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治维新使日本改变了封建落后的状况，走上了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优题课

阅读下列材料：
材料一梁启超在借鉴西方民族主义的基础上，吸收了中国传统的大一统观和夷夏变易观，提出了御外自强的“大民族主义”。“大民族主义”的基本内涵是：联合包括满族在内的中国境内各民族以构建民族共同体和民族国家；汉族是民族共同体的中心和主体；保存族粹以复兴中国传统文化。……“大民族主义”顺应了中国现代化的需要，符合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对于革命派民族观的转变及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形成的贡献颇大。
——高强《论梁启超的“大民族主义”》
材料二扔弃传统（以儒学为代表的旧文化旧道德）、打碎偶像（孔子）、全盘西化、民主启蒙，都仍然是为了使中国富强起来，使中国社会进步起来，使中国不再受欺侮受压迫，使广大人民生活得更好一些……所有这些就并不是为了争个人的“天赋权力”——纯然个体主义的自由、独立、平等。所以，当把这种本来建立在个体主义基础上的西方文化介绍输入以抨击传统打倒孔子时，却不自觉地遇上自己本来就有的上述集体主义的意识和无意识，遇上了这种仍然异常关怀国事民意的社会政治的意识和无意识传统。在如此严峻、艰苦、长期的政治军事斗争中，在所谓你死我活的阶级、民族大搏斗中，它要求的当然不是自由民主等启蒙宣传，也不会鼓励或提倡个人自由人格尊严之类的思想，相反，它突出的是一切服从于反帝的革命斗争，是钢铁的纪律、统一的意志和集体的力量。任何个人的权利、个性的自由、个体的独立尊严，等等，相形之下，都变得渺小而不切实际。个体的我在这里是渺小的，它消失了。
——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
请回答：
（1）根据材料一，概括梁启超“大民族主义”的主要特点，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形成这种“大民族主义”观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指出中国近代思想发展的特征及其原因。

从中国古代到近代，“体用”范畴经历了从哲学概念到政治概念的转化。阅读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朱熹以心的“未发”状态指心之体（或性），以心的“已发”状态指心之用（或情）。心是性、情的统一。
——张岱年、方克立主编《中国文化概论》材料二：明道存心以为体，经世宰物以为用，则体为真体，用为实用。
——（明）李颙《答顾宁人先生》
材料三：愚以为在今日又宜曰“鉴诸国”。……如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不更善之善者哉？且也通市二十年来，彼酋之习我语言文字者甚多，其尤者能读我经史，于我朝章、吏治、舆地、民情类能言之，而我都护以下之于彼国则瞢然无所知，相形之下，能无愧乎？
──冯桂芬著《校邠庐抗议》（1861年）
材料四：以康有为为主要代表的维新（派）……打出来的口号仍然是文化的口号，叫做“会通中西”。……他对“会通中西”主张，做过一种概括，叫做“泯中西之界限，化新旧之门户”。
——丁伟志《中国文化近代转型的启思》
（1）结合所学，指出宋明理学家关注“心之体用”的根本目的。依据材料和所学，概述李贽思想产生的社会背景。
（2）根据上述两则材料，比较冯桂芬、康有为看待中西文化态度的异同点。结合所学，分析近代“体用”范畴向政治概念转化的原因。

阅读材料，回答有关问题。
材料一： “生之有时而用之亡度，则物力必屈…今背本而趋末，食者甚众，是天下之大残也……今驱民而归之农，皆著于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食之民转而缘南亩，则畜积足而人乐其所矣。”
——［西汉］贾谊《论积贮疏》
材料二： “夫农工商贾者,财之所自来也。农尽力,则田善收而谷有余矣。工尽巧，则器斯坚而用有余矣。商贾流通,则有无交而货有余矣。彼有余而我取之,虽多不病矣”。…… “农工商贾皆乐其业而安其富，则公家何求而不获乎?”
——（宋）司马光
材料三： “即如关税，洋人仅完厘半，而华人则勒索数成，盘查则洋船不敢谁何，华船则百般恫喝，以至华商人人气短，而不能自保之势矣。”
——清·钟天纬《扩充商务十条》
材料四：甲午战争后，……爱国人士要求“振兴实业”“设厂自救”。在此压力之下，20世纪初，清政府先后发布上谕，提出“矿律、路律、商律等类，皆应妥议专条”“通商惠工，为古今经国之要政，急应加意讲求……先订商律，作为则例”。制订和颁布了《钦定大清商律》等一系列经济法律、法规。
（1）依据材料一、二，概括说出两人的不同观点。结合所学分析其产生的背景。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材料三所反映现象的出现原因以及这种现象的存在对中国经济产生的影响。
（2）结合材料三、四和所学知识，回答清政府的这些经济立法有什么积极意义？

