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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的一段文字，完成下面的题。(12分)
七音十二律是由西方传入中国的吗?
一个争论已久的话题是：十二音律和七声音阶在中国是独立发展自成体系的，还是由西方传入中国的。所谓十二律，是中国古代的律制，律是指音调，比如用十二个长度不同的竹管．吹出十二个音调不同的标准音，用以确定乐音的高低，这十二个标准音就叫做十二律，它相当于现代音乐的十二个调。在一首乐曲中，我们一般只使用其中的七个音来构成音阶，即所谓七声音阶。公元1780年，传教士钱德明发表了一篇论文，认为古希腊的毕达哥拉斯发明的七声音阶是从中国抄袭的。钱德明的观点．当即遭到了欧洲学者的排斥。法国人沙宛在1898年说，中国的音律是公元前4世纪由亚历山大东征军传入的。
1962年，李约瑟在他的书中说，音律的知识起源于古巴比伦，然后向东西两个方向传播，向东传入了古中国，向西传入了古希腊。在没有考古证据的情况下，人们仿佛默认了这样一个说法。1978年曾侯乙墓出土了大型编钟，这个有关音律起源的争论，又一次喧嚣开来。因为曾侯乙的双音编钟(即在一个钟上可以敲出两个构成三度谐和关系的乐音，这是要有成熟的音乐理论与精湛的制作工艺作为支持的)，证实了在公元前5世纪，中国的音律知识，已经远远超过了同时期的古希腊。这种在短期内所不可能达到的成就，使人们开始怀疑音律从古巴比伦传入的可能性。有意思的是，我们可以把两个文明古国中音律方面的成就做一番比较。
从古巴比伦的苏米尔出土的陶片上，可以看到竖琴与琴师弹拨的图刻。这些文化遗物的时代，大约在公元前2500年到公元前2000年之间，很明显当时的弦乐已经有相当的发展。而多数科技史家认为，和谐音律的认识，最可能源于弦乐。在同时期的中国出现的乐器有笛、陶钟和陶埙。商代出土的乐器种类开始增多了，但没有墓，有二十五弦瑟，十弦及五弦器。这些很先进的弦乐器，不是短时期内能形成的，也就是说中国弦乐器的起源，可能会更早，而源于商代的那些有多种发音的乐器，是可以做音律的测量与分析的。李纯一先生曾对商代不同地区的埙、编磬和编钟做了系统的研究，结论是，那时可能已具备了标准音概念，也就是有了十二律的音乐体系。
古代中国的音律和天文知识，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十二律是和十二个月对应的。在公元前14世纪的中国，有关闰月的制法已有初步的系统，商代天文学家已经知道利用大小月．用一年十二个月并设置闰月来协调月相与季节的关系。在公元前6世纪以前，中国已经发明了十九年七闰制，并有系统地进行应用。而古巴比伦人掌握十九年七闰的规律是在公元前5世纪，比中国整整晚了一个世纪。这从一定程度上否定了中国从古巴比伦学习十二律音乐体系的说法。
另外，中国古代把二十八宿平均分为4组，每组7宿，分别与东南西北四个方位。青红白黑四种颜色，以及龙乌龟蛇几种动物形象相配，称作四象或四律、四宫。曾侯乙衣服箱上的二十八个宿名，顺时针围绕着一个斗字，这个斗字代表着北斗七星。在西方，古巴比伦平面球形图的出现大约在公元前1200年。1900年潘切斯教授利用大英博物馆收集的一些残片复原了平面球形星图。人们对照古巴比伦平面星图和中国的二十八宿，并没有一个直接相对应的含义，由此可以显示，古中国的天文体系的形成与发展，是独立生成的，这对十二音律及七声音阶的起源，有一个值得启发的参照。
七音十二律长期以来被默认为是西方创建的。下列对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理解准确的一项是

