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客
题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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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年柳色
陈忠实
①早晨出门,无意间的一瞥,路边的柳树枝条上长出一片鹅黄的嫩叶,毕竟是春天了,这是瞬间发生的一种本能的心理反应。几乎同时映现于脑际的景致,便是家乡灞河岸边独成一景的柳色,还有回响于心底的李白的词句,年年柳色,灞陵伤别……
②禁不住那一抹鹅黄色的嫩叶的诱惑,约一二乡友回到灞河滩上,在瞥见那一派柳色的瞬间,我顿生遗憾,不过迟来了三五天,柳树枝条上的叶子已经转换成绿色了。眼前的灞河和河上的桥,以及河边桥头的柳色,既不是李白们千古吟诵的柳色,也不是我记忆里的柳色
③上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我在灞桥南头的中学读书,学校的北围墙紧贴灞河河堤的南坡。站在灞桥上远眺,柳树的绿叶顺河而上而下绵延三五十里,成为一种令人惊诧又浮泛诗意的独特景象,自然可以理解历朝历代的诗家词人,何以会留下无以数计的吟诵灞河柳色的诗章。而我所亲见的柳树下的风景,是我的同学在河堤上读书,或是于微明中在河堤上跑步做早操。我印象最深的是,每逢周六下午回家,出学校后门便跨上河堤,打开我正在阅读着的小说,一路读过去,不用操心脚下的磕绊,更不用担心撞人碰车,那个时代的汽车很少,连拖拉机也是稀罕物,偶尔有人骑自行车过往,总是骑车人绕着步行者。
④也有令人痛切的记忆,我在这儿读高中的三年,正遭遇着共和国历史上最不堪的“三年困难”时期,饥饿的感觉是那个时代的人的共同体验。每到鹅黄的柳叶刚刚冒出,不仅村里和镇上的居民争相捋取,我和同学也爬树攀枝,很小心地捋下嫩叶,在一位当地同学的家里煮熟,用温水浸泡一夜,把柳叶里的苦汁排除,再一勺一勺分给全班每一个同学。
⑤上世纪80年代,我又回到灞桥古镇。刚进灞桥古镇不久,便遇上早春河堤上一派鹅黄的柳色,傍晚时分就散漫在河堤上沙滩里,眼看着那鹅黄的柳叶一天天变得金黄,变成浅绿,又变成深绿色。有文学朋友来,我便引他到河堤上散步,无论说正经事还是闲聊,无论是鹅黄的柳叶抑或是绿云般的柳色,都令朋友陶醉。然而,好景不长,大约是我到古镇的第二或第三年,我发现柳树的叶子发生了异变,一棵又一棵柳树的叶子由深绿变成一种枯焦的黄色,刚刚入秋便落叶了,第二年就再也吐不出那诱人的鹅黄了;死去的柳树已被人齐根锯断,留下一个圆圆的桩子。
⑥我现在和朋友漫步着的灞河长堤,依旧是那道老堤,面目却全非了。这儿已经被改造被装点成公园了,得着灞河水的滋润,正儿八经被命名为“灞河湿地公园”,河堤内外种植着各种花草树木,其中不乏颇为稀罕的品种;河边原来的沙滩,也是奇花异草连片相间,栅栏围护的木板小桥通到水边;水边长着密不透风的野生苇子,有水鸟在水中自由自在地凫游。
⑦但我还是偏重这个季节里的灞河柳色。河堤内侧的滩地上和河水两边的苇丛里,有连片的柳树,还有独撑一方柳色的单株,不像是人为的栽植,而是自然的野生。我和朋友倚在柳树干上闲话,那一株株柳树已经有半抱粗了,柳叶刚刚从鹅黄转换为嫩绿,散发的清爽之气弥漫在空气中,令我有一种发迷似的陶醉,记忆里缺失的柳色终于得到补偿了……年年又有柳色了。
