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各题（12分，每小题3分）好奇心：民-优题课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长期以来，学术界研究孔子，把《论语》视作唯一信得过的依据；并在有意无意之间把它当成了孔子乃至孔门思想的全面记录。而没有注意到《论语》编纂也是有重点的，也要遵循不与“六艺”“六经”重复的基本原则，遵循著书立说的一般规律。这就导致人们对《论语》产生误解。例如，现代所有的《论语》普及本，都把孔门所谓的“士”译作“读书人”，不少教育史论著认为孔门的教育内容只有道德教育和知识教育，并以前者为重心。
其实，春秋时代还没有常备军，官制文武不分职。各级官吏平日以理治民，农闲时节教民备战，战时出为带兵的将领。与此相应的礼、乐、射、御、书、数六艺教育，也是文武兼备的。其中“射”是射箭，“御”是驾驭战车，即使平时演练也有“五射”“五御”等极为繁难的要求，属于早已规范化了的系统的军事教育科目。以历史的眼光看射、御，其专业化程度并不亚于现代射击与驾驶战车技术。借用现代术语来说：射、御这两项武艺，是每个受教育者必修的基础课，而不是可学可不学的选修课。
至于孔子所办的私学，既然教育目的仍然是培养修己治人的“君子”，那就不能不受官学教育传统的影响，不能不以传统“六艺”为弟子必修的基础课；更不能不受当时社会需要的制约，致力于培养文武兼备的人才。不然的话，孔门弟子从政以后，怎么能够适应当时社会的实际需要？孔子私学还会有什么吸引力？
关于孔门的武艺传授，《礼记·射义》中有颇为生动具体的记述。从孔子带领弟子在“矍相之圃”演习“乡射礼”的情况来看，孔门射艺教学既有孔子亲自示范，又有对要领的口头讲解，还十分重视将德育贯穿其间。孔子做射箭示范时“观者如堵墙”，可见其射艺之精湛。至于孔子驾驭战车的技艺，《论语·子罕》中也有反映：达巷党人叹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即谓之学而不专、缺乏强项。孔子知道了，便与门下弟子商议，拟在射、御二艺中选一艺来展示所长。这说明在孔子及其同时代人的心目中，所谓的“学”，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传统的“六艺”之学。孔子经过比较权衡，选定以“执御”来展示专长，可见其御艺亦相当娴熟，可能更优于射艺。由此窥测孔门之御艺传授及弟子驾驭战车的水平，应当也不会比射艺差。以往论者多将“御”混同于一般的赶马车。其实，赶马车称“仆”，如《论语·子路》中有“子适卫，冉有仆”；驾驭战车才称“御”，如《诗经·车攻》中有“徒御不惊”。特别是当“射”“御”并举时，“御”绝不可以混同于“仆”，而只能是指“六艺”中的这项武艺。
下列对“六艺”的理解与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六艺”在本文中主要指礼、乐、射、御、书、数等六种技能。

B．在孔子时代，“六艺”中的“射” “御”是受教育者必须学习的科目。

C．“六艺”教育体现文武兼备的原则，是由当时特定的历史和社会条件决定的。

D．“射”“御”被孔门重视，正源于孔门对社会需要的顺应和对教育传统的继承。

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认为孔门教育内容只有道德教育和知识教育，是人们误解《论语》的典型表现。

