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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的《诗经》学，有今文派古文派之分。齐人辕固生、鲁人申培公及燕人韩婴三家所传诗是今文派，鲁人毛亨作《诗故训传》，是古文派。西汉时，齐鲁韩三家都是诗学界的权威；毛诗初先只在民间传授，东汉著名学者郑众、贾逵、马融、郑玄等大力提倡毛诗，郑玄写了《毛诗传笺》，毛诗开始流行。陆德明《经典释文》说“自郑笺既行，而齐鲁韩三家遂废”，这是事实。但郑笺与毛传常有出入，亦互有得失。郑玄笺诗除文字训诂外，偶亦借题发挥，感伤时事，和毛传仅仅局限于文字训诂有所不同。
魏晋以来的学者，对毛传郑笺的优劣意见不一，争辩历数百年无定论。实际上，毛传郑笺所不同者主要还是文字训诂方面的问题，至于宗奉小序、主张美刺则是相同的。唐孔颖达著《毛诗正义》，汇集了魏晋南北朝学者研究《诗经》的成绩，很有参考价值；但孔颖达恪守“疏不破注”的原则，对毛郑说诗的分歧只作弥缝，不加判断。应该说，《诗经》学从汉到唐，大都没有越出毛传郑笺的范围。到了宋代，方才获得革新。欧阳修、郑樵、王质等对毛郑的说诗开始怀疑，欧阳修作《诗本义》，郑樵作《诗辩妄》，王质作《诗总闻》，攻击诗序，驳难毛郑，有披荆斩棘的功绩；至朱熹《诗集传》出，为宋代《诗经》学的革新开创了局面。
《诗集传》的特点是废小序。小序不知何人所作，或以为出于孔子，或以为出于孔子弟子子夏，或以为是子夏、毛亨合作，皆不可信。在毛亨以前，小序和诗是分开的，把小序冠于每诗之首，是毛亨所为。小序说诗，好像都有历史事实，其实大都出于臆测，不可凭信，很多学者被这些小序贻误。近人梁启超曾慨叹说：“欲治诗经者，非先得毛序拉杂摧烧之，其蔀障不知所极也。”此虽是过激之谈，但小序对诗的确是害多益少，朱熹废小序，正表现他的识见和魄力，也是对诗学的一大贡献。
诗序六义有赋、比、兴之说，朱传也采用赋、比、兴说诗而更变本加厉，每章之下都要标明“赋也”“比也”“兴也”之类，把诗说死了，因为赋可兼有比、兴，比、兴可兼有赋的成分，这也说明朱传依然摆脱不了序说的拘囿。朱熹的《诗集传》一出，夺去了毛传千余年独占诗学界的地位，这是中国经学史上的一件大事。然朱熹废除小序在当时也曾引起许多学者的批驳和论议，正如《四库总目》所说“最与当时相辨难”。元明之际，《诗集传》大为流行，很多学者都为朱传做了笺疏。
下列理解，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汉代的《诗经》学，有今文派古文派之分。西汉时，今文派流行，到了东汉，古文派取代了今文派的地位。

B．迷信毛传郑笺，谨守小序，因循守旧，不能提出新说，《诗经》学的研究从汉代到唐代几乎没有新的突破。

C．魏晋以来的学者，对毛传郑笺的优劣一直争论不休，其实意义不大，因为二者除文字训诂方面不同外，其余基本一致。

D．唐代孔颖达所著《毛诗正义》融冠群言，包罗古义，内容丰富，对《诗经》学的真伪分辨很有参考价值。

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毛诗起初不被人们重视，只能在民间传授，后来得了郑玄的笺注，地位大大提高，独占诗学界千余年。

