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如果说，五四运动时期，以陈独秀-优题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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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诗论中对王维“名大家”的特殊定位不仅是介乎“大家”和“名家”之间的调和性观点，更是王维诗歌的独特成就在传统诗学批评标准之下的特殊境遇之写照。
中国历代诗学在评定一流大诗人的具体标准上存在着一些细微差异，但基本要求一致，即人格高尚、才大力雄、超越时代、泽被后世。其中，道德标准是成为伟大作家的首要条件，古今中外概莫能外。“伟大”不仅取决于文学艺术作品本身所表现出的审美价值和思想意义，还取决于作家本人在为人行事方面的崇高和磊落。杜甫得到“诗圣”的桂冠和普遍的尊奉主要就出于这种观念，所谓“论诗者观其大节而已”。同样，王维被主流诗学排除在“大家”之外的首要原因也就是其气节人格不够符合儒家正统思想。王维笃信佛教，不是“醇儒”，所谓“耽禅味而忘诗教，此《三百篇》之罪人矣”。“陷贼”事件又于大节有亏，宋人对王维的指摘就是典型论调。而王维的拥护者为了提升王维的地位，首先做的就是强化王维诗歌的伦理道德色彩。如推尊王维为唐诗正宗的赵殿成在《王右丞诗笺注·序》中努力为王维“陷贼”事件辩护，强调王维的立身大节以及其诗中“有得于古者诗教之旨”和“温柔敦厚”的一面，都是为了确立王维一流“大家”的诗歌地位。
兼容并蓄，富于学力，气骨沉雄，也是取得“大家”资格的必备条件。这从宋人以杜甫的“集大成”作为“入圣”的重要条件亦可见出，明代诗学的“格调派”也是以此推尊李、杜为“大家”。王维之所以“大家不足”，主要是其诗歌表现出的自然情韵与主流诗学倡导的学养和骨力之间的差距。由于重学力格调，轻自然情韵的思想在诗学传统中长期居于主导地位，代表王维诗歌艺术特色的山水短章向来被视为诗歌正统之外的“一偏”，以至于清初王士祯为了抬高王维的地位，也要强调王维诗歌中的“沉着痛快”。
清中叶以后，以翁方纲“肌理说”为代表的崇尚学力的“宗宋派”更是逐渐占据上风，对唐诗质实的一面的重视远胜于对其情韵的关注。在这种诗学背景下，王维显然是难以位列“大家”的，即使有王士祯倡导“神韵说”而独尊王维，仍无力颠覆诗学传统中的“大家”观念。在这里，王士祯明确指出以杜甫、苏轼为代表的“长江大河”是“大家”之境，以谢朓、何逊、王维、孟浩然、韦应物为代表的“澄泽灵沼”之境是“名家”之境。然而，论者也普遍感到，与诸“名家”相比，王维有不少接近于“大家”标准的地方，因此，仅以“名家”目之似不太切当：一方面“唐人诸体诗都臻工妙者，惟王摩诘一人”；另一方面，王维在“学问”“才力”方面都超出侪辈。（有删改）
下列对“大家”这一概念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大家”必须符合传统诗学批评的标准，这些标准的基本要求历代没有变化。

