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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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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的“我向思维”与作家的移情作用是相通或相似的。儿童早期的思维方式与原始人的思维方式十分相似,被称为“我向思维”。“我向思维”的主要特点是以“我”为中心,一切都等同于有生命的“我”,把整个世界(无论是物还是人)都作为有生命的和有情感的对象来加以对待。
在他们稚气的眼里,月亮是人的脸,或者是星星的保卫者,而星星则眨着眼睛,向所有的人问好……儿童的“我向思维”使他们分不清物理世界和心理世界,分不清知觉到的和想象到的。在这天真的混沌中,世界上所有的东西无不充满生命的活力。18世纪意大利著名学者维柯在《新科学》中对原始诗性思维的分析,同样也适用于儿童:“最初的诗人都按照诗的形而上学,把有生命的事物的生命移交给‘无生命的’物体”,是“人由于不理解事物,就变成一切事物。”儿童的“我向思维”与原始人的“原始思维”的这种相似性,使儿童的心中物我交融,物我化一,使儿童的眼中万物都流动着生命的活力,颤动着生命的琴弦,展现为一个生机勃勃的诗意的世界。
在作家这里,特别是创作过程中,将无生命的事物生命化,是其诗意感受的一个重要来源,而且与儿童的“我向思维”极为相似。按德国的学者立普斯创立的“移情”说和英国学者冈布里奇提出的“投射”说,作家和艺术家在进行审美创造的时候,其对象不是与主体相对立的单纯的实体的存在,而是受到主体的生命灌注的活动而有力的、自我对象化的形象。真正的作家、艺术家都有一种伟大的同情感,他们会把“亲身经历的东西,我们的力量感觉,我们的努力,超意志,主动或被动的感觉,移置到外在于我们的事物里面去,移置到在这种事物身上发生的或和它一起发生的事件里去”。对此,我们的古人也早有说法,如刘勰说“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就是指作家心中充满情感,在观照自然之际,就会将自己的情感和幻想移置或投射到外在的无生命的事物上面,使无生命的事物生命化,达到物我沟通、物我同一、物我两忘的境界。
李白:“绿水解人意,为余西北流。”杜甫:“感时花溅泪,恨别乌惊心。”这类“移情”和“投射”的诗句比比皆是。在这类文学描写中,作家似乎变成了儿童,他们同外部事物的关系,不是一般的认识和被认识的关系,他们凭借自己的开放的心灵去触摸对象,并把自己融化于对象中,人物化了,对象人化了,生命化了,诗意就从这人化和对象化中找到了泉源。
当然,作家和儿童的无生命事物的生命化是有区别的。在儿童,是由于对事物的不理解,而把自己转化到事物里面去,不自觉地把事物跟自己等同起来,这是人的天性的表现。在作家,是在对事物有了深刻的理解之后,着意把自己与外部事物沟通,使物融入我,我融入物,达到物我融合、物我同一的诗意的世界,这种自觉是作家才能的表现。  
(选自《文学审美特征论》,有删节)
对儿童的“我向思维”的理解,不符合文意的一项是( )

A.“我向思维”是把一切事物都看做有生命的和有情感的对象的一种儿童早期的思维方式。
B.“我向思维”是儿童把自己转化到事物里面去,着意追求的物我交融、物我化一的境界。
C.“我向思维”是儿童处于天真无知的混沌状态下,将无生命事物生命化的一种思维方式。
D.“我向思维”与原始人的“原始思维”有着相似性,都是由于不理解事物的真相而形成的。

下列说法中,符合文意的一项是( )

A.人在儿童阶段,由于分不清知觉到的和想象到的,所以往往以“我”为中心看待事物,把一切事物都看成有生命的。
B.作家的“移情”与童心有许多相同、相通、相似之处,因此,只要不失“伟大的同情感”,作家就能写出生活的本真。
C.李白:“绿水解人意,为余西北流。”杜甫:“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古诗的“移情”和“投射”比比皆是。
D.作家的创作过程中,诗意地感受生活的一个重要手段是善于把自己的情感和经历移置到外在于自己的事物里面去。