B．宋代欧阳修、郑樵、王质等纷纷著书，等于掀起了一场反毛郑诗学的运动，为宋代《诗经》学的革新作出了贡献。

C．关于小序的作者众说纷纭，皆不可信；但对小序的害多益少，有废除的必要，宋代学者的看法基本相同。

D．诗前小序大多出于臆测，牵强附会，误导了后来很多研究《诗经》的学者，对《诗经》学的研究和发展极为不利。

根据原文内容，下列推断不正确的一项是

A．郑玄的《毛诗传笺》，除了注重文字训诂方面外，还能借说诗发表对时事的看法，表露自己的思想感情，因此比毛诗更有文献价值。

B．朱传之所以能取代毛传，对后世产生极为深远的影响，主要是因为废除小序而摒弃了臆测，还三百篇以本来面目。

C．赋、比、兴三者很难截然分开，然而朱传偏要在每章前标明“赋也”“比也”“兴也”之类，可见朱熹对《诗经》学的革新还不够彻底。

D．从汉到宋的《诗经》学研究有所突破和发展，说明了治学仅靠汇集前人的研究成果是不行的，要有自己的见识和魄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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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图腾原型的猜想
自古以來，龙一直被视为华夏民族图腾。
近年来，考古发现的龙迹、龙形器越来越多，这些龙形古玉器都雕有猪头，由此，有学者认为家猪才是龙的原型。至于先民经历了怎样的心理过程，才会把现时中食潲水为生的猪奉為神灵并加以崇拜，上述理论则无法解释。
內蒙古赤峰红山文化出土的众多龙形玉器，颈部明显像马，弓腰弯尾则像蓄势待发的修蛇。经中国考古专家鉴定，确定为原始社会新石器時代的“玉龙”，距今接近6000年。安徽省凌家滩遗址（约5300年～5600年前）有件轰动一时、被多数专家认为确属龙形的玉器，同样具有马首长鬣的特征。
这些古老的龙形玉器上，只简单地体现着马首蛇身的特征。由此可见，马与蛇是龙图腾最原始的两种基态。
马龙之说，其实有很多史料辅证。东汉王充《论衡》早就说了：“世俗画龙之象，马首蛇身。由是言之，马、蛇之类也。”成书于战国的《周礼》提及周人祭马祖之俗：“马八尺以上为龙，六尺以上为馬。”战国时一尺等于23．1厘米，八尺合1．85米。蒙古草原繁衍的都是矮种马，能达到这个高度的只有西域胡国的“天马”“龙马”了。唐朝时史家还将罕见的千里马称为“龙种”。北大教授林梅村曾撰文考证，吐火罗语里表示“神”的词就是印欧雅利安语里的“双马神”，就是汉语里的“龙”。
吐火罗民族就是夏民族。古代匈奴、南越等民族拜天地鬼神的祭俗叫“龙祠”“龙忌”“请龙”，《史记》说匈奴和南越都是夏族的后裔。到勾践为止，越国配祀大禹先王有一两千年的历史了。
夏族与所有印欧部落一样是游牧民族，东征西伐的过程中最重视马匹，將威猛无俦的高头大马视为神灵，加以膜拜，那是十分自然的事。所谓的飞龙氏、潜龙氏、青龙氏、赤龙氏、白龙氏、黑龙氏、黃龙氏，还有《易经》的“见龙在田”“龙战于野”等等的龙，以马来解释，再恰当不过了。
西方学者的研究得出结论，蛇与女神崇拜属于史前定居文化“黃金时期”的宗教信仰，印欧人的入侵摧残了他们的文化。世界各地印欧神话中都有与蛇搏斗的描绘，如阿卡德神话马尔都克杀死母神提亚玛特（形象为七首巨蛇），北欧神话雷神托尔和大蛇尤蒙冈多之战，《圣经》称撒旦为古蛇，印度神话也有那迦，人首蛇身，与大鵬鸟迦楼罗为敌。
（选自《中国青年》2008年第5期）
以下对有关“中国龙的原型”的说明，不正确的一项是（）

A．近年來相关考古中所发现的一些雕有猪头的龙形古玉器，使得有些学者据此做出了家猪才是龙的原型的结论。

B．红山文化出土的龙形玉器造型以其颈部明显像马、弓腰弯尾则像修蛇的特有造型，为龙的原型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物证。

C．近年出土的更远古年代文物中的龙形玉器所体现的马首蛇身特征，有力的表明马与蛇是中国龙最原始的两种基态。

D．“马龙之说”不仅被近年越来越多的考古发现所证实，而且也从很多中国以及西方的古代文献中找到了有力证据。

以下说法，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龙祠”“龙忌”“请龙”都是古代夏族拜天地鬼神的祭俗，据《史记》记载，这种习俗一直延续到后世的战国。

