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洋贝类的天然博物馆（节选）在动物界，有一个庞大的家族，它们-优题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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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国学最突出的核心价值或理论价值是它独具特色的人文精神。其具体表现为始终彻底地从一种伦理化的人文世界观立场看待世界和人生，追求“人”“仁”同格的道德理想，并把这种理想推广到人伦之中，体现了一种强烈的普世关怀和人文实践精神。
国学中的“人文”一词，早在《周易》中就已出现。《易传》在解释贲卦的卦义时说：“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意思是说，阴阳二气交互作用，产生自然界的“天文”现象；告别愚昧，居于文明，是人类特有的“人文”现象；根据天文，可以察知自然界阴阳寒暑、风霜雨雪等天时的变化；根据人文，可以改变人性气质、风俗环境等社会条件，从而使整个社会趋于良善。可见，中国早在两千多年前，已有“人文”一词，用以指称人类社会赖以健康发展的文化精神特征，标示“天文”“地文”“物文”等与人类精神、文化活动之本质区别。
天文、地文，乃至虎豹之文，在古人看来皆属自然界表现出来的文采，而“人文”乃专属人类社会活动所创造出来的精神、文化、理念及其所具有的价值内涵。这些具有指导意义的人文精神和价值内涵，不同于天地，也不同于草木鸟兽。用荀子的话说：“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这里，“亦且有义”四字可以概括出国学对人文价值的追求。它不仅与天文、物文等自然之文不同，也与人类特有的文化产生出来的“神文”“鬼文”“权文”“钱文”等形形色色的社会之文不同。可以说，以儒家为主干的中国文化的人文关怀，主要体现为人之所以为人的价值体认普世性的实践理性和道德关怀。在《论语》中，有一段子路求教孔子的故事，子路问孔子如何才算完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这里的“文之以礼乐”，即是强调礼乐道德是人文的主要内容。
因此，我们不能把儒家的道德关怀仅仅限制在伦理或政治领域，其更重要的意义乃是对“人”的发现，对人的本质的认识，对人的主体性的揭示，也是对人作为本体存在的价值体认。所谓“主体性”或“本体存在”，皆指人的道德自觉。用孟子的话说便是人皆有“四心”(或“四德”)，因此儒家人文主义的核心内容，即是道德自觉；而构成道德自觉的必要条件，又是儒家的仁爱学说。《论语》一书中，“仁”字出现了一百七十多次，即可说明孔子对“仁”的重视。孔子以“仁”界定“人”，即是肯定人的价值核心在于“仁爱”。樊迟问仁，子曰“爱人”，孔子又说：“仁者人也，亲亲为大。”把“爱人”作为人的基本品德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是从爱自己的父母出发，然后再通过推己及人的方法，达到“爱亲则继其爱人”“孝之放爱天下之民”等社会效果。孟子发挥了孔子的仁爱思想，又提出“仁者爱人”的命题，认为孔子所谓“仁”，乃是仁者对他人发自内心的尊重和关切，因此“仁”必须是自觉的而“非由外铄”，这样才能由“不忍人之心”，发展为“不忍人之政”，以仁德之心施仁政于百姓，使天下之穷民(鳏寡孤独等无依无靠的人)而无告者皆有所养，从而实现仁治社会的愿望。
(选自《社会科学论坛》2013年第5期，略有删改)
下列对国学中的“人文”一词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 )

A．中国早在两千多年前，已有我们国学中的“人文”一词，这在《周易》中可以找到最有力的证据。

B．“人文”一词在国学中可以用来标示人类精神、文化活动与“天文”“地文”“物文”等的本质区别。

C．“人文”既不属于自然之文，也不属于人类所特有的社会之文，而是以道德自觉为核心内容的儒家之文。

D．“人文”专属人类社会活动所创造出来的精神、文化、理念及其所具有的价值内涵，以礼乐道德为主要内容。

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追求“人”“仁”同格的道德理想，并把这种理想推广到人伦之中，是中华国学独具特色的人文精神的具体表现。