对文章有关内容分析和概括,不正确的一项是( )

A.文章先说明了“我向思维”的特点,然后分析作家“移情”“投射”与儿童“我向思维”的相似,最后指出其区别。
B.第三自然段引用西方和古代学者的话,以说明作家的“诗意感受”和儿童的“我向思维”极为相似。
C.作家“诗意感受”和儿童“我向思维”的相同点是两者均为人的天性,不同点是作家的理解能力比儿童更强。
D.作家以开放的心灵认识事物,有着对事物深刻的理解,并自觉地追求物我融合、物我同一的诗意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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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谐高于冲突
与西方文化和西方价值观相比,中华文化和中华价值观更强调社会和谐、以和为贵,追求“和而不同”。
春秋时期的史伯提出“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形成了中华文化“和而不同”的思想。“和”所具有的“和谐合一”的意义,在我国文明发展早期就有了。《尚书•舜典》记载,帝舜命其乐官通过诗歌音乐,达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这说明我国古人已了解音乐促进和谐的作用,体现了早期智者对宇宙和谐的向往。我国古人反复以声乐之和比喻世界各种事物之间的和谐,从而成为一种普遍追求。如《左传》中说:“八年之中,九合诸侯,如乐之和,无所不谐。”可见,我国古人将音乐的和谐作为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族群与族群、人与天地等关系的模型,对“和”的追求塑造了中华文明的思维方式、价值取向。
这一思想对儒家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儒家经典《礼记•乐记》说:“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群物皆别。”这表明,人类的和谐在根本上来源于天地的和谐,即自然的和谐。和谐是一切事物的生成原理,没有和谐就没有万物化生,和谐的实现有着深刻的宇宙论根源。宋代哲学家张载曾说:“有象斯有对,对必反其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显然,张载强调:从对立到和谐,不仅是天地的法则,也是社会、人生中具有普遍意义的原理。
把追求永久和谐作为对待外部世界的态度,这在中华文化和中华价值观中同样源远流长。《尚书•尧典》提出:“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以后,“协和万邦”便成为中华世界观的典范。类似的说法还有“以和邦国,以统百官,以谐万民”(《周礼•天官冢宰》)。孔子把“和”作为同外部世界交往的原则,提出“‘柔远能迩,以定我王’,平之以和也”。构建一个和平共处的世界,是中华文明几千年来持续不断的理想。
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汉代以后被表达为“天人合一”,成为中华文化的价值理想。所谓“天人合一”,就是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合一,注重人道(人类社会法则)和天道(宇宙普遍规律)的一致,不主张把天和人割裂开来。“天人合一”思想不强调征服自然、改造自然,不主张天人对立,而主张天人协调。根据这种思想,人不能违背自然,而应顺从自然规律,使自己的行为与自然相协调。我国古代的“天人合一”思想,一方面注重人是自然的一部分,注重人在自己身上体现自然的本性,致力于人与自然统一并与自然融为一体;另一方面主张人主动配合天地的生生变化,在与自然相协调的同时协助并促进宇宙的和谐与发展。这种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的思想,对纠正无限制地征服自然、不顾及环境保护与生态平衡的观念,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在西方文化和西方价值观中,有一种冲突意识,总想用自己的力量,以自我为中心,克服非我,宰制他者。因此,在西方历史上宗教战争非常残酷,中国则没有出现过那样的宗教战争。可以说,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其文化根源都不在东方。
总体来讲,同西方文化和西方价值观相比,中华文化和中华价值观强调和谐高于冲突。
(节选自陈来《充分认识中华独特价值观》,作者系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
关于“天人合一”思想,以下说法与原文意思不符的一项是:

