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下列材料:
材料一 20世纪初,在部分地区出现了租地农场主和以集资组成公司的名义来经营的农业牧垦企业……据北洋政府农商部的统计,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至1912年共有农牧垦殖公司59家,资本总额286万元;1919年已发展到100家,资本总额1 245万元……到20世纪20年代之后……许多农牧垦殖公司相继破产,而且相当普遍。
——《中国通史·近代前编》
材料二 禾丰造纸厂是我国最早的民族造纸企业之一。1937年11月禾丰造纸厂被日本侵华部队占领,而后又被日本“三岛制纸株式会社”强占。抗战胜利后,禾丰从日本侵略者手中接收过来,但一直奄奄一息;1948年,禾丰账面资金一度膨胀到480亿元,却到了崩溃与破产的边缘。
请回答:
(1)根据材料一概括20世纪中国农牧垦殖公司的发展状况,简要分析其原因。
(2)材料二中“禾丰账面资金一度膨胀到480亿元”的实质是什么?结合所学知识,指出禾丰造纸厂“到了崩溃与破产的边缘”的原因有哪些?
(3)从中国农牧垦殖公司和禾丰造纸厂的相似命运中,我们可以得出怎样的认识?
阅读下列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康有为)说一个国家只要能立宪,皇帝有无是无关紧要的。当时英国有皇帝,德国、日本、意大利也都有皇帝,我们不必定要革命废皇帝,我们尽可一意推行宪法,让满洲人仍做皇帝也要得。……康有为实在没有看清楚,他以为只要光绪皇帝听他话,变法就变得成,这是他的大错误。
——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材料二“百日维新”虽然失败了,但它毕竟触动了传统的中国政治体制,为现代国家的建立作出了有益的尝试。以后发生的历次革命运动,从现代化的进程看,都与戊戌变法有着历史的连续性。也正因为如此,史学界才会把戊戌变法视作近代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起点。
——《回顾戊戌重温历史》
材料三救亡、革新与革命是近代中国三大急迫而突出的课题,救亡与革新曾激扬起历史的波涛,而启蒙之激发理性,启迪民智,反对迷信,反对愚昧,改造几千年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是一切变革与革命的前提。
——马洪林《戊戌维新的历史思考》
(1)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康有为的政治主张及其提出的历史背景。钱穆认为康有为的认识不足之处是什么?
(2)材料二是基于怎样的视角对戊戌变法进行评价的?按照这一视角戊戌变法对中国近代历史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3)从材料三的观点出发,说明戊戌变法的历史意义。
阅读下列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原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美国亚洲学会会长何柄棣先生在《明初以降人口及相关问题》一书中论述了玉米和甘薯对明清时期的移民开发和人口增长所产生的影响,他写到:“直到十八世纪初,南岭山脉的大部分丘陵和山岭还覆盖着森林,农业较少开发。东南沿海各省日益增加的人口压力,最终迫使东南的贫苦农民开垦长江流域内地省份的丘陵和山区,这一过程可能一直继续到太平天国时期。结果这两种比较新的作物变成使长江流域高地得到系统开发的主要手段。”
……垦荒的“棚民”在长江流域的省份和福建到处可见,但尤其集中在江西和湖南的山区 。地方志的解释说:“大抵山之阳宜于苞谷(玉米),山之阴宜于番薯……可食至次年三月。棚民垦山,深者五六尺,土疏而种植十倍。然大雨时行,溪流湮淤。十余年后,沃土无存,地力亦竭。”这种连续大量种植玉米、甘薯的农业行为,到十九世纪初期已经使许多地方受到报酬递减规律之害。……汉水流域的垦荒和农业报酬递减加剧,使何柄棣先生得出了一个别有会心的结论:“这一地区及川北部分地区成为嘉庆元年至九年白莲教叛乱的中心,也许并非偶然的巧合。”
——摘编自《玉米与明清的移民开发》
材料二历史上,中国没有遇到同期英国那样的较大规模的移民分流的机会。玉米、甘薯的输入使明清时期的中国移民走向了山岭。他们继续向自然伸手,在土里刨食。当十八世纪中国人口急剧增长的时候,朝廷和地方官员都把垦荒和推广种植玉米、甘薯作为缓解人口压力的重要途经。据有关统计资料,十八世纪末,中国养活了当时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一还多。但是中国取得这样的成就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其影响至今犹存。
何先生的著作完成于一九五七年,他的观点没有引起国内学界的注意,这不能不说是一件非常遗憾的事。
——摘编自《玉米与明清的移民开发》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美洲农作物传入中国后对中国社会发展产生了哪些影响。
(2)你认为材料中的“棚民”含义是什么?他们在当时的活动有何消极影响
(3)你是否同意材料一中关于白莲教起义原因的阐述?请简要分析
(4)同一历史时期,英国劳动力的流动方向及其原因是什么。
(5)如何理解材料二中“中国取得这样的成就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何先生的观点没有引起国内学界的注意?
