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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的精英移民团:士大夫在山水之间寻找桃花源
中国古代士大夫为何喜欢在山水之间寻找桃花源?
有人说,山水是中国士人的圣经,一点不假,中国士人对山水有一种乡愁式的眷恋,乡愁是自然生命里的一份人文遗产,而那份潜藏在生命底色里的山水乡愁,才是士人精神的自由出口。而老庄哲学恰在山水与人文之间开凿了一条走向自由的通道,在审美领域筑就了一道精神独立的风景线。它对士人选择在山水间隐居的影响也异常深远。
中国士人的精神生活可以在自然山水中倘佯,也只有在山水里,精神才可能自由高蹈。山水诗、山水画、高山流水之山水乐,将人的审美诉求寄情于山水,将人文的关怀隐逸在山水里。山水远离朝廷,是隐逸者的家园。他们在这里观山阅水,吐胸中块垒,笔墨底端,别开生面,自成一文泽笃厚的审美的文化江山。这样一座文化的江山,可耕田,能读书,采菊东篱,戴月荷锄,才是士人寻找的桃花源。
而浙江永嘉优越的地理位置,楠溪江不俗的山水,是理想的桃源圣地。这块风水宝地,三面环山,一江入海,天然屏蔽了世外的纷扰。据《永嘉县志·疆域》记载这里的山川形势,所谓“楠溪太平险要,扼绝江,绕郡城,东与海会,斗山错立,寇不能入”。王权的神经末梢亦少到达,很适于寻找桃花源的士人隐居。
一个寻找桃花源的精神团队,一个宗族的隐逸,要以富庶的山水托底。楠溪江的山水,遗世独立,山高水长,气候宜人,土地肥沃,又有舟楫之利,是个殷实的盆地,足以支撑士人携带家族追求诗意于山水间的耕读生活方式。楠溪江地理隐蔽,却又天然地连山通海,为移民提供了开阔的精神领地与生活空间,至少在南宋以前,是一个现实版的桃花源。来此隐居的士人群体也非常有幸,穷则可独善其身,达亦可兼善天下,出世入世两方便。
楠溪江的山水有福,迎来了具有文化建设能力的、给予自然以人文关照的士人安居。正是这种精英宗族移民模式、士人精神对自然山水建构的人文山水,才使楠溪江不是落草为寇的水泊梁山,也不是自守封闭的客家围屋土楼,而是士大夫精神对山水信念的一次践履。
他们在山间溪边开田筑屋,聚族而居,创谱牒,建宗祠,将楠溪江两岸布置得诗意浓郁。泉涌如涓的水调,吟出山水绕桑榆的村韵,小桥观冷月碧落洒青石的夜晚,还有日落黄昏不如归去之牧笛奏出的幽幽乡情,这些是他们将自然的景致摄入到人文情怀的感发中,构造出的山水人文精神的画卷,而这才是士人的精神靠山。
六朝以后,永嘉建郡,中原衣冠南渡,文人墨客或访山问水楠溪江,或游宦永嘉。真是楠溪江之幸,也亏得这好山好水,才配得起这些星光灿烂般的名宿。
南朝梁太守、骈赋大家丘迟以“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之千古俪句,名满天下。不知是永嘉名胜感发了他,还是他的文采美饰了永嘉,总之,山水之美与人文精神相映发,原本就是中国文化的诗性审美所在。魏晋之高逸,流风遗韵到南朝,也多亏了士人的精神呵护,才使得楠溪江形成了桃花源般的一个自由空间。
下列不属于士大夫在山水间寻找桃花源的原因的一项是(  )

A.中国士人对山水有一种乡愁式的眷恋,而这份潜藏在生命里的山水乡愁,才是士人精神的自由出口。
B.老庄哲学为士人在山水与人文之间开凿了一条走向自由的通道,在审美领域筑就了一道精神独立的风景线。
C.山水诗、山水画、山水乐,将人的审美诉求寄情于山水,将人文的关怀隐逸在山水里,从而成为士人寻找的桃花源。
D.山水远离朝廷,隐逸者在这里观山阅水,吐胸中块垒,笔墨底端,别开生面,自成一文泽笃厚的审美的文化江山。

下列关于永嘉山水适合隐居的原因的解说正确的一项是(  )

A.浙江永嘉地理位置优越——三面环山,一面临海,天然屏蔽了世外的纷扰;而楠溪江的山水不俗——山高水长,气候宜人,是理想的桃源圣地。