B．告别愚昧，居于文明，是人类特有的“人文”现象。整个社会之所以不断趋于良善，就是这种人文精神在起作用。

C．孟子认为孔子所说的“仁”表现为对他人发自内心的尊重和关切，人皆有“四德”，这是一种道德自觉。

D．“仁”字在《论语》一书中出现了一百七十多次，说明孔子对“仁”的重视，所以说孔子肯定人的价值是“仁爱”。

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文中引用孔子、孟子、荀子的话来说明仁爱、礼乐道德，这些儒家思想的精髓是中华国学独具特色的人文精神。

B．仁爱学说是构成儒家人文主义的核心内容，即道德自觉的必要条件，其内涵已经超越伦理或政治领域。

C．儒家的仁爱思想是从爱自己的父母出发，然后推己及人，从仁德到仁政，从而实现仁治社会的愿望。

D．孔子“文之以礼乐”的思想，强调了礼乐道德是人文的主要内容，体现了作为中国文化主干的儒家的人文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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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的人文精神与价值取向
书法艺术是一种饱含人文精神的艺术，古人对书法的人文精神多有论述。柳公权曰：“心正则笔正。”苏轼说：“古之论书者，兼论其平生。苟非其人，虽工不贵也。”明末项穆在《书法雅言》中说：“论书如论相，观书如观人。”古往今来，强调书家的人格地位，书品即人品的人格主义的评价方法长期影响着书坛。书法作为一门独立的艺术，与其他艺术一样，各自有属于自己的美学内涵与价值，它不需要嫁接或附属于非原生态的环境来生存。但是，书法是一种标榜的艺术，书法作品在彰显艺术魅力的同时，书法家的人格、学识因素也会凸现出来。所以说书法是一种人文的艺术、人格的艺术也未尝不可。
世上没有纯粹的艺术，尤其是书法这门必须承载汉字，并通过汉字以表达事物和情感的艺术。那么，书家的作品，即使是书写他人原创的作品，首先也是经过书家的人格认可，且注入了自己饱满的情感后才书写出来的，每幅作品都无疑会镌刻上自己的人格烙印。艺术家提供的产品必须能满足人们的精神需要，这就是艺术家的良知与社会责任。艺术家为了能生产合格的产品，必须从精神的、道义的、物质的、社会的、生活的多个方面进行投入、筛选、填充、调试，甚至是反复地加工提炼，否则他的产品就不合格，就不可能获准“上市”。所以，书法家与其他艺术家一样，艺术的修炼必须也是人格的修炼和人文领域诸多学科的学识与涵养。作为书家，恪守做人的原则，充分把握作品的思想性与艺术性，这是必须要做到的。
人文精神是人文知识分子应有的一种品格，一种情怀，是这个阶层的精神特征。中国有传统文化所坚持的以社会为本位，以仁爱为中心，以修身、养性、齐家、治国、平天下为目的的人文精神；西方有文艺复兴时期的以个性解放为目的，以自由、平等、博爱为口号的人文精神。由此看来，人文当是一种精神追求，是一种价值取向或者思维方式。书法是一门人文气息非常浓厚的高雅艺术，如果不强调作品丰富的内涵，不提升其精神品质，一味地浮躁铺张，则只会消耗书法的艺术生命。眼下有人提出了书家“学者化”的口号，提倡加强书家人文素质和传统国学的综合修养。有人说：“读书以养性，书画以养心，不读书而能臻绝品者，未之见也。”书法作为传统文化优秀的组成部分，古代文化人的一切活动，须臾不离笔墨。文化人以儒、以道、以释、以诗词文章，以其人生的全部经历模铸了书法，书法也全息地映射了文化人的生存状态。有人这样说书法：“少年比才气，中年比传统，晚年比学养。”一个“学养”，道出了文化底蕴的积淀，不唯需要熟读经史，留心艺事，更需要长时间涵泳体察。
书法作为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其发展史在一定意义上讲是一部人文精神史。作为当代人，多一些思想家的气质、学问家的渊博与专注、公共知识分子的社会良知，用关注文化国粹的热情来关注书法的发展，这是我们今天必须做到或者极力追求的。
关于“书法”的解说，下列说法正确的一项是( )