⑧在灞水岸边柳色之中漫步,和朋友少不得说到李白的词句,“年年柳色,灞陵伤别”。汉唐时期的灞桥是长安城的东大门,迎接贵客好友到此等候,以示敬重;送别也送到灞桥桥头,依依不舍挥手;更有那些冒犯者被贬到远方,亲朋好友送别到灞桥,就不仅是伤心伤情的告别,而是撕心裂肺的生离死别了。可以想见几百年的王朝更迭中,灞河的河水里石桥上柳荫下落过多少泪水。站在柳色中的长堤上,隐约可以眺见灞陵。灞陵里安卧着汉文帝,陵墓选在白鹿原西端的北坡上,坡根下便是自东向西倒流着的灞水,史称灞陵,白鹿原随后也有了另一种称谓——灞陵原。
⑨我现在看到的灞河,河水边依依着青春男女,祖孙三代散漫在柳色之中,偶尔碰见多年不见的熟人,握手叙旧,也都是轻松欢悦的腔调,大约谁在这样的柳色里,都不会有撇不开的心事。这里已经没有伤别,依旧着年年柳色。
(选自2012 年4月24日《今晚报》,有删节)
文章的开头写了什么?有何作用?
本文写了哪些“记忆里的柳色”?请简要概括。
以第⑧段为例,简要分析本文表达上的两个主要特点。
通观全文,试分析本文的结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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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生不息的人生境界论
袁济喜
①人生境界论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亘古长存的人文话题。谈到“境界”一词,我们生活中常说某人思想道德高尚,就称赞他境界高;有时也指人在某件事物上的处境。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强调,人生境界是文学境界的前提,没有人生境界就写不好诗词。我以为,中国文化视野中的人生境界论是理想与现实、永恒性与当下性的统一。
②在传统文化中,人生境界与人格境界直接相关。中国人自古至今,较多地从道德的层面上去看待人格现象。中国古代虽没有人格这个名词,但儒家经典《礼记》中有所谓“言有物而行有格也,是以生则不可夺志,死则不可夺名”,这里所说的“格”也就是指内在道德与外在行为的统一。
③从孔子到思孟学派的《中庸》《大学》,推崇的是内心的真诚无伪,慎独养心,直到今天,我们中国人最恨的是日常生活中的两面派。所谓人格,更多的是指内外合一的道德境界。中国古代推崇的人格境界,就是一种有着自我体认的道德精神与坚定意志能力,达到了与天地并流,与宇宙合一的超越境界。《易传》上提出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就是这种坚毅厚重人格境界的写照,一直到今天依然成为我们的精神训条。
④没有心灵火光的照亮,就达不到人格境界的高尚。心灵攀登游历所达到的层次叫做“境”,即境界,它是指对于世俗利益解脱之后,达到的心灵修养境致。孔子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认为道德的境界有三种,第一种是了解与知道,第二种是喜好,第三种才是乐以为之。这分明说的是三种道德境界的依次攀登升华。