A.它不主张将人与自然割裂开来,而是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合一,追求人类社会法则与宇宙普遍规律的一致。
B.它主张天人协调,要求人应顺从自然规律,使自己的行为与自然相协调,而不主张征服自然、改造自然,不主张天人对立。
C.它既注重人在自己身上体现自然的本性,力求人与自然统一并与自然融为一体,也主张人在与自然相协调的同时,主动协助并促进宇宙的和谐与发展。
D.在当今世界,它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它可以纠正人们无限制地征服自然、不顾及环境保护与生态平衡的错误观念,可以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下列对文章内容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

A.在中华文化和中华价值观中,很早把追求永久和谐作为对待外部世界的态度。孔子在对《诗经》“柔远能迩,以定我王”句作解说时,就把“和”视作与外部世界交往的原则。
B.宋代哲学家张载说:“有象斯有对,对必反其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显然,张载承认对立的存在,但他也指出,对立必将化为和谐。
C.《尚书•尧典》提出:“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用当今的话来说,“协和万邦”就是构建一个和平共处的世界。
D.从《左传》所言“八年之中,九合诸侯,如乐之和,无所不谐”中可以看到:我国古人力图用和谐的音乐来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族群与族群、人与天地等关系。

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和”作为“和谐”的意义,在我国文明发展早期就有了。但在中华文化和中华价值观中,“和”还具有“和睦”、“和平”、“融合”等意义。
B.儒家经典《礼记•乐记》说:“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群物皆别。”可见,儒家推崇礼、乐的一条重要理由,是认为礼、乐合乎天道。
C.西方历史上的宗教战争,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其原因就在于西方文化和西方价值观注重冲突,总想用自己的力量,以自我为中心,克服非我,宰制他者。
D.中华文化和中华价值观强调和谐高于冲突。在当今世界在处理国家、民族间的政治、经济、文化关系时,这种“和谐高于冲突”的理念不应当被忽视。