B．马成为龙图腾的最原始的基态之一，与本属于游牧民族并将马视为神灵因而加以膜拜的夏族有很深的渊源关系。

C．《易经》“见龙在田”“龙战于野”等记载，证明了当初的夏族与印欧部落曾结成联盟，参与了对史前定居文化的摧残。

D．西方学者根据中国古代史料和有关世界各地印欧神话传说，推断出在古代游牧文化曾广泛征服摧残过定居文化。

根据原文提供的信息，以下推断不正确的一项是（）

A．相关研究早就证实，中国龙作为先民的图腾，在自然界并非真实存在，自然界里是沒有这种动物的。

B．用科学的眼光分析，龙的形象应该是先民在一种或多种动物的原型上，以神话思维加工改造而成的。

C．夏族的扩张既摧毀了崇拜女神的史前定居民族文化，又把蛇图腾崇拜接受过來，与自己的马图腾结合起來，形成马首蛇身的原始龙形象。

D．古代的神州大地曾是民族融合的大熔炉，中国龙正是夏族、印欧部落入侵中原之后而出现的民族大融合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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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差距拉大原因究竟在哪里
　　最近两年出现一种解释，说我国贫富差别的急剧扩大，主要是因为太强调效率，即“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缘故；因为市场化改革太强调效率，以致平等受损。我对这种解释是很怀疑的。根据这种解释开出的“处方”，则是调整对合法收入的分配政策，包括限制高额薪酬收入，对个人所得征收高额累进税，等等。
　　“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是上世纪80年代针对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平均主义提出的。不过，当时就有人指出，这个提法背后的理论框架，即认为平等和效率在任何情况下都存在可以互相代换的负相关关系，是存在问题的。平等和效率互相代换的理论，一般认为是来自美国经济学家奥肯《平等与效率——一个巨大的权衡》这本书。所谓权衡(trade－off)，是指处理这两种因素之间的相互代换关系，即负相关关系。从那本书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奥肯讲的是在人们的机会是平等的情况之下效率和平等之间的某种负相关的关系。如果我们讲的不是机会平等条件下的结果不平等，而是机会不平等对效率的关系，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在机会平等条件下的结果不平等有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是可以刺激劳动的积极性，提高效率；另一方面这对于有些天生的能力差的人是不公正的，需要有社会的救助。但是机会的不平等，却只有负面的影响；而机会不平等的消除却是跟效率提高正相关，而绝不是负相关的。所以，认为目前收入差别过大主要是由于过分强调了效率，多少混淆了不同的问题。
　　在我看来，目前中国居民收入的不平等恐怕主要是因为机会不平等。应当承认，目前收入不平等的主要原因是城乡差别造成的；而城乡差别又有多种复杂原因，包括物价标准不一样等等。不过，有的学者根据公开资料算出，腐败因素在基尼系数里面的份额不小。南开大学陈宗胜教授就提供的一个数据，1997年，不计非法收入，我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是0.42；计入非法收入后，它变成了0.49。0.07个百分点看起来不是一个很大的数字，但很可能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草。另外有些部门垄断社会资源的使用权，他们的收入非常高，这是机会不平等，不是一个机会平等下因为能力有不同而造成的不平等。
　　在我国市场经济框架已经初步建立起来的条件下，结果不平等问题也应当认真对待。当务之急是社会保障系统要很快地建立起来，起码世界银行所说的社保第一支柱要很快建立起来，保障包括农民在内的全民最低收入。我认为这应该成为五年规划中的一个约束性指标，这是目前国家财力完全能够做得到的。
文章有关“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表述，恰当的一项是

A．一般认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是美国经济学家奥肯在上世纪80年代提出的。

B．提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背景是当时实行的绝对平均主义的分配制度。

C．“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这一提法的理论依据是平等和效率互相代换的理论。

D．“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太强调效率，以致公平受损，拉大了收入差距。

对“人们的机会是平等的情况之下效率和平等之间的某种负相关的关系”理解正确的一项是

A．除了机会的因素，平等和效率之间存在着可以互相代换的相关关系。

B．机会平等时，过于讲求效率就可能产生不平等，讲求平等也会压抑效率提高。

C．机会平等了，人的劳动的积极性就高，效率就会提高，不平等就能消除。

D．机会平等则效率就会提高，机会不平等则效率就降低。

下列理解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调整对合法收入的分配政策，是近年来一些人针对我国贫富差别问题提出的解决措施。

