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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的“城管”
从现代考古发现来看，中国至少在夏商周时期就有城市了。但和现代功能较为接近的城市，到春秋战国时期才出现，如齐国的首都临淄。据《战国策·齐策》记载，当时有7万户。仅以现代一户3口的最低标准来算，总人口也达到了21万户。从史料上看，古代城管除负责环卫、拆违章建筑、禁止占道经营外，还得“防火缉盗”；有的还有管理市场物价、维持公平交易和社会治安的义务，兼有现代公安、消防、工商、物价、税务等部门职能，是真正的“综合执法”，权力也比现代城管大。
古代的城管队员叫法不少，或称“胥”，或称“卒”，还有称“市吏”、“监市”，等等。但在事实上，古代并没有现代城管局这样的专职机构，自然也无城管队员一说。古代早期城管常由士兵充当。在北宋的都城东京开封，朝廷便设有相当于现代街道城管队的“街道司”，并相应成立了由500名兵士组成的执法队伍，以保持开封的正常交通秩序和环境卫生。明代的北京，由相当于今北京卫戍区或武装警察部队的“五城兵马司”来承担现代城管局的大部分职能。清代的北京，还专设了“督理街道衙门”，主要负责外城的街道管理、民房修建等，破坏公用设施、侵占下水道等不良行为，都是督理街道衙门的执法对象。到了晚清，西方的一套城管制度被引入中国，由警察承担起了现代城管的工作。
在古代，现代城管的两大难题—占道经营和违章搭建，同样十分突出，且历代不绝。古代城管也为此伤透脑筋。在唐代的长安和洛阳，不少商户为了扩大经营面积，非要在门面(正铺)外多占一块(偏铺)。在李显(唐中宗)当皇帝时的景龙年间，朝廷不得不以敕令的形式，发布了一则当时的最高“城管通知”：两京市场上各行业，凡自有正铺者，不得在铺前再建造偏铺。宋代称占道经营为“侵街”，为了防止侵街行为的发生，宋代城管想出了一个法子，在沿街要道旁立“表木”，标记出范围。这与现代街道画线一样，一旦超出就要被制止，当时的“城管队”会经常检查是否有人侵街。到明清，随着城市和商业的发展，占道、违建更突出。
《唐律》规定：“距府十丈无市，商于舍外半丈，监市职治之。”即摆摊设点至少要远离政府办公地30米，也不能离民房太近，要在1米5以外，由监市负责督管。对占道经营有严厉的惩罚：“诸侵巷街阡陌者，杖七十；若种植垦食者，笞五十。各令复故。”挨打后，还得恢复原状。《宋刑统》也有规定：“诸侵街巷阡陌者，杖七十”。对乱倒垃圾、影响环境卫生也有规定：“其有穿穴垣墙以出秽污之物于街巷，杖六十。直出水者无罪。主司不禁与同罪。”把尿屎垃圾弄到街上，影响了公共卫生，不只当事人倒霉，连“城管队长”都跟着挨杖打。宋仁宗在搞城管方面颇有创意，他在要求开封府官员强拆违章的同时，特别指示相当于现代司法机关法院的左、右军巡院，配合“开封城管”行动，“惩治侵街者”。明代对破坏公共设施、不按规定行车，以及在禁区内摆摊设点、取土作坯、随地大小便等行为，也一律“问罪”，涉事者要被强行戴上刑具，在街头示众一个月，即所谓“枷号一个月发落”。撒泡尿也要遭受这么大的罪，这样的城管手段不可谓不狠！
下列有关古代“城管”的说法，正确的一项是（）

A．中国古代城管最早出现在春秋战国时期齐国的首都临淄。

B．虽然古代没有“城管”这种叫法，但是现代城管的职能在古代常由相应的一些机构承担。

C．古代城管常由士兵充当，明清时换由警察承担这一任务。

D．宋代城管在沿街要道旁立“表木”，现代城市管理者在街道上画线就完全来源于此。

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中国古代最早的城市人口少、规模小，功能不完善，所以尚不需要专门的城管人员来管理。