B．不懂《论语》编纂有其重点，是学术界研究孔子只取信《论语》的重要原因。

C．《论语》不与“六艺”“六经”重复的事实，是遵循著书立说的一般规律的结果。

D．从重视“射”“御”的程度看，当时官学的教育内容主要为军事，孔门也不例外。

下列推断，不符合原文内容的一项是（）

A．孔子时代各级官吏平日以理治民，农闲时节教民备战，战时出为带兵之将领，这与当时“三育”并举息息相关。

B．孔子的射艺御艺都很精湛，孔门关于射艺御艺的教学方法也灵活多样，能更好地顺应当时社会的需要。

C．孔子教育因为要扭转“博学而无所成名”的被动局面，所以加大了对生员“射”“御”技能的强度训练。

D．《诗经·车攻》中“徒御不惊”中的“御”也绝不可能混同于“仆”，因为“御”是驾驭战车的专称。

文学类文本阅读。
大师
聂鑫森
上午九点钟的时候，八旬著名山水画家黄云山，正坐在画室的大画案前用紫砂壶啜着茶，目光却移动在一张铺好的四尺宣纸上，于下笔之前，构思着一幅《深山行旅图》。门铃小心翼翼地响了。过了好一阵，门铃再一次响起，透出一种急迫的心情。
黄云山重重地放下紫砂壶，他急急地走出画室，穿过客厅，猛一下把门打开了。
站在门外的是一个五十多岁的陌生汉子，风尘仆仆，右手提着一个旅行袋，左手拿着一幅折叠着的没有装裱的画。
黄云山问：“你找谁？”
来人彬彬有礼地向他鞠了一躬，说：“您是笔樵先生吧？”
黄云山很意外，来人居然知道他名字，便点了点头。
“笔樵先生，我叫秋小峦，是一个乡村教师。我从外省一个偏远小县来到北京，只是为了了却父亲秋溪谷的一个心愿。他也当了一辈子的乡村教师，也在业余画了一辈子的山水画，对您又极为倾服。不久前因病辞世时嘱咐我：‘无论如何要携画去京请笔樵先生法眼一鉴，看此生努力可否白费，回来后在坟前转告我，我也就可以闭目于九泉之下了。’”
秋小峦说得极快，为的是怕耽误黄云山的时间。
黄云山有些犹豫，像这样上门求教求画求鉴定的人太多了。他年事已高，实在是没有精力应付了。
“笔樵先生，十九年前，也就是1978年，我父亲行将退休，县教育局组织老教师进京参观。他多方打听到您的地址并找到这里来拜访，恰好您外出讲学，便留下一封信交给了尊夫人。”
黄云山“呵”了一声，似乎有点印象，又似乎一点印象也没有。他把一只手习惯地扶住门框，依旧没有请客人进屋的意思。“您放心，我不进您的家，只想耽误先生几分钟，请您看一看这张画，我也就可以向死去的父亲作个交代了。”
秋小峦的眼圈红了，眼角有泪光闪烁。
“好吧。”黄云山为秋小峦的孝心所感动，脸上有了笑意。
他接过那张折叠好的画，缓缓地打开，是一幅用积墨法画出的《楚山春寒图》，苍苍茫茫，云烟满纸，繁密处不能多添一笔，却能做到不板、不结、不死；在最浓墨处也能分辨出草、树、石的层次，称得上是大气磅礴，浑厚华滋。
黄云山激动起来，大声说：“恕老朽怠慢，请进！”
他们一起走进画室。
黄云山问：“除了此画，还有吗？”
“旅行袋里还有二十余幅，其他的都在家里。”
“待我净了手、焚香，我要好好看看你父亲的大手笔。国有颜回而不知，我深以为耻！”
黄云山净了手，又擦拭干净，忙给秋小峦沏上一杯茶，再寻出一个铜香炉，插上一根点着的檀香。
满室芬芳。
黄云山足足看了两个小时，然后长叹一声，说：“能得积墨妙处的有明末清初的龚贤，现代画家中，就要数黄宾虹和你父亲了。可惜这两位也都先后过世，悲哉！悲哉！从你父亲的用纸上，可看出他生前生活的窘困，而从画面上又看出他的豁达乐观和淡泊名利，我辈惭愧！”
他们坐下来亲切地交谈。黄云山问的很细，诸如秋溪谷的身世、师承、生活、读书……秋小峦虔诚地一一回答。
黄云山说：“你一定要进京来为你父亲办一个遗作展，他是一个进入美术史的人物，是真正的大师。我给你写几封引荐信，让我的老友们开开眼，别高踞北京以为天下无人。费用、场地、新闻发布会，我们来安排，不用你操心。”
然后，他站起来，向秋小峦鞠了一躬，说：“一是谢谢你的孝心，为了尊父的嘱托，不远千里而来；二是请你原谅我的失礼，差点与一位大师的作品失之交臂。”
秋小峦忍不住大声恸哭起来。
看看壁上的挂钟，十一点了。秋小峦慌忙站起来，揩干泪，说：“笔樵先生，我该走了！”
“不忙，在此午餐！”
两个月后，“秋溪谷先生遗作展”在北京的美术馆举行，观者如堵，好评如潮。
在众多记者和名流参加的学术讨论会上，黄云山真诚地对秋小峦说：“我愿以我平生的一幅得意之作，交换你父亲的任何一幅小品，以便时时展读，与他倾心交谈！”
掌声如雷鸣般响起来。
(选自2010年第3期《小说选刊》)
10.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的题。
（1）下列对文本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不正确的两项是（）

