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下面的作品,完成后面题目。
筷子文化
筷子作为中国文化的象征,渊远流长,看似平淡无奇的筷子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筷子古称“箸”,古籍《韩非子·喻老》载:“昔者纣为象箸,而箕子怖。”纣王为商代末期的君主,可见早在公元前11世纪我国已出现象牙精工制造的筷子。我们的祖先发现用小木棍儿之类拨食野菜树叶的方法之后,就会纷纷模仿,最后把小木棍儿的数量固定为两根。熟能生巧,古人们使用小木棍儿的技艺越来越高,直到把两根小木棍儿使得上下翻飞,巧得如同自己的十指一样灵活自如,筷子就诞生了。
随着筷子的普及和大量使用,其形制和长度也逐渐形成定规。其长度缘于原始部落围着食器聚餐的习俗,而这长度又必得便捷于手腕食器与嘴之间作半径活动,于是小臂的长度大体成为了筷子的长度标准。筷子的诞生,确定了围食的习俗。有趣的是,氏族部落之间的许多理念和原始等级,也由筷子反映出来,依牙骨竹木品质与制作难度,按筷子长短粗细优劣与刻意制作的不同纹饰,决定了执筷人的等级尊卑与长幼身份。为了适应传统礼仪之邦的各种需求,筷子又演化为礼品供品祭品。当祭祀神灵供三牲五谷时,人们把筷子插入供品。为了确定祭拜的时辰,有人点燃竖着的木竹筷子以作计时之用。继而又发现某种木料所制筷子燃点后会发出香味,或形成幽幽冥冥的火光,似能起到驱避蚊蝇虫蚁并驱赶饿鬼厉鬼的作用,更增添了祭典的神秘感。
在数字诞生前,人们开始以筷子作筹码,一二三Χ正的递进式和记码法应运而生,但当数量累进需使用太多筷子时,为便于替代因而以长短粗细为制,以十根短的换取一根长的,以十根长的换一根粗的,十进位制数学由此形成。初期创造的方块数字即是长短不均的筷子,加上弯曲的和长短折剩的筷子头尾,基于形成了横竖勾折撇捺点的数字雏形。以象征和会意为特征加上筷子形制创造的古汉字,必然形成方块字型。
筷子是成双成对的,结婚时作为定情之物,两根筷子在一起,白头到老,永不分离。另外在我们江南闹新房的时候,会把筷子从窗户扔进去,大家就会说"筷子筷子,快生贵子"。 现在,中国人在吃饭的时候用筷有许多忌讳,比如:在吃饭的时候不要敲打碗,或者盆。比较普遍的说法是有人以为这种礼仪规范是跟乞讨的忌讳有关的。就是说,只有乞丐讨食时才会用筷子敲打碗盆。平常生活中如果将筷子竖插在碗或盆上,就算是犯了忌讳。因为只有祭品的碗盆上面才竖插筷子。如今的筷子文化更是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许多旅游景点都把筷子作为一种工艺品来销售。民间中还有“用乌木筷没喉痛、用紫檀木筷治肠胃”的说法。
李政道论证中华民族是一个优秀种族时说:“中国人早在春秋战国时代就发明了筷子。如简单的两根东西,却高妙绝伦地应用了物理学上的杠杆原理。筷子是人类手指的延伸,手指能做的事,它都能做,且不怕高热,不怕寒冻,真是高明极了。”筷子作为中国文化的象征,看似平淡无奇的筷子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筷子的“丰富的文化内涵”表现在哪里,请依据文本内容加以概括。
文章最后引用李政道的话目的是什么,请结合文本内容加以分析。
阅读下文,完成文后各题。
“潘朵拉的盒子”是怎样被打开的?