B．结果的不平等虽有负面影响，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可以刺激劳动的积极性，提高效率。

C．城乡差别是造成目前中国居民收入的不平等的主要原因，如物价标准不一样等。

D．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消除结果不平等首先要建立社会保障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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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才算一个现代人？依周作人的说法，在中国，“讲人的意义，从新要发见人”，是在新文化运动时期才真正开始的。那时候人们怎么讲人的意义呢？不妨来看两篇当时最有影响的文章。
　　一是胡适的《易卜生主义》，它这样归纳易卜生对“人”的要求：“他主张个人须发达自己的天才性，须要充分发展自己的个性”，随后引出那一段脍炙人口的宣言：“你要想有益于社会，莫如把你自己这块材料铸造成器。……有时候我真觉得全世界都像海上撞沉的船，最要紧的还是救出你自己。”现代的“人”被解释为“个人”，对人的“发见”，也被具体化为个人对社会的新的关系的“发见”，胡适从头到尾，都是把他对“人”的看法，放在“个人如何面对社会”的论述框架中来展开的。
　　二是周作人的《人的文学》，它先列出“人”的定义：“其中有两个要点，（一）‘从动物’进化；（二）从动物‘进化’。……这两个要点，换一句话说，便是人的灵肉二重的统一。”接着引申道：“而这灵肉一致，便是我们所谓的人类正当的生活所致。所谓从动物进化的人，也便是指这灵肉一致的人。”这似乎是开辟出了一片与《易卜生主义》完全不同的视野，它呈现的是人自身不同侧面的关系，而不仅仅是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可是，周作人并没有顺着灵肉一致的思路往下讲，他话头一转：“这样的‘人’的理想生活，应该怎样呢？首先便是改良人类的关系。彼此都是人类，却又各是人类的一个。所以须营造一种利己继而利他，利他便是利己的生活”，又折入胡适的《易卜生主义》的视野了。由此往下，一路都是讲个人与群体的关系，最后以耶酥“爱邻如己”的训诫结束了对人道主义的阐发，文章开头拓出的那一片新的视野，随之缩小到几近于无。
　　在这里，关于胡适的“发达自己的天才性”，我没有意见，我只想指出一点，胡适们对于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的强调，虽然切合时势的需要，可一旦成为“发见人”的主导方向、出现“我如何挣脱社会束缚”这一问题，并因此遮没了人们思考“人的意义”时候的大部分视野，那就会造成极大的限制。人的生活的许多重要方面，譬如灵与肉的关系，人的各种社会需求——政治、经济、审美、爱情等——之间的关系，理智与情感的关系，人的身心常态与非常态的关系，以及其它许多方面，都会被排除在对“人”的思考之外。当然，这些方面并不能完全自外于人与社会的关系，但也决不能等同于这种关系，倘若你只从人与社会的关系方面去把握人，那就很难避免狭隘和武断。
从文章来看，作者对“人的意义”这一问题所持的看法是（）

A．关注现代人的独立意识，强调个人对社会的重要性。

B．关注人的灵与肉的统一，既注重人自身不同侧面的关系，又强调个人与群体的关系。

C．不排斥个人与外在社会的关系，但更要关注人自身不同侧面的关系。

D．要关注人自身不同侧面的关系，但更要关注人与社会的关系。

第三段中所谓“那一片新的视野”是指（）

A．人自身不同侧面的关系，不仅是个人与社会的关系。

B．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主要是人类社会中人与人之间和睦相处、互相帮助的关系。

C．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主要是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

