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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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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易》借助于具体的形象符号,启发人们把握事物的抽象意义,崇尚一种观物取象、立象尽意的思维方式。《周易·系辞传》:“夫象,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像其物宜,是故谓之象。”卦象是《周易》的骨骼,舍象则无《易》。借助卦象,并通过象的规范化的流动、联结、转换,具象地、直观地反映所思考的客观对象的运动、联系,并借助六十四卦系统模型,推断天地人物之间的变化,这种思想方式渗透到中医和中国古代科技之中。道家庄子主张“得鱼而忘筌”,“得意而忘言”(《庄子·外物》),魏晋玄学家王弼提出“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周易明象》)的命题,表明了中国思维穿透语言,领略语言背后之象,进而穿透形象而领略其背后之意蕴的特点。
中国儒释道三家都主张直觉地把握宇宙人生之根据和全体。儒家的道德直觉、道家的艺术直觉、佛家的宗教直觉,都把主客体当下冥合的高峰体验推到极致。中国哲学认为,对于宇宙本体,不能依靠语言、概念、逻辑推理、认知方法,而只能靠直觉、顿悟加以把握。
道家认为,心灵的虚寂状态最容易引发直觉思维。因此,人们要尽可能地摆脱欲望、烦恼的困扰,保持心境的平和、宁静。而要使直觉思维真实呈现,则离不开默思冥想的“玄览”。老子主张“涤除玄览”。“涤除”即否定、排开杂念,“玄览”即深入静观。这是在高度精神修养的前提下才具备的一种思维状态。庄子主张“心斋”、“坐忘”。“心斋”即保持心境的虚静纯一,以便直接与道契合。“坐忘”即心灵空寂到极点,忘却了自然、社会,甚至忘却了自己的肉身和智慧,物我两忘,浑然冥同大化之境。
儒家孔子的“默而识之”,孟子的“不虑而知”、“不学而能”的良知良能,荀子的“虚壹而静”、“大清明”,张载的“大其心则能体天下之物”,朱熹的“豁然贯通焉”,“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陆九渊的“吾心”与“宇宙”的冥契,王阳明的“致良知”,都是扬弃知觉思虑,直接用身心体验宇宙终极的实在,达到对道德本体之契合的一种境界或方法。
佛家更是强调一种精神性的自得和内心的体验,彻见心性之本源。禅宗的参究方法是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直心而行,无念为宗,触类是道,即事而真。不执着外物,种种言行纯任心性之自然。禅宗的顿悟成佛,排除语言文字、逻辑思维工具,主体直接契入客体(人生的本性或宇宙的实相),与客体融合为一。这种思维活动的过程与结果是只可意会而不能言传的,有赖于每个人自己体悟,别人只能暗示、启发,而不能替代。
超越逻辑,祛除言诠,止息思维,扫除概念,排斥分析、推理诸理性思维活动,精神内敛,默然返照,当下消解了主客、能所、内外、物我的界限,浑然与天道合一。这是一种思维状态,即“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当下得到了对于生活和生命,对于自然世界和精神世界之最深邃的本质的一种整体的、综合的洞悉。但这种状态实际上是在多次反复的理性思维的基础上产生的,没有理性思维的铺垫,这种灵感或悟性就不可能出现。
(选自张岱年、方克立主编《中国文化概论》)
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A.《周易》的思维方式是由具象到抽象,其具体的形象符号,有助于人们把握事物的抽象意义。
B.卦象是《周易》的骨骼,舍象则无《周易》,《周易》的思想方式影响了中医和中国古代科技。
C.《周易》体现的中国思维,完全摒弃了语言形式,崇尚一种观物取象、立象尽意的思维方式。
D.庄子“得鱼而忘筌”和王弼“得象在忘言”的观点,强调的是穿透形象进而领略其背后之意蕴。

下列理解和分析,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中国哲学认为,要把握宇宙本体,应当以直觉、顿悟为主,以语言、概念、逻辑推理、认知方法为辅。
B.道家代表人物老子主张“涤除玄览”,庄子主张“心斋”“坐忘”,他们提倡排除杂念,保持心灵的虚寂。
C.禅宗参悟修行的过程,直心而行,纯任心性之自然,这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他人无从启发和替代。
D.儒学大家张载、陆九渊主张抛弃直觉思虑,而用身心体验宇宙终极的实在,达到身心与道德本体的契合。

