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时期曾出现极具破坏性的贸易保-优题课

研究中国传统农业社会中的农贷问题，是理解中国农村经济生活中“国家一农民”关系的一把钥匙。阅读下列材料：
材料一西汉时期部分国家赈贷及其用途类别

时间	史料	出处	类别
文帝三年	贷种食未入，入未备者，皆赦之	《汉书·文帝记》	生产和消费并贷
元狩三年	徙贫民，衣食皆仰给县官，假予产业	《史记·平准书》	生产和消费并贷
本始四年	遣使者振贷困乏	《汉书·宣帝纪》	生产性借贷
地结三年	假田与贫民，贷种、食	《汉书·宣帝纪》	生产和消费并贷
初元元年	假公田与贫民，家资不满千钱者，赋贷种食	《汉书·元帝纪》	生产和消费并贷

清康熙年间部分国家赈贷

年份	地区	事由	贷放措施	赈贷物
康熙三年	浙江海宁	刮飓风、修海塘	动款	货币
康熙五年	广东	旱灾	动支通省积谷散赈	谷物
康熙十年	淮扬	民饥	截留漕粮6万担，开仓米4万担	粮米
康熙三十七年	江南海州等九州县	水灾	发常平仓谷	谷
康熙四十二年	山东济南	水灾	免额赋、发帑金、截漕粮	钱、粮

——据《中国历代自然灾害与历代盛世农业政策资料》有关内容整理
材料二对于小农而言，过贫则造反，过富则独立，只有不贫不富的状态最有利于国家对小农的控制。……中国长期以来国家政权与农村社会都依赖于增长缓慢的农业剩余，农民依赖于这种剩余而生存，国家依赖于这种剩余而运作，因此两者之间的紧张关系长久存在。……正因如此，在中国历史上，各个朝代大都有赈贷之举，其主要原因是维持小农的不贫不富的生存状态，以防崩断国家与小农间的微弱均衡关系。
——张杰《农户、国家与中国农贷制度：一个长期视角》
材料三夫发仓廪，本以利民，而其弊反甚：仓舍一启，豪强骈集；里胥乡老，匿贫佑富。公家之积，祗以饱市井游食之徒；而野处之民，曾不得见糠秕。富者连车方舆，而贫者曾不获斗升。
——徐光启《农政全书·荒政》
请回答：
（1）据材料一概括古代中国国家农贷的主要特征。
（2）据材料一、二，指出国家实施农贷的目的。国家农贷能保持小农“不贫不富”的状态不被打破吗？为什么？
（3）材料三反映出国家农贷在推行过程中遇到了什么“困境”？
（4）据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你对完善国家农贷制度的理解。

【20世纪战争与和平】
材料一1943年11月22～26日，中美英三国政府首脑在开罗举行国际会议。会议发表的公报，史称《开罗宣言》。宣言声明：对日作战的目的在于制止并惩罚日本侵略；剥夺日本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后在太平洋地区所夺得或占领之一切岛屿；日本攫取的中国的领土，如满洲（中国东北）、台湾、澎湖列岛等归还中国。
材料二 1951年9月美国单方面召集对日和会签署《旧金山和约》，参加和会的49国代表在上签字，但苏联、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三国拒绝签字。该和约提出“日本放弃对台湾、澎湖列岛、南沙及西沙群岛的一切权利和要求”，但只字不提这些领土的归属问题，为美日和台湾当时的蒋介石政权制造“两个中国”和缔结“日台和约”铺平了道路。
——吴于廑、齐世荣《世界史》
（1）概括说明《开罗宣言》和《旧金山和约》关于台海主权问题的规定有何不同，简述美国单方面召集对日和会签署《旧金山和约》的时代背景。
（2）结合材料和相关史实阐述该条约的非法性。

【历史上重大改革回眸】
材料一唐朝人口数和纳税人数变化表：

年份	人口数	纳税人数
天宝十四年(755年)	52,929,119人	7,481,231人
上元元年(760年)	12,990,386人	2,370,799人
减少	35,938,733人	5,210,432人

——引自唐朝杜佑《通典》
材料二唯以资产为宗，不以丁身为本，资产少者则其税少，资产多者则其税多。
——《陆宣公集》
（1）依据所学知识说明材料一所述现象出现的原因及其危害?(9分)
（2）材料二反映的税收内容有何变化?相对来说有何优点?(6分)

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历史地图可反映特定历史时期的概貌特征及其演变历程。

比较二战后和21世纪初欧洲格局示意图，提取两项有关欧洲格局变化的信息，并结合所学知识予以说明。

阅读下列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一总理衙门的设立是清政府对交涉体制进行改造的第一步，虽然是适应新的外交局面的产物，又是在旧的制度和观念基础上进行变通的结果，就清朝的皇权体制而言，皇帝和军机处是最高决策层。中央和地方官员必须通过“请旨”方能获得事权。这种权力结构势必会牵制总理衙门的职权，很难以一个独立的外交部门行使职权。从晚清的对外交涉内容来看，外交不仅包括国与国之间的交涉，而且还包括一切与洋人打交道的事务。这种把外交、通商、洋务混为一谈的状况，使总理衙门的功能不能专门化，成为“洋务衙门”。与此同时，由于洋务不仅包括交涉，而且包括海防，而这些事务不得不依靠地方实行，从而导致总理衙门行使职权时不得不依赖地方的局面。尤其是随着洋务运动的扩展，他们的职权扩展到海防、练兵、洋务企业等方面，并依据这些实力，扩大了对晚清内政外交的影响力，以致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出现了一个“督抚外交”的局面，其中最突出的是“东南互保”。
——刘伟《晚清对外交涉体制的演变与影响》
材料二中华民国早期的最高外交权力是由国家元首（临时大总统、大总统、中华民国海陆军大元帅等）、立法机关（参议院、国会等）以及政府（国务总理、国务员等）执掌、制衡的。外交权力的分配通过《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华民国约法》、《中华民国宪法》以及政府组织法等来划分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规定：“临时大总统任免文武职员，但任命国务员及外交大使、公使须得参议院之同意”；“临时大总统经参议院之同意，得宣战、媾和及缔结条约”； 1914年，经过二次修正的《外交部官制》明确指出：“外交部直隶于大总统，管理国际交涉及关于居留外国人并在外侨民事务，保护在外商业”，这是对外交部职能的一次完整的表述。1921年，根据中国外交形势的新变化，《修正外交部官制草案》重新出台，增设条约司，这是适应当时中国希冀收回丧失的国家主权要求的一种表现。1927年7月，又一个新的《外交部官制》颁布，而同时另设情报局，这使得外交部的职能进一步扩大，组织更加完备。
——李兆祥《中华民国早期的外交立法述论》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指出晚清外交体制发展的特点。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指出民国时期外交相比于晚清的主要变化及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