B．一些令古人伤透脑筋的城市管理问题，同样也让现代城管部门头痛不已。

C．古代随着城市和商业的发展，占道经营和违章搭建屡禁不绝，更为突出。

D．为防止“侵街”，避免随意违章搭建，宋仁宗曾集合多部门“综合执法”。

古代对城市管理方面的规定和措施，下列说法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唐代摆摊在政府办公地30米以内者，要马上恢复原状，否则将会被“杖七十”。

B．宋代法律规定，只要有人破坏公共卫生，除当事人受罚外，“城管队长”即主司也要挨打。

C．唐景龙年间，朝廷以敕令的形式，发布“城管通知”，禁止建造偏铺侵街。

D．明代规定，凡是破坏公共设施、不按规定行车、随地大小便者，都要被戴上刑具，在街头示众一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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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听写热背后的文化误区
宋诗婷　沈　硕
谁也想不到“汉字听写”会成为一种综艺节目类型，而且还如此受欢迎。
从这一季收视排行榜来看，除《中国好声音》、《快乐男声》两档王牌选秀节目稳坐收视率头两把交椅外，《汉字英雄》和《中国汉字听写大会》两档汉字听写类节目杀出重围，成为综艺节目时段最大的黑马。
汉字以综艺形式走红，似乎让大家重新发现了方块字所承载的文化内涵。而网友惊叹于参赛学生的识字能力之余，也发现自己提笔忘字到了何种地步。
芫荽、嘧啶、耒耜、颛顼……在两档节目的现场，演播厅变成了语文课堂：台上的中学生轮番执笔，台下观众在小本子、大腿上比比划划。有人忍不住瞄别人一眼，有人更较真儿，掏出手机查字典。
“汉字被认为是中华文明的精髓。《中国汉字听写大会》以大众喜闻乐见的选拔方式，唤醒了国人对民族文化的认同感。”重庆师范大学教授王于飞说。
当然，也有不同的声音。曾获得“当代汉语贡献奖”的学者毛喻原认为：“文字是用来传播信息的，如果一种文字是因为它书写的复杂性而被珍视，那它本身就是落后的。”他曾在《论汉语的险境和诡谬》一文中详细论述了汉语的表意局限和方块字的传播困境。
“汉字叔叔”理查德·西尔斯曾因创建了“汉字与词源”网站而走红网络，尽管对汉字情有独钟，但他依然觉得在互联网和全球化的冲击下，总有一天汉字会被彻底遗忘，就像曾流传3000年的古巴比伦文字一样。
毛喻原和“汉字叔叔”的预言都源于汉语语音和字形的严重隔阂。如今，当我们通过各种拼音输入法在电脑上敲着“ABCD”书写汉字时，方块字成了“转码”，是种需要经过拼音媒介才能抵达的存在。
和大多数对汉字危机忧心忡忡的学者不同，毛喻原为这种借路的文明鼓掌叫好。“我从80年代早期开始使用中英文打字机，英文打字机只有26个字母，小小的键盘，而中文打字机有上千个按键。”毛喻原庆幸有拼音输入法的存在，把汉字的传播从繁复低效中解救出来。
在《汉字英雄》总决赛的赛场上，人气选手“璺字哥”段智程止步在“海晏河清”的“晏”字上。成语中另外三个字给了他极大误导，他给“晏”字加了三点水。“象形文字严重局限了人们的思维。象形文字是重视觉的，拼音文字是重声音的，图像把人的思维局限于形象本身，而声音会引导人去寻找背后的逻辑和所指。”毛喻原觉得，多数人引以为傲的象形文字正是令中国人思辨能力落后于西方的重要原因。