⑤对人生境界,古人常用“胸次”“胸怀”“怀抱”来形容之,认为这是一个人道德层次与人生修养的显现。中国传统文化讲究人生的历练,当人经历了许多沧桑,往往对于人情世故有些看穿,胸次超然。古人一再强调,做学问如果没有胸襟气度,肯定是做不成大学问的。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也指出,古来成大事业者,做大学问者,一定要有很高的心胸境界。
⑥魏晋六朝是一个追求“雅人深致”的时代,所谓“雅人深致”,是指一个人有很高的文化修养与门第血统。而这些最直接的显示便是一个人的品味和趣味,也是人生境界高低的分水岭。同是“竹林七贤”中的王戎,被阮籍骂作“俗物”,就是因为他为人斤斤计较。汉魏以来,围绕着人生的意义主题,各种哲学纷纷出现。中国古代的人生境界论在这一时期达到了高峰。
⑦中国古代的人生观,虽然存在着儒道两家的对立,但是这两派的观念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可以互相补充的。儒家与道家都将人格境界奠定在天人合一的意识上,主张在与自然和谐相处中建构人格,而不是在与自然界的对立中建设人格,这就造成了儒道两家文化人格的顺从性与和谐性。儒家“与天地参”的道德境界,与道家的自然之道也可以相通,孔子晚年也希望自己能在“浴乎沂,风乎舞雩”的美境中获得解脱,他的“浴乎沂,风乎舞雩”与庄子的“逍遥游”实质上是相同的人生境界。儒道两家人格的不同有助于中国文化因素与人生境界的多元化,他们彼此之间的互补,造成了中国文化人格的广博精深,中国后期受儒学熏陶的文化人物,没有不出入佛老的,苏轼就是典型。因此,谈到中国人的人生境界,便不得不谈佛教,尤其是禅宗的人生境界论。唐宋时期的禅宗思想,是中国人生境界论成熟的重要标志。
⑧中国古代士大夫这种调和儒、道、佛的人生境界论,在北宋苏轼的身上看得很清楚。苏轼早年也有着忠君之心。从他给皇帝的上书中,我们可以感受到苏轼儒者济世的信念与政治态度。如果说儒家的人生境界论来源于他们的现实精神,道家与玄学主张超离现实,苏轼则游离于二者之间,他对现实世界既入乎其中又出乎其外,他认为对生活之乐既要关注,又不可沉溺其中;对生活完全不感兴趣则人生索然寡味,对生活一味沉迷则亦玩物丧志,不足为乐。因而苏东坡对生活始终抱着一种漂流的心态。正因为对生活的终极意义的无法确定,对人生目标的迷茫,所以苏轼认为生活的意义只能在不断的进程中来确定,这一点与禅宗的思想颇为相似。因而苏轼的人格相对于老庄与魏晋间的阮籍、嵇康来说,外表似乎没有他们那么高远超离,而从内在意义来说,却是更为超脱,独立性也更强了,并演化成一种新型的人生境界论,对于现代人生境界论影响很大,五四时的许多新派作家对此都予以关注,比如语丝派的林语堂专门写过一本《苏东坡传》。
⑨中国古代没有“哲学”一词,它的研究更多是指一种人生观与宇宙观,中国古代的“哲学”更主要的是一种人文学说与人文精神,它的人文内涵更深,境界更远,它的最高指向是诗化人生。
下列有关“境界”的表述,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境界”就是我们生活中常说的人的思想道德的层次高下,或者说是人在某件事物中的处境。
B.人的心灵攀登游历所达到的层次叫做“境”,即境界,它是指超脱世俗利益之后,达到的心灵修养境致。
C.作者认为,人生境界论是理想与现实、永恒性与当下性的统一,人生境界与人格境界直接相关。
D.古来成大事业做大学问者,一定要有很高的心胸境界,这就造成了儒道两家文化人格的顺从性与和谐性。