阅读材料,回答下列问题。
材料一 孝公既见卫鞅,语事良久,孝公时时睡,弗听。……卫鞅曰:“吾说公以帝道,其志不开悟矣。……吾说公以王道,公善之而未用也。……吾说公以霸道,其意欲用之矣。”卫鞅复见孝公。公与语,不自知口之前於席也。语数日不厌。
——《史记·商君列传》
材料二 三年,卫鞅说孝公变法修刑,内务耕稼,外劝战死之赏罚,孝公善之。
——《史记·秦本纪》
材料三大夫曰:昔商君相秦也,内立法度,严刑罚,饬政教,奸伪无所容。外设百倍之利,收山泽之税,国富民强,……其后卒并六国而成帝业。文学曰:商鞅以重刑峭法为秦国基,故二世而夺……知其为秦开帝业,不知其为秦致亡道也。
——桓宽《盐铁论·非鞅篇》
(1)结合时代特征,分析材料一中秦孝公不用帝王之道而用霸王之道的原因。依据材料二概括指出商鞅变法的核心思想。
(2)依据材料三,分析“大夫”和“文学”两派对商鞅变法有何不同评价?你认为应该如何正确评价历史上的改革?
阅读材料,完成下列各题。
材料一 1904年清政府颁行的《癸卯学制》为中国近代新教育的开始。《癸卯学制》明确设定了各类学堂的培养目标:初等小学堂:属普及教育性质,宗旨是“启其人生应有之知识,立其明伦理爱国家之根基,并调护儿童身体,令其发育。”高等小学堂:属普及教育性质,宗旨是“培养国民之善性,扩充国民之知识,强壮国民之气体。”中学堂:属普通教育性质,兼有升学和就业两重任务。以“俾毕业后不仕者从事于各项实业,进取者升入高等专门学堂均有根底为宗旨”,即以作官、从事实业和升学的准备作为设学宗旨。高等学堂:属高等教育性质,“以教大学预备为宗旨”;以备学皆有专长为成效。通儒院:通儒院相当于“研究生院”,以“造就通才为宗旨”;“为研究各科学精深义蕴,以备著书制器之所。”实业学堂:分初等、中等、高等,以振兴农工商各项实业为富国裕民之本计;其学专求实际,不尚空谈。初级师范学堂:相当于普通中学程度,培养高等小学和初等小学堂教员。优级师范学堂:相当于高等学堂(大学预科)程度。培养初级师范学堂和普通中学堂教员和管理员。
材料二夫今之所谓新教育者,亦多端矣。日练习主义之教育,曰试验主义之教育,日实用主义之教育,日劳动主义之教育,日人格主义之教育,曰新理想主义之教育,曰自学辅导主义之教育,日杜威之教育,日蒙台梭利之教育,日欣斯凯泰奈之教育,日爱伦凯之教育,纷纷逞说,各有优异。如临百戏斗巧之场,如入万花争妍之圃,前瞻后盼,耳目眩瞀,诚令人昏迷颠倒,莫知所始从也。
——姜琦《何为新教育》《新教育》第1卷第4期1919年5月
材料三旧教育的主义是要受教育者依照教育者之理想,做成伟大的个人,为圣贤,为仙佛,为豪杰,为大学者。新教育不是这样,新教育是注重在改良社会,不专在造成个人的伟大。
新教育是人民公共的,个个有相当的机会,发展他们各个的道德、技能、学识,所以新教肓的真精神,是德谟克拉西主义。
——陶行知《新教育是什么》《新教育》第4卷第4期1922年4月
(1)根据材料一、二分析中国近代新教育兴起时的主要特点。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新教育兴起的原因。
(2)根据材料三分析新教育的实质是什么?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新教育的影响。
【中外历史人物评说】
材料一戊戌时期,梁启超尖锐地指出,“爱国必自兴民权始”,断定“能兴民权者,断无可亡之理”。流亡日本时期,他曾愤怒地表示“我辈实不可复生息于专制政体之下。专制政体者,我辈之公敌也,大仇也!有专制则无我辈,有我辈则无专制,我不愿与之共立,我宁愿与之偕亡”。1903年12月,梁启超由美国返回日本。曾承认自己“向年鼓吹破坏主义,而今者反对破坏主义”,“与其共和,不如君主立宪,与其君主立宪,不如开明专制”。从1905年开始,清政府宣布要实施立宪,粱启超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和期望。为出国的五大臣起草《考察各国宪政报告》。直到“皇族内阁”产生,才使梁启超君主立宪的幻想彻底破灭。民国成立后,梁表示接受既成事实,投靠袁世凯。当袁世凯复辟帝制时,于1915年发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促使了护国运动的爆发。
——摘编自徐斌《论梁启超的善变》
材料二在清末,不论是暴力的革命运动,还是和平的立宪运动,都是具有资产阶级性质的旨在以某种形式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取代封建的君主专制制度的进步的历史运动,从本质上讲,都是对中国社会进行根本变革的革命性的运动,从梁氏那些鼓吹“立宪”的言论来看,也正是“宣传了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再联系他一生思想活动来看,他是把追求宪政与追求富国联系在一起的,“此志终生未变”,因而这也是应当肯定的。
——摘自耿云志崔志海《梁启超研究的新成果》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梁启超的政治思想经历了怎样的变化,并说明其思想变化的突出特点。
(2)根据材料二,指出评价梁启超的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