许多美国人购买住房的目的不再是单纯的居住,而是试图谋取更多的经济收益。其中相当大比重的荚图人购买住房,超过了家庭经济价值创造的能力。这就将人性中“贪婪”的一面展现得非常充分了
就美国“次按贷款”危机可观察到的事实论,人性是贪婪的,或至少是有贪婪成分的。但是,我们不应简单化这样的本质性判断,因为人性的贪婪,总是在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支持下形成,并镐要一定的外部条件才能够展现出来的。人性不过是一种社会性,而不是人与生俱来的属性。
美国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从其宗教和哲学之源看,是认定人性贪婪自然属性的。建立在意识形态之上的主流经济学,其基本假定就是“人是自利的经济人”。从通常意义上看,“自利”不能与“贪婪”画等号,前者只是对于自己利益的关心胜予关心他人,它有一个理论或心理上的边界;后者则是突破了这种边界的极度自私自利。然而,经济学是完全接受并高度认可“人具有自然的贪婪本性”这种判断的,在许多情况下,经济学家甚至于将“自利”与“贪婪”等同起来使用。经济学关于“经济人”的假定,从学界扩展到社会生活之中,强化成了人们的普遍意识,成为一种近似于信仰的认同感。
美国的“次按贷款”危机,背后有着非常深厚的“人性贪婪”社会意识形态化力量的催动。美国人不仅用“贪婪”解释自己也解释别人的言论行为,进而解释整个人类世界的历史和现实,而且被“贪婪”’的社会意识内化为自我行为模式,在经济活动和其他社会活动中,“贪婪”地对待他人和外部世界。
人类社会的历史表明,人性贪婪常常受制个体生命的有限和自然环境的有限。然而,人类社会自己制造出来的制度环境,则完全可以打开一个有限个体生命里的无限追求空间,这便是所谓“制度创新”游戏。在美国的“次按贷款”危机中,就是由于美国人创造出了相应的信用等级制度、抵押贷款制度、资产证券化制度和没有边界的金融及衍生产品的市场交易制度,引诱出人们追求财富的无限欲望。在美国的“次按贷款”危机里,我们再一次读懂了制度安排的双刃性,尤其是它巨大的社会破坏性。
制度的安排者受自己“贪婪”之性的驱动来构建制度,为自己和社会创造出一个无限的“贪婪”制度空间来;他们安排制度所依据的,也是社会他人在人性方面表现出来的“贪婪”属性,他们认定人们会高度地信仰和接受这样的制度安排。当然,在我们的理解里,人类社会的制度安排,的确带来了人性善恶的某种激励或是驱动力量,至少,它是一种重要的加速力量。坏的制度,为人性的贪婪提供最完备的彰显动力的空间。下列理解不符合文意的一项是( )
A.以直接居住为目的,以家庭能够创造的经济价值为限度的住房购买行为才是合理的。 |
B.存在决定意识,人性是由社会存在决定的;离开了社会存在,谈不上人性的善恶。 |
C.美国的主流经济学深受其宗教和哲学的影响,以“人是自利的经济人”作为其基本假定。 |
D.美国的“制度创新”使人的贪婪得以突破个体生命和自然环境的限度,诱导出追求财富的无限欲望。 |
造成美国“次按贷款”危机的原因,哪一项表述有误?