“親不见，愛无心，產不生，廠空空……”曾有网友以解构繁体字的方式来讽刺汉字简化后的文化流失，引起广泛共鸣。毛喻原不以为然：“汉字的真正危机并不是象形文字背后的文化溯源，而是它的传播困境。”“拼音文字因其字形的简单，语言输出的意义和逻辑得到重视，而汉语的字形复杂，我们对汉字本身文化内涵的钻研竟然超越了对它传播效率的追求。”
理查德·西尔斯对汉字追根溯源20多年，他觉得，“繁体字具有表意功”很可能是个伪命题：“象形文字存在于5000年前，2000年前人们用的篆体字还可以看到文字的来源，规范化的繁体字是几乎看不到象形文字来源的。”追踪汉字是理查德的爱好和事业，但他也的确认为，拼音文字优于简化字，而简化字优于繁体字：传播的便捷和精准程度才是衡量一种语言是否先进的首要标准。
《汉字英雄》热播时，节目所考察的汉字难易程度尚可接受，到了《中国汉字听写大会》，生僻字一度引发争议：写出“黉桥”、“瘰疬”、“袼褙”这样一辈子用不到几次的字究竟有什么用？
“汉字就像祖母，我爱她，但她总有一天会变老，变没用，然后死掉。”理查德深情地说。
汉字也许不会死掉，至少眼前不会。但显然，汉字的存亡无关书写方式，这些复杂的字形和单薄的语音足以传承厚重的文化才是汉字的未来。
　　　　　　　　　　　　　　　　　（选自2013年11月《新周刊》第407期，有删改）
为什么“汉字听写”会成为受热捧的综艺节目？
文中说：“毛喻原为这种借路的文明鼓掌叫好。”这里所说的“借路”是什么意思？为什么毛喻原要为之鼓掌叫好？
依据文意，“汉字听写热”背后反映了什么“文化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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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雨的奢侈
林如求
近日夜雨，雨水顺着防盗网上的铁皮一层淌下一层，响声随着雨势，时骤时疏，时轻时重，朦胧中陡生一种静谧、和谐、悠远的美妙情感。
就像“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一样，古时的雨与今时的雨自然无太大的区别，今时的雨点拍打树叶、细润花草、敲击河滩、筛落水面的声音与古时也决无二致，所不同的只是对雨声的感受会因人因时因境因情而异。例如，同样是春雨，忧国忧民的诗人杜甫高兴放声高歌：“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而晚唐的李建勋对春雨的感受就要复杂得多：“春霖未免妨游赏，唯到诗家自有情……闲忆昔年为客处，闷留山馆阻行行。”春雨所引发的是诗人对过往岁月的一种深情的怀念和咀嚼。南宋词人蒋捷写的那首《虞美人·听雨》，对雨从感怀到慨叹，更是把人生的悲凉况味传递至今，简直痛入心髓。
我没有经历过历史上山河破碎、家破人亡那样凄风苦雨的日子，自然也就没有如古人那般“秋来叶上无情雨，白了人头是此声”，对雨声会那么地百感交集和痛彻心髓，可在物质生活匮乏和丰裕时的感受却迥然不同。
