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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花枝头 谢大光
(一)初到江南,就碰上了梅雨季节。一夜枕上听雨,辗转不能成寐,清晨推窗望去,雨却停了。天顶上,浓云尚未散开,低低压着房檐;空中还飘浮着若有若无的雨丝;天地间弥漫着一层湿漉漉、静悄悄的青黛色雾霭。院子中,一丝绿树被染得浓荫如墨。朦胧的墨绿中,清晰地闪着点点火红的花朵,宛如一阕厚重、平和的弦乐声中,跳出一管清脆、欢跃的笛音,给这雨后空朗的清晨,增添了不少生气。
(二)咦,已是春花红褪的初夏,为什么花开得这般热烈?
(三)循着被雨润白的碎石小路走去,我猛地记起了杨万里的初夏即事诗:“却是石榴知立夏,年年此日一花开。”近前一看,果然是石榴花。这是四株石榴树,分列在窄窄的甬道两侧,枝丫交错,搭起了一座花红叶绿的天然门楼。树只有一人高,花却开得十分繁茂。低头钻进树丛,真像是上元之夜徜徉于灯市之中,前后左右,俯仰四顾,都是火苗一样燃烧着的石榴花。
(四)早就听说石榴树是边开花边结果,花与子并生枝头,十分壮观。如今看去,果真如此。这满树密密层层的花果,真像是一个姊妹比肩的大家庭,在从花到果的生长过程中,呈现出变化微妙的千姿百态——有的蓓蕾婷立,含苞待放;有的半开半合,微露金蕊;有的翩然怒放,喷红流彩;有的花瓣已落,子实新萌;也有花萼圆鼓鼓地胀起,果实已初具规模,挺在枝头随风摇曳。
(五)啊,这些正在开放的花朵、正在成熟的果实,多像一群天真烂漫、无忧无虑的孩子。可是,一阵微风吹过,我感到点点水珠洒落下来。这是花儿果儿们的泪水吗?水珠洒落地上,地上是一片落花的世界。是了,花果洒泪是在向落花依依惜别,是在感激花落的深情。落花静静地躺在大地的怀抱,那么坦然,那么安宁,火红的花瓣在雨水中浸得发胀,将黑黑的泥土染成一片绯色。我第一次注意到落花景象是这般壮丽,一种内在的美好情操震颤着我的心。“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龚定庵的心和落花可谓相通。人常说:开花结果。殊不知,花落了,果实才能成熟。据说有一种火石榴树,开起花来复瓣繁英,十分好看,却是从来不结果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落花正是新生的标志,实在值得大书特书。
(六)然而,千百年来,关于落花的诗却多是伤感的,哀婉的。黑暗的时代,狂暴的风雨常令未果之花备受挫磨而夭谢,于是,“流水落花春去也”、“无可奈何花落去”……就成了千古名句。它们的作者,或是伤春怨女,红颜薄命,或是落魄文人,怀才不遇,只好将花喻已,抒解愁肠。君不见,《红楼梦》中“埋香冢飞燕泣残红”,黛玉小姐的一首葬花词,哭痴了多少人的心。对于摧残人才、践踏新生的社会,这是一个曲折的控诉和抗争。今天,这样的时代应该是过去了。
(七)细微的簌簌声打断了我的遐想,又是几片飞红飘落下来。“落花辞树虽无语,别倩黄鹂告诉春”。多情的落花委托黄鹂向春天嘱咐什么呢?请明年再向枝头上看吧,那满树的繁花硕果就是答案。文中第六段加点的“未果之花”从字面看是什么意思?在本段中应如何理解?
第一段中加有横线的句子使用了怎样的修辞手法?收到了怎样的艺术效果?