A.许多美国人超过家庭经济价值创造的能力,为了谋取更多的经济收益而购买住房。 |
B.在美国,人性的贪婪是人的自然属性,具有普遍的绝对的性质。 |
C.在美国,人性的贪婪被意识形态化,人们普遍地以“贪婪”来解释一切对待一切。 |
D.美国人玩弄“制度创新”游戏,作了一系列不恰当的经济制度安排。 |
根据原文所给的信息,以下推断不恰当的一项是
A.人性的贪婪固然是现实的存在,但也是可以被改造的,至少是可以被逐步弱化的。 |
B.不合理的“制度创新”造成了人性的贪婪,而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力量又使得这种贪婪得以泛滥开来。 |
C.为了保证经济的健康发展,我们应当努力营造人际间乃至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经济利益关系的“和谐”。 |
D.我们应当注意制度安排可能给社会经济造成的巨大破坏,从而加强经济运行中的制度监管。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10—12题。
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欧、美、日发达国家进入后工业阶段,我国港台等地也从劳动密集型的阶段开始进入资本技术密集型阶段。尤其是信息革命,极大地改变了生产体系在空间上的分布,为进一步的国际分工提供了便捷的条件。正是这个时候,我国加速对外开放,参与了国际分工,亚洲四小龙产业转移,其产业链条连接到我国沿海。自此,我国工业化的节奏如快马奔驰。改革初期,农民自发创造的乡镇企业是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主体,而进入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直至加入WTO,外资快速登陆我国沿海城市,建立了制造业的世界工厂,吸纳了数量极大的农民进城,农民工在第二、三产业中成为主力军。中国工业化进入了农民工时代。
然而,在工业化的进程中,农民的转型却很不彻底,只是实现了半个转型。农民转型为农民工,职业是工人,身份是农民而非市民,处于转型不彻底的中间状态。农民进城后,融入城市的步伐因为户籍制度和城市社会保障等问题而停止。社会保障对市民和农民来说差别悬殊,是完全不同的二元体制,而户籍制度是一种区分城乡社会保障最有效的方法。几十年来,农民工依旧被迫背负着原先的身份在城市流动,对许多重大的切身利益没有话语权,更没有获得切实保障。企业把规模的扩展寄望于源源不断的新的农民工队伍,而不是培养和提升农民工的技能,使得农民工的素质不能随着工业化同步上升,难以从简单劳动力升格为人力资本,其劳动在竞争中缺乏增值潜力。由于城乡差距太大,生产和生活方式存在很多差别,农民工融入城市需要一个适应期,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也很难短期对接。
半转型制约着工业化继续推进。农民工在城市的转型停滞,使得仍在农村的剩余劳动力不能继续向城市转移,进入到新一轮工业化。农民工的现状是在乡农民对未来的期待。如果城市只是农民工打工挣钱的地方,而不是可以定居生活的地方,甚至进城打工多年最后还不得不回归乡下,他们又何必匆忙出来呢?工业化和农民工转型是一个事物的两面,工业化程度和劳动力技能水平高低是密不可分的。农民工不能从简单劳动力升格为人力资本,使得劳动力技能滞后于产业技术升级的需要,工业化也难以升级,难以进入自主创新时代。
中央政府为此推出了或正在酝酿相关制度,城乡社会保障也逐渐在朝着统一的方向推进,户籍制度在不少城市已有松动的迹象,这都是积极的信号。如何使之形成合力,有效地解决各方的利益则需要一个逐渐调整的过程。让收入底层有希望打拼上来,是人们看待社会公平和机会均等化程度的主要风向标。对于处在经济底层的农民来说,有机会通过努力改变生活,改变命运,在融入城市的过程中充分分享工业化和现代化文明的成果,有这样的梦想,是激励他们的主要动力,也是幸福感的主要来源。