回想小时住在乡下，最恼的就是雨天。雷鸣电闪风狂雨骤，令我惶恐万分。因此，每逢雷雨夜，我常龟缩在被窝里，以幼稚的心灵感受大自然的神经，带着惊恐惶惑，迷迷糊糊地进入梦乡。即令是和风细雨，我也不太喜欢。因为我家离学校有好长一段路程。那时，家里穷，没有雨伞，只有一个锅盖大的大竹笠，以它遮阳尚可，遮雨则只遮个头脸，衣裤难免要淋湿。冬春时节，没有雨鞋的我雨天赤脚踩在凉冰冰的地上，更难受！所以那时夜半听到嗒嗒的雨声，在我绝不是一首抒情诗，它带给我的是一种湿漉漉的难受和一层苦涩涩的无奈。
长大以后，我读了许多书，特别是参加工作后，生活渐渐好起来，渐渐也喜欢起雨来了，不仅喜欢和风细雨，而且更喜欢狂风骤雨。因为此时在我看来，只有雨，没有风，没有雷电，也就缺乏了震撼心灵的力度。别的无庸费言，在中国文学史上，要是只有狂风骤雨，而无雷鸣电闪，恐怕屈原就写不出那奇谲瑰丽的杰作《天问》。正是大自然的雷电风雨触动了大诗人心灵深处的怨屈、激愤、忧虑、沉痛、苦闷、彷徨、坚贞、无畏……才有了这篇流传千古的杰作。由此我也悟出了后世许多大文学家如莎士比亚、巴金、曹禺等所以喜欢写雷写电写风写雨的真谛。
身居闹市多年，已经难得再见山村那种雷鸣电闪的豪雨，除了台风登陆，也少见那种狂风拔树的骤雨和暴雨；水泥屋顶也使夜雨没了那种“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的韵致。因此每逢下雨，我常因此生出一种遗憾。但我还是喜欢雨，不论是“细声巧作蝇触纸”，还是“大声铿若山落泉”，自是一种难逢的天籁。宁心静气地倾听那淅沥的雨声，对当今污染严重，整日笼罩在电视卡拉OK歌声和汽车摩托喧嚣声中的城市人来说，不啻是一种休息，一种调节，一种陶冶，一种享受。那雨声是大自然与你的絮语，它轻轻地搓揉着你的心，消去你因忙忙碌碌争名夺利而生的郁闷和烦乱、疲惫和冷漠，唤醒你回归大自然的亲情，找回你那颗失落的平常心，带给你一份平和的心态，让你变得更加青春妩媚、安详可人，从此迈向生命的圆满。因此，每当久晴不雨时，我就特别盼望着下雨。这时，不论是在白天还是在夜晚，听到那呼呼的风声，就好像在倾听大幕揭开的前奏；听到那嗒嗒的雨声，仿佛是在欣赏一首大自然的赞美诗；而此时的闪电犹如闪烁变幻的舞台灯光，隆隆的雷声自然就是高亢激越的黄钟大吕了……
如是，我把听雨说成是一场难得的奢侈，你也就不会觉得无稽和过分了吧。
　　　　　　　　　　　　　　　　　　　　　（选自《品中国散文》，有删改）
从全文看，作者举杜甫、李建勋、蒋捷等例子，在内容和结构上分别起了什么作用？(４分）
作者为什么把“听雨”说成是“一场难得的奢侈”？(５分）
儿时的“我”和长大后的“我”，对雨的感受有什么不同？你认为造成不同感受的原因是什么？请结合文意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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碑学的精神
西中文
碑帖之争无疑是当代书法史上最具影响力的事情。清中晚期以来，书坛出现震古烁今的大家，其中碑派阵营的居多，充分说明这个书坛新流派具有深厚的潜质和强大的生命力。