B．成为“大家”的首要条件是道德标准要高，即人格的高尚。

C．成为“大家”不仅要在为人行事方面崇高和磊落，更主要的还是要有优秀的文学作品。

D．兼容并蓄，富于学历，气骨沉雄，也是取得“大家”资格的必备条件。

下列对文章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

A．王维被明清诗学批评家称为“名大家”,是因为王维的文学才华介于”大家”和“名家”之间。

B．赵殿成推尊王维为唐诗正宗，并说王维诗“温柔敦厚”，都是为了确立王维一流“大家”的诗歌地位。

C．王维被认为“大家不足”，主要原因是其诗歌表现的自然神韵与主流诗学倡导的内容有区别。

D．客观地说，王维在很多方面是符合“大家”标准的，比如其“学问”“才力”等都超过了当时的许多诗人。

联系全文，概括王维被排除在“大家”之外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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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克木：小学毕业的大学教授
张建安
1939年，湖南大学文学院急需法文教师，到处寻找，但没有合适的人选。英文老师陈世骧推荐：“我有个朋友，虽然没有上过大学，但法文水平很高，可以当法文老师。”
陈世骧推荐的是金克木。论学历，金克木只是小学毕业，但陈世骧说金克木在中学里教过英文，从初一到高一四个班的课都由他教，教学效果非常好；他不仅英文好，而且法文水平也好，足以胜任大学教师一职。
为了证明自己的看法，陈世骧拿出北大外籍教授、法国人邵可侣所著的《大学初级法文》，翻开里面的法文序言，序言中赫然写着金克木对此书的贡献。
邵可侣是法语教学中的权威人士，而《大学初级法文》则是中国最高学府北京大学的教科书。既然邵可侣都认可金克木，金克木又亲自参与了教科书的编订，而且湖南大学里实在找不出合适的人选，所以院里最终决定聘任金克木。
1930年，18岁的金克木到北平求学时还不懂英语，靠着好奇心和钻劲，凭借几本英语工具书，又找了一位要学费不高的私人老师，他便在很短的时间内看懂了英文原版书《少年维特之烦恼》《阿狄生文报捃华》，英语水平突飞猛进。也是同样的方式，金克木又在很短的时间内学会了世界语。1933年，金克木去北京大学旁听邵可侣的法文课，得到邵可侣的赏识，学习效果非常好。之后，金克木整理并校订邵可侣的讲义，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就是《大学初级法文》。邵可侣在法文序中特地提到了金克木的贡献。金克木没想到，这便是他当大学老师的敲门砖。
当陈世骧得知教学课本并不是邵可侣编的那本，而且学校还要求用英文讲法文时，陈世骧生怕自己推荐的人无法胜任，所以，在金克木上第一堂课时，他在外面听了半天。金克木一点也不知道，他只是顺顺利利地教好一堂又一堂课，其教学质量得到学校的认可和学生们的欢迎。这应该很富传奇色彩吧。就像金克木所说：“恐怕暗中听我上课的不止他一个。谁能相信一个没出过国的年轻人竟能对大学生用英语教法语，并做中国话解释呢？”
1941年到1946年，金克木在印度工作和学习。他没去哪个大学进修，但有缘到释迦牟尼“初转法轮”的鹿野苑，住香客房间，与僧侣为伍，在寺庙中饱读佛教典籍。他再一次进入一个全新的天地，对梵文和佛学产生浓厚的兴趣，并最终得到已归隐的法喜老居士的真传。法喜老居士曾在印度的大学教书，又被聘为哈佛大学教授。许多人慕名向他学巴利语、学佛教，但从没有人找他学梵文。金克木是他唯一的梵文学生，他倾全力将自己的学问传给了金克木。金克木曾在《父与子》一文中提到当时的教学：“熟悉了以后，白天也让我去，两人在大炕上盘腿坐着对话。他很少戴上老花眼镜查书。先是我念、我讲、我问，他接下去，随口背诵，讲解，引证，提出疑难，最后互相讨论。”在这样的学习中，金克木精通了梵文和佛典。当他1946年回国时，他其实已成为中国某些领域中的“稀缺人才”。
吴宓当时是武汉大学外语系教授兼系主任，同时又是校务委员会委员，其学问及人品是学界普遍推崇的。吴宓很看重金克木，马上向武汉大学推荐。但吴宓也没想到，他推荐金克木到外文系教梵文，而文学院院长刘永济却把金克木安排在哲学系教印度哲学。
原因跟金克木第一次当大学老师一样——当时武汉大学也找不到教印度哲学的合适人选，而这门课程又是必修课，金克木正好填补这一空缺。
吴宓不放心了，他十分认真地对金克木说：“你教语言、文学，我有信心。到哲学系去，我不放心。”金克木回答：“到哲学系对我更合适。因为我觉得，除汤用彤先生等几个人以外，不知道还有谁能应用直接资料讲佛教以外的印度哲学，而且能联系、比较中国和欧洲的哲学。何况我刚在印度待过几年，多少了解一点本土及世界研究印度哲学的情况，又花过工夫翻阅汉译佛典，所以自以为有把握。”
吴宓仍不放心，于是也像陈世骧一样，在教室外听了金克木的第一堂课。
从此，金克木一直在大学里教书，从武汉大学到北京大学，跻身中国最优秀的教授行列。（摘编自《情感读本》2011年9月下）
下列对传记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不恰当的两项是（）