文章的第五自然段是作者对“落花”的礼赞,“落花”究竟有哪些品格值得作者礼赞的呢,请分条概括。
文章的三、四两个自然段,作者浓墨重彩地描写了石榴花果满枝的景象,而文章的标题却是“落花枝头”,这样写是否矛盾?作者这样写的用意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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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刘半农君
鲁迅
这是小峰出给我的一个题目。
这题目并不出得过分。半农去世,我是应该哀悼的,因为他也是我的老朋友。但是,这是十来年前的话了,现在呢,可难说得很。
我已经忘记了怎么和他初次会面,以及他怎么能到了北京。他到北京,恐怕是在《新青年》投稿之后,由蔡孑民先生或陈独秀先生去请来的,到了之后,当然更是《新青年》里的一个战士。他活泼,勇敢,很打了几次大仗。譬如罢,答王敬轩的双鐄信,“她”字和“牠”字的创造,就都是的。这两件,现在看起来,自然是琐屑得很,但那是十多年前,单是提倡新式标点,就会有一大群人“若丧考妣”,恨不得“食肉寝皮”的时候,所以的确是“大仗”。现在的二十左右的青年,大约很少有人知道三十年前,单是剪下辫子就会坐牢或杀头的了。然而这曾经是事实。
但半农的活泼,有时颇近于草率,勇敢也有失之无谋的地方。但是,要商量袭击敌人的时候,他还是好伙伴,进行之际,心口并不相应,或者暗暗的给你一刀,他是决不会的。倘若失了算,那是因为没有算好的缘故。
《新青年》每出一期,就开一次编辑会,商定下一期的稿件。其时最惹我注意的是陈独秀和胡适之。假如将韬略比作一间仓库罢,独秀先生的是外面竖一面大旗,大书道:“内皆武器,来者小心!”但那门却开着的,里面有几枝枪,几把刀,一目了然,用不着提防。适之先生的是紧紧的关着门,门上粘一条小纸条道:“内无武器,请勿疑虑。”这自然可以是真的,但有些人——至少是我这样的人——有时总不免要侧着头想一想。半农却是令人不觉其有“武库”的一个人,所以我佩服陈胡,却亲近半农。
所谓亲近,不过是多谈闲天,一多谈,就露出了缺点。几乎有一年多,他没有消失掉从上海带来的才子必有“红袖添香夜读书”的艳福的思想,好容易才给我们骂掉了。但他好像到处都这么的乱说,使有些“学者”皱眉。有时候,连到《新青年》投稿都被排斥。他很勇于写稿,但试去看旧报去,很有几期是没有他的。那些人们批评他的为人,是:浅。
不错,半农确是浅。但他的浅,却如一条清溪,澄澈见底,纵有多少沉渣和腐草,也不掩其大体的清。倘使装的是烂泥,一时就看不出它的深浅来了;如果是烂泥的深渊呢,那就更不如浅一点的好。
但这些背后的批评,大约是很伤了半农的心的,他的到法国留学,我疑心大半就为此。我最懒于通信,从此我们就疏远起来了。他回来时,我才知道他在外国钞古书,后来也要标点《何典》,我那时还以老朋友自居,在序文上说了几句老实话,事后,才知道半农颇不高兴了,“驷不及舌”,也没有法子。另外还有一回关于《语丝》的彼此心照的不快活①。五六年前,曾在上海的宴会上见过一回面,那时候,我们几乎已经无话可谈了。
近几年,半农渐渐的据了要津,我也渐渐的更将他忘却;但从报章上看见他禁称“蜜斯”之类,却很起了反感:我以为这些事情是不必半农来做的。从去年来,又看见他不断的做打油诗,弄烂古文②,回想先前的交情,也往往不免长叹。我想,假如见面,而我还以老朋友自居,不给一个“今天天气……哈哈哈”完事,那就也许会弄到冲突的罢。
不过,半农的忠厚,是还使我感动的。我前年曾到北平,后来有人通知我,半农是要来看我的,有谁恐吓了他一下,不敢来了。这使我很惭愧,因为我到北平后,实在未曾有过访问半农的心思。
