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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王蒙先生曾说：“可以不读书，不可以不读《读书》。”这句话一度流传众广，表达了读书界对于《读书》这个杂志的挚爱之情。作为一个万众瞩目的公共平台，它的思想及文风、作者群的改变也将无一例外地成为公众话题。
作为刊物掌舵人，无疑是构成刊物成与败的重要因素之一。带着众多问题，本刊记者专访了掌舵人之一黄平。
思想上的勇气是敢于面对当下
新京报：我很喜欢《读书》这本杂志，觉得您执掌的《读书》引发的讨论也好好，所涉及的范围比前两个时代都扩大了，这是既定的计划吗？
黄平：计划谈不上。我参与《读书》的编辑工作，有一点很明确，就想拓展它的领域。这一方面是时代要求，另一方面，如果我们不关心时代、当下，不关心我们的左邻右舍就缺乏世界眼光，那么我们这个清高其实是假的，真正思想上的勇气是敢于面对当下的挑战，至于你的回应是不是那么正确，能否被别人接受，那是另外的问题。
新京报：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使读者看到一些没有想到的新问题，新知识，新可能带来了另外一种效应，比如过于分散，没有重点了。
黄平：第一，《读书》是一个综合性的杂志，学科领域很宽，经常发表讨论建筑人文地理，国际关系等领域的文章，它不是专业性的；第二，它又是思想、文化类的两个定位下，是否应该一定有一个不分散的东西，这是一个问题。比如，你可以集中到文史哲，甚至文史哲里面只讨论史，那就不是《读书》了。
新京报：一些批评认为，《读书》没有抓住当下社会最核心的问题……
黄平：怎么批评都行，不过有些批评者可能是没有认真读《读书》，只要客观地看看，我觉得应该很清楚，它对当代、当下甚至部分超前问题的警觉、讨论和尖锐性是有的。
时代的原因造成了文化的现实
新京报：在你和汪晖接手《读书》之前，几乎所有中生代学者都在《读书》上发表文章，很多人通过《读书》成名。但是现在数量却大大减少了，个中原因何在？
黄平：这首先可能是时代的原因。现在成名的是歌星、演艺明星、体育明星，而不是思想者。不仅在《读书》成名的思想者少了，在任何地方成名的思想者都少了。当年李泽厚一篇文章《孔子再评价》在全国引起那么大的反响，今天他一篇文章的影响至少无法和电视明星相比。现在这个时代的聚焦点不在思想上，甚至不在文化上。这也是大众文化普及了，媒体形式多了造成的文化现实。
新京报：但是，现在比较有影响的年轻一代学者几乎没有在《读书》上亮相，这是不是有些尴尬？
黄平：少数几个人说明不了问题。他们的影响和歌星、影星、体育明星也无法相比。再有影响的学者在《读书》座谈时参与人数也一定很有限，如果是像篮球明星乔丹、科比来了，那场面肯定火爆。这是时代的问题。另一方面，学者成名不应该靠公共媒体而应该靠专业。有些人给《读书》写文章不像当年那么认真了，因为不能作为“学术成果”，不能拿去评职称等等。另外，我们在主观上也没有想过要制造“明星”，没有想要让谁在这里或通过这里成名。客观上有人在《读书》成名，但那不是我们刻意而为的结果。
多元化、包容性是时代的需要
新京报：有一些读者认为《读书》的包容性没有那么强了，你怎么看？
黄平：如果一些朋友把《读书》定位或者预期为某一方阵营刊物，那么《读书》可能会让他们失望。我们希望它是百家的，而不是一家的。在这种情况下，听一些、发表一些不是这个阵营里面的人的文章，对于完善自己的思想是有好处的，真正的思想一定是在不同意你的人的论辩中形成和完善的。我们觉得，许多共识被打破以后，变迁的一个结果就是利益多元化、思想多样化，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杂志要作为时代的反映，应该有各种各样的东西，多元化，包容性是时代的需要。另外，这些年来，我们有意为之的就是开辟一些新领域，找到一些新作者。对我们来说，《读书》应该有多种声音。
（节选自《新京报》）下列对访谈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最恰当的两项是
| A．《读书》是一个万众瞩目的公共平台。本文通过对其主要负责人的采访，使读者了解到此刊的特点及办刊理念。 |
| B．现在的《读书》只有积极与时俱进拓展领域的目标。没有编辑计划，因为黄平认为计划的推敲跟不上时代变化的步伐。 |
| C．《读书》是一个综合性的杂志，学科领域很宽，经常发表讨论建筑、考古、人文地理等领域的文章，但它并不专业。 |
| D．黄平认为当下通过《读书》成名的人在大大的减少，是因为大众文化过于普及了，媒体形式过于多了。 |
E．文中多次采用直问的提问方法，不转弯抹角，把想了解的问题直截了当地提出来，开门见山，干脆利落。请分别简析文章第一个小标题下《新京报》记者三次提问的特点。
第二个小标题下，针对《新京报》记者的第二个问题，黄平是从哪几个方面巧妙回答的？请概括并说明。
“多元化、包容性是时代的需要”。请结合文本并联系社会现实，谈谈你对这句话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