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作者举“竹林七贤”中王戎的例子,是为了论证人生品味和趣味相关,人生品味和趣味是人生境界高低的分水岭。
B.因为对人生目标的迷茫,苏轼确实表现出时而消极,时而旷达积极面对人生的漂流心态。他对现实世界既入乎其中又出乎其外。
C.中国古代推崇的人格境界,达到了与天地宇宙合一的超越境界,一种有着坚定意志能力的境界,一种有着自我体认的道德精神。
D.中国文化人格的广博精深,源于儒道两家人格彼此之间的互补,它们的不同有助于中国文化因素与人生境界的多元化格局的形成。

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第④段中引用孔子的话,是对人生境界层次的有力说明。这三种道德境界是递进关系,其中“乐之者”这种境界达到了心灵修养的最高境界。
B.中国魏晋以后的人生境界论是由儒、道、佛多元思想组成的,这些观念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可以互相补充,可以相通的。
C.作者认为,苏轼受调和的儒、道、佛的人生境界论思想影响很深,中国历史上的受儒学熏陶的文化人物一直出入于佛老思想。
D.中国古代哲学主要研究人的精神境界,是一种人文学说与人文精神,其坚毅厚重等人格境界的写照,一直到今天依然成为我们的精神训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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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孟毕竟是两家
孔孟被“硬捏合拢”说,是施蛰存先生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提出来的。仅凭这一点,即可知施先生对古代文史的造诣非同一般。
施蛰存说:“孔孟思想,是一种思想,还是两种思想?天下没有两个思想相同的人,孔孟思想,毕竟还是两家。”(施蛰存《闲话孔子》)施先生给出的这个答案,是能使人信服的。(施文中说是司马迁捏合了孔孟二家,这一点恐怕是弄错了。)以我之肤浅,也能列举孔子思想与孟子思想的若干区别。例如,孔子衡量人的价值的“尺”是爵位,在孔子那边,是以爵位上下定人之尊卑的;孟子衡量人的价值却有爵、齿、德三把标尺;孔子之“仁”关注的是“礼”,重在束“下”,孟子之“仁”关注的是“民”,重在规“上”;孔子的“四绝”(《论语·子罕第九》云“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偏重天理,而孟子的“四端”(《孟子·公孙丑上》云“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偏重人性。仅此三条,便可证实“天下没有两个思想相同的人”,哪怕是被合称为“孔孟之道”的孔与孟也都“自成一家”。
当然,孔子与孟子有许多相同或相近之处。其一,他们都“法先王之道”,缺陷是不能与时俱进;其二,他们都“行仁义之化”,缺陷是对“利”的绝对排斥;其三,他们的那一套都不见容于当世,故有“仲尼菜色陈蔡”而“孟轲困于齐梁”。
孔子与孟子还有一点相同的,就是他们对于“法先王之道,行仁义之化”,都有一种“当仁不让”的使命感。孔子困于匡邑之时说:“周文王死了以后,周代的礼乐文化不都体现在我的身上吗?上天如果不想消灭这种文化,那么匡人又能把我怎么样呢?”孟子则是在离开齐国的时候对充虞说:“五百年必定有称王天下的人兴起,其间必定有著名于世的贤人。周兴起以来已有七百多年,上天如果想安抚治理天下,当今之世除了我还会是谁呢?”两者相比,孔子说得比较含蓄,孟子说得比较直露。但对于孟子来说,这并非狂言。例如,“仁义之化”而为“仁政”,“先王之道”而为“王道”,或许就是他对儒家文化的贡献,至少在《论语》之中,未必能够找出这两个概念。
由此观之,将孔子与孟子都归入儒家,未必有错。但我们现在所要吸取的一个教训是,不能什么事情都只注意合,而不学会分。合的好处是易记,一下子记住了两个“子”,要用时一言以蔽之,仿佛占了大便宜;然而,你真想要了解孔子、孟子的思想和思维方式,那还是要分开剖析才行。既能综合,又能分析,庶几可算得研究。如果只会笼而统之地说个大概,那只能蒙人蒙己罢了。现在有些自称搞国学的,看似无所不通,其实也就知道些笼而统之的“蒙法”,从不肯下工夫深入进去。对这种学问,我们要警惕。
(选自《文汇报》2010年8月9日)
作者认为“孔孟毕竟是两家”,下列不能成为他的依据的一项是(  )。

