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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先秦诸子百家中，若论对中国实际政治的影响之巨，则非法家莫属。所谓“百代都行秦政制”，便是对封建政治文化之本质的揭示。
以商鞅、韩非为代表的法家，最切合春秋战国时代君主们的需求，因为那时的社会充满血腥的征伐，各国为了在虎狼丛中图生存，唯有采纳刑赏并用的法家学说，不惜一切手段富国强兵才有出路。法家的特点有二，一是功利主义，如为了使军队成为虎狼之师，它规定按斩获敌人首级的多少评定军功，而军功可带来爵位、封邑等一切物质剩益；二是整体主义，它讲求步调一致，甚至不惜以鼓励告密和轻罪重罚等恐怖手段来消除乱源、维系稳定，因此漠视个人、草菅人命成为常态。法家学说在乱世最见效果，但等到天下安定后，统治者如果单纯用法家治国，却容易引火烧身。暴秦二世而亡，给后来的封建统治者一个启示，即在施政过程中，诚实地违反道德或赤裸裸地作恶是危险的，必须用儒家、道家的面目将法家的内核掩盖起来，在被统治者的经验中投下道德的影像，给他们以幻想和期待，这样才便于巧取豪夺。“阳儒阴法”、“外道内法”就是这么形成的。
按照清末思想家谭嗣同的说法，“阳儒阴法”不啻为乡愿与大盗的结合，其必然结果是好话说尽，坏事做绝。在先秦诸儒中，谭嗣同特别痛恨荀子，因为正是荀子援法入儒，开创了儒法合流的先河。秦国的李斯就曾跟随荀子研习帝王之学。荀子主张“性恶论”，但他强调的是“权利之恶”而非“权力之恶”。在荀子看来，圣人治国的方法，不是依靠人人为善，而是使人人不作恶。仁义固然要讲，但起主要作用的还是防范、惩治之术。有作为的君主绝不会一叶障目，不见泰山。
与“阳儒阴法”相比，“外道内法”更具迷惑性，因为道家标榜清净无为，而法家则表现为刻薄寡恩。两者之间不是有天渊之别么？司马迁写《史记》，将老子与韩非子合传，这在常人看来是很难理解的学案。后世文人中，关注并研究这一学案者不少，但剖析得最深刻的恐怕是王夫之。王夫之认为，道家和法家的共同点在于以疑虑箝制天下。老子多机诈，教导君主虚静无事，处暗见疵。但机诈既兴，其末流必极于残忍。再者，君主欲无为，欲自逸，必以重用酷吏督责天下，将一切委于有为之法才能做到。到了近代，撰写《厚黑学》的李宗吾先生对此学案也有一些精彩的发挥，比如他说：“道家是法家的收敛状态，而法家则是道家的爆发状态。”如此论断让人称奇。
法家动辄言“法”，但法家思维与现代意义上的“法治”完全是两回事。在法家学说中，法律不过是统治者的一种工具，君主本身是不会受法律约束的。君圭口衔天宪，言出法随。他的言辞就是法律，具有君临一切的威力。而现代意义上的“法治”，则意味着无论何人郝必须遵循大家共同约定的法律。尤其是公权力，更要有明确的法律边界。滥用公权力，便是对宪政的亵渎，对法律的践踏，公民社会不能容忍这样的无知妄作
下列对于法家的理解，不符合文意的一项是

A．法家学说诞生于战事频仍的先秦时期，它在消除乱源、富国强兵方面发挥了作用，迎合了诸侯国君主们的需求。

B．法家主张刑赏并用，一方面它以物质利益奖励军功，带有功利主义的色彩；另一方面它也采取恐怖的手段来维系稳定。

C．法家以严刑峻法督责天下，在乱世效果最明显，但天下太平后，如果还只用法家治国，那么就有可能危及统治。

D．法家所谓的“法”，是一种具有普遍约束力的法律，它不容许任何人亵渎践踏，所以需要由酷吏执行，钳制天下。

下列关于儒、道、法合流的说法，不符合文意的一项是

A．儒、道、法合流，掩盖了封建统治的本质，具有相当的迷惑性。

B．“阳儒阴法”“外道内法”都具有欺骗性，清代谭嗣同对此深恶痛绝。

C．法家刻薄寡恩，需借助儒家仁义的道德外衣，给百姓以幻想和期待。

D．封建统治要维持表面的虚静无事，必须靠严刑酷吏的有为之法

下列对文意的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法家刑赏并用的主张，为封建统治提供了理论依据。它对中国实际政治的影响超过了其它学说。

B．在荀子看来，人性是恶的，所以圣人治国必须依靠防范、惩治之术，以使得人人不作恶。

C．千夫之认为，司马迁意识到道、法两家在钳制天下方面有共同点，因此写《史记》时将老子与韩非子合传。

D．法家重“法”，主张极力发挥法律这一工具的防范、惩治作用；但同时它也重视对百姓的教化劝善。

科目 语文   题型 现代文阅读   难度 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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