A．小说以“大师”为线索，写了一个已故民间绘画大师被发现，其遗作被推出的过程。

B．小说开头写门铃小心翼翼地响起，表现秋小峦拜见黄云山时谨慎礼貌的心理。

C．“国有颜回而不知，我深以为耻！”的意思是说，黄云山先生认为，我们国内有一个像颜回一样闻名的大师秋溪谷，他竟然不知道，感到很羞耻。

D．小说写黄云山观画时净手焚香的细节，表达他对画作的珍视和对绘画作者的敬重之情。

E．小说最突出的特点是通过人物语言和行动描写来推动情节发展，刻画人物形象。
（2）结合上下文，请你简要说说“满室芬芳”的意思和作用。
（3）请简要分析黄云山先生给秋小峦鞠躬后秋小峦恸哭的原因。
（4）请结合文本探究作者写这篇小说的意图，你认为我们应从主人公黄云山先生身上学到些什么？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题。
漫话中国历史上的改革
在讨论作为历史事件的改革之前，有必要先梳理一下“改革”的含义。此词首见于《后汉书》之《梁统传》和《黄琼传》，皆指对已有成规的改动变易。自此以后，“改革”遂成习见之词，而且其词义越来越宽泛，凡对原有制度、惯例、习俗，甚至文体、文风的改易变革，均可称之为改革。不过，近代以前，改革是一个中性词，既可用于革故鼎新的正面场合，也可用于变好为坏的负面场合。近代以来，改革演化为一个纯褒义词，《现代汉语词典》的释义就体现了这种趋向：“把事物中旧的不合理的部分改成新的、能适应客观情况的。”
不过，今人所言历史上的改革，所用显然并非上述宽泛的词义，而是一个相对狭义的概念，特指政治、经济、法律等方面比较重大的除旧布新。对于这种形式的历史事件，今天概以“改革”称之。具体到某次事件，则或称之为“变法”，如商鞅变法、王安石变法、戊戌变法等；或称之为“新政”，如王莽新政、庆历新政等；或称之为“改革”，如孝文帝改革、张居正改革等。这些称谓，有的当时就有，更多的则是后人所加。如同改革本是中性词一样，说某人“变法”，也未必就是正面评价。古代典籍中甚至常将“变法”与“坏纪”连用，意为变乱成法、败坏纪纲。
正因为“改革”含义宽泛，在不同人的心目中，其范围相差悬殊。有人将改革的范围划得很大，几乎是“江山代有改革家”；也有人将改革的范围划得很窄，认为真正称得上改革的事件没有几次。具体到某人某事，看法更加纷纭。比如，引发“国人暴动”的周厉王，在历史上向来形象不佳，但有人称他是中国史上见诸记载的最早的改革家。再如王莽新政，有人说是“托古改革”，有人说是“复古改制”。又如张居正，多数人认可他是改革家，但也有人说他的政策并无新意，算不上改革。即便当事人自己的说法，也不一定可以为据。如管仲推行的一系列政策，今人称之为“改革”或 “革新”，他自己却说是“修旧法”。事实上，要给改革下一个严谨、周延的定义，是非常困难的，更不可能提出一套量化指标。
改革之事，古今中外皆有。从改革的原初推动力看，既有自上而下的改革，也有自下而上的改革，但前者占绝大多数。在中国漫长的王朝史上，君主一直享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和权力，没有君主的发动或支持，就不可能出现改革。所以中国历史上的改革，全部都是自上而下，即由统治阶层中的一部分人发起和推行的。平民大众没有推动改革的途径和机会，当他们忍无可忍时，只能揭竿而起，发动以改朝换代为目标的暴力革命。
影响改革成败的因素很多，用人是否得当是一个不能忽略的重要因素。战国时期各国的改革，之所以能够取得积极成果，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国君大力招贤、大胆任用。王安石变法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虽然认识到“方今之急，在于人才而已”，但却不善于识人用人，所倚任者多为反复无常的奸佞小人，给改革造成很大的伤害。
纵观中国历史上的改革，能像管仲那样一帆风顺，或像孝文帝那样基本成功者，并不多见。大多数改革都遭遇了挫折或失败，如商鞅变法是政存身败，张居正改革是人亡政息，王安石变法是半途而废，戊戌变法是昙花一现。若观察君主之外的改革者的命运，能够善始善终者可谓凤毛麟角，绝大多数身败名裂，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如吴起乱箭穿身，商鞅惨遭车裂，王安石忧愤而死，张居正死后抄家，戊戌六君子喋血刑场。改革之难，于此可见。篡用明太祖的一句话说：“犹行荆棘中，寸步不可移，纵得出，体无完肤矣。”
（节选自《博览群书》）
下面关于“改革”含义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