现在他死去了,我对于他的感情,和他生时也并无变化。我爱十年前的半农,而憎恶他的近几年。这憎恶是朋友的憎恶,因为我希望他常是十年前的半农,他的为战士,即使“浅”罢,却于中国更为有益。我愿以愤火照出他的战绩,免使一群陷沙鬼将他先前的光荣和死尸一同拖入烂泥的深渊。
八月一日。
注:①1928年鲁迅任《语丝》主编期间,选登了一篇读者来信。这封信纠正了刘半农发表在该刊的一篇文章中的一个史实性错误。②指刘半农于1933年到1934年间发表于《论语》《人世间》等刊物的《桐花芝豆堂诗集》和《双凤凰砖斋小品文》等。从“去年来,又看见他不断的做打油诗,弄烂古文”一句中,作者为什么在“古文”前用“弄”字和“烂”字?请从字义与情感两个方面分析。
从文章看,鲁迅对有些人所批评的刘半农的“浅”持什么态度
请根据原文概括鲁迅与刘半农之间的关系由亲到疏的原因
联系最后一段,谈谈你对“这憎恶是朋友的憎恶”一句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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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脸
冯骥才
做孩子的时候,盼过年的心情比大人来得迫切。每逢年至,小闺女们闹着戴绒花、穿红袄、嘴巴涂上浓浓的胭脂团儿;男孩子们的兴趣都在鞭炮上,我则不然,最喜欢的是买个花脸戴。这是种纸浆轧制成的面具,用掺胶的彩粉画上戏里边那些有名有姓、威风十足的大花脸。后边拴根橡皮条,往头上一套,自己俨然就变成那员虎将了,神气得很。
一年年根,舅舅带我去娘娘宫前年货集市上买花脸,终于从挂满在一条横竿上的花花绿绿几十种花脸中,惊喜地发现一个。这花脸好大,好特别!通面赤红,一双墨眉,眼角雄俊地吊起,头上边突起一块绿包头,长巾贴脸垂下,脸下边是用马尾做的很长的胡须。有股子凛然不可侵犯的庄重之气,咄咄逼人。我竟不敢用手指它,只是朝它扬下巴,说:“我要那个大红脸!”
卖花脸的小罗锅儿,挑下这花脸给我:“还是这小少爷有眼力,要做关老爷!关老爷还得拿把青龙偃月刀呢!”说着就抽出一柄最漂亮的大刀给我。大红漆杆,金黄刀面,刀面上嵌着几块闪闪发光的小镜片,中间画一条碧绿的小龙,还拴一朵红缨子。这刀!这花脸!没想到一下得到两件宝贝。我高兴得只是笑,话都说不出。坐三轮车回家时,我就戴着花脸,倚着舅舅的大棉袍执刀而立,一路引来不少人瞧我,特别是那些与我一般大的男孩子们投来艳羡的目光时,使我快活之极。舅舅给我讲了许多关公的故事,过五关、斩六将,温酒斩华雄。边讲边说:“你好英雄呀!”好像在说我的光荣史。舅舅还教我用京剧自报家门的腔调说:“我——姓关,名羽,字云长。”
到家,人人见人人夸,妈妈似乎比我更高兴。连总是厉害地板着脸的爸爸也含笑称我“小关公”。我推开人们,跑到穿衣镜前,横刀立马地一照,呀,哪里是小关公,我是大关公哪!
这样,整个大年三十我一直戴着花脸,谁说都不肯摘,睡觉时也戴着它,还是睡着后我妈妈轻轻摘下放在我枕边的,转天醒来头件事便是马上戴上,恢复我这“关老爷”的本来面貌。
大年初一,客人们陆陆续续来拜年,妈妈喊我去,好叫客人们见识见识我这关老爷。我手握大刀,摇晃着肩膀,威风地走进客厅,憋足嗓门叫道:“我——姓关,名羽,字云长。”客人们哄堂大笑,都说:“好个关老爷,有你守家,保管大鬼小鬼进不来!”我越发神气,大刀呼呼抡两圈,摆个张牙舞爪的架势,逗得客人们笑个不停。
我下楼一向不走楼梯。我家楼梯扶手是整根的光亮的圆木。下楼时便一条腿跨上去,“哧溜”一下滑到底。这时我就故意躲在楼上,等客人来突然由天而降,叫他们惊奇,效果会更棒!