10.下列对文章的分析和概括,不正确的一项是
A.农民工现象是在我国加速对外开放、参与国际分工的背景下出现的。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中国工业化进入了农民工时代。
B.农民工现象,可以分为改革初期和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至今两个阶段,农民工转型问题的突显,主要是在后一阶段。
C.农民工在职业上是工人,却背负着农民身份,不能获得市民的权益与保障,这种“半转型”状态制约着工业化继续推进。
D.要让农民工彻底转型,制度层面的改革并不能形成合力,关键还在于有关各方能够调整各自的利益,有效地解决问题。
11.对农民转型不彻底的原因的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排斥外来农民的城市管理体制、忽视劳动力水平提升的企业用工方式、以及农民自身素质的尚待提高,是农民转型不彻底的主要原因。
B.差别悬殊的城乡社会保障二元体制和区别城乡户口的户籍制度,使农民工难以改变原先的身份,制约了农民工融入城市的步伐。
C.新的农民工因企业规模的扩展而源源不断的补充到企业中来,农民工队伍的不断扩大使得他们的素质不能随着工业化而同步上升。
D.农民工从农村走向城市,文化上存在差异,在短期内很难对接,必须经历思想和人文的洗礼,需要一个适应和学习的过程。
12.根据原文内容,下列推断不正确的一项是
A.我国工业化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半转型的农民工。正是这些农民工成就了我国今日的工业化,并为之付出了巨大的牺牲。
B.我国工业化的发展还要继续吸引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而现有农民工能在城市彻底转型,是城市的吸引力所在。
C.工业化和农民工转型是一个事物的两面。农民工转型的停滞也就意味着我国工业化进程将因之而停滞,其影响是负面的。
D.农民工在融入城市的过程中将充满憧憬和幸福感;但转型意味着破旧立新,在这过程中又将经受着脱胎换骨的痛苦。
阅读下文,完成文后各题。
也谈兽首与民族尊严
叶廷芳
前些日子,法国佳士得拍卖行在将其祖先盗得的圆明园文物猪首、马首等赃物通过高价收买得手后,非但不收敛,反而变本加厉,把鼠首、兔首抬高到天价,把沾满中国人民血泪的赃物当做摇钱树,这些行为触痛了国人民族耻辱的伤疤,引起同胞们普遍的不满甚至愤怒。
有一些同胞因谴责佳士得的不义之举和当年法国的侵略罪行,便整个儿攻击和否定法兰西民族,这显然是不够冷静,有失偏颇的。无论是个人,还是国家,只有懂得尊重对方的尊严,才能更好地维护自己的尊严。“文革”初期,北京曾发生过一起“红卫兵火烧英国代办处”事件,造成很大的国际负面影响,主要肇事者受到惩处。这些青年“爱国者”说是要向当年欺负过我们的英国佬雪耻,通过火烧行动一解旧恨。殊不知,这一不顾国际基本准则的鲁莽行为,反而损害了祖国的尊严。
我们纵看历史,人类从不文明到比较文明,国与国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有过多少次冲撞和摩擦!有几个民族的身上没有留下被咬的伤痕?又有多少个民族没有给别的民族身上留下牙痕?一个国家是由无数国民作为细胞构成的,而这些细胞是良莠不齐的。在一部分“细胞”不安分以至出轨的时候,总有另一部分“细胞”保持清醒,发出正义的声音予以制止。就在法国当年在中国犯罪后得意“凯旋”,全国一片欢腾的时候,法兰西的伟大儿子雨果发出庄严的声音,谴责他的祖国是“强盗”。这是发自法兰西民族良心的声音,是代表人类良知的声音。一个能发出这样的声音的民族,是拥有正义之魂的。在法国,雨果所体现的民族自审精神至今也没有泯灭。近年来一部引起很大反响的、详细调查并揭露法国人在圆明园劫掠事实的著作《1860:圆明园大劫难》,恰恰是法国人自己写的,而且受到法国前总统希拉克的赞赏,作者的名字叫伯纳•布立赛。我们之所以对无偿索回圆明园文物的努力并不悲观,正是因为我们看到了法兰西民族魂魄里阳光的一面。