A．虽然只有小学毕业，没读过一天大学，但金克木先生完全凭自学精通了英语、世界语、法语和梵文，并且还到大学任教，跻身中国最优秀的教授行列，这不能不说是个奇迹。

B．金克木只是邵可侣法文课的旁听生，但邵可侣所著的《大学初级法文》一书却于金克木整理并校订的讲义，这足以证明金克木在语言方面的过人天分以及他所付出的巨大努力。

C．金克木能够到大学教书，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陈世骧和吴宓的推荐，但即使如此，他们都分别偷听了金克木的第一堂课，说明他们也是只闻其名，对金克木的学术水平并不真正了解。

D．在印度寺庙中饱读佛教典籍，加上法喜老居士的倾力教授，使得金克木先生不仅精通梵文和佛典，对佛教以外的印度哲学也很在行，他甚至觉得到哲学系讲课更合适。

E．无论是被要求用英文讲法文，还是被安排去讲深奥的印度哲学，金克木都欣然接受，并且自信满满，他的讲课也受到学生们的欢迎。所以称他为中国某些领域中的“稀缺人才”绝非溢美之辞。
结合文本，谈谈“跻身中国最优秀教授行列”的金克木先生取得了哪些成就？
根据全文，概括金克木先生成为精通英语、世界语、法语等多种语言的大师和国内某些领域中“稀缺人才”的主要原因。
金克木先生的传奇经历在今天能否复制？结合文本联系现实生活，谈谈你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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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风险与知识博弈
现代科技带的技术风险分为技术本身和使用者两类原因。技术本身的原因主要是技术的局限性、不成熟，没有开发出和安全技术相配套的技术等。技术使用者的原因主要是使用者操作不当，忽视、粗心或不会使用与之相配套的安全技术等．但在现实中人为的原因可能更多一些。我们无权要求科学家为我们提供完全确定的知识与安全的技术，但若科技工作者不是过分相信其知识和技术的确定性．而是对其中的不确定性加以关注的话，就有可能减少技术风险导致的伤害。
技术风险本质的根在于科技本身的不确定性和副作用。人类过分相信自己的科学理性，坚信只要不断发展科学技术就能解决人类社会面临的一切问题．坚持科技至上论、科技万能论。这种片面的乐观主义导致科技发展缺乏应有的规范和预警。科学技术不受限制的发展，一方面加强了对自然的控制，但同时也使这种控制达到极限，因为由这种控制所产生的是新的意外后果，即产生各种风险和危机。
现代化初期，人们总是试图利用科技手段定位并控制风险，通过进一步发展技术规避风险，消除不确定性，认为只需掌握更好的技术、知识、方法，并且更准确地重建联系和模型，就可对一切事情应付自如。事实上，这种认知往往会带更大的风险与不确定性，使我们真正置身于后果严重的“风险社会”中。事实证明，为追求客观性和确定性而发展起的科学技术却会引起更大、更长期的不确定性，尤其在技术资本主义时代，这一问题变得更为突出。为了执行和完成难度很大的确定性判断，各种门类的专业系统程序自身设计超乎寻常的复杂，然而这种复杂性可能会将更多、更大的不确定性带入这个人类世界，可能会导致更大范围、更大程度的混乱无序，甚至会导致更为迅速、更为彻底的瓦解和崩溃。可以说，技术风险的存在，既体现了人类智慧的高度和理性的力量，同时也暴露了理性的弱点和限度。
另外，在控制和治理技术风险方面，又往往会陷入风险循环论的怪圈。用技术手段和方法化解风险、危险，建立灾难的风险预警与控制机制，又必然会导致另一种我们所不愿意看到的结果，那就是这种风险预警与控制机制可能会产生新的进一步扩展的风险．可能会导致更大范围和更大程度上的危机和无序。这种多元复杂背后的风险循环和风险辐射问题不容忽视。
技术风险的问题与技术政策密切相关．而技术政策的最终形成是多方知识博弈的结果。传统技术政策注重促进技术，而较少关注对技术后果的控制。对于现代科技的技术风险控制，是公共干预技术发展的主要领域之一。针对技术变迁对人的安全、健康、环境、工作和更新的社会模式的影响，相应的应对系统显得迟钝而滞后，以至于很少能提供真正对技术改革的机会。在这种情境中，工具理性垄断着关于风险的解释与判断标准，专家们控制着社会的技术选择，掌握着关于科技风险的社会判断和政策制定，而作为外行的普通公众则因为知情不充分而被剥夺了参与评论的机会。（摘自《武汉科技大学学报》2011年第3期，作者张彦，有删改）
下列关于“技术风险”的表述，正确的一项是（）