B.据《永嘉县志·疆域》记载这里的山川形势,可谓“楠溪太平险要,扼绝江,绕郡城,东与海会,斗山错立,寇不能入”,王权的威力无法到达,很适于士人隐居。
C.一个宗族的隐逸,要以富庶的山水为依托。楠溪江一带土地肥沃,又有舟楫之利,是个殷实的盆地,足以支撑士人携带家族追求耕读山水间的诗意生活方式。
D.楠溪江地理隐蔽,却又天然地连山通海,为移民提供了开阔的精神领地与生活空间,在南宋以前,是一个现实版的桃花源。来此隐居的士人群体出世入世两方便。

下列关于“楠溪江的山水有福”一句的含义理解正确的一项是(  )

A.楠溪江迎来了具有文化建设能力的、给予自然以人文关照的士人安居。这种精英宗族移民模式,使得楠溪江不是落草为寇的水泊梁山,而是士大夫对山水信念的一次践履。
B.士大夫在山间溪边开田筑屋,聚族而居,创谱牒,建宗祠,将自然的景致摄入到人文情怀的感发中,楠溪江两岸被他们布置得诗意浓郁,构造出山水人文精神的动人画卷。
C.六朝时期,永嘉建郡,中原衣冠南渡,文人墨客或访山问水楠溪江,或游宦永嘉。真是楠溪江之幸,也亏得这好山好水,才配得起这些星光灿烂般的名宿。
D.南朝梁太守、骈赋大家丘迟曾高度赞美过永嘉山水。魏晋之高逸,流风遗韵到南朝,也多亏了士人的精神呵护,才使得楠溪江形成了桃花源般的一个自由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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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文史互证”,从本质上乃是源于传统的训诂考据学方法而参以宋代以来的史学方法以及近代西方史学、语言学、诠释学理论精华的一种既打通汉宋,又融合中西的史学研究方法。从内涵上讲,“文史互证”方法主要包含两层意义:一是从史学角度考证诗文,即用史家广博丰厚的历史文化知识,对古诗文中不易索解或易被误解的字、词、出典等,从历史的层面予以透辟的考订辨误解说,尤其要注意诗中所含与当时历史事实有关的“今典”成分;二是以诗文为史料,通过发现其中时间、地域、人物等史料成分,分析诗中的古典与今典,并与史籍所载相参证,从而更全面地把握历史真相,对古人的思想、情感及其所处时代社会达到真正了解。
由于种种原因,我们今天所能见到有关魏晋南北朝历史的记述相当有限。不仅如此,受正统的史学观影响,历代官修正史记事本身亦有其局限性,特别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政治斗争和民族矛盾复杂交织,以致禁网严密;易代之际,黑幕重重,统治集团之作为,更是不可告人。史家秉笔直书,每每得祸。因此对当时政治中的许多隐秘,故用曲笔;对封建统治者的恶行,也常有回护之处。这种加工过的历史资料流传下来,固然有助于后人对历史脉络梗概的了解,但在某种意义上,又妨碍对历史某些真相的探索。
中国古代诗作以抒情言志为主,与史相比自有其不同的功能作用。尽管如此,古诗中仍含有一些与史相通之处,潜在的史料价值不可忽视。儒家传统诗教之说认为诗有“兴”“观”“群”“怨”之功用。所谓“观”,或曰“观风俗之盛衰”(郑玄说),或曰“考见得失”(朱熹说),即要求诗人在诗中反映社会现实,使读者藉以了解各地风俗民情、时运盛衰。所谓“兴”“怨”,或曰“感发表意”(朱熹说),或曰“怨刺上政”(孔安国说),总之是在诗中写出对统治者的怨刺,反映诗人内心的哀愁喜怒,是诗人情感心理的最直接表述。这些功用具体反映在诗作里,遂使诗与史之间有了一种特别的关联。在三百篇的影响下,后世诗人自觉不自觉地在诗文创作中,将自己所历时代的政治、思想、文化、风习连同自己的襟怀抱负情感生活一齐写入,实际上是为后人留下了大量反映当时现实包括时代心灵史的第一手材料。