下午,又有来客进入客厅,妈妈一喊我,我跨上楼梯扶手飞骑而下,呜呀呀大叫一声闯进客厅,大刀上下一抡,谁知用力过猛,脚底没根,身子栽出去,“啪”地巨响,大刀正砍在花架上一尊插桃枝的大瓷瓶上,哗啦啦粉粉碎,只见瓷片、桃枝和瓶里的水飞向满屋,一个瓷片从二姑脸旁飞过,险些擦上了;屋内如淋急雨,所有人穿的新衣裳都是水渍;再看爸爸,他像老虎一样直望着我,哎哟,一根开花的小桃枝迎面飞去,正插在他梳得油光光的头发里。后来才知道被我打碎的是一尊祖传的乾隆官窑百蝶瓶,这简直是死罪!我坐在地上吓傻了,等候爸爸上来一顿狠狠的揪打。妈妈的神气好像比我更紧张,她一下抓不着办法救我,瞪大眼睛等待爸爸的爆发。
就在这生死关头,二姑忽然破颜而笑,拍着一双雪白的手说道:“好啊,好啊,今年大吉大利,岁(碎)岁(碎)平安呀!哎,关老爷,干吗傻坐在地上,快起来,二姑还要看你耍大刀哪!”
谁知二姑这是使什么法术,绷紧的气势刹时就松开了。另一位姨婆马上应和说:“旧的不去,新的不来,不除旧,不迎新。您等着瞧吧,今年非抱个大金娃娃不成,是吧!”
这些话平时根本压不住爸爸的火气,此刻竟有神奇的效力,迫使他不乐也得乐。过年乐,没灾祸。爸爸只得嘿嘿两声,点头说:“啊,好、好、好……”尽管他脸上的笑纹明显含着被克制的怒意,我却奇迹般地因此逃脱开一次严惩。妈妈对我丢了眼色,我立刻爬起来,拖着大刀,狼狈而逃。身后还响着客人们着意的拍手声、叫好声和笑声。
过了正月十五,大年就算过去了。我因为和妹妹争吃撤下来的祭灶用的糖瓜,被爸爸抓着腰提起来,按在床上死揍了一顿。我心里清楚,他是把打碎花瓶的罪过加在这件事上一起清算,因为他盛怒时,向我要来那把惹祸的大刀,用力折成段,大花脸也撕成碎片片。
从这事,我悟到一个祖传的概念:一年之中惟有过年这几天是孩子们的自由日,在这几天里无论怎样放胆去闹,也不会立刻得到惩罚。这便是所有孩子都盼望过年深在的缘故。当然那被撕碎的花脸也提醒我,在这有限的自由里可得勒着点自己,当心事后加倍地算账。结合全文,概括舅舅和爸爸这两个人物的形象特点。
小说以“花脸”为题,有何作用?
本篇小说的心理描写很有特色,试找出两处心理描写,并分析。
“花脸”是中国传统文化之一,它却成了人们最美好的回忆。请结合文本并联系现实,谈谈传统文化的现实意义以及如何保护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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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学正统与文学馀业
我们在研习古代汉语的过程中发现了一个饶有趣味的现象:清代的考据学家在他们的小学训诂著作中所引用的材料,几乎遍及先秦两汉经史子集各种著作,但所引的唐宋诗词则屈指可数。这一现象实际上反映了在经学居于思想文化正统地位的封建时代,人们对经学与文学的不同态度。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儒家思想学说定于一尊,成为我国两千多年君主专制统治的指导思想。儒家思想学说的理论依据是相传为孔子删定的“五经”,封建统治者大多竭力标榜经学,对儒生广开利禄之路,以便不断地对经学作出合乎时宜的诠释,通经致用,为自己的统治提供服务,经学一直居于君主专制统治思想学说的正统地位。
随着经学正统地位的确立,儒家思想对塑造中国人的人生观、价值观、人格精神和道德伦理观念等都起了巨大的作用。儒家思想的重要特点是关注现实人生,主张积极进取、“知其不可而为之”的人生态度。儒家的这种价值观和道德观,直接决定了它的文学思想。今天我们普遍认为《诗经》和楚辞是我国古代最早的文学作品。《诗经》作为“五经”之一,在先秦两汉时代乃至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并不将其作为文学作品看待。孔子论《诗》,主张温柔敦厚的“《诗》教”,重视的是《诗》的政治、伦理功效。儒家的这种“《诗》教”思想,同时也决定并代表了它的文学观。虽然楚辞开汉赋之先河,屈原被认为是辞赋家之祖,但屈原、宋玉并不是专职的文学创作者,其身份主要是政治人物,文学创作不过是其政治生活的副产品而已。两汉时代,辞赋兴盛,其中多数作品夸饰铺张,一味追求辞藻的华丽艳美,而不注重讽喻效果,这种现象随即遭到很多人的批评。
