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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典诗学里的钟声
刘士林
①中国古人写“钟声”的诗句很多，其中有很多脍炙人口的佳句，如杜甫的“晨钟云外湿”、张继的“夜半钟声到客船”等。在这些诗句中，“钟声”以其自身特有的存在方式，构成中国古典诗学一个饶有兴味的审美意象。
②钟声从一开始就与人类的文化活动有密切的关系。
③黑格尔说：“塔楼上的钟塔是专门为宗教仪式而设的，因为钟声特别适合于基督教的礼拜，这种依稀隐约的庄严的声响，能感发人的心灵深处……”在欧洲，钟声所传达的缥缈、崇高、严静的宗教意味，是自始至终贯穿下来的。
④在中国，情况则有不同。在有关记载中，钟声大体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纯粹的宗教祭祀仪式中的钟声，这种宗教音乐带给人的心理感受是恐惧、松弛和宗教性迷醉。另一类是与古代庆典活动相关的钟声，多用来表达一种阔大、热烈的气氛，如《诗经·关雎》中的“钟鼓乐之”。后来这类钟声又演变成显示身份地位的象征信号，如王勃《滕王阁序》的“闾阎扑地，钟鸣鼎食之家”。随着这层意义的出现，钟声也就逐渐具有了审美属性。
⑤但这些都还不全是古典诗学中那种发人深省、令人超升、使人有所领悟的“钟声”意象。它的生成还有一个更为直接、也更为深层的原因，这就是：钟声昭示着时间。
⑥无论中西，钟声都与时间有特殊的关系，或者说，钟声常给时间一种特殊的内涵。在西方，《圣经》中就常用“丧钟”一词提示尘世的虚幻。在基督教的生命观里，钟声能提醒人类：生命的短暂和上帝的永恒。钟声的这层时间含义实质上包含了两种意义：一是表示日常生活时间，如早钟、晚钟；二是表示带宗教色彩的时间，如丧钟，我们可称之为“精神时间”。钟声的这两种意义，在中国古代也有昭示，但有自己独特的文化积淀成分。
⑦在中国文化里，钟鸣常与桑榆之年等特定意象连用，表达对时光消逝的感觉和对生命的领悟。尤其在佛教东渡，带给中国传统思想以“空”的观念后，寺院的钟声被赋予了一切皆空的佛教思想，从而逐渐变成人们反省、忏悔、探视内心和领悟生存的象征。钟声作为一种信号，它展示出生命在时光中消耗、磨损的程度，从心灵深处提醒人们：夕阳西下或早晨到来，旧的结束或新的开始，以及“我们向何处去”或“何处是归程”等。钟声又常与年华已逝、风尘碌碌的惆怅心情联系在一起，其缥缈而又严静的音律也最易把精疲力竭的生灵，引入宗教的虚幻精神境界。
⑧在西方，对“钟声”意象最为关注和凝神思考的当推德国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他晚年一直思考用“诗”去追寻在现代社会中“隐去”的上帝。他认为，对诗来说，重要的是“说出”（蕴含）“精神能量”。这蕴含的精神能量，被他比喻为“沉默的钟声”。他要求诗人用这“钟声”去寻回上帝和神性事物，让人们通过诗，聆听到内心深处“沉寂的钟声”，最终完成向上帝皈依的历史旅程。
⑨中国人真正悟出这“沉寂的钟声”的悠长意味的，则应首推唐代诗佛王维。诗如：
不知香积寺，数里入云峰。古木无人径，深山何处钟。（《过香积寺》）
谷口疏钟动，渔樵唯觉稀。悠然远山暮，独向白云归。（《归辋川作》）
⑩这些可以说是古典诗学中“钟声”意象的最佳表现。它充满了一种真正经心灵领悟、体验到的空寂。它具有那种令人大悟的“精神能量”。与海德格尔“沉寂的钟声”不同的是，它不是召唤人们皈依上帝，而是皈依佛家宣扬的空寂的世界本原。在古典诗学中还有一种召唤，它不是召唤人们走向“空寂”，而是召唤人们回归自然，如唐人于良史云：“南望鸣钟处，楼台深翠微。”钟声借助它积淀在人类心灵深处的宗教情感，往往能一举将人从现实世界引入虚幻王国。这对那些在现实世界中遭受挫折、困顿的人们来说，尤其如此，如常建的“山光悦鸟性，潭影空人心。万籁此俱寂，但余钟磬音”。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钟声”已失去原始宗教内容，也部分失去佛教内容，而成为一种特定的审美意象。
根据文意，以下说法正确的两项是（）

