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分)从全球视角看国家发展和外交制度。
材料一 西欧9—13世纪是封建庄园兴盛时期，到11世纪中叶以后新城市和集市涌现，最大的集市数香槟集市(从西欧、北欧和东方运来的货物都在法国香槟伯爵领地六座城市交易，成为全欧性的商业中心)。一些城市商人势力显赫，操纵市政，形成为城市贵族。教会虽然在文化领域中占据统治地位，但教会并不能完全扼杀人们的思想和对生活的渴望。大学生抒发个人情怀的校园诗歌流行，被称做“世俗的拉丁诗”。
——摘编自《世界历史(中古部分)》
(1)结合所学，概括11—13世纪的西欧和中国宋元时期的共同之处。
材料二
(2)结合所学，解读首脑外交的发展历程。（要求：提取信息充分；总结和归纳准确、完整；解释和分析逻辑清晰。）
(3)结合洋务派、维新派和革命派的相关史实，说明在中西文明的交融中，中国在政治、经济、思想方面是如何取得社会进步的。
(18分)阅读下列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 1917年11月11日，中华革命党(中国国民党前身)人主办的《民国日报》报道说：“俄京激烈分子突起骚扰推倒克伦斯基政府之报告所怀意见皆谓不过激烈派暂时掌握政权，然俄国之中等社会及哥萨克团必将互相联合而与之反抗，故激烈派之天下仅为一时之现象。由此以观俄国大局，断不致因此次之改变而根本上之动摇也”。
11月14日，《大公报》报道：“克伦斯基总理率军讨逆……俄国叛党之势力如临风之烛，持久有限，俄国人民无不钦仰克伦斯基总理。”
(1)《民国日报》、《大公报》对俄国彼得格勒起义的报道何相似之处？(2分)
材料二 1918年6月17日，《民国日报》社论称俄国为“民主友邦”，称布尔什维克为“新派”。同年夏，孙中山致电列宁和苏维埃政府：“中国革命党对贵国革命党所进行的艰苦斗争表示十分钦佩，并愿中俄两党团结共同斗争。”
(2)对于俄国十月革命，材料一、二中《民国日报》的评论有何不同？分析原因。(6分)
材料三 1921年中共“一大”的《中国共产党纲领》规定：“党采取苏维埃(译为：代表大会)的形式，把工农劳动者和士兵组织起来，宣传共产主义，承认社会革命为我党的首要政策。”
(3)中共在“一大”上提出学习十月革命的哪些成功经验？(4分)
(4)综合以上材料，国共两党都肯定十月革命，其动机是否相同？原因是什么？结合上述材料总结1917—1921年间我国社会舆论对十月革命态度转变的趋势及认识。(6分)
【中外历史人物评说】
阅读下列材料：
材料一：1949年9月27日，侯仁之几乎是踏着建国大典的鼓点返回北京。10月1日，侯仁之作为燕京大学的代表，出席了天安门广场的开国大典。毫无疑问，这是一种政治待遇，是新生的共和国对他的接纳和肯定。
——卞毓方《他们在历史的转折关头》
材料二：1955年9月17日，钱学森和夫人蒋英，带着他们的孩子，搭乘“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船，踏上返回祖国的旅程。起航前，钱学森当着记者的面发誓，再也不踏上美国的土地。
——卞毓方《他们在历史的转折关头》
材料三：我们如果要逃跑，不是无路可走。可是，一个人在紧要关头，决定他何去何从的，也许是他最基本的情感。……我们不愿意逃跑，只是不愿意离去父母之邦，撇不开自家人。我国是国耻重重的弱国，跑出去仰人鼻息，做二等公民，我们不愿意。我们是文化人，爱祖国的文化，爱祖国的文学，爱祖国的语言。一句话，我们是中国的老百姓，，不愿做外国人。
——杨绛《我们仨》
（1）上述历史人物在中国历史的关键时刻的选择对新中国意义何在？
（2）上述历史人物在关键历史时刻的选择体现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怎样的人格魅力？
(15分)【历史上重大改革回眸】
阅读以下材料：