A．西方学者始终认为音律的知识起源于西方，故而极力排斥传教士钱德明提出的古希腊七声音阶是从中国抄袭的观点。

B．法国人沙宛认为中国的音律是公元前4世纪由亚历山大东征军传人的。

C．李约瑟认为音律的知识起源于古巴比伦，向东传人了古中国，向西传人了古希腊。

D．从古巴比伦的苏米尔出土的陶片图刻上可以明显看出当时的弦乐已有相当的发展，而中国缺乏考古的直接证据。

原文以对中国古代乐器的研究为依据，倾向于否定七音十二律是从古巴比伦传人中国的。下列表述不属于原文推论依据的一项是：

A．与古巴比伦音乐文物所属年代同时期的中国，已经出现的乐器有笛、陶钟和陶埙。

B．曾侯乙双音编钟证实中国的音律知识远远超过同时期的古希腊，这是短时期内不可能达到的成就。

C．从曾侯乙墓中出土的弦乐器都很先进，说明中国弦乐器的起源应该更早。

D．李纯一先生对商代多种乐器的系统研究表明，那时中国可能已有了十二律的音乐体系。

下列对“古代中国的音律和天文知识，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

A．中国古代对十二音律和十二月相的认识大体上是对应的。

B．中国古代把七宿平均分为四组，每组七宿，这与七声音阶的构成并非巧合。

C．中国古代对音律的认识其实是应用了商代就有的对闰月的认识。

D．中国古代天文体系的形成和发展是独立生成的，与之相应的七音十二律音乐体系也不大可能是传自西方的。

根据原文所提供的信息，下列推断不正确的一项是

A．曾侯乙编钟的出土，使有关音律起源的争论有了新的依据。

B．对曾侯乙编钟的研究表明，至少在公元前5世纪，中国在音律方面的成就处于世界前列。

C．中国发明十九年七闰制比古巴比伦人早了一个世纪，因此中国对音律的认识可能也要早于古巴比伦。

D．对古中国和巴比伦音律成就的比较，说明其对音律的认识可能是各自独立发展、自成体系的。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的题。
秋日的灯盏
朱以撒
①秋天来了，山里闪动着风吹过的暗影。叶片开始有秩序地脱离枝条，原先紧挨在一起的两片树叶，一片先下来了，另一片落下来的时候，再也见不到它旧日的邻居。交接的日子来临，一些矮小的灌木丛里，浆果外表抹上了一层紫黑，一只翠绿的螳螂举着带锯的刀，轻轻划了一下，浆水霎时奔涌而出，紫透了枝下的土皮。
②稻子已经进仓，秋风下瑟瑟摇曳的是从农夫指缝里漏下的一枝金黄。农夫已经走远，不会回头，注定这一穗金黄要坚持到秋日的最后，被人遗漏、忘却，不能和亿万弟兄一道进入温暖的谷仓，此时它的美超过一切。在我看来，缘于遗忘而独立存在，虚构出岑寂田野的动人一幕。浆果、稻穗这样兀立风寒中的灯盏，秋日的过去就是它们生命的过去，许多美艳走到这里，自然变得素洁起来，像戏台上的名角戏装卸下，铅华洗去，走在街市上，纯乎一个普通的中年妇女。