A．书法是有着自身美学内涵与价值，不依附于非原生态的环境而独立生存的人文艺术。

B．书法是承载着汉字，注入了书法家的饱满情感，彰显出艺术魅力的一种纯粹艺术。

C．书法是通过汉字表达事物和情感，凸现着书法家人格和学识的淡泊名利的标榜艺术。

D．书法是渗透着所有艺术家社会良知与责任感的人文气息非常浓厚的一门高雅艺术。

关于“书法的人文精神”的理解，下列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

A．柳公权、苏轼等人关于“书品即人品”的人格主义评价，蕴含着浓厚的书法人文精神。

B．书法家从精神、道义等方面提炼作品并镌刻上自己的人格烙印，方能创作出有人文精神的作品。

C．书法家加强文化底蕴的积淀，注重人生的涵泳体察，其书法的人文精神就会得到滋养。

D．书法作为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其发展史就是以追求个性解放为目的的一部人文精神史。

下列理解和分析，符合原文内容的一项是( )

A．作为艺术家尤其是书法家，必须恪守做人的原则，进行艺术的修炼，提升自己的人格和学识涵养。

B．中国的人文精神以社会为本位，以仁爱为中心，是比西方追求个性解放的人文精神层次更高的精神追求。

C．书法家以其人生的全部经历模铸书法，因此其作品也部分地映射了书法家的生存状态，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字如其人”。

D．多一些思想家的气质、学问家的渊博与专注以及知识分子的社会良知，去关注书法的发展，是当代书法家今天唯一的价值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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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长城位于山东省境内，是春秋战国时期齐国修建的军事防御体系，距今已2500余年，为世界上最早修建的长城。它西起今济南市长清区孝里镇，东至青岛市黄岛区；齐长城横跨济南市、章丘市等十几个县市区，长度在600公里以上；它是中国唯一起于黄河止于大海的长城，在中国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军事地位。
泰山两侧是齐、鲁接壤地带，是北、南争战与会盟的通道。特别是在齐国的西南部，济水与泰山之间构成依河临山之险，是中原各国的交战要道，是春秋战国时中原诸国进攻齐国的咽喉。所以，齐国在这里首先修筑了西段城障，以防鲁、晋诸国。
齐长城多依山势而筑，山岭之地又多筑在峰顶处，故齐长城又有“长城岭”之称。随山势而筑地段，城墙多系大小不一的自然石块砌成，一般不用灰浆等物凝固。而平原低谷地段所筑长城又多夯筑而成，土筑的城墙也称钜防或防门。
齐长城建筑时充分利用山险，既代替长城的作用又能节省人、财、物，城墙是长城的主体；烽火台多设在山岭的高巅之处，是军事设防传递信号的设施；而关塞和防门多设在平原低谷地段，是出入国境的必经之地，也是长城的要冲地带，这些地方一般修筑两层城墙。在沂水和临朐交界地带的大岘山上修筑的穆陵关，就筑了两道城墙，格外坚固，因此处是齐国当时通往南部的重要门户，由此向北可直达齐都临淄。据罗勋章先生实地调查，长城所经的临朐、安丘、沂水境内地段城墙，多为南北两道城墙，且两道城墙的修筑结构相同，故而证明长城要冲地带是有意重点加固的。
综观齐长城的建筑结构设计，有因地制宜、充分利用地形、就地取材的特点，故而现今所见长城不是整齐的统一设计，而是多因山势和河堤渠而筑。平地、河流、低谷处重点设防，以确保进出方便，能攻易守。现在在山顶险要处见不到城墙遗迹，说明当时此处没有修筑城墙。在山岭脊外缘陡险处，长城内侧地势较外侧要高出许多，一般可高出2～3米，而外城墙内只填以3～4米宽的土沙或碎石，所以齐长城较多处地段为单城墙，即只有外墙，无内墙；这在春秋战国时期各国所建长城中是仅见的，在历代所建长城中也是仅有的。
而平阴、长清地带的长城西端，既无山岭屏障，又无河道为阻，而此处又是齐国南通曹、宋、滕、邾、鲁、楚、周诸国，西通卫、晋、郑的要冲地带，也是兵家必争之地，故齐国不惜耗费巨力在此用土坯筑成高厚的城墙，故史称钜防。这里因有钜防，在春秋战国长达五百余年的时间内未发生灭国之灾，确实起到了筑城卫国的作用。
下面对“齐长城”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