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事业藉文士对身名不朽的追求,确立了不依赖其它任何事物而存在的自身独立价值,诗文创作不再被视为雕虫小技而成为“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加之五言甫兴,文笔初分,诗文表现的领域愈加拓宽,广泛涉及社会生活、思想文化乃至个人的情感心态。一方面它所折射的时代内容,远远超出传统政治史、军事史或帝王家史,其史料价值不容忽视。另一方面作者在诗文中表现出的思想情感,让我们触及了历史最隐密的角落——人的心灵,而这却是构成人类历史的最重要因素。当代西方史学心态史学一派认为,个人心态中,包含了整个时代的集体心态成份。“分析一种心态就是分析一种集体性,一种心态不仅是指众多个人在想同样的东西这一现象,在他们中的每一个人身上,这种思想都以不同的方式打有‘其他人也在想同样的东西’这样一种印记。”(保罗•韦纳)作为这一时期广大知识分子共同的“心声”,文士在诗文中表露出来的那些苦闷、哀伤、忧愤的复杂情感,对我
们深刻理解整个社会和广大知识分子阶层的基本精神人格特质有重要的价值。
(节选自景蜀慧《“文史互证”方法与魏晋南北朝史研究》,有改动)
下列对于“文史互证”的理解,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从本质上说,“文史互证”是一种既打通汉宋、又融合中西的史学研究方法。
B.“文史互证”源于传统的训诂考据学方法,又参以宋代以来的史学方法以及近代西方史学、语言学、诠释学理论之精华。
C.从内涵上讲,“文史互证”一方面是用史学知识对诗文进行考证,一方面是以诗文为依据全面把握历史真相。
D.由于历代官修正史记事本身都有其局限性,所以“文史互证”的研究方法对于任何一个朝代的思想文化历史研究都有很大的帮助。

下列各项不能作为“古诗中仍含有一些与史相通之处,潜在的史料价值不可忽视”这一说法的依据是()

A.传统诗歌的功用要求诗人在诗中反映社会现实,表达诗人内心的喜怒哀愁,这就使诗与史之间有了一种特别的关联。
B.后世诗人自觉或不自觉地在诗文创作中留下了大量反映当时政治、文化、习俗等社会状况及自己抱负情感方面的第一手材料,有助于治史者感知古代社会的真实原貌。
C.诗文创作曾被人们视为雕虫小技,直到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事业藉文士对身名不朽的追求确立了自身独立价值而成为“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
D.诗文所折射的时代内容,远远超出很多史书的记载;而作者在诗文中表现出的思想情感,又让我们从另一个侧面了解人类历史。

下列说法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政治斗争、民族矛盾以及统治集团的重重黑幕,使得史家不敢秉笔直书,对封建统治者的恶行,常有回护之处,因而流传下来的历史资料就失去了其史学价值。
B.诗有“兴”“观”“群”“怨”之功用,这种功用从《诗经》开始,一直延续至今,被后人继承并发展,所以在所有诗文中都能找到“风俗盛衰”“怨刺上政”的影子。
C.当代西方史学心态史学某派认为,个人心态中包含了整个时代的集体心态成份,人的心灵是构成人类历史的最重要因素。
D.“分析一种心态就是分析一种集体性”,研究一些诗人在作品中表达的思想感情,有助于我们深刻理解整个社会和广大知识分子阶层的基本精神人格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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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刘半农君