阅读下面的文章,完成文后各题。
粮食
学群
人和人见面,会问上一句:吃饭了吗?后来人们认为这样的问法很土,多半不这样问了,可是在乡下,那些种粮食的人,依旧这样问着,种粮食的人知道,他们问的是天底下最重要的一桩事,是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事情。
阳光在泥地上扎根生长,那便是生命,在这个世界上,有许多植物动物,用不同的方式获取阳光,最后又把它们身上的阳光传递给我们。它们就是我们的粮食。人类的一切,无不根植于粮食之中。无处不在的粮食,恰恰又是最容易被忽略被蔑视被糟蹋甚至被篡改的东西。
农业时代,就是将一些植物和动物生长直到走向餐桌的过程完整地置于人的面前,让人参与其中。一粒稻谷,从发芽到分蘖抽穗,到最后长成谷粒,那是天和地还有人一同来到一株稻秧上的结果。为了这,你需要一块合适的土地,需要将人与畜的劳作连同肥料一起加入泥土,还需要一份阳光一份雨水。稻子长成了,鸟会飞过来啄走一些,还有一些,会从人的收获中悄悄溜走,逃进泥土的怀抱。这样一粒经历了艰辛曲折甚至是传奇一生的稻子,当它来到餐桌上时,人怎么会随随便便对待呢?农夫和他们的妻儿都相信,糟蹋粮食会遭电打雷劈。
养一头猪是一个家庭屋顶下的大事件。一个“家”字早就说出了一头猪在家庭中的地位。一家人就像对待命根子一样对待它,喂它养它,为它搔痒,为它梳理毛发,清除上头的虱子。当年,我的爷爷奶奶就这样在家里养猪。
猪养大养肥了,整个村子都知道。一头猪大了,就得送往肉食站,就像男儿大了就得出门,女儿大了就得出嫁一样。送猪的头天晚上,奶奶特意往猪潲里多放了些红薯皮和糠,爷爷奶奶一齐过去,看着它吃,看它吃得那样开心,两位老人都有些于心不忍:它不知道这是它的最后晚餐。
送猪用的独轮车已经备好,奶奶特意在上头垫了一只麻袋,这是她能够为她的猪做的最后一件事情了。独轮车转动起来,一路上的坎坷,全都通过那只上了辐条的木轮来到猪身上,在它腹部和肥膘上颤动、晃荡。猪跟着颠簸一路哼哼唧唧,起伏大叫得也响,叫得响肥膘也荡得汹涌一些。那不是一般的肥膘,那是春荒时的粮食,一家人的命根,路的一端传来奶奶的呼唤:
“猪娃子耶,回来哟!”
像是招魂,又像在呼喊着粮食。
大机器时代,人与食物,生命与他的源头被切断,来到人们面前的,只剩下大米、面粉和肉食,甚至连这些都不是,只是米饭、面包和精美的菜肴,或者干脆是一包包袋装的食品。一头接一头的猪或牛,被倒挂在流水线上,就那么嗞的一下,顷刻被一分为二,分别流向两边的生产线,被切割被包装,成为食品流向市场。轰鸣的机器对食物对生命不再怀有敬意,只有喧腾与暴力,再加上冷血与不可一世的狂妄,机器颠覆了粮食,也在颠覆吃粮的人和吃本身。吃饭成了工作,成了闲暇,成了友谊,成为角力场,成为我们的出发点和目的地。
化肥和激素应运而生,改写了季节,改写了雨水,改写了大地和太阳的行期,改写了生命的密码,通往食物的路变得简单快捷,变得容易,农药又恰好可以代表人类的贪婪与凶恶在这个世界上出席,删改本属于上天的事情。人对于食物不再怀有敬意,有的只是贪婪的占有,只是吞噬撕咬带来的快感。饥饿已经远去,食物因多而贱,没有了饥饿,我们拿什么去尊敬食物呢?对食物的敬意没有了,我们拿什么去尊敬自己呢?
小的时候,看到我的老祖父拾掇撒落的饭粒放进嘴里,一粒,两粒,缓缓地咀嚼,仿佛在从事一项极其庄严、极其神圣的事业。是啊,这是我们一生都要从事的事业。我们一生中的哪一天停了下来,生命也会随之停顿。
我现在还清楚地记得,一家人围着一张桌子晚餐的情景:整个屋子只为这样一件事情而存在,油灯因为它而照耀,地球为了它从白天转到了夜晚!那时候,我们吃得最多的是红薯;那时候,我们讨厌红薯。但恰恰是这些红薯,还有少量稻米把我们喂养成人。红薯、麦子和稻米,正是它们决定了我后来的人生。后来我们看事物想问题,都带上它们的痕迹。
从一粒稻米身上,我听到一条江的流声,听到雪山在冬眠,又听到阳光在催它上路,听到云在飘,风在吹,雨水和泥土在窃窃私语。由此我知道,世间万事,人心的重量,全都可以用一颗麦子或是一粒稻米来称量。我知道,粮食不但进入血肉,也成了我们的灵魂。
