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下文，完成文后各题。树叶苏叔阳①我几乎没有想过，一片树叶-优题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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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棋与国家
林建超
围棋起源于中国，是黄河文明的产物，其形制弈法等都饱含着文明母体的基因和特征。围棋极可能源自上古时期的结绳而治、河图洛书和周易八卦，因为其形制、内涵与中华文明的源头相符。
围棋的产生和发展，始终与弈者对自然、社会和人生的思考感悟联系在一起。围棋不仅对个人修身养性，而且对民族社会的群体心理产生深刻影响。
围棋是中华五千年文明的象征，民族文化的瑰宝、高度智慧的结晶，这种地位不是任何人封赐的，也不是带有感情色彩的主观结论，而是人们在反复实践和比较中认识到的，是随着社会和文明的进步而不断深化和升华的。
围棋的价值和地位是在与各种掷彩博累活动的比较中确立起来的。最早有文献记载的围棋活动是在春秋时期。从春秋到西汉，社会风气浮躁、趋利，具有运气性和刺激性、宜于赌博的博累棋流行甚广，围棋处于受挤压的位置，但始终保持着顽强的生命力。东汉中期后，社会风气转变，文明程度提高，思想更为自由，人们不满足于掷彩行棋的非公平的竞智斗巧，围棋更加受到人们的喜爱和重视，而曾经盛极一时的博累棋逐步走向衰弱，到唐代时完全消亡了。博累棋消亡的原因从根本上说是他们不符合我们民族的思想特征，不能满足人们精神生活的真正需求，而围棋在与它们的比较中表现出了本质上的优势。
围棋的价值和地位在与传统礼教观念斗争中确立起来的。围棋作为反映和体现人们心灵自由的智力博弈活动，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被认为不符合传统伦理观念。后来，人们逐步认识到这些观念都是不对的。从东汉中后期到魏晋时期，人们开始从生命意义上认识围棋的价值，就把围棋作为自觉的艺术追求和精神宣寄的工具，并把它纳入儒士必备的艺技。
围棋的价值和地位是从正反两方面的社会实践对比中确立起来的。人们在围棋活动的实践中逐渐认识到，围棋本身具有娱乐、教育、竞技、交际等功能。弈棋活动的负面作用不能归咎于围棋本身，而是人们自己对“度”的把握不好造成的。随着历史的发展，人们普遍肯定了围棋的功能和价值，确立了围棋在民族文化中的精髓和瑰宝地位。
对围棋，不能神化，也不能矮化。正确认识围棋价值的出发点，应当是“国艺价值观”。所谓“国艺”，就是与国家民族有深厚渊源，上升到国家层面，能够反映民族精神需求的艺术和技能形式。儒家开始只承认“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其中没有围棋。到魏晋时人们对“艺”有了崭新的认识，突破了儒家历来只重“六艺”的传统，把围棋纳入“艺”的范围，围棋登入“国艺”的殿堂。事实证明，围棋在民族文化中的精髓和瑰宝地位，也只有“国艺”一词才能相配。
（节选自《围棋与国家》，有删改）
关于围棋的起源和发展，下列说法正确的一项是（）

A．围棋发源于上古时期的结绳而治、河图洛书和周易八卦，其形制弈法等都饱含着文明母体的基因和特征。

B．围棋起源于中国，是黄河文明的产物，其产生和发展始终与弈者对自然、社会和人生的思考感悟联系在一起。

C．围棋有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西汉时受社会环境影响而广泛流行，东汉时已深受人们的喜爱和重视。

D．魏晋时人们对“艺”产生了新的看法，儒家对围棋也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围棋登入“国艺”的殿堂。

对围棋价值和地位的认识，下列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A．围棋作为民族文化的瑰宝、高度智慧的结晶，对个人修身养性，对民族社会的群体心理产生深刻影响。