A．技术风险是指因受技术局限性和不成熟影响以及缺乏与安全技术配套的技术而产生的风险，科技本身的不确定性和副作用是其产生的根本原因。

B．技术风险包括技术本身的风险和技术使用者方面的风险，风险减少与否在某种程度上与科技工作者能对技术的不确定性的关注程度有必然的关系。

C．技术风险中人为的因素较技术本身的因素可能更多一些，人类的科学理性和盲目乐观使得科技发展缺乏规范和预警．从而产生新的风险和危机。

D．技术风险的相关问题与多方知识博弈之后形成的技术政策密切相关，多方公共干预技术发展的一个主要领域就是对现代科技的技术风险控制。

下列对文章内容的理解，不恰当的一项是（）

A．在技术风险的两方面原因中，技术使用者如果在使用技术时操作恰当，重视或会使用与之相配套的安全技术等，也能够减少风险伤害。

B．利用科技手段控制、规避风险，在现代化初期产生过积极有效的作用，但随着各种门类的专业系统程序的复杂化，可能导致更大的风险与不确定性。

C．控制和治理技术风险的同时，必须重视新的进一步扩展的风险的出现，因为技术风险有时候会落入风险循环和风险辐射的怪圈。

D．现代科技条件下，既要注重技术，也要注重对技术后果的控制，其应对系统甚至要超前考虑，提供真正对技术进行改革的机会。

从全文看，下列表述不符合作者观点的一项是（）

A．从某些方面说，技术风险中人为的原因可能比技术本身的原因要多。科学家如果能及早关注某些技术的不确定性，就有可能减少这些技术对人类的伤害。

B．现代社会技术风险是技术发展中的客观产物，但通过运用技术方法建立灾难的风险预警与控制机制，就可以规避风险、化解危险。

C．利用科技手段定位并控制风险，就可对一切事情应付自如，这种认知，往往会带更大的风险与不确定性。

D．对技术风险的预警、控制和治理，体现了人类应对技术风险的智慧达到一个新高度，从而更多地提供真正对技术改革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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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岁杨绛：坐在人生边缘，看时间跑、地球转
傅小平
2010年7月17日是杨绛先生的百岁寿诞。
有人赞她是著名作家，她说:“没有这份野心。”
有人说她的作品畅销，她说:“那只是太阳晒在狗尾巴尖上的短暂间。”
有人说得到她的一本书总要珍藏起来，她说:“我的书过了几时，就只配在二折便宜书肆出售，或论斤卖。”
有人向她恳求墨宝，她说:“我的字只配写写大字报。”杨绛不惯于向人赠书，她认为赠书不外是让对方摆在书架上或换来几句赞美的话。
有人请她出国访问，她说:“我和锺书好像老红木家具，搬一搬就要散架了。”她说她最大的渴望是人们把她忘记。
低调：“我不过是一滴清水”
“简朴的生活、高贵的灵魂是人生的至高境界。”这是杨绛非常喜欢的名言。在许多朋友眼里，杨绛生活俭朴、为人低调。她的寓所，没有进行过任何装修，旧式的柜子、桌子。室内也没有昂贵的摆设，只有浓浓的书卷气。她非常满足于这样一种简朴的生活方式。
她和钱锺书的低调，一度被人误读作清高、孤芳。有权威人士年初二去拜年，钱家都在做事，放下事情去开门，来人说声“春节好”跨步正要进门，钱锺书只露出一隙门缝说：“谢谢！谢谢！我们很忙，谢谢！谢谢！”这让他很不高兴，说钱锺书伉俪不近人情。当然，更多的时候，这种拒绝别人的“苦差事”，还是由杨绛来做，她因此也自嘲是钱钟书的“拦路虎”。
诚如钱钟书堂弟钱钟鲁所说，杨绛对名利没有任何追求，不善也不喜交际应酬，她就想安安静静写作，平平淡淡度日。