(选自《散文》,2013年第10期,有删节)
(1)文章第一自然段在写法上有哪些特点?
(2)综观全文,简析文中加点词“篡改”的内涵。
(3)赏析文中“养猪送猪”的细节。
(4)概括全文主旨,并联系实际谈谈你的看法。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文后各题。
十年前,笔者曾就二战教训的当代意义撰文,讨论促发战争的两个主要因素:进攻性极端(民族)主义和防御性民族利己主义。指出在战争进程中,反法西斯联盟之所以能够形成,是由于被侵略的各国已经不可能通过利己主义的自保来求得安全,而只能联合起来反击侵略者。
就战争起源而论,二战是一战的延续,而一战又是由人类向现代社会转型中激化的“现代性”矛盾所致。源自西欧社会的现代化历史进程表现为两股并行的历史潮流:一是资本逻辑推动的经济全球化运动;二是民族国家逻辑推动的现代民族主义运动。两种历史运动构成了现代世界的复合结构——作为经济结构的“世界体系”与作为政治结构的“国际体系”的矛盾与张力。以大国争霸为特征的一次大战即表达了这种结构性矛盾,一战的发动者和主要参战国都是基于扩大帝国权力以支配世界体系而展开争夺,两大集团的结盟都是狭隘的国家意志的体现和霸权利益的追逐,双方都追求基于民族主义的扩张目标。
以德、意、日法西斯国家的挑战为起点的二次大战,原本延续了一次大战的逻辑,即不满于既有国际秩序的国家试图通过战争重新布局国际体系的权力结构,形成支配世界体系的新格局。
然而,战争性质转化的客观趋势与实际的战争进程并非同步。二战前期——从1931年日本侵略中国到1939年德国进攻波兰,局部战争阶段的法西斯侵略行为采取了逐步推进、各个击破的蚕食战略。而那些有能力遏制侵略的国家在自己尚未面临直接入侵的威胁时,并没有表现出同仇敌忾的反侵略意志。他们依然秉持一战的逻辑加以应对,因处在防御地位而奉行祸水他引的绥靖政策,试图以牺牲他国利益来诱导侵略者转移进攻方向,实现民族利己主义的自保目标。
1940年法国战败和接踵而至的“不列颠空战”,使西方国家处于整体沦陷的危境,1941年德国实施“巴巴罗萨”计划和日本袭击珍珠港事件,更是将两个原本想避开战争的大国——美国和苏联拖入了战场。至此,任何置身事外、逃战自保的意图都被击碎,法西斯国家对人类社会构成的“普遍性威胁”已成为众所公认的事实。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人类的整体利益凸现出来并得以推动各国政府寻求联合抗敌的有效途径和机制,原来分散的反侵略斗争由此汇聚为一场规模空前浩大的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诉诸整体性人类正义的反侵略战争。
虽然反法西斯联盟的组合在当时具有“应急”特征,各国互施联手、联合抗敌的出发点仍然是保家卫国,但在实现民族主义目标的同时,联盟的机制和效应已经展现出高于民族主义的人类正义理念。正是这些超越民族和国家的普遍性理念,赋予反法西斯联盟不同于一战时期军事同盟的性质,也正因为反法西斯联盟代表了人类整体利益的正义诉求,二次大战才区别于一次大战,从原本的民族国家间的战争升华为捍卫各国人民(包括法西斯国家的人民)整体利益的世界性反侵略战争。
(选自余伟民《反法西斯联盟与人类整体利益》,有删改)
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A.反法西斯联盟能形成的最直接的原因是被侵略的各国已经不可能通过利己主义的自保来求得安全,只能联合起来共同反抗侵略者。
B.资本逻辑推动的经济全球化运动与民族国家逻辑推动的现代民族主义运动,这两种历史动构成了现代世界的复合结构。
C.二战是因德、意、日这些国家不满于既有国际秩序,试图通过战争重新布局国际体系的权力结构,形成支配世界体系新格局而挑起的。
D.十年前,作者曾就二战教训的当代意义撰文,指出促发战争的因素共有两个,即进攻性极端(民族)主义和防御性民族利己主义。