③暗夜里，车驶过同样岑寂的山村，简陋的土墙开设的小窗口透出昏黄的光，一家人聚在严实的屋内，守着炉火，内心踏实起来，谷仓是照耀一家人美好心情的不灭灯盏，隔着芳香的木板，里边躺着一家人的生存希望——从春日开始萌发，夏阳曝晒，现在终于落实下来。当时是那么漫长，好像一盏秦时的灯，要擎到汉时才被真实地点亮，中间这么多的交替、衔接、奔跑——的确，我看过那些最终不能点亮灯盏的农耕人家，秋日远去，寒冬到来，是那么黯然神伤地蹲着，敲打着春日吃进泥层中的犁耙，要问个究竟。丰稔的人家如实地享受着秋日的馈赠，闲聊时记起春夏那些有趣的细枝末节，唇齿开合中带着舒适的滋润。看来，只有希望不落虚空，眉宇间才笑得起来。
④一本书在经过春风、夏雨的重叠，终于在深秋的最后几日结束了文字的蔓延。这个文人松了一口气，好几次他像一个持灯者，火舌飘忽不定，他的心时浮时沉，晴明阴晦在瘦削的脸庞上隐现。夜半推开窗门，所有家庭的灯盏都熄灭了，自己却还在夜色里跋涉——这大半年的灯火费得太多了。在乡村写作，笔下的蔬笋气明显与上一个章节慢了一个节奏。似乎都有这样的感觉，在乡村里完成的这一部分，像是夕阳余晖下归栏的牲口，脚步细碎，神色安然，被深浓起来的薄纱笼罩。也应该有一个相近的阅读环境——村头老樟树下，寂静萧然的风雨亭里，简约朴素的廊桥上。选择环境阅读是一种智慧，删去书写者身上的种种附加，也放弃了自己种种目的性，此时，书页打开，字句联袂而起，人融了进去。有几次我读到一些残本，残本毁弃了创作者的背景材料，如在异地骤遇了陌生人，没有既往的历史记录，没有阴影和光圈，使阅读时每一字句都像秋风里吹过的干果，水分滤去，肉质干脆。秋风残照下的人、文要比湿润阳春时可靠，它的冷峻是此前未有的情节，浓缩着艳丽的汁水，到了这个节气的文人笔下，我们说韵味，其中一部分就是由朴实无华来承担的。
⑤渐渐形成一个晚秋爱好者。尚在砚边的余墨被风吹干，兑点水，作一幅草草小品，透视着笔底漫不经心的挥洒状态，万木萧疏，百草枯黄，一个在秋风中穿行的漫游者，心事清癯。一些被春日枝繁叶茂遮蔽的疤痕，一些少年时代持抱不放的爱恋，不是展现了，就是放弃了。季节使人、物发生了多大的变化啊，幻想的春日和无比实在的秋日――有理由说，春日秋日的笔下文辞一定是不同色泽的，尽管出自一人之手。我仍然记得秋日里修订春日写下的一叠文稿，落笔如刀斧，删尽繁枝缛叶——这就是文字的命运，像许多果实那样，春夏的花枝招展，只有到了秋日，是否存在才能确认。
⑥有一些灯盏没能亮到秋日，与生俱来的命数，使它们止步于初秋。刘安说，不与夏虫语寒，不与曲人语道。因为生命中缺乏言说的条件，回放曾经在春日里生机无限的花朵，不禁追问起空间的历程，究竟隐伏着多少玄机：在时光携带着无数浮沉不定的生物匆匆行进时，伤逝之美也在同时上演——使一个走到秋日下的人，那些郁积着浓艳和空洞的春愁，此时一笔勾销。
（选自《经典美文》2007年8月，有删节）
作者为什么说“农夫指缝里漏下的一枝金黄”“此时的美超过一切”？