清季以来的碑学大家，他们往往从并不知名碑志取法，尽管原来的范本可能荒疏粗率，然而经过他们的手，却变成了雄健清新、儒雅典丽的风格。原作中的靡怯被塑造为柔美，荒率被升华为清新自然。这些相近的审美范畴往往仅是一墙之隔，经大师点化，便能化腐朽为神奇。这就不能不让人们对一个古老的信条产生怀疑：为什么取法乎上，只能得中；取法乎中，只能得下？为什么不可以取法乎下，反能得上？
体系的封闭性、技法的自足性、传承的递减性，是帖派理论先天不足的致命缺陷。那是帖派书法只能在一个既定的有限的范围内传承，从而失去了创造性，这才是帖学式微的根本原因。帖学的兴盛大抵是实行科举制度的时期，科举制度的保守性质使书法失去了创造的需求和动力。
碑学则不然，碑学是一个开放的、多元的系统，它的取法对象远比帖学丰富而芜杂，其师法的触角几乎遍及书法史的各个时期、各个层面和各个角落。更重要的是，和帖派的取法虔诚膜拜、心摹手追的心态不同，碑派更多的是涉取、化裁、改造和蜕变。对前人留下的作品和取得的成就，帖派奉为经典，怀着守成和奉祀的心态；而碑学则视为资源，用于取法和创造。创造精神正是碑学最可贵的精神。
创造精神原本是在中国书法古典时期形成的。古典时期书法没有权威、没有经典，也没有“取法乎上”的传承信条。从上层的文化官吏到民间的匠役，大家都在师法前贤、借鉴别人中探索前进。一些新的笔法（如波磔）、新的技法（如捻管转折）、新的书体（如隶变和八分书），被某些人发明试用，随后得到大家的认可，于是群起仿效，而逐渐成为书法的新元素。最初发明这些技法、笔法的人不但没有成为后人膜拜的对象反而被逐渐淡忘。因为在古典时期，人们看重的是不断的创造，而是不是膜拜权威。
到魏晋时期，随着一股思想解放的浪潮，书法也实现了人性的觉醒，以王羲之为代表的文人士大夫把性情、襟度、风格寓于书法之中，使书法具有高度的人文精神，这对书法品格的提升起到巨大的作用。就人文精神的建立而言，王羲之的功迹无疑是巨大的。然而这种人文精神势必建立在技术的基础上，所谓技术，即书体的成熟和技法的完善。这些当然不是王羲之一人的功劳，而是许多前人共同创造的结果。
中国书法作为一门艺术，靠两种精神支撑：一是创造精神，一是人文精神。人文精神体现的是书法的品格、艺术高度以及对人的终极关怀，而创造精神则保证了书法演进有取之不竭的动力和资源。
在当代的流派格局中，有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似乎帖派对碑派的不满和抨击更多，而少见碑派对帖派的不屑。帖派绝不会向碑派学习，而碑派倒是很乐于向帖派借鉴，甚而不排斥奉王羲之为圭臬。这种似乎不对等的流派格局其实也从某一个侧面反映了二者所秉持的观念的差异。
当然，碑派最应该向帖派学习的还是其人文精神。帖派是一个充溢着人文精神和书卷气息的艺术领地，代代相传的“取法乎上”的传承信条保证了他的艺术高度和纯粹性。而碑派所取法的多是未经开发的原始书法资源，要把他们提升到相当的艺术高度并赋予其人文精神，并非一件容易的事情，因而碑派书法家的成功率是相对较低的。尽管“取法乎下，而得其上”并非绝对不可能，但毕竟需要超乎常人的修养和智慧。作为一个书家，倾毕生精力能在某一个点上有所突破，也是了不起的成就。只要能坚持碑派的创造精神，这样的成就就是值得期待的。
　　　　　　　　　　　　　　　　　　　　　　（选自《新华文摘》2013年8月第16期，有删改）
下列说法，符合文意的两项是