D．人的灵与肉的统一，以及由这种灵肉统一而带来的正当生活。

关于胡适和周作人在“人的意义”这个问题上的认识，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

A．在个人和社会的关系问题上，胡适强调发展个人，周作人主张兼爱他人。

B．在个人和社会的关系问题上，胡适的观点切合了当时时代的需要，但也有极大的限制。

C．周作人起初强调个人的进化而达到灵与肉的统一，而后来强调的个人与群体的关系问题，与胡适的观点相契合。

D．对胡、周二人的观点，作者更倾向与周作人起初所强调的“个人的进化而达到灵与肉的统一”的见解，只是周作人没能就此深入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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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爱母语
艾诗彝
母语，只这两个字就让我们产生敬意与温情，指向我们精神血脉的深隐和细微之处。语文，归根到底，是我们在母语中生长、成长的永恒家园。这门课或许以后不会再上，但是，我们永远也不可能离开母语，离开“语文”。
明白了这一点，我们才能深情地依恋着“语文”，才能全身心地投入“语文”的学习。因为，那儿，本来就是一个生气灌注、万象纷呈、情思飘荡的世界。用我们在母亲的子宫中就已经倾听过的话语，构筑我们的生命之塔，这需要攀登，更需要骋目驰想，才能欣赏无边的风光。
因而，对语言、文学的敏感，是最基本、最重要的能力。无论是古典文学的“炼字”“炼句”的精微“推敲”，还是现当代文学的“咬文嚼字”，都是把语言当作心灵的器官、感觉的机体，用一种近乎虔敬的态度，来传达生存的状态和精神的活动。我们在学习“语文”时，知识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要把所有关于“语文”的知识，都放置到全身心的感觉、感悟、感情、感想……之中，总之，是要把自己“感”到文学作品之中，让自己与文学的世界息息相通，“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在“感”动中进入“语文”世界。
从感性的激发，在“语文”中自然就可以进入到理性的深思和凝炼。注重思索，本身就是情感深挚的一种体现。敬爱母语，要求我们把一切生活中的感受，都能够用语言的形式来描摹和概括，更要求我们进入更高的层次，用深入的思考来凝炼人生乃至宇宙的智慧。作为一名高中毕业生，这样的要求，应当说并非高不可攀。须知，若是今后不专门学习汉语言文学，现在可能就是在学校学习语文的终点站了。因而，无论是读、说，还是写，都要求我们具有思考的意识，在语文中养成思维的习惯和思维的乐趣。这样，语文就成了一种智慧的形式。
在高考中，以上两个方面都以试题的形式相当充分地体现出来。对语言的敏感、运用语言体现智慧，是“语文”未曾明确但是却非常重要的两个方面。在语文高考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大多与此相关。应当说，高考作文对这两方面，有更为具体的要求。语言感觉，决定了表达的层次和水平，展卷方始，就可以显示出考生的语言功力。有文学魅力，乃至情韵生动的文字，可以很快“抓”住读者；相反，贫乏而低劣的文字，则凭其“气息”就令人意沮。至于思维的能力，则是内在的精神力量的显现，是“内功”。有诸内而形诸外，以深情、深思来打动人，是“语文”素养的最好体现。
敬爱母语，我们将获得整个世界。
下列关于“母语”的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

A．母语，是两个让我们从精神上产生敬意和温情的字眼。

B．母语，是我们生长、成长中的永远也不可能离开的永恒家园。

C．母语，是广义的语文，语文是狭义的母语。

D．母语，是一个生气灌注、万象纷呈、情思飘荡的世界，同时它也是我们赖以了解世界、认识世界的重要载体。

下列理解与表述，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对语言、文学的敏感，如同心灵的器官、感觉的机体，传达着人们的精神活动。

B．学习“语文”，既要注重学习知识，又要注重在“感”动中进入“语文”世界。

C．在高考作文中，考生的语言感觉和思维能力同样重要。

D．语言感觉和思维能力决定了表达的层次和水平，是内功。

根据文中信息，以下推断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对生活中感受的描摹和概括，是感性的、较低层次的，而用深入的思考凝炼人生乃至宇宙的智慧，则是理性的、高层次的。

B．高中阶段，有可能就是在学校学习语文的终点站。

C．只有具有思考的意识，并养成思维的习惯和乐趣，才能让语文成为一种智慧的形式。

D．高考语文实际上只考查两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对语言的敏感和运用语言体现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