材料一：1955年3月9日，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通过决议规定：现行的农业计划过于集中，规定的指标过多，国家应放弃对农业发展计划作不必要的详细规定，由各区执行委员会下达计划任务，由集体农庄和农庄庄员根据需要自行确定各种作物的播种面积，以及畜牧业的产品率和各种牲畜的数量，而国家计划委员会只负责农业发展的远景规划和协调平衡工作。
材料二：1957年7月4日，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通过决议，规定从1958年1月1日起，完全取消集体农庄庄员等个人义务向国家交售一切农产品的制度，改由国营和集体农庄合作社商业系统来购买集体农庄庄员等个人手中多余的农产品。
材料三：1955年1月31苏共中央决定：……(四)同意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关于在1956年将生荒地和熟荒地的播种面积扩大到2800～3000万公顷的决议……保证及时完成开垦生荒地和熟荒地的任务，因为开垦这些荒地是增加我国谷物总产量的巨大来源。(五)鉴于扩大玉米的播种面积具有重大意义(这是增加谷物总产量的最重要的潜力)，全会认为到1960年必须把玉米的播种面积至少增加到2800公顷……
请回答：
（1）依据材料结合所学知识概况苏联五十年代农业改革的主要内容。
（2）你如何评价20世纪50年代的苏联农业改革？
(12分)
著名历史学家钱穆曾任北京大学历史学教授。抗战爆发后，他随西南联大辗转大半个中国。在云南昆明岩泉寺，钱穆开始将主要精力放在了中国通史的考证与写作之上，1939年撰写完成《国史大纲》一书。随即发表《<国史大纲>引论》一文。钱穆在文中指出：“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至少不会对其本国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即视本国已往历史为无一点有价值，亦无一处足以使彼满意。亦至少不会感到现在我们是站在已往历史最高之顶点，此乃一种浅薄狂妄的进化观。而将我们当身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诿卸于古人。此乃一种似是而非之文化自谴。”
请结合20世纪上半期的中国历史，评述钱穆的这一观点。
阅读下列材料：
材料一：1930到1940年代，很多西方经济学家开始研究苏联……我相信思想界、学术界对于苏联模式的推崇可能是“主流”。波兰经济学家兰格甚至认为苏联的经济体制可能会取代市场而做得更好。但是，张培刚先生后来反思认为：兰格有两个问题没有解决：一个是所谓的官僚主义，庞大的国家机器如何克服官僚主义；第二个是激励，那么庞大的系统，激励机制在什么地方，每个人干事情的动力就在什么地方。一开始可能由于热情，可是时间久了就出问题了。事实证明，苏联模式在1960年代以后就慢慢不行了，和这两点是有关系的。
材料二：罗斯福新政和凯恩斯的《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之间，到底是谁影响了谁，现在也没有说清楚。有人认为，罗斯福受凯恩斯的影响，罗斯福甚至和凯恩斯讨论过；也有人认为凯恩斯是受新政的影响，因为新政在先。
材料三：凯恩斯主义现在比较流行，已摧毁了很多国家潜在增长的能力，在这个意义上，这可能是个不幸的事情。从过去五十年来看，历次的危机，无论是发达还是发展中国家，大家都自然想到应让政府来拯救危机，而且都是简单地用政府扩大开支的办法刺激总需求。好像是有一定效果，实际它带来的问题比解决的问题要多得多，这对发达国家来说是一个致命的后遗症。因为你过度开支，产生巨大的财政赤字和债务。欧洲很多国家的债务实际是永远无法还清的，以至于经济潜力完全被透支了——上述材料摘编自《张军谈1929：危机经济学的诞生》
请回答：
（1）如何理解材料一中张培刚先生对苏联模式的反思？
（2）依据材料和所学知识分析计划经济思想和凯恩斯主义兴起的共同历史原因？
（3）你如何评价材料三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