A．作为书法界的新兴流派，碑派书法家的成功率相对较低，但其强大的生命力却不可忽视。

B．在碑学大家的点化下，原本荒疏粗率的范本却能化腐朽为神奇，变为柔美、清新、自然。

C．科举制度的保守性使帖学形成守成心态，扼杀了书家的创新性，导致了帖学书法的式微。

D．王羲之寓人文精神于书法之中，提升了书法品格和艺术高度，从而成为帖派书法的始祖。

Ｅ．人文精神和创新精神撑起了中国书法艺术，它们尤其体现在代表新兴流派的碑派书法上。
关于帖派书法，下列表述不符合文意的一项是

A．帖派书法是书坛的传统流派，它被学书者视为“上法”与圭臬。

B．帖派书法崇尚书法的品格、艺术的高度以及对人的终极关怀。

C．帖派书法形成于中国书法的古典时期，到魏晋融注了人文精神。

D．帖派书法的封闭性和自足性导致传承的递减、生命力的减弱。

对碑派书法，作者提出了什么观点？请分点概述。
古人说：“取法乎上，仅得乎中。”请依据文意，分析其中原因，并指出如何才能“取法”而“得乎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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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名满天下
王开林
1928年11月，安徽大学爆发学潮。蒋介石以国民政府首脑身份亲临安庆，施行弹压，他专门召见相关人员，痛加训斥，指出这次学潮是“安徽教育界之大耻”。刘文典担任安徽大学校长，自然首当其冲。可是他并不知“罪”，见到蒋介石，只称“先生”，不称“主席”，扫了对方的颜面。更出格的事情还在后头，蒋介石寒着脸要刘文典交出那些学生领袖的名单，必须对罢课分子严惩不贷。刘文典却不肯配合，根本不买账，还将蒋介石顶上南墙：“我不知道谁是共产党。你是总司令，就应该带好你的兵。我是大学校长，学校的事由我来管。”针尖对上了麦芒，谁也不肯让谁半个身位。蒋介石恼怒不已，当众拍桌，声色俱厉地大骂：“你是学阀！”刘文典素性恃才不羁，有布衣傲王侯、士可杀不可辱的倔犟劲头，他横眉冷对，瞋目欲裂，也戟指回击：“你是新军阀！”蒋介石乃赳赳武夫，手握枪杆子，集军政大权于一身，岂容手握笔杆子的文弱书生当面顶撞、挑衅他的戎威？盛怒之下，杀气腾腾，他不仅狠狠地掴了刘文典两记耳光，还以“治学不严”的罪名将这位名士关进监狱。
诚然，狂傲者若无充足的底气，最多也只能浪得虚名，但沦为笑柄的可能性更大。狂傲者若有真才实学，他发作起来，别人未必舒服，但也只能忍气吞声。他宣称，西南联大总共只有三个教授：陈寅恪一个，冯友兰一个，他和唐兰各算半个。试想，西南联大差不多集结了全国的学界精英，他自鸣得意的“三个教授论”会得罪多少同行？刘文典最看不起从事新文学创作的诗人、小说家，认为“文学创作的能力不能代替真正的学问”，巴金、朱自清和沈从文在他的心目中全是跳蚤过秤——没斤没两的。当年，空袭警报一响，教师和学生就要赶紧疏散到昆明郊外，美其名为“跑警报”。炸弹的厉害人人皆知，跑警报时个个不遑多让，都只恨爹妈生的腿短，哪顾得上什么斯文气象？有一回，刘文典慌不择路，冷不丁发现“山民”沈从文的脚力极佳，倏忽间就如脱兔般抢到前面，成了领跑员，他立刻面露不悦之色，对身边的学生说：“陈寅恪跑警报是为了保存国粹，我刘某人跑警报是为了庄子，你们跑是为了未来，沈从文替谁跑啊？”
西南联大的教授会讲课的不少，但像刘文典那样把课讲得出神入化的并不多，他深得学生的欢心和敬意，这样的效果无人可以否认，连他的冤家对头也讲不出什么难听的微词。他语出惊人，教学生做文章，紧要处全在“观世音菩萨”五字，镇得学生一愣一愣的，对其深意却大惑不解。他把学生嗷嗷待哺的模样看饱了，这才揭开谜底：“‘观’，是要多观察；‘世’，是要懂得世故；‘音’，是要讲究音韵；‘菩萨’，是要有救苦救难大慈大悲的菩萨心肠。”这个解释通达明晰，学生恍然大悟，豁然开朗。刘文典于“观世音菩萨”五字上心得几何？他胸无城府，不够圆滑，张嘴就会得罪人，至少在“世”字上是颇有欠缺的。但这也正是他一介书生真情至性的地方。
在西南联大，刘文典开设的《庄子》上座率高，《文选》也有不少捧场的“粉丝”。有一次，刘文典破例只讲了半点钟的《文选》，就收拾讲义，当堂宣布：“今天到此为止，下星期三晚饭后七时半继续上课。”下星三是什么日子？是阴历五月十五。刘文典选择这个晚上讲解谢庄的《月赋》，可谓大有深意，老天爷也赞赏他的奇思妙想，以晴煦无云来配合。学生遵嘱在室外摆上一圈椅子，刘文典居中而坐。“白露暧空，素月流天”，“日以阳德，月以阴灵”，他念念有词，细细讲解，众人或抬头望月，或低头顾影，心领神会，快莫大焉。高潮处，刘文典吟诵道：“美人迈兮音尘阙，隔千里兮共明月；临风叹兮将焉歇？川路长兮不可越。”众人击掌而和，仿佛小小的音乐会，气氛之热烈前所未有。
（选自《同舟共进》2011年11期，有删改）
从全文看，刘文典的“狂名”主要体现在哪些事件上？请简要概括。
文章写出了传主的哪些精神品质？请结合文本分析。
文章第二段引用刘文典的话说“文学创作的能力不能代替真正的学问”，你是如何评价这句话的？请结合具体事例来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