A．齐长城是古代的军事防御工程，始建于春秋战国时期泰山之南的齐国。

B．齐长城始于济南，终于青岛，绵延十几个县市区，长度600多公里。

C．齐长城的西段城障，是为了防御鲁、晋等诸国的侵略而建造的。

D．齐长城有“长城岭”之称，得名于它多依山而筑，且遇山岭之地时多筑在峰顶处。

下面对齐长城建筑设计的解说，正确的一项是( )

A．齐长城多顺势而筑，主要是为了降低建筑成本和减少对自然的过度破坏。

B．齐长城建筑时就地取材，山岭地段主要是自然石块，低平地段主要是土筑。

C．齐长城在设计上不是整齐的统一设计，是因为当时的建造技术还无法达到。

D．齐长城的单城墙建在山脊处，双层城墙多设在出入国境的必经之地。

下面的说法，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齐长城在山岭的高巅之处都设置烽火台，目的是传递军事信息。

B．钜防是土筑的城墙，建在齐长城西部，即今天的长清、平阴一带。

C．穆陵关筑了两道城墙，是因为这里是当时齐国通往南、北方向的重要门户。

D．齐长城绝大多数地段为单城墙，即有外墙而无内墙，个别地段才有两道城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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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立象以尽意
《易经·系辞》提出的“立象以尽意”客观上应是中国书法遵循的根本原则。“象”是中国哲学的重要范畴，由此衍生出物象、卦象、意象、大象等名词。阴阳二气，相摩相荡，有而未形之时的混沌之“象”，谓之“大象”。
汉字具有非常精密、细腻的结构感，本身已经在“立象”，书法在此基础上作出了更大的拓展。生活应用层面的文字书写，其单字造型的灵变范围非常有限，字与字之间只是追求一种鳞次栉比的齐整，而没有艺术化的组合关系。书法则无限拓宽单字结构体的变化，而且字和字之间不是一种简单的排比，而是穿插错落，艺术化地组合成为不可分割的浑然一体的“象”。这种书法之“象”更接近“道”的混沌。运控毛笔体现出中国文化的“用柔”思想。相对于“用刚”而言，“用柔”手段更为含蓄、复杂、细腻，更难以把握。“惟笔软则奇怪生焉”，毛笔的柔活特性使书法的线条如云烟变幻，有一种弥散着的特殊张力，这非常契合于“道”。
这样，文字之“象”乃升华为书法之“象”。书法的“立象”也就是一种“造型”，是一种视觉性的艺术，通过视而可见的形象化的东西寄托创作者的审美追求，唤起欣赏者的审美愉悦。
“象”的形式与意义之间的关系，有点类似于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内涵越小，外延越大。所以，为了“尽意”，涵盖无限之“意”，“象”的形式必须平易简约。
如果过于具体、繁复，就会僵化，不具备回味、想象的空间。因此，《周易·系辞》说：“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然而，“大象无形”的追求显得过于虚无空疏。
权衡折中之下，书法的形式构成与表现内容之间的匹配是最恰当、最理想的。书法主要是黑白二色，以点线组合实现空间分割，与其他艺术相比，其形式至为洗练简约。这种抽象、简练的形式构成，既有具体的指向性，又有一定的模糊性，如此形成含蓄美感和多义效果，造成自由联想的阔大空间，力求以有形的有限表现无形的无限，如此方能“尽意”。韩愈《送高闲上人序》说：书法最重要的是“得其心”，而不是“逐其迹”。“象”是一种依托，更关键的是其背后的“意”。
书法家必须把“象”立起来，才能表“意”。“象”有基本的技巧法则，必须从书法史上认真借鉴，熟能生巧，有所创立。如果不掌握书法的表达技巧，即使文化领域的专家名人的毛笔字迹，也不可能“尽意”，算不上“书法”。
“尽意”的第一个环节，是创作者把自己的文化憧憬灌注到作品中。伯牙学琴，他的老师成连先生引导他“移情”于琴。张旭工书，有动于心，必于草书焉发之。书法的“意”不仅记录了创作者的即时情绪，也呈现深层次的悠远情怀。这是一种高级情怀，是文化情怀，更多地表现为文人情怀。书法家重视文化养成，才有可抒发之“意”。为此，我们应该倡导毛笔书写者有高层次的文化追求，同时明确文人在书法家群体中当之无愧的主体地位，要求他们在书法发展中肩负起责无旁贷的文化担当。“尽意”的最后一个环节，是“意”被很好地理解和接受，这就需要欣赏者内心有呼应的基础。总之，书法将多种文化元素进行了系统组合，“意”在把握事物变化的基本法则模式，以“象”的形式一目了然地呈现出来，生动体现出中国文化直觉思维的特点以及整体观思维的大局意识。如今，书法在社会大众心目中依然享有较高地位，主要得益于文化传统的强大惯性；而如果没有一个引领性的核心理念，书法的前景不可能繁荣，只可能芜杂。明确并遵循书法“立象以尽意”的根本法则，其文化地位才能得到确立。
(选自《光明日报》2013年3月22日，有删改)
关于“象”的解说，不符合文意的一项是( )