A．无论东方还是西方，钟声最初都是一种表达宗教意味的信号。

B．在中外文化中，钟声或传递宗教的情感，或表示庆典的气氛。

C．中国“钟声”的审美属性是伴随宗教属性同时产生和发展的。

D．中国古典诗歌中的“钟声”常用来表达一种生命超越的情感。

E．在真正悟出“沉寂的钟声”的意味这方面，西方要早于中国。
下列诗句中的“钟声”，与“精神时间”无关的是（）

A．窈窕淑女，钟鼓乐之。

B．古木无人径，深山何处钟。

C．南望鸣钟处，楼台深翠微。

D．万籁此俱寂，但余钟磬音。

“钟声”在中西文化中最大的不同点是什么？
中国古典诗学中的“钟声”具有哪些文化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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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老足迹：知识分子的精神高地
12日下午5时半，一场罕见的大雨笼罩整个北京大学，但北大百周年纪念讲堂前的广场上，仍然聚集着北大的师生，还有很多人从校园外特地赶来，悼念季羡林老先生，久久不愿离去。
“我没有亲眼见过季老，没有和他打过交道，但他是北大人永远的精神灯塔。”一位几天前从北大毕业的中文系学子，今天重回校园，在雨中向季羡林老先生鞠躬致敬。
“深切怀念季羡林老先生”——今天上午10时，季羡林老先生的灵堂尚未敞开大门，不少北大师生就已自发聚集在百周年纪念讲堂黑色的大幅挽联下。
在悼念人群中，82岁的雷鸣老先生从家中赶来，一直待到下午5时灵堂关闭都迟迟不愿离去。他说：“1992年在‘中国丝绸之路’首届学术大会上，我的一篇论文得到了季老的点拨指正，此后，我多次和季老交流过相关学术问题。先生之风，山高水长！这也许是每一个和他交往过的人最深刻的感受。”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颐武把季老先生比作“知识分子的精神高地”。张颐武说，这么多年来，他们这批学人从未听到过有关季老的负面传闻，“从这个角度来说，季老是知识分子的精神高地，是一个将传统士人精神与现代专业知识完美结合的人。”
“季老先生做了一辈子学问。不管是在什么状况下，都没有停止。他对我最大的影响是在治学精神和态度上。”季羡林老先生的学生、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葛维钧回忆，季老先生写作《糖史》时，已经80多岁了，但仍不顾严寒酷暑每天到图书馆查阅资料。“有时，季老发现了新线索就兴高采烈起来。他的喜怒哀乐都是和做学问联系在一起的。”
“先生个性极为鲜明，广被万物的爱心与知识分子的胆识在季老先生那里体现得十分醒目。如果来访者不学无术而又滔滔不绝，先生就会面色木讷长久不言；如果是清纯学生求访解惑，则他每次必从家中送出来直到大门口默默挥手告别。”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生导师王岳川教授告诉记者，“季老生前说过，他最喜欢的知识分子是：质朴，淳厚，诚恳，平易；怀真情，讲真话；关键是一个‘真’字，是性情中人；最高水平当是孟子说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正是夫子自道！”
“季羡林老先生为人所敬仰，不仅因为他的学识，更因为他的品格。即使是在最困难的时候，他也没有丢掉自己的良知。”国际关系学院2005级本科生李玉磊对记者说，季羡林老先生常年笔耕不辍，把自己对人生、对知识、对生命的深刻感悟写在了一本本书中，这些用心写出的文字不仅是老先生个人一生的写照，也是近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历程的反映。
“很早听闻季老先生的大名，通过阅读，为其严谨的治学态度和广博的知识所深深折服，这成了我报考北京大学的一个主要原因。”中国语言文学系2007级本科生李垚坦言，虽然求学期间，她未在校园里见过季老先生，也未聆听过其谆谆教诲，但是他独特的人格力量和精神境界早已成为燕园中无形的精神标识，感染着每个身处燕园的北大学子。“先生对人生的乐观态度和对治学的严谨精神，是我们后辈应汲取的力量。唯有如此，步入社会后才能有所担当。”