下列诗句与文中“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思维状态最相近的一项是

A.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夏元鼎《绝句》)
B.我有迷魂招不得,雄鸡一声天下白。(李贺《致酒行》)
C.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朱熹《观书有感》)
D.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屈原《离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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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棋与国家
林建超
围棋起源于中国,是黄河文明的产物,其形制弈法等都饱含着文明母体的基因和特征。围棋极可能源自上古时期的结绳而治、河图洛书和周易八卦,因为其形制、内涵与中华文明的源头相符。
围棋的产生和发展,始终与弈者对自然、社会和人生的思考感悟联系在一起。围棋不仅对个人修身养性,而且对民族社会的群体心理产生深刻影响。
围棋是中华五千年文明的象征、民族文化的瑰宝、高度智慧的结晶,这种地位不是任何人封赐的,也不是带有感情色彩的主观结论,而是人们在反复实践和比较中认识到的,是随着社会和文明的进步而不断深化和升华的。
围棋的价值和地位是在与各种掷彩博累活动的比较中确立起来的。最早有文献记载的围棋活动是在春秋时期。从春秋到西汉,社会风气浮躁、趋利,具有运气性和刺激性,宜于赌博的博累棋流行甚广,围棋处于受挤压的位置,但始终保持着顽强的生命力。东汉中期后,社会风气转变,文明程度提高,思想更为自由,人们不满足于掷彩行棋的非公平的竞智斗巧,围棋更加受到人们的喜爱和重视,而曾经盛极一时的博累棋逐步走向衰弱,到唐代时完全消亡了。博累棋消亡的原因从根本上说是它们不符合我们民族的思想特征,不能满足人们精神生活的真正需求,而围棋在与它们的比较中表现出了本质上的优势。
围棋的价值和地位是在与传统礼教观念斗争中确立起来的。围棋作为反映和体现人们心灵自由的智力博弈活动,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被认为不符合传统伦理观念。后来,人们逐步认识到这些观念都是不对的。从东汉中后期到魏晋时期,人们开始从生命意义上认识围棋的价值,就把围棋作为自觉的艺术追求和精神宣寄的工具,并把它纳入儒士必备的艺技。
围棋的价值和地位是从正反两方面的社会实践对比中确立起来的。人们在围棋活动的实践中逐渐认识到,围棋本身具有娱乐、教育、竞技、交际等功能。弈棋活动的负面作用不能归咎于围棋本身,而是人们自己对“度”的把握不好造成的。随着历史的发展,人们普遍肯定了围棋的功能和价值,确立了围棋在民族文化中的精髓和瑰宝地位。
对围棋,不能神化,也不能矮化。正确认识围棋价值的出发点,应当是“国艺价值观”。所谓“国艺”,就是与国家民族有深厚渊源,上升到国家层面,能够反映民族精神需求的艺术和技能形式。儒家开始只承认“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其中没有围棋。到魏晋时人们对“艺”有了崭新的认识,突破了儒家历来只重“六艺”的传统,把围棋纳入“艺”的范围,围棋登入“国艺”的殿堂。事实证明,围棋在民族文化中的精髓和瑰宝地位,也只有“国艺”一词才能相配。
(节选自《围棋与国家》,有删改)
关于围棋的起源和发展,下列说法正确的一项是(  )

A.围棋发源于上古时期的结绳而治、河图洛书和周易八卦,其形制弈法等都饱含着文明母体的基因和特征。
B.围棋起源于中国,是黄河文明的产物,其产生和发展始终与弈者对自然、社会和人生的思考感悟联系在一起。
C.围棋有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西汉时受社会环境影响而广泛流行,东汉时已深受人们的喜爱和重视。
D.魏晋时人们对“艺”产生了新的看法,儒家对围棋也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围棋登入“国艺”的殿堂。

对围棋价值和地位的认识,下列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围棋作为民族文化的瑰宝、高度智慧的结晶,对个人修身养性,对民族社会的群体心理产生深刻影响。
B.围棋的价值和地位是在与掷彩博累活动的比较、传统礼教观念的斗争中,在社会实践的对比中确立起来的。
C.自人们从生命意义上认识围棋的价值,把它作为自觉的艺术追求后,围棋就成为儒士必备的艺技。
D.围棋作为“国艺”,是一种与国家民族有深厚渊源、从国家层面上能够反映民族精神需求的艺术和技能形式。