鲁迅
这是小峰出给我的一个题目。
这题目并不出得过分。半农去世,我是应该哀悼的,因为他也是我的老朋友。但是,这是十来年前的话了,现在呢,可难说得很。
我已经忘记了怎么和他初次会面,以及他怎么能到了北京。他到北京,恐怕是在《新青年》投稿之后,由蔡孑民先生或陈独秀先生去请来的,到了之后,当然更是《新青年》里的一个战士。他活泼,勇敢,很打了几次大仗。譬如罢,答王敬轩的双鐄信,“她”字和“牠”字的创造,就都是的。这两件,现在看起来,自然是琐屑得很,但那是十多年前,单是提倡新式标点,就会有一大群人“若丧考妣”,恨不得“食肉寝皮”的时候,所以的确是“大仗”。现在的二十左右的青年,大约很少有人知道三十年前,单是剪下辫子就会坐牢或杀头的了。然而这曾经是事实。
但半农的活泼,有时颇近于草率,勇敢也有失之无谋的地方。但是,要商量袭击敌人的时候,他还是好伙伴,进行之际,心口并不相应,或者暗暗的给你一刀,他是决不会的。倘若失了算,那是因为没有算好的缘故。
《新青年》每出一期,就开一次编辑会,商定下一期的稿件。其时最惹我注意的是陈独秀和胡适之。假如将韬略比作一间仓库罢,独秀先生的是外面竖一面大旗,大书道:“内皆武器,来者小心!”但那门却开着的,里面有几枝枪,几把刀,一目了然,用不着提防。适之先生的是紧紧的关着门,门上粘一条小纸条道:“内无武器,请勿疑虑。”这自然可以是真的,但有些人——至少是我这样的人——有时总不免要侧着头想一想。半农却是令人不觉其有“武库”的一个人,所以我佩服陈胡,却亲近半农。
所谓亲近,不过是多谈闲天,一多谈,就露出了缺点。几乎有一年多,他没有消失掉从上海带来的才子必有“红袖添香夜读书”的艳福的思想,好容易才给我们骂掉了。但他好像到处都这么的乱说,使有些“学者”皱眉。有时候,连到《新青年》投稿都被排斥。他很勇于写稿,但试去看旧报去,很有几期是没有他的。那些人们批评他的为人,是:浅。
不错,半农确是浅。但他的浅,却如一条清溪,澄澈见底,纵有多少沉渣和腐草,也不掩其大体的清。倘使装的是烂泥,一时就看不出它的深浅来了;如果是烂泥的深渊呢,那就更不如浅一点的好。
但这些背后的批评,大约是很伤了半农的心的,他的到法国留学,我疑心大半就为此。我最懒于通信,从此我们就疏远起来了。他回来时,我才知道他在外国钞古书,后来也要标点《何典》,我那时还以老朋友自居,在序文上说了几句老实话,事后,才知道半农颇不高兴了,“驷不及舌”,也没有法子。另外还有一回关于《语丝》的彼此心照的不快活①。五六年前,曾在上海的宴会上见过一回面,那时候,我们几乎已经无话可谈了。
近几年,半农渐渐的据了要津,我也渐渐的更将他忘却;但从报章上看见他禁称“蜜斯”之类,却很起了反感:我以为这些事情是不必半农来做的。从去年来,又看见他不断的做打油诗,弄烂古文②,回想先前的交情,也往往不免长叹。我想,假如见面,而我还以老朋友自居,不给一个“今天天气……哈哈哈”完事,那就也许会弄到冲突的罢。
不过,半农的忠厚,是还使我感动的。我前年曾到北平,后来有人通知我,半农是要来看我的,有谁恐吓了他一下,不敢来了。这使我很惭愧,因为我到北平后,实在未曾有过访问半农的心思。
现在他死去了,我对于他的感情,和他生时也并无变化。我爱十年前的半农,而憎恶他的近几年。这憎恶是朋友的憎恶,因为我希望他常是十年前的半农,他的为战士,即使“浅”罢,却于中国更为有益。我愿以愤火照出他的战绩,免使一群陷沙鬼将他先前的光荣和死尸一同拖入烂泥的深渊。
八月一日。
注:①1928年鲁迅任《语丝》主编期间,选登了一篇读者来信。这封信纠正了刘半农发表在该刊的一篇文章中的一个史实性错误。②指刘半农于1933年到1934年间发表于《论语》《人世间》等刊物的《桐花芝豆堂诗集》和《双凤凰砖斋小品文》等。
从“去年来,又看见他不断的做打油诗,弄烂古文”一句中,作者为什么在“古文”前用“弄”字和“烂”字?请从字义与情感两个方面分析。