至魏晋南北朝时代,文学与非文学的区分也越来越明朗。刘勰作《文心雕龙》及萧统主编《文选》,正是这种情况的典型反映。虽然此后我国古代文学迅速发展,但纵观整个文学发展史,其创作主体始终是官僚文人,儒家的文学思想自始至终从总体上贯穿于整个文学领域,指导着具体的文学创作、批评实践。由于文学创作主体基本上是封建士大夫,因此,经学在他们心目中价值和地位的重要不言而喻,文学则不过是他们的馀业。与此相应,研究经学的儒家学者与从事文学创作的文人,他们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也是高低相去甚远。在《清史稿》编撰过程中,因为编撰者与翰林院编修、常州词派的开创者张惠言有嫌隙,故有意将其编入《文苑传》中,结果招致其子侄及众乡邻的不满与抗议,后遂改入《儒林传》。
自汉至清,经学“凡六变”,考据之风盛行,传统小学发展至巅峰,小学即文字音韵训诂之学。清代学者研治小学的目的同样是为了阐明经学;而从事文学创作与研究,多数人是不屑一顾的,至多不过是一种馀业。于是在清代,尤其是乾嘉时期,考据学昌隆,取得了空前的成就。
今天,“国学热”日渐升温,不少人热衷于提倡“读经”。但“国学”和传统文化都是很复杂的概念,其内涵和范围不是仅仅几部儒家经典就能全部涵盖的。我们应该突破封建时代陈旧观念的束缚,尽可能地扩大眼界,从而将传统文化真正地发扬光大。
(节选自《文史知识》2010.4,有改动)下列各项中,不能表现“经学正统”“文学馀业”思想的一项是()
A.《诗经》在先秦两汉时代乃至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不被人们作为文学作品看待。 |
B.两汉时代许多辞赋作品追求辞藻华丽艳美,忽视讽喻效果,遭到很多人的批评。 |
C.刘勰作《文心雕龙》及萧统主编《文选》反映出文学与非文学的区分越来越明朗。 |
D.《清史稿》的编撰者将张惠言编入《文苑传》而招致其子侄及众乡邻的不满与抗议。 |
下列不属于“经学正统”与“文学馀业”产生原因的一项是()
A.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以“五经”为主要理论依据的儒家思想学说定于一尊,经学一直居于君主专制统治思想学说的正统地位。 |
B.儒家思想的重要特点是关注现实人生、主张积极进取、“知其不可而为之”的价值观和道德观,这对儒家的文学思想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
C.官僚文人始终是中国古代文学的创作主体,儒家的文学思想也贯穿于整个文学领域,对文学起着具体的指导作用。 |
D.在封建士大夫心目中,经学的价值和地位的重要程度不言而喻,多数人对文学创作与研究不屑一顾,至多将它看作一种馀业。 |
下列表述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清代的考据学家在他们的小学训诂著作中所引用的文学作品屈指可数,这反映了当时人们对经学与文学的不同态度。 |
B.虽然楚辞开汉赋之先河,屈原被认为是辞赋家之祖,但就其作品而言,往往是因政治而产生,并不是专门为文学而创作。 |
C.到了清代,考据之风盛行,在“经学正统”思想的支配下,被称为小学的文字音韵训诂之学发展至巅峰,考据学取得空前成就。 |
D.今天,我们在研究国学时,应该准确把握“国学”和传统文化的内涵和范围,摒弃封建时代的经学观念,将传统文化发扬光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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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身救难 大爱永存