文中第3段有哪些表达特色？有什么表达效果？

“秋日的灯盏”在文中指什么？为何称之为“灯盏”？

本文隐含作者对生命追求过程的思考，结合全文，根据自己的理解分条加以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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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音十二律是由西方传入中国的吗?
一个争论已久的话题是：十二音律和七声音阶在中国是独立发展自成体系的，还是由西方传入中国的。所谓十二律，是中国古代的律制，律是指音调，比如用十二个长度不同的竹管．吹出十二个音调不同的标准音，用以确定乐音的高低，这十二个标准音就叫做十二律，它相当于现代音乐的十二个调。在一首乐曲中，我们一般只使用其中的七个音来构成音阶，即所谓七声音阶。公元1780年，传教士钱德明发表了一篇论文，认为古希腊的毕达哥拉斯发明的七声音阶是从中国抄袭的。钱德明的观点．当即遭到了欧洲学者的排斥。法国人沙宛在1898年说，中国的音律是公元前4世纪由亚历山大东征军传入的。
1962年，李约瑟在他的书中说，音律的知识起源于古巴比伦，然后向东西两个方向传播，向东传入了古中国，向西传入了古希腊。在没有考古证据的情况下，人们仿佛默认了这样一个说法。1978年曾侯乙墓出土了大型编钟，这个有关音律起源的争论，又一次喧嚣开来。因为曾侯乙的双音编钟(即在一个钟上可以敲出两个构成三度谐和关系的乐音，这是要有成熟的音乐理论与精湛的制作工艺作为支持的)，证实了在公元前5世纪，中国的音律知识，已经远远超过了同时期的古希腊。这种在短期内所不可能达到的成就，使人们开始怀疑音律从古巴比伦传入的可能性。有意思的是，我们可以把两个文明古国中音律方面的成就做一番比较。
从古巴比伦的苏米尔出土的陶片上，可以看到竖琴与琴师弹拨的图刻。这些文化遗物的时代，大约在公元前2500年到公元前2000年之间，很明显当时的弦乐已经有相当的发展。而多数科技史家认为，和谐音律的认识，最可能源于弦乐。在同时期的中国出现的乐器有笛、陶钟和陶埙。商代出土的乐器种类开始增多了，但没有墓，有二十五弦瑟，十弦及五弦器。这些很先进的弦乐器，不是短时期内能形成的，也就是说中国弦乐器的起源，可能会更早，而源于商代的那些有多种发音的乐器，是可以做音律的测量与分析的。李纯一先生曾对商代不同地区的埙、编磬和编钟做了系统的研究，结论是，那时可能已具备了标准音概念，也就是有了十二律的音乐体系。
古代中国的音律和天文知识，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十二律是和十二个月对应的。在公元前14世纪的中国，有关闰月的制法已有初步的系统，商代天文学家已经知道利用大小月．用一年十二个月并设置闰月来协调月相与季节的关系。在公元前6世纪以前，中国已经发明了十九年七闰制，并有系统地进行应用。而古巴比伦人掌握十九年七闰的规律是在公元前5世纪，比中国整整晚了一个世纪。这从一定程度上否定了中国从古巴比伦学习十二律音乐体系的说法。
另外，中国古代把二十八宿平均分为4组，每组7宿，分别与东南西北四个方位。青红白黑四种颜色，以及龙乌龟蛇几种动物形象相配，称作四象或四律、四宫。曾侯乙衣服箱上的二十八个宿名，顺时针围绕着一个斗字，这个斗字代表着北斗七星。在西方，古巴比伦平面球形图的出现大约在公元前1200年。1900年潘切斯教授利用大英博物馆收集的一些残片复原了平面球形星图。人们对照古巴比伦平面星图和中国的二十八宿，并没有一个直接相对应的含义，由此可以显示，古中国的天文体系的形成与发展，是独立生成的，这对十二音律及七声音阶的起源，有一个值得启发的参照。
七音十二律长期以来被默认为是西方创建的。下列对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理解准确的一项是