从文章看,鲁迅对有些人所批评的刘半农的“浅”持什么态度
请根据原文概括鲁迅与刘半农之间的关系由亲到疏的原因
联系最后一段,谈谈你对“这憎恶是朋友的憎恶”一句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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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脸
冯骥才
做孩子的时候,盼过年的心情比大人来得迫切。每逢年至,小闺女们闹着戴绒花、穿红袄、嘴巴涂上浓浓的胭脂团儿;男孩子们的兴趣都在鞭炮上,我则不然,最喜欢的是买个花脸戴。这是种纸浆轧制成的面具,用掺胶的彩粉画上戏里边那些有名有姓、威风十足的大花脸。后边拴根橡皮条,往头上一套,自己俨然就变成那员虎将了,神气得很。
一年年根,舅舅带我去娘娘宫前年货集市上买花脸,终于从挂满在一条横竿上的花花绿绿几十种花脸中,惊喜地发现一个。这花脸好大,好特别!通面赤红,一双墨眉,眼角雄俊地吊起,头上边突起一块绿包头,长巾贴脸垂下,脸下边是用马尾做的很长的胡须。有股子凛然不可侵犯的庄重之气,咄咄逼人。我竟不敢用手指它,只是朝它扬下巴,说:“我要那个大红脸!”
卖花脸的小罗锅儿,挑下这花脸给我:“还是这小少爷有眼力,要做关老爷!关老爷还得拿把青龙偃月刀呢!”说着就抽出一柄最漂亮的大刀给我。大红漆杆,金黄刀面,刀面上嵌着几块闪闪发光的小镜片,中间画一条碧绿的小龙,还拴一朵红缨子。这刀!这花脸!没想到一下得到两件宝贝。我高兴得只是笑,话都说不出。坐三轮车回家时,我就戴着花脸,倚着舅舅的大棉袍执刀而立,一路引来不少人瞧我,特别是那些与我一般大的男孩子们投来艳羡的目光时,使我快活之极。舅舅给我讲了许多关公的故事,过五关、斩六将,温酒斩华雄。边讲边说:“你好英雄呀!”好像在说我的光荣史。舅舅还教我用京剧自报家门的腔调说:“我——姓关,名羽,字云长。”
到家,人人见人人夸,妈妈似乎比我更高兴。连总是厉害地板着脸的爸爸也含笑称我“小关公”。我推开人们,跑到穿衣镜前,横刀立马地一照,呀,哪里是小关公,我是大关公哪!
这样,整个大年三十我一直戴着花脸,谁说都不肯摘,睡觉时也戴着它,还是睡着后我妈妈轻轻摘下放在我枕边的,转天醒来头件事便是马上戴上,恢复我这“关老爷”的本来面貌。
大年初一,客人们陆陆续续来拜年,妈妈喊我去,好叫客人们见识见识我这关老爷。我手握大刀,摇晃着肩膀,威风地走进客厅,憋足嗓门叫道:“我——姓关,名羽,字云长。”客人们哄堂大笑,都说:“好个关老爷,有你守家,保管大鬼小鬼进不来!”我越发神气,大刀呼呼抡两圈,摆个张牙舞爪的架势,逗得客人们笑个不停。
我下楼一向不走楼梯。我家楼梯扶手是整根的光亮的圆木。下楼时便一条腿跨上去,“哧溜”一下滑到底。这时我就故意躲在楼上,等客人来突然由天而降,叫他们惊奇,效果会更棒!
下午,又有来客进入客厅,妈妈一喊我,我跨上楼梯扶手飞骑而下,呜呀呀大叫一声闯进客厅,大刀上下一抡,谁知用力过猛,脚底没根,身子栽出去,“啪”地巨响,大刀正砍在花架上一尊插桃枝的大瓷瓶上,哗啦啦粉粉碎,只见瓷片、桃枝和瓶里的水飞向满屋,一个瓷片从二姑脸旁飞过,险些擦上了;屋内如淋急雨,所有人穿的新衣裳都是水渍;再看爸爸,他像老虎一样直望着我,哎哟,一根开花的小桃枝迎面飞去,正插在他梳得油光光的头发里。后来才知道被我打碎的是一尊祖传的乾隆官窑百蝶瓶,这简直是死罪!我坐在地上吓傻了,等候爸爸上来一顿狠狠的揪打。妈妈的神气好像比我更紧张,她一下抓不着办法救我,瞪大眼睛等待爸爸的爆发。
就在这生死关头,二姑忽然破颜而笑,拍着一双雪白的手说道:“好啊,好啊,今年大吉大利,岁(碎)岁(碎)平安呀!哎,关老爷,干吗傻坐在地上,快起来,二姑还要看你耍大刀哪!”