下列理解和分析,符合原文内容的一项是(  )

A.围棋的地位不是任何人封赐的,也不是带有感情色彩的主观结论,而是随着人们对其功能和价值认识的深入逐步确定的。
B.围棋因为符合我们民族的思想特征,能够满足人们精神生活的真正需求,在东汉中期就凭借其本质上的优势而盛极一时。
C.人们自己对“度”的把握不好造成了围棋活动的负面作用,其实这些负面作用也与围棋的娱乐、交际等功能性弱点有直接关系。
D.对围棋进行神化和矮化都是不对的,只要把“国艺价值观”作为认识围棋价值的出发点,就能正确认识围棋的“国艺”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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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后期,陕西凤雏村出土了刻有“凤”字的甲骨四片,这些 “凤”字的形体大致相同,均为头上带有象征神权或王权的抽象化了的毛角的短尾鸟。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云:“鸑鷟,凤属,神鸟也。……江中有鸑鷟,似凫而大,赤目。”据此,古代传说中鸣于岐山、兆示周王朝兴起的神鸟凤凰,其原型应该是一种形象普通、类似水鸭的短尾水鸟。
那么,普通的短尾鸟“凤”为何在周代变为华冠长尾、祥瑞美丽的神鸟了呢?我们看到,在商代早期和中期的青铜器纹饰中,只有鸟纹而没有凤纹,真正的凤形直到殷商晚期才出现,而且此时是华冠短尾鸟和华丽而饰有眼翎的长尾鸟同时出现,可见“凤”是由鸟演变而来的。综观甲骨文和商代青铜器,凤鸟的演变应该是鸟在先,凤在后,贯穿整个商代的不是凤而是鸟。“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在商人的历史中鸟始终扮演着图腾始祖的重要角色。
《左传》记载郯子说:“我高祖少皞挚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凤鸟氏历正也,……九扈为九农正。”凤鸟氏成为“历正”之官,是由于它知天时,九扈成为“九农正”,也是由于它们带来了耕种、耘田和收获的信息。殷人先祖之所以“鸟师而鸟名”,应该是由于这些随着信风迁徙的鸟,给以少皞为首的商人的农业生产带来了四季节令的消息。
对凤鸟的崇拜起于商代,其鼎盛却在周代。正是在周代,“凤”完成了其发展程序中最后也是最重要的环节:变为神鸟凤凰。许多历史资料记载了周王室在克商前后对“天命”的重视。《尚书》“周书”十二篇中大量出现的“命”字多指天命,“殷革夏命”也是常见的语句。武王在甲子日牧野之战结束后,紧接着就“不革服,格于庙”(来不及换衣服就到神庙参拜),这个“庙”自然不可能是周庙,而是商人的神庙。这说明周王室急于把商人的正统接过来,成为中原合法的统治者。周人之所以宣扬天命,归根结底在于强调“周改殷命”是出自天的意志和抉择。那么有谁能给周人带来“上天之命”呢? 根据当时的社会共识,最合适的就应该是“天的使者”——凤鸟。《国语》云:“昔武王伐殷,岁在鹑火。”岁即岁星,鹑火即柳宿。古人把赤凤叫作鹑,看来周人选择克商的时间也是寓有深意的。
(摘编自何丹《试论中国凤文化的“历史素地”
及其在文化类型学上的深层涵义》)
下列关于凤的形象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

A.20世纪后期在陕西凤雏村出土的甲骨文中,凤都表现为短尾鸟的形象。
B.在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中,作为凤属的鸑鷟是跟凫一般大的红眼睛水鸟。
C.综合甲骨文和上古文献记载看,凤的原型是一种类似水鸭的普通短尾水鸟。
D.在周代文化中,凤已经从短尾水鸟变成一种华冠长尾、祥瑞美丽的神鸟。