A.孔子和孟子衡量人的价值的标准和尺度是不一样的。
B.孔子和孟子在“仁”上的关注内容和约束对象不相同。
C.孔子和孟子的政治主张和具体的人生遭遇是不相同的。
D.孔孟二人在重天理还是重人性上的认识是不相同的。

下列对原文内容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  )。

A.与孔子相比,孟子在认识评价人的价值标准上要多元化一点。
B.孔子和孟子思想上都具有保守性,都很难被当时当权者接受。
C.孔子和孟子在宣扬礼教、仁政上具有一种责无旁贷的使命感。
D.孔子含蓄,孟子直露,但是他们对儒家文化的贡献是同样大的。

下列对原文中作者观点的概括,正确的一项是(  )。

A.“孔孟被‘硬捏合拢’说”的提出,从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施蛰存在古代文史上的造诣。
B.施蛰存认为是司马迁捏合了孔子和孟子两人的思想成为一种思想,这个观点能使人信服。
C.《论语》中找不出“仁政”“王道”这两个概念,这从另一个角度说明孔孟具有相同之处。
D.将孔子与孟子都归入到儒家是现在研究国学的人所要吸取的一个教训,我们都需要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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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产生于西周的礼乐政治活动而非原始宗教仪式,是政坛言说的产物,与歌并不同源,但有着歌的一些元素。不过,它们的联系不在文字形式而在音乐。在西周,诗的言说主体的身份为朝廷官员,言说对象为君臣,言说内容自然也不能脱离政治,故“诗”一开始就承担着政治言说的特殊功能。《国语·周语上》载厉王时的邵公说:“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而后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可见诗在西周时期的功能是补察时政。周代的礼乐政治重要的一点,就是通过礼乐教化向臣民灌输礼乐伦理道德观念,所以周代设有专门的机构来负责这一工作。《礼记·孔子闲居》载孔子说:“诗之所至,礼亦至焉,礼之所至,乐亦至焉。”可见,在周代,战国以前的人将诗看做是礼乐的一部分,诗所承载的是礼乐道德的价值取向。
歌则不同。早期的歌的本质是音乐,适合抒情而不适合言事。歌是一种大众表达情感意愿的形式,而非专门用来表达和传播礼乐伦理道德,不可能用来教化百姓。因而,原有的歌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显然已不能满足教化需要。于是,有了“诗”这一专门用于朝廷政治文体的产生和“歌”向“诗”的转变。
这一转变,在“歌”之外确立了一种新的韵文形态,即诗的形态。这一形态与歌不同:一是它的本质不再是音乐而是“文学”。二是诗一产生就被赋予了政治君臣关系政治言说的性质。这一性质,除决定“诗”最初的作者主要应是朝廷的官员外,还确立了“诗”作为国家政治意识形态的工具性。因而,诗的言说主体的身份是朝廷官员而非普通百姓,言说的内容为政治而非个体的情感。三是诗多非即时即事的言说,多先为文字创作。且由于政治言说性质具有一定的规定性,故诗句式齐整,口语成分和杂言较少,如《大雅》《小雅》。
由于原始宗教祭祀少不了乐,音乐在原始宗教中具有神圣性,又能起着愉悦作用,所以,适应着礼乐政治而产生的“诗”,很自然地继承了宗教礼乐仪式之歌“音乐+语言”这一形式。将诗与音乐结合,有助于提高诗的地位。另外,当时的书写工具不发达,借助音乐可以使诗便于传播,更广泛地发挥其教化作用。诗与音乐融为一体,更有利于承担礼乐政治的职能。
不过,即使是用文字与音乐结合这一形式,诗也与歌不一样。歌的语言和音乐的融合是原生态的存在。歌产生时,音乐与语言是相伴相随的,没有音乐不能谓之歌。诗则是先有文字,后来配乐用于仪式的演唱。由于诗纳入了周代“乐”的系统,音乐和诗的对接才被固定下来,但配诗之乐是后来附加的。
(选自赵辉《歌与诗的起源及原始功能异同》,有删改)
下列有关先秦“诗”与“歌”的比较,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诗是政坛言说的产物并为西周的礼乐政治服务的,而早期的歌是大众表达情感意愿的形式。
B.诗与歌虽然在原始功能上不同,但诗有着歌的一些元素,它们的联系方式只在音乐。
C.“歌”向“诗”的转变,是因为原有的歌在内容和形式上都不能满足通过礼乐教化臣民的需要。
D.诗是先有文字,后来配乐用于仪式的演唱,而歌的产生是先有音乐,后来才有语言的。

下列对文章有关内容的表述,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诗在西周言说主体的身份是朝廷官员,所以诗就具有政坛君臣关系政治言说的性质。
B.从周代到战国以前,人们把诗看做是礼乐的一部分,因为它所承载的是礼乐道德的价值取向。
C.早期的歌适合于抒发个体的情感,借助音乐可以使歌便于传播,更广泛地发挥其教化的作用。
D.“诗”在继承了宗教礼乐仪式之歌“音乐+语言”这一形式后,诗与音乐就开始结合起来。