B．围棋的价值和地位是在与掷彩博累活动的比较、传统礼教观念的斗争中，在社会实践的对比中确立起来的。

C．自人们从生命意义上认识围棋的价值，把它作为自觉的艺术追求后，围棋就成为儒士必备的艺技。

D．围棋作为“国艺”，是一种与国家民族有深厚渊源、从国家层面上能够反映民族精神需求的艺术和技能形式。

下列理解和分析，符合原文内容的一项是（）

A．围棋的地位不是任何人封赐的，也不是带有感情色彩的主观结论，而是随着人们对其功能和价值认识的深入逐步确定的。

B．围棋因为符合我们民族的思想特征，能够满足人们精神生活的真正需求，在东汉中期就凭借其本质上的优势而盛极一时。

C．人们自己对“度”的把握不好造成了围棋活动的负面作用，其实这些负面作用也与围棋的娱乐、交际等功能性弱点有直接关系。

D．对围棋进行神化和矮化都是不对的，只要把“国艺价值观”作为认识围棋价值的出发点，就能正确认识围棋的“国艺”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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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不出的悲伤
李伶伶
秋雨赶场似的，一场接一场地下个不停。女人的心却像火烧似的，越来越焦灼。男人马上就要回来了，她不知道该怎样把儿子出事的事告诉他。
那还是两个月前的事。儿子掉进水库，再没出来。女人当时正在地里拔草，听到这个消息，整个人一下子僵住了。她回过神来后，第一个想法就是不能让男人知道。男人在矿里挖煤，知道这事后，肯定不能专心干活，万一出点事，女人不敢往下想了。
几天前，男人打电话来，说要回来。女人一边期盼，一边心慌，她怕男人受不了这个打击。男人就是为了儿子才下井挖煤的。儿子患有白血病，医生说，治好这个病得换骨髓，需要一大笔钱。男人听完医生的话，当时就决定去煤矿挖煤。男人才出去半年，儿子就出了这样的事，他怎么受得了！
雨越下越大。女人想，这么大的雨，男人不会回来了吧。正这么想着的时候，男人已经进了门。男人没穿雨衣，也没打雨伞，就这么被雨淋着走了回来。女人说，你傻呀，怎么不穿个雨衣？男人说，从矿里出来时没下雨。女人忙拿手巾给男人擦脸，又去找干衣服让男人换下。
男人换好衣服，女人才看清，男人黑了，也瘦了，脸上还有几分憔悴。女人一阵心疼，说，明天咱歇一天，看你累的；男人说，累点怕啥，又不会死，咱儿子的病要是不治，可是会死的。女人听了，咬了咬牙，眼泪在眼圈里打转。她想说，儿子已经死了，可是她没忍心说。她想等明天再说，今天男人太累了。
提到治病，男人想起，他进屋这么长时间还没看到儿子。男人说，儿子呢？女人愣了一下，说，上他姑家去了，他姑家的小宝不让他回来。男人说，小宝这孩子，叫他妈惯得太不像话，说啥是啥。男人叹了一口气说，矿长只给了我两天假，要不我就去他姑家看他了。
男人的妹子嫁到了邻县，离家有二百里。女人说，怎么只给两天假？男人说，矿上人少，拉煤的车多，一般不给假，我因为一直没请过假，矿长才给我两天假。咱弟也想回来，矿长就没给假。
男人说的“咱弟”是女人的弟弟。女人的父母几年前去世了，弟弟是她娘家惟一的亲人了。男人要去井下挖煤时，弟弟也要跟着去，女人不同意，说他还小。弟弟说，我都十八了，还小！女人知道弟弟要下井，是为了帮自己。三个月前，弟弟一个人跑回来看她，带回男人挣的钱，还有他自己的钱，都交给了女人。女人把弟弟挣的钱还给他，让他自己攒着。弟弟说，你收我姐夫的钱不收我的钱，是不是不把我当一家人？女人心里一暖，就没再拒绝。
女人说，咱弟咋样？男人说，挺好的，挣的跟我一般多了。这小子，将来肯定比我挣的多。说着拿出两捆钱，一捆是他的，一捆是弟弟的，都交给了她。女人接过钱说，挣得再多，过完年也不让他去了。男人说，嗯，过完年高低不让他去了。
女人问男人晚上吃点啥。男人说，吃点粥吧，稀稀的米粥，矿上天天吃馒头，我都吃腻了。女人煮了粥，炒了两个菜，男人可能太累了，没吃多少。女人因为有心事，也没吃多少。
睡觉前，雨小了一些。女人靠着男人的肩膀，听着窗外的雨声，竟然一直没睡着！女人想，男人明天就走了，他又没有怀疑，那儿子的事，下次再说吧。
第二天，女人没有说，男人也没问。吃完早饭，雨又大了起来。女人送男人到村口，女人一直望着男人，直到看不见了，含在眼里的泪才汹涌而出。