这样的民族正义之魂当然是不可能偶然出现的,它是这个民族及其所在的国家在科学、教育与文化上长期积累而获得雄厚的“软实力”的结果。这种“软实力”具有推动历史进步的巨大力量。l7、18世纪,法国封建专制王朝不可一世。然而,恰恰在这时,最早表明人类自我觉醒的启蒙思潮开始涌动了,代表这股思潮的伏尔泰、狄德罗、卢梭等人的思想迅速传播。这一“批判的武器”最终导致了“武器的批判”,而且还成为后来雨果、戴高乐等民族之魂接力棒般出现的思想源泉。
我们相信这样一个民族,一定是充满自审精神的。我们等待着。
(选自2009年3月19日《文汇报》,有删改)下列关于作者援引“红卫兵火烧英国代办处”这一事件的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它有针对性。此事伤害英国尊严的同时也损害着中国的尊严,从而印证了尊严是相互的的观点。 |
B.它有类比性。中国的某些同胞在兽首事件上的做法,如果有损于法国尊严,同样也会损害中国的尊严。 |
C.它有暗示性。中国如果能树立“双赢”的理念,一定可以无偿索回圆明园文物鼠首、兔首等。 |
D.它有警醒性。作者借此提醒那些不够冷静、有失偏颇的同胞切勿重蹈“伤人亦伤己”的覆辙。 |
下列行为能体现法兰西民族“软实力”的一项是
A.伏尔泰在文学上独创了哲理小说,用戏谑的笔调讲述荒诞不经的故事,影射和讽刺现实,阐明深刻的哲理。 |
B.卢梭批评封建教育不顾儿童的天性,不根据儿童的特点进行因材施教,硬把对成人适用的教育强加于儿童。 |
C.戴高乐总是以神圣的父爱,抚平弱智女儿安娜心灵的创伤。他一生节俭,却为小安娜设立了专用委托金。 |
D.法国的波瓦访华后,执笔写了《长征》一书,热情颂扬中国革命,为写此书,他经常熬夜,弄得眼睛红肿。 |
下列表述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佳士得对猪首、马首和鼠首、兔首的处置手段都很卑鄙,不只违背了国际基本准则,还用罪证做交易,用罪恶牟暴利。 |
B.历史证明,每个民族都侵略过别的民族,也曾被别的民族侵略过;每个国家都既有“出轨”的国民,也有保持清醒的国民。 |
C.历史上有谴责法国是“强盗”的雨果,近年来有揭露法国劫掠事实的伯纳•布立赛,可见法兰西民族是充满自审精神的。 |
D.法兰西民族在科学、教育与文化上长期积累而形成的雄厚“软实力”,铸就了民族正义之魂,有力地推动了历史的进步。 |
阅读下文,完成文后各题。
在儒家的传统中,孔孟总是形影相随,但仔细比较却也发现很多不同的地方。最明显的,《论语》中所叙述的孔子,有一种轻松愉快的感觉,不如孟子凡事紧张。所以大成至圣能以“君子坦荡荡”的风格,避免“小人常戚戚”的态度去保持他的悠闲。与这种态度截然相对的是孟子“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主张。
孔子没有直接的提到人之性善或性恶。《论语》之中,“仁”字出现了66次,没有两个地方解释完全相同。但是他既说出虽为圣贤,仍要经常警惕才能防范不仁的话,可见他认为性恶来自先天。他又说“观过,斯知仁矣”,好像这纠正错误,促使自己为善的能力,虽系主动的,但仍要由内外观察而产生。孟子则曾斩钉截铁的说出:“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孔子自己承认,他一生学习,到70岁才能随心所欲不逾矩。孟子的自信,则可以由他自己所说“我善养吾浩然之气”的一句话里看出。孔子对“礼”非常尊重。颜渊是孔子的得意门徒,他死时孔子痛哭流涕,然而孔子却根据“礼”的原则反对颜渊厚葬;虽不屑阳货的为人,但为了礼尚往来,他仍想趁着阳货不在家的时候去回拜他。孟子就没有这样的耐性。他见了梁襄王,出来就说:“望之不似人君。”