谁知二姑这是使什么法术,绷紧的气势刹时就松开了。另一位姨婆马上应和说:“旧的不去,新的不来,不除旧,不迎新。您等着瞧吧,今年非抱个大金娃娃不成,是吧!”
这些话平时根本压不住爸爸的火气,此刻竟有神奇的效力,迫使他不乐也得乐。过年乐,没灾祸。爸爸只得嘿嘿两声,点头说:“啊,好、好、好……”尽管他脸上的笑纹明显含着被克制的怒意,我却奇迹般地因此逃脱开一次严惩。妈妈对我丢了眼色,我立刻爬起来,拖着大刀,狼狈而逃。身后还响着客人们着意的拍手声、叫好声和笑声。
过了正月十五,大年就算过去了。我因为和妹妹争吃撤下来的祭灶用的糖瓜,被爸爸抓着腰提起来,按在床上死揍了一顿。我心里清楚,他是把打碎花瓶的罪过加在这件事上一起清算,因为他盛怒时,向我要来那把惹祸的大刀,用力折成段,大花脸也撕成碎片片。
从这事,我悟到一个祖传的概念:一年之中惟有过年这几天是孩子们的自由日,在这几天里无论怎样放胆去闹,也不会立刻得到惩罚。这便是所有孩子都盼望过年深在的缘故。当然那被撕碎的花脸也提醒我,在这有限的自由里可得勒着点自己,当心事后加倍地算账。
结合全文,概括舅舅和爸爸这两个人物的形象特点。
小说以“花脸”为题,有何作用?
本篇小说的心理描写很有特色,试找出两处心理描写,并分析。
“花脸”是中国传统文化之一,它却成了人们最美好的回忆。请结合文本并联系现实,谈谈传统文化的现实意义以及如何保护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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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学正统与文学馀业
我们在研习古代汉语的过程中发现了一个饶有趣味的现象:清代的考据学家在他们的小学训诂著作中所引用的材料,几乎遍及先秦两汉经史子集各种著作,但所引的唐宋诗词则屈指可数。这一现象实际上反映了在经学居于思想文化正统地位的封建时代,人们对经学与文学的不同态度。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儒家思想学说定于一尊,成为我国两千多年君主专制统治的指导思想。儒家思想学说的理论依据是相传为孔子删定的“五经”,封建统治者大多竭力标榜经学,对儒生广开利禄之路,以便不断地对经学作出合乎时宜的诠释,通经致用,为自己的统治提供服务,经学一直居于君主专制统治思想学说的正统地位。
随着经学正统地位的确立,儒家思想对塑造中国人的人生观、价值观、人格精神和道德伦理观念等都起了巨大的作用。儒家思想的重要特点是关注现实人生,主张积极进取、“知其不可而为之”的人生态度。儒家的这种价值观和道德观,直接决定了它的文学思想。今天我们普遍认为《诗经》和楚辞是我国古代最早的文学作品。《诗经》作为“五经”之一,在先秦两汉时代乃至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并不将其作为文学作品看待。孔子论《诗》,主张温柔敦厚的“《诗》教”,重视的是《诗》的政治、伦理功效。儒家的这种“《诗》教”思想,同时也决定并代表了它的文学观。虽然楚辞开汉赋之先河,屈原被认为是辞赋家之祖,但屈原、宋玉并不是专职的文学创作者,其身份主要是政治人物,文学创作不过是其政治生活的副产品而已。两汉时代,辞赋兴盛,其中多数作品夸饰铺张,一味追求辞藻的华丽艳美,而不注重讽喻效果,这种现象随即遭到很多人的批评。