有一年，她的新著出版，出版社有意请她“出山”，召开作品研讨会。杨绛坦陈：“我把稿子交出去了，剩下怎么卖书的事情，就不是我该管的了。而且我只是一滴清水，不是肥皂水，不能吹泡泡。”她谢绝出席研讨会。她还将自己的稿费和著作权交给清华大学托管，成立基金资助困难学生。这项基金，以“好读书”三个字命名，迄今已收到两人版税所得近800万人民币。
成就：文学史上不容忽视
上世纪40年代在上海，杨绛涉足剧本，始因《称心如意》一炮走红，继因《弄真成假》、《风絮》而声名大噪；一度搞得钱锺书很紧张，生怕风头都叫杨绛抢去。直到钱锺书写出《围城》，这一局面才得到根本改观。这并没有影响杨绛自己的文学成就。在评论家徐岱看来，一部《洗澡》就足以奠定她在百年中国女性写作史上不可轻视的位置。
1958年，她准备翻译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原著是西班牙文，她不懂。就先找来国外的译本看，如英文、法文、德文的，比较了五种译本以后，发现有些地方差别很大。杨绛想到，要想保证原汁原味，只有从西班牙文翻译。就这样，她开始自学西班牙文。
两年后，杨绛开始翻译《堂·吉诃德》。1965年1月，第一部翻译完毕，并开始译第二部，很快“文革”爆发，杨绛在外国文学研究所作为“反动学术权威”被“揪出来”。从此开始了受污辱、受践踏、挨批、挨斗的日子。直到1972年春，从干校回北京，杨绛接着日以继夜翻译《堂·吉诃德》。1976年，《堂·吉诃德》第一、第二部全部定稿。次年，杨绛又将全书通校一遍，于5月初送交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4月底，《堂·吉诃德》出版。因为翻译《堂·吉诃德》，杨绛获颁西班牙国王亲授的“智慧国王阿方索十世十字勋章”。
魅力：忍生活之苦，保其天真
回首百年人生，杨绛欣慰于自己“甘当一个零”。从做钱家媳妇的诸事含忍，到国难中的忍生活之苦以及在名利面前的深自敛抑，杨绛总能“忍生活之苦，保其天真”。
在杨绛看来，所以含忍是为了保自己的盔甲，抵御侵犯的盾牌。含忍和自由是辨证的统一。含忍是为了自由，要求自由得要学会含忍。”
她这种达观的人生态度，更多来自于对文化的信仰，对人性的信赖。抗战时期国难当头，生活困苦，她觉得是暂时的，坚信抗战必胜，中华民族不会灭亡。她写喜剧，以笑声来作倔强的抗议。到了“文化大革命”，支撑她驱散恐惧，度过忧患痛苦的，仍是这份坚定的信仰。“我确信，灾难性的‘文革’时间再长，也必以失败告终，这个被颠倒了的世界定会重新颠倒过来。”
正是这种坚信，让她和钱锺书即使在不幸中，依然书写着浪漫的人生传奇。而今，自称已经走到了人生边缘的杨绛，愈加通透。她说：“年轻时曾和费孝通讨论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不懂，有一天忽然明白了，时间跑，地球在转，即使同样的地点也没有一天是完全相同的。现在我也这样，感觉每一天都是新的。”
下列对作品的概括和分析，不正确的两项是（）（）

A．文章开头以排比的形式，通过别人的称赞和杨绛自我回答，“未见其人先闻其声”，从而使人物形象栩栩如生，跃然在读者眼前。

B．文章写拒绝别人的“苦差事”，由杨绛来做，她还自嘲是钱钟书的“拦路虎”，这反映出杨绛与钱钟书相濡以沫，愿为丈夫解忧。

C．无论抗战时期还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她之所以能够度过艰难和痛苦，书写着浪漫的人生传奇，原因在于她对文化信仰，对人性信赖。