这中间的不同,不能说与孔孟二人的个性无关。或许《论语》与《孟子》两部书的取材记载不同,也有影响。但是至圣和亚圣,相去约两百年,中国的局势,已起了很大的变化。孟子说“此一时也,彼一时也”,这八个字正好可以用来说明他们之间的距离。春秋时代的战事,显示了社会的不稳定性;但战事本身,却不足以造成社会的全面性动荡。孔子对当日情形,还没有完全失望。他的闲雅代表着当时的社会,相对于战国的暴乱而言,还相当的宁静,所以他仍提倡“克己复礼”,显然认为过去的社会秩序仍可以恢复,表现一腔复古的热忱。孟子被称为有“革命性”,这是因为战国时代的动乱已经大大超过春秋时期竞技式的战争,这使他知道,只是恢复故态而不改弦更张是不能济事的。齐宣王问他贵戚之卿应做的本分,他说:“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也就是容许废君而另立族中贤人。这已经不是孔子所说“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的严格规矩了。
宋朝以后,《孟子》既为各朝经筵讲解之用,也为科举取士的标准,被奉为经典,对中国思想史有巨大的影响。
——节选自黄仁宇《孔孟》孔子和孟子有很多不相同的地方,根据文意概括不正确的一项是
A.在人生态度方面,孔子“轻松愉快”“坦荡”“悠闲”,孟子则忧患、紧张。 |
B.在人性善恶方面,孔子内心存在性恶论,孟子则明确主张性善论。 |
C.在“礼”方面,孔子非常重视“礼”,孟子对“礼”则不大重视。 |
D.宋朝以后,《孟子》地位高于《论语》,成为科举取士的标准,二者地位不同了。 |
孔子和孟子思想言行不同的最主要原因是
A.孔子和孟子二人的个性不同。 |
B.《论语》与《孟子》两部书的取材记载不同。 |
C.从孔子到孟子,中国的局势起了很大的变化。 |
D.孟子所说的“此一时也,彼一时也”。 |
下列表述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孔子说他一生学习,到70岁才能随心所欲不逾矩。这说明,孔子对自己所坚持的“仁”,并不很自信,而孟子的自信,则可以由他自己所说“我善养吾浩然之气”的一句话里看出。 |
B.孔子认为要实现“仁”,既要靠经常警惕防范不仁,又要靠由内外观察而产生的纠正错误并促使自己行善的能力;但是孟子却认为道德纯粹是由本性产生的。 |
C.春秋时期的战争是属于竞技式的,虽然也造成了社会的不稳定,但这种不稳定不很严重;而战国时期的战争则是剧烈的,给社会造成了全面性的动荡。 |
D.孔子的闲雅代表着当时还相当宁静的社会,他提倡“克己复礼”,显然认为过去的社会秩序仍有恢复的希望,这表现了他一腔复古的热忱。 |
阅读下文,完成文后各题。
《南京!南京!》的日本感觉
陈冲
对于南京大屠杀这段历史事实,日本政府和相当多的日本人,采取的态度是不认账、不认错、不道歉、不反省、不忏悔。这五个“不”,是“日本可以说不”的典型实例。东京审判的时候,他们还不敢这样说,到了“日本可以说不”的时候,就说出来了,而且说得很“坚决”,从而形成了他们对那段历史事实的历史判断。作为一种立场,这个历史判断从来没有改变过。看起来,这让编导陆川先生很着急,就在影片里设置了一个日本兵,让他在一群兽性发作的日本兵中间罕见地玩了一个“人性的觉醒”,并最终以自杀来表示——表示了什么呢?这就算是“谢罪”了吗?
日本对南京大屠杀采取的这种“五不”态度,确实让人着急——不过应该是替他们着急,不是我们自己着急。对于中国政府来说,这是与日本政府之间的一个重要的外交问题。但是对于中国、中国人来说,这个并不重要。这个问题只对日本人重要。对日本人重要的事,应该让日本人去想,什么时候他们想明白了,真心地认账了,认错了,道歉了,反省了,忏悔了,我们宽容地予以接受就行了。从同一个南京大屠杀事件中,加害者和受害者所应记取的教训是不同的。对于日本、日本人来说,重要的是不要再发生把原子弹投到广岛的美国飞行员蒂贝兹所说的“当年一模一样的情景”,而他们的“五不”态度,危险性正在这里。我们也要防止再出现“当年一模一样的情景”,但这个“情景”对我们和对他们是截然不同的——他们是杀人!我们是被杀!我们要想的,是怎样才不会再次陷入这种任人宰割的境地,不会再次成为别人兽性发作时的宰割对象,不会成为“百人斩竞赛”的目标物。我们希望他们“不来”;但究竟来不来,最终取决于他们而不是我们,我们要做的,是“来了也不怕”。他们自己不反省,倒由我们先假装变成了他们再代他们反省,算数吗?管用吗?