在女人视线里消失的男人，忽然蹲在地上，呜呜地哭了起来。上个月，井下发生瓦斯爆炸，死了三个人，有弟弟一个。男人怕女人受不了打击，当时就没告诉她。这次本想跟她说的，看着她憔悴的面容，就没忍心。男人想，下次再说吧。
雨越下越大。男人用手擦了把脸，站起身，向车站走去。
简述秋雨在小说中的作用。
下面的文字，分别表现了小说主人公怎样的心理？
（1）女人听了，咬了咬牙，眼泪在眼圈里打转。
（2）在女人视线里消失的男人，忽然蹲在地上，呜呜地哭了起来。
用简练的语言概括小说的主旨。
探究：小说的主人公是谁？哪一个着墨较多？作者这样写有什么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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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信的文化阐释
廖小平
在中国文化中，历史地看，“诚”与“信”首先并不是一个合一的概念。在中国古代典籍中，“信”是一个比“诚”出现得更早的概念。这在迄今的有关考证中也得到了证实。尽管如此，从逻辑上看，“诚”却是“信”的前提和基础，也就是说，无“诚”即无“信”。这与中国文化特别重视“诚”以及中国文化对诚与信之关系的论证方式有关。在中国文化中，“诚”首先并不是一个主体性的范畴，而是作为一个具有宇宙本体论意蕴的范畴提出来的；并且，作为本体论范畴的“诚”，制约着作为主体性范畴的“诚”。《中庸》说：“诚者天之道，诚之者人之道。”即是说，“诚”是天本来即有的本性，对天的这种本性的主体实践（“诚之”，即“行”）即为人之诚的本性，人之诚来源于天之诚并由天之诚所决定。《孟子》所说的“诚者天之道，思诚者人之道”，则从另一个角度，即对天之诚的“思”的角度，来说明天之诚是人之诚的本根。发展到后来，作为本体论的诚转化为主体性的诚，对于诚之主体而言就自然具有了伦理道德的意义，诸如朱熹所言：“诚者何？不自欺不妄之谓也。”正是“诚”从本体论向主体性的道德论的转化，才使“信”这一作为纯粹伦理道德的范畴得以奠定在“诚”的基础上，并与“诚”合二为一。换言之，信之所以可能，从根源上说它是由天之诚经人之诚所前定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诚比信具有更根本、更本原的意义。于是，诚与信的下述关系便是中国文化对诚与信之关系的一个强有力的逻辑推论：（1）“诚”是“信”之本，“信”是“诚”之用；（2）“诚是个自然之实，信是个所为之实”；（3）“诚”则“信”，“信”不一定“诚”。在中国文化中，只有理解了诚与信的上述关系，才能对“诚信”这一合一的概念有较贴切的理解。
在西方文化和文献中，很难看到“诚信”这一合一的概念，在英文中更没有与“诚”相对应的统一的单词，更多看到和使用的却是包含着“信”的各种概念，如信用、信任等等。这也许是语言差异及转译的困难所致。但在西方语义中，相较于“诚”而言，“信”的作用更为突出，对“信”的使用频率更高。这在某种意义上意味着，信并不非以诚为前提和根据。西方对“信”的规定并没有像中国古代那样，非去追索“信”的“诚”之形而上前提和伦理道德基础，而是把“信”的根基奠定在契约观念之上。他们把“信用”、“信任”建基于契约观念之上，它不非必以具有浓厚道德色彩的“诚”为依据，而是充分体现了契约观念的深刻内涵和基本特征，并最终演变为法律原则。
中国当前的诚信缺失，在文化上可以从上述中西文化对诚信的不同理解中得到解释：从中国文化来看，作为道德之根基的“诚”，日渐被市场经济的“信用”所替代乃至淡化，经济信用似乎可以代替一切，“诚”在强大的市场经济面前显得十分脆弱，以致不堪一击，于是“信”与本来决定它的“诚”出现了割裂。这样，在中国文化看来，“信”缺失了“诚”这一形而上的终极依据和伦理道德根基，从而沦落为一种纯粹实用的经济理性的工具，进而可能走向“信”自身的反面。从西方文化来看，西方的“信”并不非以“诚”为根基和依据，它是建基于契约观念之上的。但在中国，一方面历史上缺乏契约观念的传统，另一方面，现代契约观念还远远没有树立起来，因此，“信”同样缺失契约观念的依据和基础。这样，从中西文化上看，中国当前诚信缺失也许就具有了一定的必然性。
（节选自《光明日报》2014年8月24日）
下列有关中国文化对于“诚信”的理解，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信”比“诚”出现的更早，与“诚”的关系密切，具有一定的伦理道德色彩。