（有删改）
【注】季羡林（1911．8．6-2009．7．11）：国际著名东方学大师、语言学家、文学家、国学家、佛学家、史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
请概括季老的形象特点。
这篇通讯开头的景物描写的作用是什么？
从全文看，作者引用张教授的话把季老比作“知识分子的精神高地”的意图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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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养指数和文明的疾病
朱大可
①中国人的礼貌，似乎已成民族自我整容的重大议题。据媒体报道，最近一项在1500名欧洲酒店经理中进行的调查显示，日本人当选世界最佳游客，中国人则在世界最差游客中名列第三。与此同时，外交部也公开发布《中国领事保护和协助指南（2007年版）》，其间列举了19种寻求领事保护的常见问题，提醒本国公民出国时要在公共场合表现平静，不要大声说话，避免突出自己；不要在公共场所参与他人的争吵，如此等等。
②关于中国人教养的海外指责，正在演变为一种喜剧式的笑声。在阿姆斯特丹最大的钻石专卖店盥洗室里，贴有唯一的中文告示是：“请不要站在马桶上！”这与其说是对中国游客的讽刺，不如说是对整个民族的劝谕。尽管法国人在上述排名中被列为世界最差游客，但只是因为他们拒绝说英语而已，法国人和英国人的教养，依然是全球公民的榜样。这是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伟大成果。欧洲耗费了三百年的时间，完成了关于国民教养的塑造。后发民族俄罗斯，耗费一百多年向法国学习礼仪和音乐，日本人则先后向中国和欧洲学习技术、制度和教养，于是，这两个民族最终都“脱胎换骨”，摇身成为“先进文化”的代表。
③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一个号称“礼仪之邦”的文明古国，却逐渐丧失文明优势，成为教养指数低下的负面样板。问题的要害在于，究竟从什么时候开始，中国人把粗鄙当豪情，把无知当朴素，把暴力当革命，把失礼当率真，把低俗当可爱，把仇恨当爱国，又把无耻当成了反叛？
④作为种族文明的个人表达，教养是礼貌、风度、修养、德行和健康心理的混合体。教养要求我们展开内省，明辨自身的社会角色，在捍卫主体自由的同时，尊重他人（其他生物）的权利和感受。教养是所有财富中最昂贵的一种。做一个有教养的中国人，比做一个有钱的中国人远为重要。教养应当与独立、自由、民主、正义、诚信和个人尊严一起，成为国民的核心价值。
⑤毫无疑问，教养不是西方民族的文化专利，更与所谓“资产阶级思想”无关，而是人类文明的普世标准。教养和国家发达程度呈正比关系。它是文明的旗帜，并据此展示民族的精神高度。只有教养指数高涨的民族，才具备区域和全球领导力，并承担维系国际秩序的使命。而对于无教养的国度，任何华丽的“盛世叙事”，都只能是自我陶醉的幻梦而已。
⑥作为一种优美的意识形态，教养不是政治规训和德育美育课程的结果。早在80年代，就已出现了“五讲四美”的口号，此后，以政治正确方式展开“精神文明”教育，耗费大量人力和物力资源，结果却收效甚微，相反，由于互联网的无名氏效应，粗鄙化正在变本加厉。近年以来，第三代儒家崇尚恢复礼教，民俗学家号召保卫民俗，企图用磕头之类的礼仪来改造国民，提升国民的文明礼貌程度，却还是缘木求鱼，舍本逐末之举。政治灌输方式，易于引发民众的逆反心理，而恢复磕头礼节，则只能滋养新的奴性。此外，举止谈吐固然是灵魂的显现，但终究是教养的表皮，犹如那些华丽的衣物，可以脱卸和伪饰。只有教养本身才能直达灵魂，从内部解决文明的危机。
⑦在GDP指数保持高位、奢侈品被大肆哄抬的今天，全民教养指数却在继续跌落，并有归零的危险，而我们竟然对此毫无警觉。应当感谢西方人，他们发现并警告了我们的疾病。但没有任何一种现成药方，能够挽救这濒死的教养。西方人费了三百年才养成的事物，我们要耗费更多的年份去重构。这是一种无可奈何的事实。
下列说法不符合文意的两项是【】【】