——追忆香港义工黄福荣
闵喆
4月18日晚,在青海玉树地震中为救人捐躯的香港义工黄福荣,灵柩从青海结古镇孤儿院辗转回到香港。香港特区政府举办了庄严简朴的仪式,迎接香港之子英灵归来。黄福荣的亲属和特区政府的多位高官到深圳口岸迎接。在香港警察仪仗队奏出的哀乐声中,黄福荣接受英雄式的致敬,鲜红的特区区旗覆盖上灵柩。
香港特区政府16日已向授勋委员会推荐黄福荣追封金英勇勋章,并建议将遗体安葬在表扬英勇市民的景仰园。有记者询问黄福荣胞弟黄福华:“假如生命可以重头再来,您会选择支持还是劝阻福荣先生长期只身从事善举?”黄福华先生说:“如果让我重头选择,会一如既往地支持他。”
“孩子和老师怎么样了”
14日地震发生时,黄福荣正在玉树慈行喜愿会孤儿院做义工。那天清晨,19名年龄稍大的孤儿已经去上学,孤儿院里留下了黄福荣、3名年龄较小的孤儿、两名老师和院长等人。忽然间,7.1级强震爆发,地动山摇之后,孤儿院楼房轰然倒塌了一半。
“当时,阿福和另一名老师很幸运地逃了出来。”孤儿院周副院长说。但是,有3个孩子和3个老师没有出来,阿福和其他人立即冲回去营救他们。
大约10时,救出3个孩子和1位老师后,在救援另两位老师时,6.3级的余震突然发生,阿福不幸被掩埋。人们将阿福和两位老师救出来,两位老师幸免于难,但阿福却身受重伤。
“我们着急地刨,刨了两个小时才把阿福刨出来。刨出来的时候,他还有气息,不停地问:孩子和老师怎么样了?可是大概20分钟后,他就没有气息了。在场的两名医生也没能把他抢救过来……”周副院长回忆说。
被阿福推出废墟的4人,除一名孤儿腿部骨折外,其余3人均只受轻伤。
“要做就要做好”
46岁的黄福荣,原是香港一名货车司机。“他没有什么宗教信仰,只是一个非常纯粹的热心公益的人。”黄福荣的朋友、孤儿院的一位筹建者赵林说,“他跟我讲:公益、慈善,要做就要做好,不能摆空架子。”
2002年,黄福荣用7个月时间独自从香港步行到北京为中华骨髓库筹款,还捐出自己全部积蓄;在2008年汶川地震后,他到四川灾区做了两个多月义工。
赵林说,阿福每月工资只有1万多港元,在香港根本不够花,同时阿福有严重的糖尿病,每天都需打胰岛素,却还要省吃俭用把钱攒起来从事公益事业。每年阿福有3个月的假期,全部用来在各地从事公益活动。
“4月1日,阿福到兰州与我会面,走访甘肃贫困学生,我以为他会坐飞机来,没想到他却从深圳坐火车到兰州,说自己省一点,就又能资助几个学生了。之后他又说想来孤儿院,随身带了1万多港元,希望买点物品带去孤儿院。”赵林回忆说。
当时,赵林开玩笑说:“你身体不好,能上高原么?万一死了怎么办?”但黄福荣一句话,让赵林感动良久,记忆犹新。黄福荣回答说:“在公益和奉献爱心的道路上,如果我死了,是上天对我的恩赐。”
“港人的骄傲”
连日来,关于黄福荣的报道持续占据电视、报章和网站的重要时段和显著位置。一夜之间,这位平凡的香港司机成了中国家喻户晓的英雄。市民称他为“香港之子”“港人的骄傲”,内地同胞赞他是“真的汉子”“真正的英雄”。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曾荫权在自己的网页上发表题为《香港的光辉榜样》的文章,深切哀悼在青海玉树地震中遇难的香港义工黄福荣。他写道,“噩耗传来,我感到十分难过。像无数被黄先生的事迹触动的内地和本港市民一样,我万分敬仰他,并引以为荣……”曾荫权接着写道:香港人的精神到底是什么?除了灵活多变、不懈奋斗,为个人和家庭幸福打拼之外,还有哪些非自利、非物质的素质与襟怀?黄先生事迹给了我们启示。
许多香港艺人发微博传递爱的呼唤与关心。梁咏琪说:“舍己救人的精神令人动容……致最崇高的敬意,伟大的香港英雄”;文咏珊说:“他拥有这么善良的一颗心……他是我们香港人的英雄!在这里致最崇高敬意!安息吧”。 (选自<人民日报·海外版> 有删节) 为什么黄福荣会被称为“港人的骄傲”“真正的英雄”?