A．“改革”一词首见于《后汉书》之《梁统传》和《黄琼传》，都是指对已有成规的改动变易。

B．自《后汉书》之后，凡对原有制度、惯例、习俗，甚至文体、文风的改易变革都可称之为改革，词义越来越宽泛了。

C．“改革”一词感情色彩的变化是以近代为分界线的。近代以前，改革是一个中性词，而近代以来改革演化为一个纯褒义词。

D．现在所说的改革是一个相对狭义的概念，特指政治、经济、法律等方面比较重大的除旧布新。

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如同改革本是中性词一样，“变法”也是一个中性词，古代典籍中甚至常将“变法”与“坏纪”连用，意为变乱成法，败坏纪纲。

B．“改革”一词含义宽泛，所以不同的人所认为的改革范围差异极大，具体到某人某事，看法更加多样化。

C．引发“国人暴动”的周厉王，在历史上向来形象不好，但有人称他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改革家。

D．不同的人对同一个人的改革看法不同，即使是当事人自己的说法，也未必可以为据。所以，给改革提出一套量化指标是不可能的。

下列理解和分析，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在中国漫长的王朝史上，因为平民大众只能发动以改朝换代为目标的暴力革命，所以改革都是由君主发动或支持的。

B．改革必须用人得当，否则会给改革造成很大的伤害。战国时期各国的改革能够取得显著成效，就是因为国君大力招贤、大胆任用。

C．古今中外的改革既有自上而下的改革，也有自下而上的改革，但前者占绝大多数。

D．纵观中国历史上君主之外的改革者的命运，能够善始善终者非常少，绝大多数都身败名裂，甚至有的还付出生命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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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染戈壁
梁衡
由西安出发西行，车驶入甘肃境内，公路两边就是又浓又密的柳树。这种柳，是西北高原常见的旱柳。它树身高大，树干挺直，如松如杨，而枝叶却柔密浓厚。每一棵树就像一个突然从地心涌出的绿色喷泉，茂盛的枝叶冲出地面，射向天空，然后再四散垂落，泼洒到路的两边。远远望去连绵不断，又像是两道结实的堤坝，我们的车子夹行其中，好像永远也逃不出这绿的围堵。
左宗棠是1869年5月沿着我们今天走的这条路进入甘肃的。左宗棠止步于举人，此后三次参加会试，三考不中，便无心再去读枯涩的经书，而是在乡下边种地边研究农桑、水利等实用之学，后因太平天国乱起，就随曾国藩办湘军。1866年甘肃出现回民起义时，左正在福建办船政，建海军，对付东南的外敌。朝中无人，同治皇帝只好拆东墙补西墙，急召他赴西北平叛。
左宗棠在西北的政治、军事建树历史自有公论。但他到西北后，发现这里的危机不只是政治腐败，军事瘫痪，还有生态的恶劣和耕作习惯的落后。大军所过之处全是不毛的荒山、无垠的黄沙、裸露的戈壁、洪水冲刷过后的沟壑。这与江南的青山绿水、稻丰鱼肥形成强烈的反差。左宗棠隐居乡间时曾躬耕农亩，准备种田教书，终老乡下。但是命运却把他推向西北，让他“达则兼济天下”，兼顾西北。
面对赤地千里，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栽树，这当然是结合战争的需要。但古往今来西北不知几多战事，二栽树将军又有几人？用兵西北先要修路，左宗棠修的路宽三到十丈，东起陕西的潼关，横穿甘肃的河西走廊，旁出宁夏、青海，到新疆哈密，再分别延至南疆北疆。穿戈壁，翻天山，全长三四千里，后人尊称为“左公大道”。1871年2月左下令栽树，有路必有树，路旁最少栽一行，多至四五行。这是为巩固路基，“限戎马之足”，为路人提供阴凉。左对种树是真有兴趣，真去研究，躬身参与，强力推行。他先选树种，认为西北植树应以杨、榆、柳为主。河西天寒，多种杨；陇东温和多种柳。凡军队扎营之处都要栽树。他还把种树的好处编印成册，广为宣传，又颁布各种规章保护树木。史载左宗棠“严令以种树为急务”“相檄各防军夹道植树，意为居民取材，用庇行人，以复承平景象”。左每到一地必视察营旁是否种树。在他的带领下，各营军官竞相种树，一时成为风气。现在甘肃平凉仍存有一块《威武军各营频年种树记》碑，详细记录了当时各营种树的情景。
左宗棠在西北到底种了多少树，很难有确切的数字。他在光绪六年（1880年）的奏折中称，只自陕西长武到甘肃会宁县东门六百里，就种活二十六万四千多棵树，其中柳湖有一千二百多棵。再加上甘肃其余各州约有四十万棵，还有在河西走廊和新疆种的树，总数在一二百万棵之多。而当时左指挥的部队大约是十二万人，合每人种树十多棵。中国西北自秦以来共有三条著名的大道。一是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修的驰道；二是唐代的丝绸之路；三就是左宗棠开辟的这条“左公绿柳之路”，民国时期和新中国成立后的西北公路建设基本上是沿用这个路基。三千里大道，百万棵绿柳，这在荒凉的西北是何等壮观的景色，它注定要成为西北开发史上的丰碑。
兵者，杀气也。向来手握兵权的人多以杀人为功、毁城为乐，项羽烧阿房宫，黄巢烧长安，前朝文明尽毁于一旦。他们能掀起造反的万丈狂澜，却迈不过政权建设这道门槛。只有少数有远见的政治家才会在战火弥漫的同时播撒建设的种子，随着硝烟的退去便显出生命的绿色。
（摘编自2014年7月23日《人民日报》刊文《左公柳，西北天际的一抹绿云》）
相关链接：
①长夫人等（指后勤人员）不得在外砍柴。但屋边、庙边、祠堂边、坟边、园内竹林及果木树，概不准砍。（左宗棠《楚军营制》）
②马夫宜看守马匹，切不可践食百姓生芽。如践食百姓生芽，无论何营人见，即将马匹牵至该营禀报，该营营官即将马夫口粮钱拿出四百立赏送马之人，再查明践食若干，值钱若干，亦拿马夫之钱赔偿。如下次再犯将马夫重责二百，加倍处罚。（左宗棠《楚军营制》）
③左宗棠的同乡及幕僚杨昌浚，应邀西行，见道旁柳树成林，也有七绝一首：“大将筹边尚未还，湖湘子弟满天山。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渡玉关。”
下列对材料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最恰当的两项是（）