据说《南京!南京!》有两项“突破”,一个叫“人性”,一个叫“反战”。虽然这两个词语很时髦,但硬要拿南京大屠杀来说这俩事儿,太离谱了吧?什么叫南京大屠杀?就是从1937年12月至1938年5月,在南京城内外,有30万个中国人的生命被毁灭。发生于此前的南京保卫战,是另一个历史事件。那倒是战争。在那场战争中阵亡的中国抗日将士,是不算在这30万人之内的。这30万被屠杀的中国人,绝大多数是平民,包括大量的老人、妇女和儿童。这是真正的屠杀,根本不是战争!对于中国人来说,这儿只有抗战不抗战的问题,根本没有反战不反战的问题。我为鱼肉,人为刀俎,还去跟人家讲反战,讲人性,讲得下来吗?在南京大屠杀这个特定的事件中,这两个话题,只有“为刀俎”者才可以讲,“为鱼肉”者是没资格讲的。
面对30万失去抵抗能力的中国人被恣意杀戮奸淫,一个中国人应该是什么感觉?面对30万这个巨大的、让人无比震撼的数字,一个中国人最痛心的应该是什么?不错,我们的国家积贫积弱,我们打不过人家,我们今后要努力富民强国。但是这就完了吗?国有强弱,战有胜败,在世界历史中,一个国家弄到保护不了自己子民百姓的程度,南京大屠杀并非孤例,但是被杀害了那么多人,实属罕见。日军的极端残暴是一方面,在我们这一面,除了人口密度的因素外,还有没有别的原因?我们能不能少让人家杀掉一点?显然,这不能靠杀人者的“人性觉醒”,只能靠让杀人者付出更高的代价。代价高到一定程度,他就不得不少杀一点了。在南京大屠杀中,没有令人信服的证据显示,出现过有组织的、有效的抵抗——退一步,哪怕是出现过有组织的、有效的逃离——再退一步,出现过哪怕是无效的、但毕竟是有组织的抵抗或逃离。我上学的时候,老师们教导我们要记取中国被侵略、中国人被杀戮的种种教训,其中之一,就是中国人像“一盘散沙”。老师们也讲了为什么会这样的原因。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没人再说这个话了。然而,这是进步吗?
不想中国人该想的事,却替日本人去想他们该想的事,是荒唐。拿日本人该想的事,来遮蔽中国人该想的事,是罪过。
(选自《文学自由谈》2009年第4期,有删改)下列说法中不符合文意的两项是
A.对于南京大屠杀这段历史事实,日本政府采取的是“五不”态度,这也形成了他们对那段历史的判断立场。 |
B.作者认为《南京!南京!》中那个自杀的日本兵,虽然体现了人性的觉醒,但仅以此向中国人民“谢罪”还不够。 |
C.南京大屠杀这个事件中,关于“人性”与“反战”两个话题,我们是没有资格讲的。 |
D.日本的“五不”态度,只对他们自己重要,对我们不重要,我们不必想,宽容地接受就行了。 |
E.美国飞行员蒂贝兹所说的“当年一模一样的情景”中的“情景”对于日本和我们是不同的,因为日本是杀人,我们是被杀。下列属于《南京!南京!》的“日本感觉”的一项是
A.影片再现了南京大屠杀30万中国人的生命被毁灭的历史,让人感到无比震撼和痛心。 |
B.影片有两项“突破”,其中一项是“反战”,以引起人们反思我们只有抗战不抗战的问题,根本没有反战不反战的问题。 |
C.拿日本人该想的事,来遮蔽中国人该想的事,是罪过。 |
D.影片设置了一个在一群兽性发作的日本兵中间却能“人性觉醒”的日本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