请结合文本,简述“诗”在西周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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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释道互补与心态和合
对于和合文化,可以从多角度来解读。有人从中读出一种文化战略,有人从中读出一种社会理想,都讲出了一番道理。我别出心裁,想把和合文化解读为一种健全的心态。在我看来,“和合”一词中的“合”,应该是指人的多种精神诉求的集合。道理很简单,只有在具备两个以上要素的情况下,才能谈得上“合”;倘若只是单一要素,根本就谈不上“合”了。多种要素凑在一起,有可能发生冲突,也未必就一定发生冲突。即便发生冲突,也未尝不可以化解。成功地化解冲突,便进入了“和”的状态。所谓“和”,应该是指多样性的统一,是指冲突的化解。显而易见,这种意义上的“和”,有别于“同”,故而孔子力主“和而不同”。要想把人的多方面的精神需求统一起来、协调起来,进入“和”的心态,绝非易事,仅靠一种学说,显然也是不可能做到的,必须综合运用多种学说。在传统文化资源中,对于和合心态的养成,儒释道三家都是不可或缺的元素。三教分别满足中国人精神生活中某方面的需要,帮助人们养成和合的心态。
儒家的精神旨趣,可以概括成三个字,那就是“拿得起”;用两个字来概括,那就是“有为”;用一个字来概括,那就是“张”。儒家主张立德、立功、立言,主张干事,主张积极有为。道家的精神旨趣是“想得开”;用两个字来说,叫做“无为”;用一个字来说,叫做“弛”。道家的旨趣与儒家似乎相反,实际上互为补充。学会紧张,是一门学问;学会放松,同样也是一门学问:对于人来说,都是不可缺少的。佛教的精神旨趣是“放得下”,用一个字来说,那就是“空”。用佛教的术语说,“放得下”就是看破红尘,把精神追求的目标定位在彼岸的极乐世界。
儒道两家是中国固有的学问,主要是讲人生哲学。儒家告诉人如何堂堂正正地度过一生,道家则告诉人如何轻轻松松地度过一生,至于人死后怎样,两家都不怎么在意。佛教是从印度引入的学问,主要是讲人死哲学。佛教为人设计了“终极关怀”之所,标示出超越的精神取向,告诉人如何干干净净地辞别尘世。人死哲学与人生哲学似乎相反,惟其如此,才构成互补关系:倘若悟不透死,焉能悟透生?综合运用儒释道三家学问,连生死大关都能看破,还不算是心态和合吗?儒道互补,讲出“张弛和合学”;儒释道互补,进一步讲出“生死和合学”:三教共同培育和合心态。
(选自2010年11月29日《光明日报》,有删改)
关于“和合”文化,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

A.作者把“和合”文化解读为一种健全的心态,认为它涉及人的多种精神诉求。
B.多种要素凑在一起是“合”,只有“合”而不发生冲突才能进入“和”的状态。
C.孔子力主“和而不同”,强调的是多样性的统一协调,而不是简单的同化。
D.儒讲“拿得起”,道说“想得开”,佛言“放得下”,三者互补,成就和合心态。

“在传统文化资源中,对于和合心态的养成,儒释道三家都是不可或缺的元素。”下列各项不能作为这一说法依据的是(  )。

A.人的精神需求是多方面的,要把它们统一协调起来,进入“和”的状态,不能仅靠一种学说。
B.儒释道三教是中国传统文化资源中很重要的组成部分,能分别满足中国人精神生活中某方面的需要。
C.只是单一要素,根本谈不上“合”,所以中国人同时信奉儒释道三教,借以养成和合心态。
D.儒释道三家可以说是各有各的精神旨趣,看上去有很多对立之处,但在精神实质上互为补充。

