次见面是一个下午，他开着一辆很小的卧车到鲁迅博物馆来。门卫的老大爷不认识他，将其拦住。海婴很生气，说这是我的家，怎么不让进呢。我便前去解释，彼此方得以释然。看到他高高的个子，一身笔挺的西装，觉得有点港台人的气质。那时候大陆人的着装很土，而鲁迅之子的悠然、贵族气，显然呈现着他和常人的距离。
后来总是在会议上见面。那些关于鲁迅的会议，他从不发言，手里带着相机，不时在会场走动，倒仿佛是个专业的摄影师。他游离于学界和文坛，反显得轻松、自如。
我真正与他有了接触，是做了鲁迅博物馆馆长之后。周先生住在木樨地，家里的摆设很文气，书房里多是与鲁迅相关的书籍。各类木雕、铜像，还有书法作品，显得古雅。他对鲁迅博物馆的现状很关心，提出许多意见和建议。在我的印象里，他似乎把博物馆当成了自己的家。慢慢地，我和他们一家人也渐渐亲近起来。
他在谈天的时候，偶然说些笑话，幽默的语句不时出来。他说话把别人逗笑了，自己并不笑。据前人回忆鲁迅，也有类似的感受，那么这是父亲的遗传也说不定。他是很直截了当的人，快言快语。也常得罪人，说话偶尔带刺。有时候与人不高兴了，马上红脸，愤愤的样子。
许多年间，他为了维护鲁迅的版权和多家出版社发生纠纷，官司不断。我总觉得出版社和他沟通不够，有着隔阂在。有人因此说海婴看重金钱，批评也偶尔出现过。但他认准了，就坚持，有时甚至写文论争。这种韧性，似乎也有鲁老夫子的痕迹，在坚守自己立场的方面，他许多时候让我想起鲁迅的性格来。
周海婴对鲁迅文本几乎不能说些什么。1936年父亲去世，他才七岁，但他对母亲是感情极深的。他在母亲那里，得到了最美的爱，风雨之间，一同走过了童年。由于母亲的支持，他学过财会，上过无线电夜校，在辅仁大学社会系念过书，后来转到北大物理系，最终选择了科技的行当。晚年他的一件心事，是出版母亲的文集，特别是那些被删改的集子。
若说他与鲁迅最大的差异，是没有像父亲那样沉浸在思想与文学的思考里。可是鲁迅希望的青年轻松且合理的度日状态，他是有的。他享受了鲁迅给他带来的各种荣誉，也自如无伪地度过一生。这是鲁迅精神的果实呢，还是一种偏离，都颇可思量。从鲁迅到周海婴，有两代人反差极大的空间。中国文化的流变和生存状况的流变，均于此折射出来。
没有创作经验的周海婴，在晚年最大的事情是出版了《鲁迅与我七十年》。这本书披露的史料很是珍贵，有的是有分量的。一个儿子眼里的父亲，及社会变迁史，总让我们有新奇的感觉。
在他80岁的时候，周海婴之子令飞邀我一起为海婴策划了摄影展，一时颇有影响。之后，上百名朋友为他做八十大寿的活动，萧军的后人、胡风的后人、冯雪峰的后人等都参加了。那一切都是民间的，没有官方的痕迹。而且他晚年，与历经苦难的鲁迅友人的后代来往甚多。这一点，是有鲁迅的脾气的。鲁迅属于民间，他也活跃于民间。作为一个历史人物，许多从奴隶之路走来的人，在他那里继续了一个故事。
在海婴那里，我们看到了鲁迅精神的片断。这是一个家族生命的延续，在多难而复杂的八十余年的生活里，他恪守了鲁迅希望的“不做空头文学家”的原则，没有偏离父亲的遗嘱，一直真实地活着。
(选自《〈新世纪〉周刊》2011年15期，有删改)
下列对本文的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最恰当的两项是（）（）(5分)

A．周海婴年轻的时候，学习平平，缺乏才气，曾受到学校老师的批评，人们对其有点惋惜之余感叹鲁迅的后代已不复周家当年的气象了。

B．上个世纪80年代周海婴开着一辆很小的卧车到鲁迅博物馆来，门卫的老大爷居然不认识他，将其拦住，觉得他是个港台人，西装笔挺，有贵族气质。

C．周海婴先生家里的摆设很文气，书房里多是与鲁迅相关的书籍。他对鲁迅博物馆的现状很关心，提出许多意见和建议，他似乎把博物馆当成了自己的家。这说明他毕竟他是鲁迅之子，逃不出父亲的巨大光环。

D．周海婴喜欢摄影，鲁迅的会议他从不发言，手里带着相机，不时在会场走动。晚年活跃于民间，与历经苦难的鲁迅友人的后代来往甚多。

E．鲁迅某些精神的片段，在周海婴那里得到了很好的延续。周海婴恪守了鲁迅希望的“不做空头文学家”的原则，成为一个实干的文学家，晚年出版了《鲁迅与我七十年》，讲述了一个儿子眼里的父亲以及社会变迁史。
下列关于鲁迅对周海婴的影响，归纳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A．周海婴享受了鲁迅给他带来的各种荣誉，又坚守着自己立场。

B．周海婴在晚年的一件心事是出版母亲的文集，特别是那些被删改的集子。

C．周海婴做八十大寿的活动，那一切都是民间的，没有官方的痕迹，晚年，与历经苦难的鲁迅友人的后代来往甚多。

D．周海婴一直恪守着父亲“不做空头文学家”的教诲，轻松合理真实地生活着。

“从鲁迅到周海婴，有两代人反差极大的空间。”请说明“反差”的具体含义。 (4分)
文中第二段在全文中的作用是什么？请简述。(4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