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二战从局部战争开始,使西方国家处于整体沦陷危境的标志性事件是1940年法国的战败和“不列颠空战”。
B.各国政府寻求联合抗敌的有效途径和机制,使原本分散的反法西斯斗争转化为一场规模空前浩大的世界性战争。
C.反法西斯联盟的组合在当时具有“应急”特征,其机制和效应仍然局限于防御性民族利己主义。
D.美国和苏联两个大国原本不想加入二战,但德国的“巴巴罗萨”计划和日本袭击珍珠港事件,迫使其加入二战行列。

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以大国争霸为特征的一次大战表达了这样的结构性矛盾:作为经济结构的“世界体系”与作为政治结构的“国际体系”的矛盾。
B.一战中的两大集团的结盟都是狭隘的国家意志的体现和霸权利益的追逐,双方都追求基于民族主义的扩张目标,是一次非正义战争。
C.二战中,战争性质转化的客观趋势与实际的战争进程不同步,一些有能力遏制侵略的国家没有表现出同仇敌忾的反侵略意志。
D.二战与一战有共性,二战是一战的延续;两者又有区别,二战升华为捍卫各国人民整体利益的世界性反侵略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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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
——中国故事常见的开端
张晓风
在中国,错误不见得是一件坏事,诗人愁予有首诗,题目就叫《错误》,末段那句“我达达的马蹄是美丽的错误”四十年来像一枝名笛,不知被多少嘴唇呜然吹响。
《三国志》里记载周瑜雅擅音律,即使酒后也仍然轻易可以辨出乐工的错误。当时民间有首歌谣唱道:“曲有误,周郎顾”,诗人多事,故意翻写了两句:“欲使周郎顾,时时误拂弦”,是无限机趣,描述弹琴的女孩贪看周郎的眉目,故意多弹错几个音,害他频频回首,风流俊赏的周郎哪料到自己竟中了弹琴素手甜蜜的机关。
在中国,故事里的错误也仿佛是那弹琴女子在略施巧计,是善意而美丽的——想想如果不错它几个音,又焉能赚得你的回眸呢?错误,对中国故事而言有时几乎成为必须了。如果你看到《花田错》《风筝误》《误入桃源》这样的戏目不要觉得古怪,如果不错它一错,哪来的故事呢!
我们先来讲《红楼梦》吧,女娲炼石补天,偏偏炼了三万六千五百零一块。本来三万六千五百是个完整的数目,非常精准正确,可以刚刚补好残天。女娲既是神明,她心里其实是雪亮的,但她存心要让一向正确的自己错它一次,要把一向精明的手段错它一点。“正确”,只应是对工作的要求,“错误”,才是她乐于留给自己的一道难题,她要看看那块多余的石头,究竟会怎么样往返人世,出入虚实,并且历经情劫。
就是这一点点的谬错,于是大荒山无稽崖青埂峰下,便有了一块顽石,而由于有了这块顽石,又牵出了日后的通灵宝玉。
整一部《红楼梦》原来恰恰只是数学上三万六千五百分之一的差误而滑移出来的轨迹,并且逐步演化出一串荒唐幽渺的情节。世上的错误往往不美丽,而美丽又每每不错误,惟独运气好碰上“美丽的错误”才可以生发出歌哭交感的故事。