A．“象”是中国哲学的重要范畴，阴阳二气，相摩相荡，有而未形之时的混沌之“象”，谓之“大象”。

B．书法拓宽了单字结构体的变化，字和字之间不是一种简单的排比，而是穿插错落，艺术化地组合为浑然一体的“象”。

C．书法的“立象”也就是一种“造型”，是一种视觉性的艺术，通过各种形象化的东西寄托创作者的审美追求。

D．书法之“象”接近“道”的混沌，为了“尽意”，涵盖无限之“意”，“象”的形式必须平易简约。

对“象”和“意”的关系，下列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

A．抽象、简练的“象”，既有具体的指向性，又有一定的模糊性，力求以有形的有限表现无形的无限，方能“尽意”。

B．书法家必须把“象”立起来，才能表“意”，如果不掌握书法的表达技巧，不可能“尽意”，算不上“书法”。

C．“意”以“象”的形式一目了然地呈现出来，体现出中国文化直觉思维的特点以及整体观思维的大局意识。

D．“象”是一种依托，更关键的是其背后的“意”，“象”在“意”的支配下将多种文体元素进行了系统组合。

下列理解和分析，符合原文内容的一项是( )

A．“用柔”本是运控毛笔的手段，借此，毛笔的柔软性可使书法的线条如云烟变幻，弥散特殊的张力，这非常契合于“道”。

B．“象”有基本的技巧法则，必须从书法史上认真借鉴，熟能生巧，有所创立。所以，书法家必须把“象”立起来，才能表“意”。

C．“尽意”既需要创作者把自己的文化憧憬灌注到作品中，又需要欣赏者内心有呼应的基础，理解和接受创作者的人文情怀。

D．明确并遵循书法“立象以尽意”的根本法则并将其作为引领性的核心理念，书法的文化地位就能得到确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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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与廉
肖群忠
孝与廉首先是中国传统道德的两个德目。孝，就是子女善事父母亲祖的伦理义务与伦理行为的称谓；而廉则是官员克己奉公、廉洁不贪的道德义务与品德。这是分别处理家庭家族关系与国家关系的两种不同的道德。孝与廉是相互支持的关系。
第一，孝是一切道德的基础，也是廉德的基础。在中国古人看来，孝是为人第一德，是诸种道德的基础。在家能孝亲，在朝必能忠君。廉实际上是为官之人对公共财物的道德态度，它实际上体现为对君主、国家的忠诚之德。在孝德泛化的社会条件下，认为忠臣必出于孝子之门，人有孝德就会有别的一切道德，有孝德就必然有廉德。《孝经·诸侯章》说：“在上不骄，高而不危；制节谨度，满而不溢。高而不危，所以长守贵也；满而不溢，所以长守富也。”这里的“制节谨度，满而不溢”具有廉德的内涵，也被看作是诸侯之孝；如果不具备这种廉德，不能长守富贵，是对祖先的不孝。
第二，不辱其亲的孝道责任感使人产生清廉为官的责任意识。在中国古代，孝亲不仅是能赡养父母，而且要立身扬名，以显父母，起码不能做辱没父母的事。中国古人的道德责任感产生于对父母亲祖的责任感，认为做了好事，成了功名能够光宗耀祖；相反做了坏事，就会辱没父母亲祖和门风家风。因此，一个守孝的人必然要在为官的过程中自觉遵守清勤慎德的为官道德，绝不能做贪赃枉法之事，受牢狱之灾辱没先祖。这种孝道责任感成了某些官员得以廉洁自律的精神动因。