B．在中国文化中，重视“诚”的重要性，将其提升至宇宙本体论的高度，将其视作是上天的本性。

C．在中国传统文化里“诚”首先不是做为一个伦理道德范畴而出现的，而是做为一个本体论范畴而呈现的。

D．在中国文化里，“诚”是“信”的根基，“信”是“诚”的运用，有了“诚”则一定有“信”，有了“信”，就一定有“诚”。

下列关于中国当前“诚信危机”原因的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迅猛发展，市场经济所倡导的“信用”完全替代了具有浓郁的伦理道德色彩的“诚”。

B．市场经济迅猛发展，功利主义、实用主义盛行，“信”丧失了“诚”的基础，与“诚”产生了严重背离。

C．在中国传统文化之中，缺少西方的契约观念，当前国人的观念、心态及行为取向等方面，缺少现代的“信用”理念。

D．当前的社会转型时期，缺少西方的契约传统，有关于“信用”的各种法律规章尚不健全，还存在很多漏洞。

下列表述，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与中国文化传统不同，西方的“诚信”更侧重于对“信”的理解与运用，这表明西方的“信”不以“诚”为根基，不具备任何的伦理道德色彩。

B．与西方文化传统不同，中国传统文化将“诚信”作为一个整体概念来理解和运用，“诚信”是一个颇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范畴。