A．左宗棠在福建办船政，建海军，对付东南的外敌，而同治皇帝又急召他赴西北平叛。可见左宗棠当时在清廷已有无人替代的地位。

B．左宗棠被朝廷差遣到西北，却发现那里大有用武之地，于是在政治、军事上颇有建树，在其他很多方面成就也都不凡。

C．左宗棠原本志在“穷则独善其身”，躬耕陇亩，种田教书，却又不得不接受命运的安排，赶赴西北以“达则兼济天下”。

D．左宗棠最初下令种树，是为了巩固路基，“限戎马之足”，为路人提供阴凉，没有想到树木成林，绵延成片，泽被后世。

E．自古以来，手握兵权的人多以杀人为功；但左宗棠却在用兵时极力改善西北的生态环境，显现出其远见卓识与人文情怀。
本文开头在全文中有何作用？请简要赏析。
文中说“左对种树是真有兴趣”，左公“兴趣”体现在哪些方面？请结合文本，简要分析。
左公种树取得巨大的成功而泽被后世，其中的原因有哪些？请结合上述材料，谈谈你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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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词流派概述
清代的词坛被誉为词林发展史上的一个“中兴时期”，这种说法并不意味着清词只是宋词的简单重复或再现，而是以一种经过了时代浸染和词自身蜕变之后的新发展。最值得注意的就是词家辈出而又流派纷呈。
流派是指具有共同的或者相似的理论主张，以及相同或相似的创作风格的若干作家组成的一个团体或者群落，流派的产生是文学繁荣的标志。清代词坛上的流派纷呈，是建立在对词这种文学样式的群体认同基础之上的，或者说到了清代，词才最终确立了自己与诗、文一样的独立地位，才真正从创作实践到理性认同都进入了成熟时期。而地域是文学流派形成的客观环境因素，清代词坛的风格流派便呈现出一种很明显的地域性特征。
从明崇祯初年到清顺治朝的四十多年的时间，是以陈子龙、李雯等为领袖的云间词派盛行的时期，云间属于当时的松江府（今上海松江）。这一派词人标举南唐、北宋词，称他们的创作是“皆境由情生，辞随意启，天机偶发，元音自成，繁促之中尚存高浑，斯为最盛也”（陈子龙《幽兰草·题词》）。他们标榜天机自然的高浑境界，追求典雅婉妍的风格旨趣，但因纠缠于传统的“词为艳科”的观念之中，有意同当时动荡的社会局势保持距离，所以创作实践与理论主张并非相一致。虽然如此，云间词派还是开启了一个词风转变的历史时代。另外，在明末清初的词坛上还有浙江嘉善地区的“柳州词派”，以及以王世祯为首的广陵词人群体，后者是清代第一次形成的大规模的词人流派。
从清顺治七年到康熙二十七年之间的四十多年，为阳羡词派活跃的时期。这是清初另一个规模更大的词学流派，将陈维崧作为自己的宗主和领袖。这一词学流派开始从观念上反拨“词为艳科”“小道”的传统偏见，在理论上主张崇情主意、不拘一格，把词提到与“经”“史”并驾齐驱的地位。从创作实践来看，他们把“哀民生之多艰”和“惟歌生民病”的诗学传统，运用到词的创作之中，用民生疾苦和家国之痛的切肤感受，代替词人风流的“浅斟低唱”和“偎红倚翠”，从内容的深厚和广博上提升了词的格调。可以说，到了这一词派出现，清词的嬗变才真正形成。