下列表述,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在商代晚期的青铜器纹饰中,华丽而饰有眼翎的长尾鸟形状的凤纹还没有出现。
B.从青铜器纹饰和“天命玄鸟,降而生商”这句话看,鸟是殷商人传说中的图腾始祖。
C.凤鸟知天时,九扈带来耕种、耘田和收获的信息,所以殷人先祖“鸟师而鸟名”。
D.周人的凤崇拜是从商人那里沿袭而来的,而周人的崇凤热甚至超过了商人。

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后代所见的“凤”并不是自然界的一种鸟。在中国文化史上,凤的形象最为重要的演变开始于殷商晚期,最终完成于周代。
B.周文王、周武王都曾称臣于商纣王。为了表明自己是商朝先王的臣下,周武王在甲子日牧野之战结束后,马上就参拜了商人的神庙。
C.《尚书》“周书”是记载周王朝史事之书,在“周书”十二篇中大量宣传天命、“殷革夏命”,实际上就是在宣传“周改殷命”。
D.周人之所以把牧野之战克商的时间定在甲子日,即岁星在鹑火的时候,就是因为鹑是赤凤,而赤凤将带来“上天之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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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间剪纸艺术就是一种融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为一体,深深植根于民族土壤,广泛表现在民间信仰和生活习俗之中,鲜明地反映出我国民间广大民众最基本的心理特征和审美情趣、价值观念的民俗文化之一。因此,它是我国传统文化不可忽视的一部分。
民间剪纸是劳动人民为满足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创造,并在他们自己当中应用和流传的一种艺术样式。从艺术的角度看,民间剪纸艺术是属于精神文化的范畴,它是劳动人民集体创造出来,反映了我们民族的集体表象的一种文化模式。民间剪纸的作者们在创造时,从来没有任何政治功利,但有生活方面的功利意识潜入在其中。他们在创造时,往往让人(包括创造者自己)从中感受到一种审美情趣。这是由于它们适合于人的审美经验的审美心理而形成的美感。所以,自中国民间产生剪纸以来,人们一直将其作为一种象征性装饰物,尽管历代在造型样式和利用形式上不断发生更新和变化,可民间大众所赋予它的造型思维方式和特定的深层寓意内涵,却一直不变地流传至今。因此,可以说民间剪纸是一种大众艺术。
从客观上说,中国民间剪纸是一种物承文化现象。它不仅有它的造型形式的传承,而且还有着它自身深层独有的特定内涵。从中国民间剪纸的纹饰寓意中,我们可以看到从中反映出来的中国民间图腾崇拜和宗教信仰的传承,以及当地民众的心理特征、生活追求和审美情趣。它是我们探寻本民族的民族渊源和原始文化的活证。例如“蛙”这一形象在民间剪纸中屡见不鲜,民间常将它视为一种威力的象征,看作是生活中最可靠的保护神,并将“蛙”这一自然中丑陋的动物形态,运用民间美术中的互渗造型手法,将其变为神圣、稚拙、亲切、动人、给人美感的剪纸花样,缝绣在孩童的枕头、围涎、肚兜、香包等衣物上,以希望孩子在“蛙”的保护下,茁壮成长,美满幸福。需要指出的是,“蛙”这一图腾物产生以来,因为囿于民间文化而没有上升到中国的上层文化之中,所以也就得不到龙凤那样由皇权所推崇的中华文化象征的地位。但是,作为一种原始图腾物,“蛙”这一形象虽然在中国上层文化中没有得到它应有的地位,却在民俗文化中得以流传,并保持了它的原始崇拜敬仰之地位。就这一文化现象看,开展对中国民间剪纸艺术的研究,有利于我们探索原始文化的演变。
中国民间剪纸艺术和世界各地的许多民间艺术一样,都是原始文化的嫡传物。它作为民俗文化中的元素,紧紧地依附于当地的民俗活动之中。在它的意象符号中,不仅赋予了原始艺术符号对美好生活的祈求和追求美的质朴情感,而且有着强烈的“生命繁荣旺盛”的审美理想。这个审美理想来自民族、人类群体的基本追求,人们歌颂生命,赞美生的欢乐,追求着人生的幸福圆满、健康长寿,祈求家庭和睦多子、丰收安乐。在长期的文化积淀中,中国民间逐渐形成了一系列的艺术意象符号,如“凤穿牡丹”“莲花多子”“鸳鸯戏荷”“福寿双全”“瓜瓞绵绵”“如意似锦”“葫芦五毒”等等花色纹样的剪纸,并将这些民间剪纸融入到各种民俗事象活动中,来满足广大民众精神心理上的需要,以扶持人类的生存,充实人类的生活。
下列关于“中国民间剪纸艺术”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