C．“诚者何？不自欺不妄之谓也。”表明朱熹已赋予“诚”以伦理道德意义，诚与信合而为一，“诚”完成了从主体论向本体论的转化。

D．由于对“诚”重视，使得中国的“信用观”更多地崇尚道德自律，由此不可避免地造成了中国现代社会法律建设的缺失和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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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元济：不可再现的高度
这是中国文化史乃至中国现代史上悲壮的一幕：
冬日上海，阴霾的天空下，“飞灰满天，残纸堕地”。商务印书馆所印书籍、商务印书馆所设立的东方图书馆及涵芬楼之藏书，顷刻间化为灰烬，焚余纸灰飞达十数里外。时人回忆，“空中的纸灰像白蝴蝶一样随风飞舞”。
时间是1932年“一·二八”事变期间，商务印书馆被日机投弹焚毁，东方图书馆遭日本浪人纵火。
纸灰飘到与商务印书馆隔了半个上海的张元济寓所，这位商务的董事长望着长空，不禁潸然泪下。
后来，张元济编纂《涵芬楼烬余书录》，在序中表示，取“烬余”两字，意在“志痛”。
敌人的言行证明了商务印书馆的价值。侵华日军海军陆战队司令盐泽幸一曾经说：“烧毁闸北几条街，一年半年就可恢复。只有把商务印书馆这个中国最重要的文化机关焚毁了，它则永远不能恢复。”
然而，张元济在给胡适的信中明确传递了商务复兴的决心：“商务印书馆诚如来书，未必不可恢复。平地尚可为山，况所覆者尤不止于一篑。设竟从此澌灭，未免太为日本人所轻。”
事实是，创建于1897年的商务印书馆，无论是在遭此劫难之前，还是经过劫后复兴，一直是近代中国最大最重要的出版文化机构。由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涵芬楼发展而成的东方图书馆，藏书逾50万册，为当时全国图书馆藏书量之冠，涵芬楼更是藏有大量善本珍籍。商务印书馆在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史上的地位，更如同现代学术史上的北京大学一般。
张元济和商务印书馆，在某种意义上说，几乎可以画等号。从1902年进入商务起，从编译所所长、经理、监理到董事长，正如叶圣陶所评价的，张元济“把商务看成是他的终生事业”。
张元济与商务创始人之一夏瑞芳约定，“吾辈当以扶助教育为己任”，并曾在诗中写道：“昌明教育生平愿，故向书林努力来”。他的这一抱负，使得商务印书馆成为1949年之前中国最重要的教材出版机构，并且是奠定中国现代教育体系的主要力量之一。
康有为赞誉“译才并世数严林”，而严复的译著（包括《天演论》再版）和林纾翻译的外国小说，大多是在张元济主持下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
张元济在商务印书馆完成了工程浩大的古籍整理工作，得到民国学术界、出版界的极高推崇。《四部丛刊》《百衲本二十四史》《续古逸丛书》等，都是由他亲自选择版本、整理校勘后付印的。
张元济的人生可谓传奇。他于清光绪十八年（1892年）中进士，点为翰林。1898年，朝中大臣保荐，称康有为、张元济等为“维新救时之才”，光绪帝遂在颐和园召见了二人。
1949年9月，毛泽东邀张元济同游天坛。当晚，他对儿子张树年说：“我活到耄耋之年，见过光绪，见过袁世凯，见过孙中山，见过蒋介石，今天又见了毛泽东。”
由于被认定是“大老板”，张元济在1927年曾被一伙绑匪劫持了整整6天。6天中，他陆续作了10首绝句，脱险后编定为《盗窟十诗》，分送友朋。其中写到“邻家笑语”、“池塘鸭子”，自认为是在“领略天趣”。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商务印书馆老编辑、对馆史素有研究的陈应年慨叹：“今天中国的出版界，没有一家能跟当年的商务相比！”
一位对中国出版史研究颇深的学者，参观建在海盐的张元济图书馆后留言：“张元济不可追。”
相关链接
①商务印书馆创办时只是一个以印刷业务为主的小作坊……在张元济手中，商务印书馆迅速地发展成为当时中国最大的出版企业。（《传统与现代的交汇——论张元济时期商务印书馆的出版理念与中国近代文化转向》）
②涵芬楼就是张元济专门为收藏古籍善本所建的地方，涵芬楼所藏古籍善本都是张元济一本一本地收来的……张元济在涵芬楼的基础上建成了著名的东方图书馆，向公众开放。（吴永贵《张元济，在出版中安身立命》）
③张元济在自己给商务馆确定的“在商言商”的道路上，执著地走了整整半个世纪。作为舵手，他小心翼翼地驾驶商务馆这条船绕开政治漩涡。（《民国时执掌商务印书馆的张元济》）
④张元济是在一个动荡的时代里，辑校整理古书，钩沉、整理进而维系着中华文化的命脉……但商务毕竟是企业，搜集、编校古籍毕竟需要巨大的成本，所以张元济的做法难免遭人反对。有股东指责张元济收购古籍是“徇一人之嗜好”。文弱儒雅的张元济拍案而起：“此事决不使公司于营业上有损！”……《四部丛刊》初编出版以后，光这套书就赚了100多万。经营上的成功，为他后来能够持续地做这件事情，提供了很大的保障。（辉文《中国出版第一人》）
⑤张元济的编辑宗旨是坚定的，即普及教育、开启民智，但作为一个实业家，他也并不讳谈“利”字。
（李艳《张元济的编辑思想》）
（1）下列对材料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最恰当的两项是