A．中国人在世界最差游客中名列第三，法国人被列为世界最差游客，说明这两个国家都要花大力气去重构教养。

B．当前，我国的GDP指数一直保持高位，可经济的高速发展并没有带动全民教养指数的同步上升。

C．民族教养的低下是文明的危机，严重影响了我国在世界文明的形象，必须努力挽救我们“濒死的教养”。

D．为了拯救民族教养，我们也曾采取过切实有效的行动，如开展“五讲四美”教育活动，恢复礼教，保卫民俗等。

E．教养不是西方民族的文化专利，欧洲的俄罗斯可以成为“先进文化”的代表，亚洲的日本和中国人也可以成为全球公民的榜样。
下列对“教养”一词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

A．教养是个人文明程度和种族文明高度的体现，是人类文明的普世标准。

B．教养要求我们展开内省，明辨自身的社会角色，尊重他人包括其他生物的权利和感受。

C．教养指数高涨的民族，必然具备区域和全球领导力，能够承担起维系国际秩序的使命。

D．作为一种优美的意识形态，教养能直达人的灵魂，从内部解决文明的危机。

“教养是所有财富中最昂贵的一种”，“教养”的“昂贵”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请结合文本内容加以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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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如何做大学校长
——台湾清华大学原校长刘炯朗访谈（节选）
戴志勇
南方周末：你一直在提倡大学通识教育，不知道有没有意愿在大陆办一所高校，从体制上让这个理念落地？
刘炯朗：也许你期待我的回答是愿意或不愿意，并不是那么单纯。办一所高校，有很多项目要做，目前讨论最多的是通识教育。过去很长一段时期，大学教育跟职业教育、专才教育绑在一起。现在发现，当社会、经济环境、全球化的动力把我们往前推时，大学教育就必须跳出狭窄的视野，培养的学生可以做领导人，是一个有学问、有道德、有用的人，在很多方面都可以做出贡献。
我们希望学生有创新能力，有领导能力，有口才，有聆听的习惯，有幽默感。怎样做？就是三个字，多读书，读很多有用、有趣的书。这就跳出了专业范畴，通识教育扮演这个角色。
通识教育不是跟专业教育背道而驰，不是互相争夺资源、地盘，而是相辅相成。千万不要把通识教育看成点缀的功课。
大学教育是通才教育，有两个层次，一是除了专业，还要学很多不同的东西，二是对自己的专业有非常广的背景和基础，深入的专业研究可以在硕士班、博士班里继续往前走。
南方周末：具体落地要体制保证。比如，北大有元培计划，中大有博雅学院，武大也有实验班。有的不尽如人意，如北大元培，在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之间有很大张力。低年级选很多课，三四年级分流，融入其他专业，会出现不衔接的情况。这要整个学校的力量重新设计课程，需要校长的主动性，一个院系的力量往往不够。你会怎样设计？
刘炯朗：专业跟通识齐头并进，也许目前碰到最大的问题是通识教育拿去了专业教育若干时间，学生专业训练不够，将来不能马上帮企业做他们期待的事。
其实，在本科，专业训练也应是通才训练，是基础训练。比如我学的资讯科学，里面有很多专业领域，但最重要的是在本科时段，给学生打好非常广的基础，这样他们毕业后到企业可以深入了解企业的要求。有位非常有名的教授跟一个企业老板讲，假如您要的是今天报到明天就能帮您从事生产设计的人，这肯定是一个十年后你不要的人。
我也希望企业能体会到这个理论，他们希望从我这里得到的不是很小很小的一块钻石，而是很大的一块已准备好但没有完全雕琢的美玉。
南方周末：这种可以不断的自我学习、自我突破的人，这要教育家、企业家一起朝这个方向走。你在台湾清华大学做过四年校长，在美国有四十多年从教经验，你认为做大学校长最重要的是什么？
刘炯朗：在一个电视节目上，主持人问三个观众：您觉得什么是世界上最了不起的发明？一个说是电视，可以看到世界上任何地方发生的事。第二个说是飞机，可以到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第三个说是热水瓶。主持人讶异地问为什么。他说：当我们把热东西放进去，它保温，把冷东西放进去，它保冷，你要告诉它，它自然就会做对。这不是很了不起吗？
有人问一个大学校长，你们学校了不起，把有文学才华的人培养成文学家、艺术家，把有科学才华的人变成诺贝尔奖得主，把有体育才华的学生变成杰出的体育运动员，请问您的秘密是什么？大学校长说，大学就像是一个热水瓶，作为校长，唯一要做的就是提供非常好的环境，让学生跟学生、学生跟教授、教授跟教授互相激荡，让他们彼此学习、一起进步，自然就是一个了不起的大学。
南方周末：能和家长、孩子们分享你是怎么做到文理均衡发展的吗？
刘炯朗：我4岁从广州搬到澳门，在澳门完成小学、中学教育，在蔡高学校。那时没有念大学的可能，没有升学的压力，但我们在老师的诱导、鼓励下，都非常努力读书，这是非常重要的。第二，学校的确是培养我们非常广泛的兴趣，文和理是并重的。我也不知道要考物理，还是考国文，我这两个都念，这的确是我个人的经验，到今天还受用不浅。
那时，不但就读书态度跟方法打了一个很好的基础，很多东西，特别是中国的诗词古文我现在还记得。写文章、演讲，我讲到诗词、国文，有人很客气地恭维我为什么你中文的底子这么好，我说这都是我在小学、在澳门蔡高中学打下的底子。
小学和初中，读书的内容是不重要的，中小学教育是培养学生读书的习惯、读书的态度、发现读书的快乐。你给我一个爱读书的学生，到了高中、大学，我一定可以把他培养出来，成为一个人才。