至魏晋南北朝时代,文学与非文学的区分也越来越明朗。刘勰作《文心雕龙》及萧统主编《文选》,正是这种情况的典型反映。虽然此后我国古代文学迅速发展,但纵观整个文学发展史,其创作主体始终是官僚文人,儒家的文学思想自始至终从总体上贯穿于整个文学领域,指导着具体的文学创作、批评实践。由于文学创作主体基本上是封建士大夫,因此,经学在他们心目中价值和地位的重要不言而喻,文学则不过是他们的馀业。与此相应,研究经学的儒家学者与从事文学创作的文人,他们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也是高低相去甚远。在《清史稿》编撰过程中,因为编撰者与翰林院编修、常州词派的开创者张惠言有嫌隙,故有意将其编入《文苑传》中,结果招致其子侄及众乡邻的不满与抗议,后遂改入《儒林传》。
自汉至清,经学“凡六变”,考据之风盛行,传统小学发展至巅峰,小学即文字音韵训诂之学。清代学者研治小学的目的同样是为了阐明经学;而从事文学创作与研究,多数人是不屑一顾的,至多不过是一种馀业。于是在清代,尤其是乾嘉时期,考据学昌隆,取得了空前的成就。
今天,“国学热”日渐升温,不少人热衷于提倡“读经”。但“国学”和传统文化都是很复杂的概念,其内涵和范围不是仅仅几部儒家经典就能全部涵盖的。我们应该突破封建时代陈旧观念的束缚,尽可能地扩大眼界,从而将传统文化真正地发扬光大。
(节选自《文史知识》2010.4,有改动)
下列各项中,不能表现“经学正统”“文学馀业”思想的一项是()

A.《诗经》在先秦两汉时代乃至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不被人们作为文学作品看待。
B.两汉时代许多辞赋作品追求辞藻华丽艳美,忽视讽喻效果,遭到很多人的批评。
C.刘勰作《文心雕龙》及萧统主编《文选》反映出文学与非文学的区分越来越明朗。
D.《清史稿》的编撰者将张惠言编入《文苑传》而招致其子侄及众乡邻的不满与抗议。

下列不属于“经学正统”与“文学馀业”产生原因的一项是()

A.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以“五经”为主要理论依据的儒家思想学说定于一尊,经学一直居于君主专制统治思想学说的正统地位。
B.儒家思想的重要特点是关注现实人生、主张积极进取、“知其不可而为之”的价值观和道德观,这对儒家的文学思想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C.官僚文人始终是中国古代文学的创作主体,儒家的文学思想也贯穿于整个文学领域,对文学起着具体的指导作用。
D.在封建士大夫心目中,经学的价值和地位的重要程度不言而喻,多数人对文学创作与研究不屑一顾,至多将它看作一种馀业。

下列表述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清代的考据学家在他们的小学训诂著作中所引用的文学作品屈指可数,这反映了当时人们对经学与文学的不同态度。
B.虽然楚辞开汉赋之先河,屈原被认为是辞赋家之祖,但就其作品而言,往往是因政治而产生,并不是专门为文学而创作。
C.到了清代,考据之风盛行,在“经学正统”思想的支配下,被称为小学的文字音韵训诂之学发展至巅峰,考据学取得空前成就。
D.今天,我们在研究国学时,应该准确把握“国学”和传统文化的内涵和范围,摒弃封建时代的经学观念,将传统文化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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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身救难 大爱永存
——追忆香港义工黄福荣
闵喆
 4月18日晚,在青海玉树地震中为救人捐躯的香港义工黄福荣,灵柩从青海结古镇孤儿院辗转回到香港。香港特区政府举办了庄严简朴的仪式,迎接香港之子英灵归来。黄福荣的亲属和特区政府的多位高官到深圳口岸迎接。在香港警察仪仗队奏出的哀乐声中,黄福荣接受英雄式的致敬,鲜红的特区区旗覆盖上灵柩。