下列表述,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人只有一种精神诉求是一种不健全的心态,所以才需要“和合”文化,才需要儒释道三家的互补。
B.综合运用儒释道三家的学问,才能讲“张弛”之道,破“生死”玄关,达成心态和合。
C.儒释道三家互补,缺一“互补”之说则无从谈起,当然也就无法达到所谓心态的和合。
D.中国固有的学问,向来只是研究“生”,不研究“死”,而佛学的引入则作了必要的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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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不能忘记的人
刘重来
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按照“外国商船可在长江各口岸往来”的条款,外国轮船在长江上触目可见,令国人深感屈辱。1925年10月,卢作孚邀约友人,集资创办民生实业公司,积极投入以经济实力夺回内河航运权的爱国斗争。公司成立之初,整个家当只有一艘载重量为70吨的小轮船,卢作孚就定下了“服务社会,便利人群,开发产业,富强国家”的公司宗旨,展现了他的强国宏愿。当时,长江上游航运正被外国轮船公司控制着,不多的几家中国轮船公司濒临破产,卢作孚采取“人弃我取,避实就虚”的方针,在从未行驶过轮船的嘉陵江上开辟新航线,并在管理上大胆改革,使公司站稳了脚跟,将航线从嘉陵江发展到了长江。从1930年开始,民生公司“化零为整”,逐步壮大实力,先后收购了大批中外轮船,并控制了长江上游航运,将曾经不可一世的外国轮船公司挤出了长江上游。经过多年拼搏,到1945年,民生公司“崛起于长江,争雄于列强”,不仅在长江沿线、中国沿海港口,而且在东南亚、美国、加拿大等地都有分支机构,成为当时中国最大的民营航运企业,卢作孚也被海内外誉为“中国船王”。
在抗战爆发、国难当头的时刻,他号召:“国家的抗战开始了,民生公司应该首先行动起来参加战争。”在他的指挥下,全体员工英勇投入到紧张、艰险的抗战运输中去。1938年10月,武汉失守,作为长江咽喉、入川门户的宜昌,聚集了大批难民和从沦陷区运来的大批航空器材、兵器及轻重工业机器设备,急待撤往大后方。但是,按照当时的实际运力,至少需要一年才能运完。还有40天就是长江枯水期,日本飞机不断轰炸,日军节节逼近,形势十分危急。在此关键时刻,卢作孚下令采用“三段航行法”,除了最重要的军用物资及不宜装卸的大型机器设备直运重庆外,其他物资一律分段运输,使航程缩短了一半或大半。硬是在长江枯水期到来之前,将全部难民和机器设备安全撤离宜昌。
卢作孚的另一项重要贡献是北碚乡村建设实验。1927年,卢作孚被任命为北碚峡防局局长。峡防局本来是一个主要针对盗匪的治安联防机构,但他却借此平台,提出“打破苟安的现局,创造理想的社会”的口号。与民国时期其他乡村建设实验不同,他明确提出“要将这一个国家现代化起来”,就要“赶快将这一个乡村现代化起来”。为此,他精心设计了北碚的“乡村现代化”蓝图,“以嘉陵江三峡为范围,以北碚为中心,要将嘉陵江三峡布置成一个生产的区域、文化的区域、游览的区域”,以供中国“小至乡村,大至国家的经营参考”。经过努力,这个昔日贫穷落后、偏僻闭塞、盗匪横行的小乡镇,终于建设成为“生产发展、文教事业发达、环境优美的重庆市郊重要城镇”。陶行知参观后说,北碚的建设“可谓将来如何建设新中国的缩影”。卢作孚也与晏阳初、梁漱溟一起,被称为“民国乡建三杰”。
(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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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最好的报酬是求仁得仁——建筑一个公园,便酬报你一个美好的公园;建设一个国家,便酬报你一个完整的国家。这是何等伟大而且可靠的报酬!它可以安慰你的灵魂,可以沉溺你的终身,可以感动无数人心,可以变更一个社会,乃至于社会的风气。(卢作孚《工作的报酬》)
②乡村建设在消极方面是要减轻人民的苦痛,在积极方面是要增进人民的幸福。造公众福,急公众难。……我们要做这样的事业,便要准备人、准备钱、准备东西、准备办法,尤其要许多人分工合作,继续不断地去办。(卢作孚《乡村建设的意义》)
③确立公众的良好秩序,完成一切物质基础的建设,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准和文化水准,使国家成为一个本身健全的现代国家,尤为吾人必须全力趋赴的积极目的。(卢作孚《论中国战后建设》)
④卢作孚先生作为旧中国一位著名的爱国实业家,与张之洞、张謇、范旭东一起,曾被毛泽东同志誉为旧中国实业界四个“不能忘记”的人物。(胡德平《发扬和借鉴老一辈民族实业家的精神和经验》)
下列对材料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最恰当的两项是(  )

A.外国轮船公司垄断长江航运,外国商船在长江上横冲直撞,气焰嚣张,这直接促使卢作孚决心创办中国人自己的航运公司。
B.为了赶在长江枯水期到来之前将全部难民和机器设备安全撤离宜昌,卢作孚下令一律采用“三段航行法”,实行分段运输,大大缩短了航程。
C.由于创办民生实业公司的辉煌成绩和完成抗战时期运输任务的卓越贡献,卢作孚不仅受到时人的称赞,也一直为后人所推重。
D.从北碚的建设实验中,卢作孚认识到,乡村建设固然需要人、财、物,需要实施办法,更需要动员各方面力量,分工合作,不断努力。

E.在卢作孚看来,中国战后建设的首要目标就是减轻人民的痛苦,增进人民的幸福,造公众福,急公众难,并为此身体力行,全力趋赴。
胸怀强国愿望的卢作孚,是如何一步步成为“中国船王”的?请结合材料简要分析。
卢作孚被认为“民国乡建三杰”之一的原因是什么?请结合材料简要分析。
为什么卢作孚被誉为“不能忘记”的人?请结合材料,谈谈你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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