A．西方学者始终认为音律的知识起源于西方，故而极力排斥传教士钱德明提出的古希腊七声音阶是从中国抄袭的观点。

B．法国人沙宛认为中国的音律是公元前4世纪由亚历山大东征军传人的。

C．李约瑟认为音律的知识起源于古巴比伦，向东传人了古中国，向西传人了古希腊。

D．从古巴比伦的苏米尔出土的陶片图刻上可以明显看出当时的弦乐已有相当的发展，而中国缺乏考古的直接证据。

原文以对中国古代乐器的研究为依据，倾向于否定七音十二律是从古巴比伦传人中国的。下列表述不属于原文推论依据的一项是：

A．与古巴比伦音乐文物所属年代同时期的中国，已经出现的乐器有笛、陶钟和陶埙。

B．曾侯乙双音编钟证实中国的音律知识远远超过同时期的古希腊，这是短时期内不可能达到的成就。

C．从曾侯乙墓中出土的弦乐器都很先进，说明中国弦乐器的起源应该更早。

D．李纯一先生对商代多种乐器的系统研究表明，那时中国可能已有了十二律的音乐体系。

下列对“古代中国的音律和天文知识，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

A．中国古代对十二音律和十二月相的认识大体上是对应的。

B．中国古代把七宿平均分为四组，每组七宿，这与七声音阶的构成并非巧合。

C．中国古代对音律的认识其实是应用了商代就有的对闰月的认识。

D．中国古代天文体系的形成和发展是独立生成的，与之相应的七音十二律音乐体系也不大可能是传自西方的。

根据原文所提供的信息，下列推断不正确的一项是

A．曾侯乙编钟的出土，使有关音律起源的争论有了新的依据。

B．对曾侯乙编钟的研究表明，至少在公元前5世纪，中国在音律方面的成就处于世界前列。

C．中国发明十九年七闰制比古巴比伦人早了一个世纪，因此中国对音律的认识可能也要早于古巴比伦。

D．对古中国和巴比伦音律成就的比较，说明其对音律的认识可能是各自独立发展、自成体系的。

阅读下面的一段文字，完成下面的题。(12分)
七音十二律是由西方传入中国的吗?
一个争论已久的话题是：十二音律和七声音阶在中国是独立发展自成体系的，还是由西方传入中国的。所谓十二律，是中国古代的律制，律是指音调，比如用十二个长度不同的竹管．吹出十二个音调不同的标准音，用以确定乐音的高低，这十二个标准音就叫做十二律，它相当于现代音乐的十二个调。在一首乐曲中，我们一般只使用其中的七个音来构成音阶，即所谓七声音阶。公元1780年，传教士钱德明发表了一篇论文，认为古希腊的毕达哥拉斯发明的七声音阶是从中国抄袭的。钱德明的观点．当即遭到了欧洲学者的排斥。法国人沙宛在1898年说，中国的音律是公元前4世纪由亚历山大东征军传入的。
1962年，李约瑟在他的书中说，音律的知识起源于古巴比伦，然后向东西两个方向传播，向东传入了古中国，向西传入了古希腊。在没有考古证据的情况下，人们仿佛默认了这样一个说法。1978年曾侯乙墓出土了大型编钟，这个有关音律起源的争论，又一次喧嚣开来。因为曾侯乙的双音编钟(即在一个钟上可以敲出两个构成三度谐和关系的乐音，这是要有成熟的音乐理论与精湛的制作工艺作为支持的)，证实了在公元前5世纪，中国的音律知识，已经远远超过了同时期的古希腊。这种在短期内所不可能达到的成就，使人们开始怀疑音律从古巴比伦传入的可能性。有意思的是，我们可以把两个文明古国中音律方面的成就做一番比较。
从古巴比伦的苏米尔出土的陶片上，可以看到竖琴与琴师弹拨的图刻。这些文化遗物的时代，大约在公元前2500年到公元前2000年之间，很明显当时的弦乐已经有相当的发展。而多数科技史家认为，和谐音律的认识，最可能源于弦乐。在同时期的中国出现的乐器有笛、陶钟和陶埙。商代出土的乐器种类开始增多了，但没有墓，有二十五弦瑟，十弦及五弦器。这些很先进的弦乐器，不是短时期内能形成的，也就是说中国弦乐器的起源，可能会更早，而源于商代的那些有多种发音的乐器，是可以做音律的测量与分析的。李纯一先生曾对商代不同地区的埙、编磬和编钟做了系统的研究，结论是，那时可能已具备了标准音概念，也就是有了十二律的音乐体系。
古代中国的音律和天文知识，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十二律是和十二个月对应的。在公元前14世纪的中国，有关闰月的制法已有初步的系统，商代天文学家已经知道利用大小月．用一年十二个月并设置闰月来协调月相与季节的关系。在公元前6世纪以前，中国已经发明了十九年七闰制，并有系统地进行应用。而古巴比伦人掌握十九年七闰的规律是在公元前5世纪，比中国整整晚了一个世纪。这从一定程度上否定了中国从古巴比伦学习十二律音乐体系的说法。
另外，中国古代把二十八宿平均分为4组，每组7宿，分别与东南西北四个方位。青红白黑四种颜色，以及龙乌龟蛇几种动物形象相配，称作四象或四律、四宫。曾侯乙衣服箱上的二十八个宿名，顺时针围绕着一个斗字，这个斗字代表着北斗七星。在西方，古巴比伦平面球形图的出现大约在公元前1200年。1900年潘切斯教授利用大英博物馆收集的一些残片复原了平面球形星图。人们对照古巴比伦平面星图和中国的二十八宿，并没有一个直接相对应的含义，由此可以显示，古中国的天文体系的形成与发展，是独立生成的，这对十二音律及七声音阶的起源，有一个值得启发的参照。
七音十二律长期以来被默认为是西方创建的。下列对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理解准确的一项是