A.中国民间剪纸艺术植根于我们民族土壤,广泛表现在民间信仰和生活习俗之中,融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为一体。
B.中国民间剪纸艺术作为一种民俗文化,它鲜明地反映出我国民间广大民众最基本的心理特征和审美情趣、价值观念。
C.中国民间剪纸艺术是一种大众艺术,从其产生以来就是象征性的装饰物,作者在创造时,从来没有任何功利目的。
D.中国民间剪纸艺术作为一种文化模式,能反映我们民族的集体表象,从艺术角度看,它属于精神文化的范畴。

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民间剪纸的作者们在创作时,往往让人从中感受到一种审美情趣,这种情趣的获得是因为剪纸适合于人的审美经验的审美心理而形成的美感。
B.中国民间剪纸艺术是一种物承文化现象,“物”就是民间剪纸这一载体,承载着艺术上造型形式的传承和其自身深层独有的特定内涵。
C.“蛙”作为一种原始图腾物,虽然得不到龙凤那样由皇权所推崇的中华文化象征的地位,但在民俗文化中保持着原始崇拜敬仰的地位。
D.“蛙”因其丑陋的形态常被视为一种威力的象征,也被认为是最可靠的保护神,作为中国剪纸的重要题材,寄托了人们美好的愿望。

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中国民间剪纸是我们探寻本民族的民族渊源和原始文化的活证,开展对中国民间剪纸艺术的研究,有利于我们探索原始文化的演变。
B.民间剪纸艺术传承精神文化,随着造型样式和利用形式上的不断变化,民间大众所赋予它的造型思维方式和深层寓意内涵也会随着形式而变化。
C.“凤穿牡丹”等花色纹样的剪纸,表现了人们歌颂生命,赞美生的欢乐、追求人生的幸福圆满、健康长寿、祈求多子、丰收安乐的美好愿望。
D.民间剪纸融入到各种民俗事象活动中,能满足广大民众精神心理上的需求,扶持人类的生存,追求民族、人类群体的强烈审美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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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复制的魏晋风度
张宏杰
魏晋士人纵性任情,饮酒啸歌,其风度一直被后人追慕——除却清谈一面。孙登布衣蔬食,绝人间事,“夏则编草为裳,冬则被发自覆”。阮籍“或闭门视书,累月不出,或登山水,经日忘归。博览群籍,尤好庄老,嗜酒能啸,善弹琴”。
许多士人的纵情越礼达到怪诞骇俗的程度。历史上最有名的片段是刘伶“常乘鹿车,携一壶酒,使之荷锸(铁锹)而随之,谓曰:‘死便埋我。’”。阮修则“常步行,以百钱挂杖头,至酒店,便独酣饮”。阮籍“邻家妇,有美色,当垆酤酒。阮与王安丰常从妇饮酒,醉便眠其妇侧”。“邻家处子有才色,未嫁而卒,籍与无亲,生不相识,往哭尽哀而去”。这些都令后世读者心向往之而行不敢至。