南方周末：天性要自由发展，但要有一个比较宽阔的出口，如果在高考环节卡住，受到限制，天性就会扭曲了。
刘炯朗：是，现在是不考不学，不考不教，的确要慢慢打破这个做法。
南方周末：是不是要有充分的社会自由办学空间，有各种各样办学理念出来，中小学才有足够选择空间？
刘炯朗：选择的空间不见得是一个最有效的答案。很多年前，台湾看到升学的压力，就说要广设大学，但广设大学不能解决压力问题。以前是僧多粥少，是不是可以改成僧多粥多？但当僧多粥多时，有人就问僧多佛少，那是不是可以改成僧多佛多呢？极其优质的教育，总是稀缺的。
光是很多选择，不见得是解决问题的办法。教育心态、社会心态要改变过来，教育的环境和具体做法要改变过来，整个社会气氛，从家庭到学校、到政府、到公司，都要让人的天性自由发展，那才是最基本的改进。
请简要概括通识教育的特点。
“我也希望企业能体会到这个理论，他们希望从我这里得到的不是很小很小的一块钻石，而是很大的一块已准备好但没有完全雕琢的美玉。”“大学就像一个热水瓶。”这两个句子中划线词语的含义各是什么？请具体说明。
（1）很小很小的一块钻石：
（2）没有完全雕琢的美玉：
（3）热水瓶：
给社会充分的自由办学空间是否能够解决中小学的选择空间问题？结合文章，谈谈你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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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地的革命与行为艺术
韩少功
印度人甘地具有杰出的革命艺术。所谓艺术，就是能够经常超越文字理念，发挥直觉的想象力，并且调动大众的直觉想象力。这两个想象力之间通常需要行动来联接，需要行动造成的视觉、听觉及其它感觉效果，营造出一种富有感染力的氛围，使革命不但获得理智的牵引，而且获得情感的强有力推动。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甘地脱下了青年律师的西装革履，选择了光头、赤脚、身缠粗布的半裸式着装，并且一直把这个公示形象坚持到底。这无疑是一个强烈的讯号，鞭策中产阶级的国大党向最广大的下层贫民靠拢，宣示一种扎根人民和解放人民的使命。对于曾经谙熟西餐而鲜知稼穑的国大党来说，对曾经好谈斯宾塞、达尔文而并不了解本国车夫和农民的民族主义精英们来说，这当然是在甘地时代一个战略性的政治转变。
他还选择了纺纱和晒盐两个最著名的行动，令殖民当局招架不住。纺纱是为了抵制英国纺织品的输入，晒盐是为了挑战英国的官盐专营，都是为了捍卫民族利益。但当时更重要的民族利益远不止这两顶，国产纱和私产盐也不构成对殖民当局最致命的打击，甚至只能算是鸡毛蒜皮和鸡零狗碎的。但后人慢慢才得以明白，甘地发动的这两大运动真是恰到好处。首先，行动和事件是传播思想的最佳载体，而纺纱和晒盐是最具有广泛参与性的运动，容易示范，容易模仿，容易集结成有规模的场景和气势，并且不需要太多的成本，包括钱、体力、时间以及勇武。其次，这两项运动具有良好的外部形象：和平，劳动，俭朴，忍让，让人同情，便于传说和上镜，不似操刀弄枪那样让人恐慌，足以让统治者失去武力镇压的道德依据和美学依据。这是一种天鹅绒炸弹——革命从敌人最薄弱的环节开始。只要当局怯于镇压，殖民法令体系就出现了重大缺口，而人民的斗争信心就可以大大增强。
甘地身处一个积弱、积穷甚深的宗教国家，一个习惯斋戒、施舍和不习惯战争的国家。他找到了最符合国情的斗争方式，找到了在利益和义理上、更在情感美学上打败强大殖民当局的方式。以至他应邀去英国出席议会陈述诉求时，半裸野民的身影在伦敦街头成为了英国民众夹道欢迎的明星偶像，大有人君者“冠道履仁”（王充语）之光辉。他只是微笑就够了。他还没有在议会开口，就已经决定了帝国议会的无奈屈服。
甘地创造了革命的美。这种美不是矫饰造作故作姿态，出自生存的自然，是斗争实践的水到渠成，却并非不需要艺术家的手眼。没有这种美，比方没有赤脚光头的甘地而只有西装革履的甘地，虽然也很正常，但革命可能会变得沉闷、刻板、累赘、冗长以及成本高昂；有了这种美，革命就有了诗情和想像，有了神来之笔，有了长袖善舞和事半功倍，有了更强大的凝聚力和征服力并且左右逢源势如破竹。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民众一举攻下了巴士底狱。其实这一攻占并无多少实际意义，因为当时空空大狱之内仅有7名犯人，两个是神经病，四名是弄虚作假者，还有一名是变态青年，属于父母无能管教于是主动送来请监狱有偿代管而已。1917年，俄国大革命爆发，布尔什维克的军队攻占全彼得格勒，但他们在占领车站、银行、桥梁、政府大楼时都没有发生任何战斗，如入无人之境，即便在冬宫里开了火，连伤带死也仅有6人。阿芙乐尔号巡洋舰的开炮更算不上什么军事行为，没有击中目标甚至压根就没有目标，只是几声表态性的礼炮。但攻占巴士底狱是法国大革命的象征，阿芙乐尔舰炮击冬宫是俄国大革命的象征，即便是实际效益极其有限的两次扑空，即便是一场广大民众的即兴演出，也足以名垂青史。拉开历史距离来看，如果没有这些象征性事件，革命几乎就不可辨认难以记忆，革命的激情就失去了托寓之物，就像诗歌失去了可以“托物寓旨”的诗境。
象征没有什么实利的价值，却可蓄积和释放巨大的精神能量。革命中的象征性事物有画龙点睛之功，以一种有声有色的行动为革命造型和成像，以一种历史创造力的爆发焦聚着大众的理想和激情。在这个时候，生活本身就成为了艺术。可以肯定，后来的很多政治人士都从这些成功的象征中受到了启发。
——《领导文萃》2002年第09期
下列说法中，不符合文意的两项是