A．西方学者始终认为音律的知识起源于西方，故而极力排斥传教士钱德明提出的古希腊七声音阶是从中国抄袭的观点。

B．法国人沙宛认为中国的音律是公元前4世纪由亚历山大东征军传人的。

C．李约瑟认为音律的知识起源于古巴比伦，向东传人了古中国，向西传人了古希腊。

D．从古巴比伦的苏米尔出土的陶片图刻上可以明显看出当时的弦乐已有相当的发展，而中国缺乏考古的直接证据。

原文以对中国古代乐器的研究为依据，倾向于否定七音十二律是从古巴比伦传人中国的。下列表述不属于原文推论依据的一项是：

A．与古巴比伦音乐文物所属年代同时期的中国，已经出现的乐器有笛、陶钟和陶埙。

B．曾侯乙双音编钟证实中国的音律知识远远超过同时期的古希腊，这是短时期内不可能达到的成就。

C．从曾侯乙墓中出土的弦乐器都很先进，说明中国弦乐器的起源应该更早。

D．李纯一先生对商代多种乐器的系统研究表明，那时中国可能已有了十二律的音乐体系。

下列对“古代中国的音律和天文知识，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

A．中国古代对十二音律和十二月相的认识大体上是对应的。

B．中国古代把七宿平均分为四组，每组七宿，这与七声音阶的构成并非巧合。

C．中国古代对音律的认识其实是应用了商代就有的对闰月的认识。

D．中国古代天文体系的形成和发展是独立生成的，与之相应的七音十二律音乐体系也不大可能是传自西方的。

根据原文所提供的信息，下列推断不正确的一项是

A．曾侯乙编钟的出土，使有关音律起源的争论有了新的依据。

B．对曾侯乙编钟的研究表明，至少在公元前5世纪，中国在音律方面的成就处于世界前列。

C．中国发明十九年七闰制比古巴比伦人早了一个世纪，因此中国对音律的认识可能也要早于古巴比伦。

D．对古中国和巴比伦音律成就的比较，说明其对音律的认识可能是各自独立发展、自成体系的。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的题。
秋日的灯盏
朱以撒
①秋天来了，山里闪动着风吹过的暗影。叶片开始有秩序地脱离枝条，原先紧挨在一起的两片树叶，一片先下来了，另一片落下来的时候，再也见不到它旧日的邻居。交接的日子来临，一些矮小的灌木丛里，浆果外表抹上了一层紫黑，一只翠绿的螳螂举着带锯的刀，轻轻划了一下，浆水霎时奔涌而出，紫透了枝下的土皮。
②稻子已经进仓，秋风下瑟瑟摇曳的是从农夫指缝里漏下的一枝金黄。农夫已经走远，不会回头，注定这一穗金黄要坚持到秋日的最后，被人遗漏、忘却，不能和亿万弟兄一道进入温暖的谷仓，此时它的美超过一切。在我看来，缘于遗忘而独立存在，虚构出岑寂田野的动人一幕。浆果、稻穗这样兀立风寒中的灯盏，秋日的过去就是它们生命的过去，许多美艳走到这里，自然变得素洁起来，像戏台上的名角戏装卸下，铅华洗去，走在街市上，纯乎一个普通的中年妇女。