D．文章虽以朴实的笔法，从几个不同的角度对人物进行粗线条的勾勒，但人物形象丰满，其低调、智性、坚韧等美德也得到突出的反映。

E．纵观整篇文章，作者以真挚感人的笔墨抒写出杨绛不同凡响的人生历程，表达出作者对杨绛的由衷敬仰，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
杨绛非常喜欢的名言“简朴的生活、高贵的灵魂是人生的至高境界”，这句话在她身上有哪些体现？(6分)
文章在写杨绛文学上成就时,为什么详写她翻译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一事？(6分)
文章中说：“含忍和自由是辩证的统一。含忍是为了自由，要求自由得要学会含忍。”你同意这种观点吗？为什么？请结合全文，说说你的理由。(8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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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话“是人类心理在最基层水平上的象征和形象的表现”，西方神话学理论认为，神话中最早出现的是创世神话，这是神话发展的第一个阶段。这个时期人尚未完全意识到自己的存在，自我意识刚刚萌芽，与客观世界混沌为一的动物意识还占着上风，主宰着人类。英雄神话的产生是神话发展的第二个阶段，“在英雄神话中，世界作为宇宙的中心，而人则处于世界的中心”。
可以看出，有些西方神话学理论对于神话的分类，主要不是根据神话的内容，而是根据神话所体现的人类意识和精神的成长历程，也就是根据神话所蕴含的哲学观念。这种植根于以希腊神话为代表的西方神话和历史文化土壤中的西方神话理论，未必适用于中国神话。
产生于自然崇拜观念基础上的希腊神话，其新神、旧神之间不但界限清楚，而且由于自然崇拜观念的统一性，具有一个内在统一的普遍的神系以及处于神系统治地位的主神。具有内在统一性和系统性的神话便于容纳和展示系统的东西，所以，人类意识和精神的发展能够在其中比较清晰地反映出来。正因为如此，希腊神话在被哲学家、思想家批判、扬弃之后，才能被希腊哲学吸收，成为希腊精神的原型。
与希腊神话不同，主要是产生于祖先崇拜观念基础上的中国神话，不但新神、旧神之间的界限不清楚，而且由于祖先所崇拜的对象不同，所以始终没有形成一个内在统一的普遍的神系以及处于核心地位上的主神。
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的历史道路与古希腊根本不同。夏、商、周三个王朝的前身分别是以原始氏族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夏部族、商部族和周部族。他们各自生息、发展于一隅，后来才先后入主中原，成为天下的共主。地位虽然变了，但是，在统治阶级内部仍然保持着原先的那种血缘亲族关系。不同血缘、不同祖先的夏、商、周三朝不但在政治上相互排斥，而且在文化上也难于相容。一旦推翻旧王朝，前朝一切统统废弃，一切重新开始。各部族内部都盛行祖先崇拜，但只崇拜和神化自己部族的祖先，而排斥和贬抑其他部族的祖先。
夏、商、周各有自己祖先的神话，但彼此却不能继承和发展，前一个朝代的神话在后一个朝代得不到重视和继续加工的机会。这样一来以前的神话不但得不到提高和发展，而且十分容易散佚。祖先崇拜和部族利益在文化上的排他性严重地抑制了我国神话发展和提高，使之得不到像希腊神话那样反复加工的经历；同时，由于每个部族各搞自己一套神话，并按自己祖先神话的世系编排诸神的世系和辈份，因而最终未能形成各部族统一的神话和相应的神系，以及贯穿全部神话并统率众神的主神。
后来，这些神话未及进一步被加工和系统化，神话历史化的风暴便向它们袭来，使那些具有超自然神奇能力的神祗，逐渐演变成体现历史因果关系的先王和圣哲。诸神既然已经被从天上请到地上，定格于人间，那么，源于原始时代的神话的发展也只能就此停止。（节选自《文艺研究》）
下列关于希腊神话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A．希腊神话是人类心理的一种表现，其发展有阶段性特点。最早出现的是创世神话，随着人类自我意识的发展，又出现了英雄神话。

B．希腊神话是西方神话的代表，西方神话研究理论根植于西方神话和西方历史文化土壤中，未必适用于中国神话的研究。

C．希腊神话产生的基础是人类的自然崇拜观念，这种自然崇拜观念的统一性使得希腊神话具有内在统一性和系统性。

D．希腊神话能够比较清晰地反映出人类意识和精神的发展，所以在它的基础之上产生了希腊哲学，希腊神话也最终成为希腊精神的原型。

关于中国神话，下列叙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A．中国神话产生的基础是祖先崇拜观念，新神、旧神之间的界限不清楚，这点与希腊神话很不相同。

B．中国神话因为古代不同的部族崇拜的祖先不同，所以始终没有形成神系以及主神的结构。

C．中国神话中一些神明从属关系不明，可能因为他们原本就分属于不同的部族。

D．中国上古神话难以进行系统地整合，缺少后世反复加工的经历，而且还受到历史化的改造。

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希腊神话是随着人类自我意识的觉醒和成长而不断发展的，其中蕴含了古希腊人的部分哲学观念。

B．因为希腊神话具有内在统一性和系统性，便于容纳和展示系统的东西，所以最终能够被后人反复加工。

C．夏、商、周三朝都有国家政权与家族统治相结合的特征，他们的王朝在政治、文化上相互对立排斥。

D．中国神话内在统一的神系及核心主神的不确定性，使得中华民族的意识和精神也难以得到清晰地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