香港特区政府16日已向授勋委员会推荐黄福荣追封金英勇勋章,并建议将遗体安葬在表扬英勇市民的景仰园。有记者询问黄福荣胞弟黄福华:“假如生命可以重头再来,您会选择支持还是劝阻福荣先生长期只身从事善举?”黄福华先生说:“如果让我重头选择,会一如既往地支持他。”
“孩子和老师怎么样了”
14日地震发生时,黄福荣正在玉树慈行喜愿会孤儿院做义工。那天清晨,19名年龄稍大的孤儿已经去上学,孤儿院里留下了黄福荣、3名年龄较小的孤儿、两名老师和院长等人。忽然间,7.1级强震爆发,地动山摇之后,孤儿院楼房轰然倒塌了一半。
“当时,阿福和另一名老师很幸运地逃了出来。”孤儿院周副院长说。但是,有3个孩子和3个老师没有出来,阿福和其他人立即冲回去营救他们。
大约10时,救出3个孩子和1位老师后,在救援另两位老师时,6.3级的余震突然发生,阿福不幸被掩埋。人们将阿福和两位老师救出来,两位老师幸免于难,但阿福却身受重伤。
“我们着急地刨,刨了两个小时才把阿福刨出来。刨出来的时候,他还有气息,不停地问:孩子和老师怎么样了?可是大概20分钟后,他就没有气息了。在场的两名医生也没能把他抢救过来……”周副院长回忆说。
被阿福推出废墟的4人,除一名孤儿腿部骨折外,其余3人均只受轻伤。
“要做就要做好”
46岁的黄福荣,原是香港一名货车司机。“他没有什么宗教信仰,只是一个非常纯粹的热心公益的人。”黄福荣的朋友、孤儿院的一位筹建者赵林说,“他跟我讲:公益、慈善,要做就要做好,不能摆空架子。”
2002年,黄福荣用7个月时间独自从香港步行到北京为中华骨髓库筹款,还捐出自己全部积蓄;在2008年汶川地震后,他到四川灾区做了两个多月义工。
赵林说,阿福每月工资只有1万多港元,在香港根本不够花,同时阿福有严重的糖尿病,每天都需打胰岛素,却还要省吃俭用把钱攒起来从事公益事业。每年阿福有3个月的假期,全部用来在各地从事公益活动。
“4月1日,阿福到兰州与我会面,走访甘肃贫困学生,我以为他会坐飞机来,没想到他却从深圳坐火车到兰州,说自己省一点,就又能资助几个学生了。之后他又说想来孤儿院,随身带了1万多港元,希望买点物品带去孤儿院。”赵林回忆说。
当时,赵林开玩笑说:“你身体不好,能上高原么?万一死了怎么办?”但黄福荣一句话,让赵林感动良久,记忆犹新。黄福荣回答说:“在公益和奉献爱心的道路上,如果我死了,是上天对我的恩赐。”
“港人的骄傲”
连日来,关于黄福荣的报道持续占据电视、报章和网站的重要时段和显著位置。一夜之间,这位平凡的香港司机成了中国家喻户晓的英雄。市民称他为“香港之子”“港人的骄傲”,内地同胞赞他是“真的汉子”“真正的英雄”。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曾荫权在自己的网页上发表题为《香港的光辉榜样》的文章,深切哀悼在青海玉树地震中遇难的香港义工黄福荣。他写道,“噩耗传来,我感到十分难过。像无数被黄先生的事迹触动的内地和本港市民一样,我万分敬仰他,并引以为荣……”曾荫权接着写道:香港人的精神到底是什么?除了灵活多变、不懈奋斗,为个人和家庭幸福打拼之外,还有哪些非自利、非物质的素质与襟怀?黄先生事迹给了我们启示。
许多香港艺人发微博传递爱的呼唤与关心。梁咏琪说:“舍己救人的精神令人动容……致最崇高的敬意,伟大的香港英雄”;文咏珊说:“他拥有这么善良的一颗心……他是我们香港人的英雄!在这里致最崇高敬意!安息吧”。 (选自<人民日报·海外版> 有删节)
为什么黄福荣会被称为“港人的骄傲”“真正的英雄”?
人物通讯常以多种手法表现人物。请说说“孩子和老师怎么样了”这一节是怎样表现黄福荣这一人物的。
曾荫权说:黄先生的事迹给了我们启示。联系全文,你认为黄福荣事迹给了我们哪些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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