《水浒传》楔子里的铸错则和希腊神话“潘朵拉的盒子”有此类似,都是禁不住好奇,去窥探人类不该追究的奥秘。但相较之下,洪太尉“揭封”又比潘朵拉“开盒子”复杂得多。他走完了三清堂的右廊尽头,发现了一座神秘的建筑:门缝上交叉贴着十几道封纸,上面高悬着“伏魔之殿”四个字,据说从唐朝以来八九代天师每一代都亲自再贴一层封皮,锁孔里还灌了铜汁。洪太尉禁不住引诱,竟打烂了锁,撕下封条,踢倒大门,撞进去掘石碣,搬走石龟,最后又扛起一丈见方的大青石板,这才看到下面原来是万丈深渊。刹那间,黑烟上腾,散成金光,激射而出。仅此一念之差,他放走了三十六座天罡星和七十二座地煞星,合共一百零八个魔王……
《小浒传》里一百零八个好汉便是这样来的。
中国的历史当然不该少了尧舜孔孟,但如果不是洪太尉伏魔殿那一搅和,我们就是失掉夜奔的林冲或醉打出山门的鲁智深,想来那也是怪可惜的呢!
一部《镜花缘》又是怎么样的来由?说来也是因为百花仙子犯了一点小小的行政上的错误,因此便有了众位花仙贬入凡尘的情节。犯了错,并且以长长的一生去截补,这其实也正是部分的人间故事吧!
这一段段美丽的错误都好得令人艳羡称奇!
从比较文学的观点看来,有人以为中国故事里往往缺少叛逆英雄。像宙斯,那样弑父自立的神明,像雅典娜,必须拿斧头开父亲脑袋自己才跳得出来的女神,在中国是不作兴有的。还算捣蛋精的哪吒太子,一旦与父亲冲突,也万不敢“叛逆”,他只能“剔骨剜肉”以还父母罢了。
中国的故事总是从一件小小的错误开端,诸如多炼了一块石头,失手打了一件琉璃盏,太早揭开坛子上有法力的封口。不是叛逆,是可以理解的小过小犯,是失手,是大意,是一时兴起或一时失察。“叛逆”太强烈,那不是中国方式。中国故事只有“错”,而“错”这个既是“错误”之错,也是“交错”之错,交错不是什么严重的事,只是两人或两事交互的作用——在人与人的盘根错节间就算是错也不怎么样。像百花之仙,待历经尘劫回来,依旧是仙,仍旧冰清玉洁馥馥郁郁,仍然像掌理军机令一样准确的依时开花。就算在受刑期间,那也是一场美丽的受罚,她们是人间女儿,兰心惠质,生当大唐盛世,个个“纵其才而横其艳”,直令千古以下,回首乍望的我忍不住意飞神驰。
年轻,有许多好处,其中最足以傲视人者莫过于“有本钱去错”,年轻人犯错,你总得担持他三分——有一次,我给学生订了作业,要他们每人念几十首诗,录在录音带上缴来。有的学生念得极好,有时又念又唱,极为精彩。有的却有口无心,苏东坡的“一年好景君须记,正是橙黄橘绿时”,不知怎么回事,有好几个学生念成“一年好景须君记”,我听了,一面摇头莞尔,一面觉得也罢,苏东坡大约也不会太生气。本来的句子是“请你要记得这些好景致”,现在变成了“好景致得要你这种人来记”,这种错法反而更见朋友之间相知相重之情了。
在中国,那些小小的差误,那些无心的过失,都有如偏离大道以后的叉路。叉路亦自有其可观的风景,“曲径”似乎反而理直气壮的可以“通幽”。错有错着,生命和人世在其严厉的大制约和惨烈的大叛逆之外也何妨采中国式的小差错小谬误或小小的不精确。让叉路可以是另一条在路的起点,容错误是中国故事里急转直下的美丽情节。
(有删节)
文章的开头引用郑愁予的诗句的作用是什么?
文中作者选择的中国故事中一共写到了几个“错误”? 根据这些内容,概括文中“错误”的含义。
结合文意,鉴赏画线的语句。
从文章主旨的角度,赏析文章的行文思路。
下列对于本文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两项是( )( )