第三，廉才能保证行孝。一个人在古代中国能为官，已经是有出息有成就的人，但是权力是一种机遇也是一种风险，如果一个官员不能正确处理义利关系，在财利与权力面前不能保持清醒的头脑，既要当官又要谋财，那势必就会成为一名贪官，轻则被贬，重则受刑甚至丢命，这样肯定不能顾及父母之养，而且辱没家门家风，而成为不孝之逆子。因此，廉洁，不仅能保证官员长守富贵，一生平安，而且还能保证官员行孝，做到“大孝尊亲，其次不辱”。
孝与廉在中国古代虽有上述一致与相互支持之处，但它毕竟是属于处理家庭私人关系与国家政治关系的两种不同道德，而且其道德主体也是两种人伦角色即孝子与廉吏，或者说前者是对为人子者的要求，后者是对为人臣或拥有一定公众权利的人的要求。在中国古代两者的统一性之所以被看重，是因为社会是一种家国同构的社会结构。在汉代实现以孝治天下的国策，孝被全面泛化，当作一切道德的代名词，似乎有了孝，人就会有一切道德。不可否认，这种思维在中国古代有一定的合理性和客观性。
但是，孝与廉毕竟是两种不同领域的道德，本身是有差异的。随着家国一体的传统社会结构的解体，公民社会的形成，随着传统文化与孝道影响的衰落，随着现代社会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的日益区隔，我们更要充分看到孝与廉的差异和不同。在继承优秀传统道德资源时，既要充分肯定但又不要盲目夸大孝文化在加强干部廉政与廉德建设中的作用。以为只要干部能孝其亲就必然会廉洁奉公，这种想法是简单化的，缺乏深入分析的。
(选自《光明日报》2013年1月21日，有删节)
下列对于孝与廉关系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孝是廉德的基础，在孝德泛化的社会条件下，人们通常认为有孝德就必然有廉德。

B．孝可以使人产生清廉为官的责任意识，使人们在为官的过程中都会自觉遵守清勤慎德的为官道德。

C．廉能保证行孝，具备廉德能保证官员长守富贵，反之则有可能辱没父母亲祖和门风家风。

D．孝与廉在中国古代是相互支持的关系，但毕竟是两种不同领域的道德，本身是有差异的。

下列理解和分析，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孝与廉是中国传统道德的两个德目，是分别处理国家关系与家庭家族关系的两种不同道德。

B．廉是官员克己奉公、廉洁不贪的道德义务与品德，这种廉德促成了对父母亲祖的责任感。

C．在中国古代，一个人能为官就已经是有成就的人，就一定能够光宗耀祖，也是孝亲的表现。

D．有的人认为官员只要能孝顺父母就一定会廉洁奉公，这种想法夸大了孝文化的作用。

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在中国古代孝德泛化的社会条件下，孝被认为是为人第一德，一个人在家能孝亲，在朝必能忠君。

B．中国古代那些廉吏一生清廉为官，不做贪赃枉法之事，是因为他们担心受牢狱之灾而辱没先祖。

C．古代中国社会是一种家国同构的社会结构，所以在中国古代更看重孝与廉这两者的统一性。

D．中国古代的孝文化作为优秀传统的道德资源，对当前加强干部廉政与廉德建设可以发挥一定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