他们公然蔑视礼法。阮籍当众放言:“礼岂为我辈设也!”他在《大人先生传》中说出这样大逆不道之言:“无君而庶物定,无臣而万事理。”他们中的很多人视仕途为污秽之地,在权力面前表现出的傲慢令人吃惊:为拒做官,嵇康忍痛与山涛绝交;为拒权贵,阮籍曾一醉六十余日。《晋书·王羲之传》说,“王羲之既少有美誉,朝廷公卿皆爱其才器,频招为侍中、吏部尚书,皆不就。”吏部尚书实在是不算低了,而且还是频招,可王羲之却“皆不就”,传统中国社会以功名利禄来衡量一个人的价值衡量体系在魏晋时代坍塌了。
从这些言说、举动和故事中,我们能分明感受到春秋战国时代士人的傲视天地和独立不羁。如果说士族社会中的汉朝和唐朝更像贵族时代的西周,整饬有序,礼乐辉煌,文化雍容大度,那么魏晋就像贵族时代的春秋战国,是一个个性和才情能得以充分展示,因此极富创造力的时代。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魏晋时代的社会背景,与春秋战国时代高度相似。这个时代战争连绵,动乱不断,皇帝如同走马灯一样换来换去。
与皇权的不稳定形成鲜明对照的,则是世家大族的稳定性。许多世家大族势力急剧膨胀,甚至发展到“百室合户、千丁共籍”的类似领主状态。许多士族富厚过于王侯。东晋士族庄园遍布江左,他们“势力倾于邦君,储积富乎公室,……僮仆成军,闭门成市,牛羊掩原隰,田池布千里,……金玉满堂,妓妾溢房。园林拟上林,馆第僭太极”。正如柳诒微所说:“魏晋以降,易君如举棋,帝国朝代之号如传舍然。……当时士大夫以地方绅士,操朝廷用人之权。于是朝代虽更,而社会之势力仍固定而不为动摇,岂惟可以激扬清浊,仰亦所以抵抗君权也。”因此世家大族对皇权形成强大的牵制,以至于出现“王与马,共天下”的谚语。
在这种情况下,铁桶一般的大一统政治秩序被打破了,许多旧门士人凭借门第资本,不再对权力俯首帖耳:“虽朝代推移,鼎迁物改,(世族们)犹昂然以门第自负。”一些门第高贵的士人,甚至对门第不如他久远的皇帝抱一种隐隐的睥睨之态。面对政治权威,他们保持了一定的独立性,许多人甚至不屑于为皇帝服务。
注:“王与马,共天下”是说东晋时期琅邪王氏家族与当时皇室力量势均力效,甚至还有过之。
(选自2013年2月下《杂文月刊》,有删改)
下列说法中,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魏晋人士纵性任情,饮酒啸歌,崇尚清谈,文人名士的智慧之花在言谈间得到了完美的展现,这让后人羡慕不已。
B.“或闭门视书,累月不出,或登山水,经日忘归。博览群籍,尤好庄老,嗜酒能啸,善弹琴。”从中可以看出阮籍的纵性任情。
C.许多魏晋人士多才多艺又落拓不羁,其纵酒放达、纵情越礼达到了惊世骇俗的地步,如刘伶、阮修等。
D.阮籍与王安丰追求个性自由发展,注重自我,注重感情,狂简旷达,纵性任情,追求享乐,这些行为让后人内心向往却不敢仿效。