A．张元济一生见过中国五个“第一号人物”，其地位和声望使商务印书馆在政权更迭的年代里能够很好地生存。

B．在张元济的主持下，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大量的严复翻译的著作和林纾翻译的外国小说，对此康有为大加赞誉。

C．张元济志在“昌明教育”，使商务印书馆成为了中国最重要的教材出版机构和奠定新中国现代教育体系的中坚力量。

D．张元济所写的《盗窟十诗》中“邻家笑语”“池塘鸭子”等诗句，表现了他被绑架时身历险境而不畏惧的镇定自若。

E．张元济以出版推动教育，续写中华民族的文明。嗜书、寻书、藏书、编书、出书，写就了他“不可追”的一生。
（2）文章为什么着力描写商务印书馆被日本投弹焚毁的悲壮一幕？
（3）文中说“张元济和商务印书馆，在某种意义上说，几乎可以画等号”，请结合材料简要分析张元济对商务印书馆的贡献。
（4）张元济在经营商务印书馆时是如何处理“义”与“利”的关系的？这种做法有何现实意义？请结合材料探究。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题目。
晚饭花
汪曾祺
晚饭花就是野茉莉。因为是在黄昏时开花，晚饭前后开得最为热闹，故又名晚饭花。
野茉莉，处处有之，极易繁衍。高二三尺，枝叶披纷，肥者可荫五六尺。花如茉莉而长大，其色多种易变。子如豆，深黑有细纹，中有瓤，白色，可作粉，故又名粉豆花。曝干作蔬，与马兰头相类。根大者如拳、黑硬，俚医以治吐血。
——吴其浚：《植物名实图考》
李小龙的家在李家巷。
这是一条南北向的巷子，相当宽，可以并排走两辆黄包车。但是不长，巷子里只有几户人家。
西边的北口一家姓陈。这家好像特别的潮湿，门口总飘出一股湿布的气味，人的身上也带着这种气味。他家有好几棵大石榴，比房檐还高，开花的时候，一院子都是红通通的。结的石榴很大，垂在树枝上，一直到过年下雪时才剪下来。
陈家往南，直到巷子的南口，都是李家的房子。
东边，靠北是一个油坊的堆栈，粉白的照壁上黑漆八个大字：“双窨香油，照庄发客”。
靠南一家姓夏。这家进门就是锅灶，往里是一个不小的院子。这家特别重视过中秋。每年的中秋节，附近的孩子就上他们家去玩，去看院子里还在开着的荷花，几盆大桂花，缸里养的鱼；看他家在院子里摆好了的矮脚的方桌，放了毛豆、芋头、月饼、酒壶，准备一家赏月。
在油坊堆栈和夏家之间，是王玉英的家。
王家人很少，一共三口。王玉英的父亲在县政府当录事，每天一早便提着一个蓝布笔袋，一个铜墨盒去上班。王玉英的弟弟上小学。王玉英整天一个人在家。她老是在她家的门道里做针线。
王玉英家进门有一个狭长的门道。三面是墙：一面是油坊堆栈的墙，一面是夏家的墙，一面是她家房子的山墙。南墙尽头有一个小房门，里面才是她家的房屋。从外面是看不见她家的房屋的。这是一个长方形的天井，一年四季，照不进太阳。夏天很凉快，上面是高高的蓝天，正面的山墙脚下密密地长了一排晚饭花。王玉英就坐在这个狭长的天井里，坐在晚饭花前面做针线。