A.“风流俊赏的周郎哪料到自己竟中了弹琴素手甜蜜的机关”这一句中运用了借代的手法,使语言生动形象,具有丰富的画面感。
B.“错误,对中国故事而言有时几乎成为必须了”说明善意而美丽错误是中国故事里普遍的现象,只有这样才能演绎出美丽的故事。
C.文章说“叛逆、太强烈,那不是中国方式”,“中国方式”指的是可以理解的小过小犯,是失手,是大意,是一时兴起或一时失察的错误。
D.倒数第二段从故事中的错误写到生活中的错误,说明故事中的精彩在生活中也有,这样写丰富了文章的内容。

E.这篇文章开头说“在中国,错误不见得是一件坏事”,结尾又说“在中国,那些小小的差误,那些无心的过失,都有如偏离大道以后的岔路”,首尾呼应,旨在告诉人们,不但要有容错的胸怀,还要有犯错的勇气。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手机或许不是人的一个单纯用具。实际上,它已经变成了人的一个器官。手机似乎长在人们的身体上面。它长在人们的手上,就如同手是长在人们的身体上面一样。手机是另一个说话器官,是一个针对着远距离的人而说话的器官,因为有了手机,人的语言能力增加了,人们可以将语言传送到非常遥远的地方。同样,人们的听觉也增加了,耳朵居然能神奇般地听到千里之外的声音。我们看到了人体身上的新的四位一体:手,嘴巴,耳朵和一个金属铁盒----手机。它们共同组成了身体上的一个新的说话机器。
手机深深地植根于人体,并成为人体的一个重要部分。离开了人体,离开了手,它就找不到自己的意义。正如人们对它的称呼“手机”那样,它只有依附于手,才能获得它的存在性。手机能够在任何时间和任何空间同另一个人进行交流。手机这一最基本的无限延展的交流能力,能使人轻而易举地克服时空间距离而超越孤立的状态。这是人们使用手机的最根本和最初的原因。一个危机时刻的人,如果有手机相伴,就可能会迅速地解除这种危机。
手机的沉默,在某种意义上,也意味着这个人可能处在一种特殊的状态。事实上,如果一个人从来不用手机,他发现不了手机的意义和功能,但是,一旦他使用了手机,他会发现,没有手机是一件难以想象的事情。也就是说,人已经进化到手机人的状态。社会越是被手机所充斥,手机越是能够发挥自己的潜能。这从另一个方面要求了手机的普及化。事实是,手机确实越来越普及了。
手机在多大程度上解放了人们,也在多大程度上抑制了人们。手机抑制了人体的某些官能:它抑制了行动能力,人们尽可能减少身体运动;抑制了书写能力,人们越来越借助机器通话;抑制了记忆能力,人们越来越依赖手机储存消息。有时候,手会无意识地去寻找手机,去摸索手机,去把玩手机。人们偶然丢失了手机,他就会变得烦躁不安。正是因为人们如此地依赖于手机,反过来,人们又被它所折磨和打扰。手机成为每天要面对的问题。如何处理手机?这是每个人的日常性的自我技术――开机还是关机?静音还是震动?短信还是会话?是将这个器官暂行性地关闭,还是让它随时随地警觉地待命?总是要反复地抉择――手机变成了日常生活的难题。焦急地等待某个特定的手机铃声,或者惧怕某个特定的手机铃声,常常会令人不安。
手机融合了文字和声音的双重交流功能,它将书信和电话融为一体,而且更为便捷。不过,同书信姗姗来迟相比,手机将等待的美好期望一扫而空。等待和期盼趋于消失。手机在扫荡了书信的同时,也扫荡了书信的特有抒情,扫荡了埋伏在书信中的品味和生活风格。手机让人通向一个公共空间,它是打开公共空间的钥匙。因为手机上储存着如此之多的名字和号码,你能够随时迅速地跟他讲话,但是,夜深人静之际,你想要跟一个人说说话,将手机上的号码逐个地翻阅一遍,你真正想拨打的号码一个都不存在。(摘编自汪民安《论家用电器》)
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

A.手机不仅仅是人的一个单纯用具,事实上,手机已经变成了人的一个器官,好像长在人们的身体上面。
B.手机已经成为说话器官,是针对着远距离的人而说话的器官,借助这一器官人们可以将语言传送到距离非常远的地方。
C.手机的运用,不但人们的语言能力增加了,而且我们的听觉能力也增加了,千里之外的声音居然能够听到。
D.手,嘴巴,耳朵和手机构成了人们身体上的新的四位一体,它们共同组成了身体上的一个新的说话机器。

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手机已经并成为人体的一个重要部分。如果离开了人体和手,手机也就找不到自己的意义。
B.手机能够在任何时间和任何空间同另一个人进行无限延展的交流能力,能使人轻而易举地克服时空距离超越孤立的状态。
C.如果某个手机人处于一种特殊的状态,那么保持手机的沉默是一种必然,此时手机的意义和功能也没有体现出来。
D.社会越是被手机所充斥,手机越是能够发挥自己的潜能,这从另一个方面要求了手机的普及化。

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手机的确给人们带来了极大的方便,但是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人们的行动能力、书写能力、记忆能力,甚至会变成人们日常生活的难题。
B.过分依赖手机的人们也备受手机的折磨和打扰,如何处理手机?每天面对的两难选择问题经常令人们心绪难宁。
C.“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 “欲寄彩笺兼尺素,山长水阔知何处!”,人们这样对书信特有的情怀在手机充斥的社会中已经荡然无存了。
D.古人“乘兴而行,兴尽而返”的生活情形与文中夜深人静之际想给别人打电话而最终没有拨出的情形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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