A．甘地在圣雄形象地塑造上，采用了广大民众更加喜闻乐见的贫民服装。

B．甘地领导的纺纱晒盐运动，吸引了民众广泛参与到革命洪流中来。

C．和平忍让的运动方式，使殖民当局失去了武力镇压的道德依据和美学依据。

D．象征性事件虽然未必有实利的价值，但却可以蓄积和释放巨大的精神能量。

E．如果没有那些画龙点睛名垂青史的象征性事件，革命是不能够成功的。
下列说法中，不符合文意的一项是

A．甘地的魅力在于使革命不但获得理智的牵引，而且获得情感的强有力的推动。

B．甘地的革命行为具有艺术性象征性，有革命的美感，给后来的政治人士以启发。

C．甘地的革命方式是和平非暴力的，这与国民习惯于斋戒施舍不习惯战争的特点相一致。

D．甘地的革命收益是最大的，他只用微笑便已经击败了英国对印度长期的殖民统治。16．“甘地创造了革命的美”，这种美表现出怎样的特点？

结合本文的观点，谈谈你是如何理解下面政治人物的做法：
巴勒斯坦领袖阿拉法特永远是一条黑白格子的头帽缠在头上；古巴领袖卡斯特罗永远是穿着夹克式军上装；美国总统克林顿总是给人身着运动衣在小道上慢跑的印象，好像是个大学橄榄球联队队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