李小龙每天放学，都经过王玉英家的门外。他都看见王玉英（他看了陈家的石榴，又看了“双窨香油，照庄发客”，还会看看夏家的花木）。晚饭花开得很旺盛，它们使劲地往外开，发疯一样，喊叫着，把自己开在傍晚的空气里。浓绿的，多得不得了的绿叶子；殷红的，胭脂一样的，多得不得了的红花；非常热闹，但又很凄清。没有一点声音，在浓绿浓绿的叶子和乱乱纷纷的红花之前，坐着一个王玉英。
这是李小龙的黄昏。要是没有王玉英，黄昏就不成其为黄昏了。
李小龙很喜欢看王玉英，因为王玉英好看。王玉英长得很黑，但是两只眼睛很亮，牙很白。王玉英有一个很好看的身子。
红花、绿叶、黑黑的脸、明亮的眼睛、白的牙，这是李小龙天天看的一张画。
王玉英一边做针线，一边等着她的父亲。她已经焖好饭了，等父亲一进门就好炒菜。
王玉英已经许了人家。她的未婚夫是钱老五。大家都叫他钱老五。不叫他的名字，而叫钱老五，有轻视之意。老人们说他“不学好”。人很聪明，会画两笔画，也能刻刻图章，但做事没有长性。教两天小学，又到报馆里当两天记者。他手头并不宽裕，却打扮得像个阔少爷，穿着细毛料子的衣裳，梳着油光光的分头，还戴了一副金丝眼镜。他交了许多“三朋四友”，风流浪荡，不务正业。都传说他和一个寡妇相好，有时就住在那个寡妇家里，还花寡妇的钱。
这些事也传到了王玉英的耳朵里，连李小龙也都听说了嘛，王玉英还能不知道？不过王玉英倒不怎么难过，她有点半信半疑。而且她相信她嫁过去，他就会改好的。她看见过钱老五，她很喜欢他的人才。
钱老五不跟他的哥哥住。他有一所小房，在臭河边。他成天不在家，门老是锁着。
李小龙知道钱老五在哪里住。他放学每天经过。他有时扒在门缝上往里看：里面有三间房，一个小院子，有几棵树。
王玉英也知道钱老五的住处。她路过时，看看两边没有人，也曾经扒在门缝上往里看过。
有一天，一顶花轿把王玉英抬走了。
从此，这条巷子里就看不见王玉英了。
晚饭花还在开着。
李小龙放学回家，路过臭河边，看见王玉英在钱老五家门前的河边淘米。只看见一个背影。她头上戴着红花。
李小龙觉得王玉英不该出嫁，不该嫁给钱老五。他很气愤。
这世界上再也没有原来的王玉英了。
（选自《汪曾祺短篇小说选》）
（1）下列对这篇小说思想内容与艺术特色的分析和鉴赏，最恰当的两项是

A．小说中多处描写王玉英做针线活的情景，意在刻画她善于操持家务、勤劳淳朴、本分能干，同时又逆来顺受的形象。

B．王玉英在出嫁前，曾趁无人时，扒在未婚夫钱老五家的门缝上往里看，这一细节刻画出她对钱老五十分怀疑的心理。

C．这篇小说体现了汪曾祺小说的散文化特点，故事情节十分简单，人物着色清淡，细节处理富有个性，语言淡而隽永。

D．在这篇小说中，作者安排了两条线索，分别叙述了男女主人公的故事，这两条线索看似是平行发展，实则是连在一起的。

E．作者以细描的手法勾勒出钱老五的不务正业、虚荣、朝三暮四等特点，主要目的是为下文写王玉英的悲剧结局埋下伏笔。
（2）解释文中画线句子的含意。
①要是没有王玉英，黄昏就不成其为黄昏了。
②这世界上再也没有原来的王玉英了。
（3）在王玉英出场前，作者对王玉英家的狭长门道作了详细介绍，请简要分析这样写的作用。
（4）小说多次写花，请简要分析这样写对表现人物形象各有什么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