根据原文内容,下列判断不正确的一项是(  )

A.魏晋士人多不愿意与统治阶级合作,视仕途为污秽之地。为此,嵇康与山涛绝交,阮籍曾经一醉六十余日。
B.王羲之多次受到朝廷的征召,但他都没有去赴任。由此说明,在魏晋时代,王羲之的社会价值相当低。
C.魏晋士人颇有春秋战国遗风,从他们的言行中,我们可以看到春秋战国时代士人的傲视天地和独立不羁。
D.相对于汉朝和唐朝,魏晋时代的士人充分地展示了自己的个性和才情。魏晋时代是一个极富创造力的时代。

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魏晋时代的社会背景和春秋战国时代非常相似,战争连绵,动乱不断,皇帝更换频繁,皇权极不稳定。
B.在魏晋时代,世家大族的势力比较强大,许多士族富过王侯。只有经过朝代的更替,世家大族的势力才会动摇。
C.从魏晋时代“王与马,共天下”这句谚语中,我们可以看出世家大族的势力很大,甚至能够牵制皇权。
D.在魏晋时代,一些门第高贵的士人,面对政治权威,保持了一定的独立性,他们甚至瞧不起门第远不如他久远的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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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话信仰
某留美人士在接受提问“美国人为什么这么不喜欢中国人?”时答道:“因为中国人没有信仰。”
早就有学者指出,中国传统文化的薄弱环节是宗教资源的稀缺。这话大体不错。因为作为传统文化的主流,儒家思想从源头上就和宗教情怀各执一端。长期以来,儒家在文化思想领域内占据着统治地位,这种统治地位又和封建王朝专制制度互为依托,形成一个“超稳定结构”,这自然就没有给任何宗教留下适宜发展的空间和条件。
中国人缺少宗教情怀不假,但不信教并不等于什么也不信,事实上,中国文化中关于道德信仰方面的分量并不低于任何一种高级宗教。
中国人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信仰,其所经历的艰苦思想过程,使它在人类精神文明史上居于一个相当高的层次。比如,“孝”和“以孝治天下”观念的提出,就反映出在信仰问题上的煞费苦心和独一无二。先儒们早就发现,人的精神层面的进步必然植根于对动物本能的抵制、疏离和克服。在这个过程中,“孝”正是最中心的环节。处于文明早期阶段的人类没有“孝道”这一说,相反历史上许多游牧种群都有歧视老人的风俗。时至今日,西方发达世界的伦理秩序中,下一代也仍然排在上一代之前。这种对下一代的关爱,是和动物的本能完全一致的,只有“孝”却是反其道而行——它是一种和动物本能逆向的理念。能够在这点上取得突破,推而及之,其他道德信仰的贯彻就变得切实可行了,这就叫做“百善孝为先”。因此可以说,“以孝治天下”确实是很高明的政治哲学。
上面是对传统文化中道德信仰方面的正面评估,是一种积极的说法。而要做到客观公允,它消极的另一面也不能回避。由于对生命意义的探索缺失了“彼岸情结”的支撑,道德信仰的状况常常受时代环境的左右,在一个反常的、险恶的社会条件下,又较容易受到蛊惑,因而其坚定性确实赶不上各种高级宗教。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历史上有那么多令人厌恶的现象,小者拐骗偷摸;大者杀人食肉。而在权力场中,谄媚逢迎,虐杀无辜;或者是崇洋媚外,唯利是图,内涵虽然不同,嘴脸一样丑恶。而且,从表面看来,其来源和过程毫不相干甚至互相对立的东西,能够按照当权者的意志一夜之间便蔚为风气。这在宗教传统很深的国家是很难看到的。
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在西班牙和巴尔干地区发生过猛烈的碰撞,反反复复的改宗斗争是一个相当漫长而惨烈的过程,时至今日,巴尔干人民还在饱尝这一惨剧留下的苦果。相对他们而言,中国人倒该算是有福的了,在这里所谓“坏事变好事”的逻辑得到了证明。不是吗?如果我们也十分执著于某种信仰,那中国和世界今天会是何等模样。
说到这里,再回到开篇的问题,美国人为什么不喜欢中国人?那位留美学者的答案“没有信仰”云云,便很值得怀疑。
下列关于“信仰”的说法,符合作者观点的一项是(  )

A.从某种意义上说,宗教资源的稀缺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薄弱环节,这使得中国人缺少信仰。
B.儒家思想在文化领域内的统治地位和封建王朝专制制度互为依托,没有给其他宗教信仰在中国的发展留下任何空间和条件。
C.信仰并不是宗教徒的专利,在中国历史上的某些时期,道德教化表现出的强大力量足以媲美于高级宗教。
D.道德信仰易受时代环境左右,在反常的、险恶的社会条件下,其坚定性往往比不上其他宗教信仰。

下列表述,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中国人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信仰之所以在人类精神文明史上居于相当高的层次,只是因为它经历了艰苦漫长的过程。
B.对动物本能的抵制、疏离和克服,体现出人的精神层面的进步,从这一点上讲,先儒们“孝”的观念的提出,可谓煞费苦心和独一无二。
C.中国历史上,在国家基本安定的情况下,统治者一般总会重视文化建设,道德教化也会得到有效传承。
D.由于对生命意义的探索缺失了“彼岸情结”的支撑,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道德信仰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消极的一面。

依据原文的信息,不列分析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  )

A.中国人也许缺少宗教信仰,但是中国文化中的道德信仰并不逊色于任何一种高级宗教,所以,宗教对于一个民族并不是不可或缺的。
B.“百善孝为先”。“孝”道得到推行,其他道德信仰的贯彻就变得切实可行了。今天,我们仍然应该推行“孝”道。
C.从中国历史的发展来看,道德信仰有其消极性,也有积极性。因此,我们不能盲目崇尚宗教,仍应加强道德建设。
D.中国和平安宁,而巴尔干地区还在饱尝漫长而惨烈的改宗斗争,这表明道德信仰优于宗教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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