③暗夜里，车驶过同样岑寂的山村，简陋的土墙开设的小窗口透出昏黄的光，一家人聚在严实的屋内，守着炉火，内心踏实起来，谷仓是照耀一家人美好心情的不灭灯盏，隔着芳香的木板，里边躺着一家人的生存希望——从春日开始萌发，夏阳曝晒，现在终于落实下来。当时是那么漫长，好像一盏秦时的灯，要擎到汉时才被真实地点亮，中间这么多的交替、衔接、奔跑——的确，我看过那些最终不能点亮灯盏的农耕人家，秋日远去，寒冬到来，是那么黯然神伤地蹲着，敲打着春日吃进泥层中的犁耙，要问个究竟。丰稔的人家如实地享受着秋日的馈赠，闲聊时记起春夏那些有趣的细枝末节，唇齿开合中带着舒适的滋润。看来，只有希望不落虚空，眉宇间才笑得起来。
④一本书在经过春风、夏雨的重叠，终于在深秋的最后几日结束了文字的蔓延。这个文人松了一口气，好几次他像一个持灯者，火舌飘忽不定，他的心时浮时沉，晴明阴晦在瘦削的脸庞上隐现。夜半推开窗门，所有家庭的灯盏都熄灭了，自己却还在夜色里跋涉——这大半年的灯火费得太多了。在乡村写作，笔下的蔬笋气明显与上一个章节慢了一个节奏。似乎都有这样的感觉，在乡村里完成的这一部分，像是夕阳余晖下归栏的牲口，脚步细碎，神色安然，被深浓起来的薄纱笼罩。也应该有一个相近的阅读环境——村头老樟树下，寂静萧然的风雨亭里，简约朴素的廊桥上。选择环境阅读是一种智慧，删去书写者身上的种种附加，也放弃了自己种种目的性，此时，书页打开，字句联袂而起，人融了进去。有几次我读到一些残本，残本毁弃了创作者的背景材料，如在异地骤遇了陌生人，没有既往的历史记录，没有阴影和光圈，使阅读时每一字句都像秋风里吹过的干果，水分滤去，肉质干脆。秋风残照下的人、文要比湿润阳春时可靠，它的冷峻是此前未有的情节，浓缩着艳丽的汁水，到了这个节气的文人笔下，我们说韵味，其中一部分就是由朴实无华来承担的。
⑤渐渐形成一个晚秋爱好者。尚在砚边的余墨被风吹干，兑点水，作一幅草草小品，透视着笔底漫不经心的挥洒状态，万木萧疏，百草枯黄，一个在秋风中穿行的漫游者，心事清癯。一些被春日枝繁叶茂遮蔽的疤痕，一些少年时代持抱不放的爱恋，不是展现了，就是放弃了。季节使人、物发生了多大的变化啊，幻想的春日和无比实在的秋日――有理由说，春日秋日的笔下文辞一定是不同色泽的，尽管出自一人之手。我仍然记得秋日里修订春日写下的一叠文稿，落笔如刀斧，删尽繁枝缛叶——这就是文字的命运，像许多果实那样，春夏的花枝招展，只有到了秋日，是否存在才能确认。
⑥有一些灯盏没能亮到秋日，与生俱来的命数，使它们止步于初秋。刘安说，不与夏虫语寒，不与曲人语道。因为生命中缺乏言说的条件，回放曾经在春日里生机无限的花朵，不禁追问起空间的历程，究竟隐伏着多少玄机：在时光携带着无数浮沉不定的生物匆匆行进时，伤逝之美也在同时上演——使一个走到秋日下的人，那些郁积着浓艳和空洞的春愁，此时一笔勾销。
（选自《经典美文》2007年8月，有删节）
作者为什么说“农夫指缝里漏下的一枝金黄”“此时的美超过一切”？
　　　　　　　　　　　　　　　　　　　　　　　　　　　　　　　　　　　　　　　　　　　　　　　　　　
文中第3段有哪些表达特色？有什么表达效果？
　　　　　　　　　　　　　　　　　　　　　　　　　　　　　　　　　　　　　　　　　　　　　　　
“秋日的灯盏”在文中指什么？为何称之为“灯盏”？
　　　　　　　　　　　　　　　　　　　　　　　　　　　　　　　　　　　　　　　　　　　　　　　
本文隐含作者对生命追求过程的思考，结合全文，根据自己的理解分条加以概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