人物通讯常以多种手法表现人物。请说说“孩子和老师怎么样了”这一节是怎样表现黄福荣这一人物的。
曾荫权说:黄先生的事迹给了我们启示。联系全文,你认为黄福荣事迹给了我们哪些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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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时代中国设计的发展趋向
王丽文
全球化是一个既让人欢迎又让人不安的现象。全球化对设计的影响主要体现在跨文化设计理念和本土化设计理念上。
跨文化设计理念
这是全球化趋势在设计中最直接的体现。在全球文化大交融的今天。每一个设计师都在文化中工作。我们所拥有的文化的共同点,就是全球设计语言的一部分,而那些地域特征又使之产生差异。因此,设计师应该深入了解不同的文化,尽可能地去寻找一种认知和尊重它的方式,处理好全球文化与本土文化的辩证关系,使各个民族的、地区的、地方的文化能够继续为全球文明做出贡献,而全球文明又反过来推动民族、地区和地方文化的更新和发展。
贝聿铭先生就是一个跨文化的设计大师:香山建筑的美轮美奂,造就了气势磅礴的燕山上的江南水乡风采;卢浮宫前水晶玻璃的金字塔,造就了浪漫之都的古朴神秘。从中国传统的对称,北欧的率真,乃至印第安文化、玛雅文化都可以在他的作品里找到踪迹,甚至可以在一件作品里完美凝聚。
但是全球化也不是一味的模仿,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常常可以看到一些故意照搬、拼凑外来文化的设计。以无锡为例,在这个城市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富有历史价值的文化遗产附近,市政府建了一条欧风街,显得不伦不类。巴黎要跟纽约竞争,会把自己的老房子老街拆了去建和纽约一样的高楼大厦吗?人们不远万里来看北京城,是为了来看北京的超现代高楼或者法国人设计的模仿巴黎香榭丽舍的王府井吗?可见跨文化设计最主要是把握好全球文化与本土文化的辩证关系,了解和保持文化中的个性,才不至于在设计中生拉硬扯,而是在保有自身特色同时,融会不同的文化,创造出更新、更有活力的交融文化。
本土化设计理念
这种理念是民族精神在设计中的体现,是对霸权主义的对抗,强调彰显自身的特色。日本设计是这方面的佼佼者,在遵循本国风格的同时,又取得了国际地位。他们的很多设计作品中有一种静、虚、空灵的境界,让人能更深地感受到一种东方式的抽象。中国设计这些年来虽然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成效却难尽人意。通过“一仿二改三创造”制作出的“新产品”,多流露出欧美设计的痕迹或日本设计的风格,却唯独看不到本民族文化的踪迹,这种设计上表现出来的苍白,引起了许多设计师的深思。因而在这样一个高度现代化、信息化的社会里,在全球化大潮迅猛袭来的时代中,中国的设计出现了“传统化”和“本土化”的回归,这是中国设计师对自身文化的一种责任感、一种反思,甚至可以说是一种忧虑。
其实,中国人对自身的文化是有着很深的认同感的,近几年出现的汉服热,中国结的盛行,就说明了这一点。因此许多设计师开始对设计的本土化展开探索,一些成功的设计师,在设计中添加了许多中国元素,如古钱币、水墨画、儒家文化,他们很懂得如何将中国文化加入一些现代元素呈现出来,表面上看是一些符号、形式,但更透彻的是从这些符号、形式当中折射出的五千年的中国文化精神。但可惜的是,如今的中国设计师可能过多地强调了形式技巧方面,只热衷于对“传统”的借用和表现,出现了诸如带着瓜皮帽的北京西客站,以及全国各地那些拆旧建新的仿古民居、仿古建筑等等,这都只是一些徒具外壳、没有灵魂的设计。
总之,在全球化的浪潮下,世界正变得越益统一,但不是越益整合。世界越来越成为一个单一的系统,但仍充斥着各种冲突。任何趋势都不是单向的,而是双向的。在不可逆转的全球化过程中,每个民族,每个国家,甚至个人,都应该更加珍惜自己的个性,融入并不等于失去自我,失去自己的身份和独特性。(选文有删改)作者认为,对待全球化应该持怎样的态度?为什么要持这样的态度?
全球化时代,中国设计应该如何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