正值阳羡派衰落和浙西词派渐兴之间，在北京的词坛上活跃着被称为“京华三绝”的曹贞吉、纳兰性德和顾贞观。纳兰的《饮水词》以才气运词，凄绝冷艳的格调辅以深厚真挚的感情，得南唐二主词之情致，其悼亡篇可称千古一绝，读之令人心碎肠断。他们三人虽然没有立帜结派，但走的都是“独抒性灵”的创作道路。
康熙朝时，词坛上再次诞生了另外一个影响更大、延续时间长达百年之久的词派，这就是以朱彝尊为旗帜的浙西词派。浙西词派的词人实际上并不完全是浙江人。朱彝尊作为该派的宗主，其词既有愤然慷慨之作，又有轻逸流丽之篇，或重情的渲染，或主景的描绘，多有足以传世的不朽篇章。
嘉庆、道光而后，清代词坛上重新出现一个较大的词派——常州词派，这一词派也长达百年之久，但其中堪称大家的词人并不是很多。张惠言是此词派的宗主。
道光咸丰以后的清代词坛，在常州词派以外产生了不少的词作名家，如龚自珍、项鸿祚、谭献等。他们把那个动荡不安的社会局势纳入到词的创作之中来，就像杜甫的“诗史”一样，创作出了一批堪称是“词史”的作品。还有所谓“清末四大家”的王鹏运、朱孝臧、郑文焯和况周颐，他们的作品成为清代词坛即将衰落之前的一丝回光返照。
（节选自张毅《词林观止》前言，有删改）
下列关于清词为“中兴时期”的表述，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清词是以一种经过了时代浸染和词自身蜕变之后的新发展。

B．清代词坛涌现了大批的词人并且产生了众多的流派。

C．清词的“中兴”说的是再现和恢复了宋词的题材内容及艺术水准。

D．清词是在元、明两个朝代词创作的低迷之后的重新振兴。

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一个文学流派的若干作家必须具有共同的或者相似的理论主张、相同或相似的创作风格以及相同的地域。

B．以纳兰性德为代表的“京华三绝”，虽然没有公开结成文学流派，但他们的文学主张和创作道路是相同的，也可以作为一个流派看待。

C．“清末四大家”的作品是清词即将衰落之前的颇可称赞的佳作，四人之后清词也就乏善可陈、寿终正寝了。

D．阳羡词派对清代词风的转变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秉承了诗歌的现实主义传统，从“词为艳科”转变为关注民生疾苦、家国之痛，从内容的深厚和广博上提升了词的格调。

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浙西词派的宗主朱彝尊，他的词风格多样，不管是写景还是抒情，多有足以传世的不朽篇章。

B．龚自珍、项鸿祚、谭献等人的词作真实地反映了当时动荡不安的社会现实，可以作为另外一种形式的史书来读，所以被称作“词史”。

C．虽然宋词成就斐然，成为一代文学的代表，但只有到了清代，才把词提到与“经”“史”并驾齐驱的地位。

D．云间词派标举南唐、北宋词，标榜天机自然的高浑境界，追求典雅婉妍的风格旨趣，写出了一大批反映当时动荡的社会局势的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