政治制度的变化是社会变迁的重要内容。请回答下列问题：
材料一：西周灭商后，控制的地域西起今甘肃东部，东达海滨，北起今辽宁，南达长江。有的学者认为，由于技术性的因素，西周的中央政府不能有效地统治整个国家。在平定了一次严重的叛乱后，西周王室进行了大规模的“封藩建卫”：西周的统治者把统治的权力、权威和责任委任给属国，属国反过来效忠中央政府并向中央政府纳贡，提供军事支持。
——据张岂之主编《中国历史·先秦卷》、［美］杰里·本特利赫伯特·齐格勒著《新全球史－文明的传承与交流》等资料整理
（1）结合材料和所学知识，概括与西周推行分封制有关的重要因素。
灭六国后，针对地方政治制度问题，秦王朝曾有重要的辩论。多数大臣赞成恢复分封制，而李斯却提出了不同意见：
材料二：廷尉李斯议曰：“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众，然后属疏远，相攻击如仇雠，诸侯更相诛伐，周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内赖陛下神灵一统，皆为郡县，……则安宁之术也。置诸侯不便。”始皇曰：“天下共苦战斗不休，以有侯王。赖宗庙，天下初定，又复立国，是树兵也，而求其宁息，岂不难哉！廷尉议是。”
——《史记·秦始皇本纪》
（2）结合材料，分析秦始皇和李斯决定推行郡县制度的历史依据。与分封制相比，该制度具有鲜明的特点。请根据所学简要概括。
19世纪末20世纪初，地方自治的呼声在社会上骤然兴起。
材料三：康有为在1902年指出，欧美、日本等国强盛的原因在于实行地方自治，……中国所以“败弱”，原因在于“官代民治”，因此救中国之道，“听地方自治而已”。
梁启超认为，“抑民权之有无，不徒在议院参政也，而尤在地方自治，地方自治之力强者，则其民权必盛，否则必衰”。
某留日学生则认为，“地方自治制最完全者，其实业必最隆起，其国力必最强盛。地方自治制与实业要有密接之关系”，“吾民族欲自发达其实业……非亟亟趋向于地方自治之规模而进行不可”。
——据虞和平主编《中国现代化历程》第一卷、马小泉《晚清新式绅商的公民意识与政治参与》等资料整理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分析以上三人对地方自治问题论述的不同角度，并概括由此反映的时代背景。

儒家学说长期居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在两千多年历史中，随着时代变迁，不断吸收其他思想，以适应时代需要。
臣谨案《春秋》之文，求王道之端，得之于正。正次王，王次春。春者，天之所为也；正者，王之所为也。其意曰，上承天之所为，而下以正其所为，正王道之端云尔。然则王者欲有所为，宜求其端于天。天道之大者在阴阳。阳为德，阴为刑；刑主杀而德主生。……以此见天之任德不任刑也。……终阳以成岁为名，此天意也。王者承天意以从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
——《汉书董仲舒传》
宇宙之间，一理而已。天得之而为天，地得之而为地，而凡生于天地之间者，又各得之以为性；其张之为三纲，其纪之为五常，盖皆此理之流行，无所适而不在。
——《朱子文集》卷七
以佛修心，以道养生，以儒治世。
——南宋孝宗《佛祖统纪》卷48
（1）汉代儒学已不同于先秦儒学。依据材料，说明董仲舒发展儒学的表现；并分析董仲舒的观点仍然属于儒家学说的原因。
（2）宋代儒学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峰。依据材料，说明宋代儒学发展的特点。康有为将《孔子改制考》进呈御览，并说明“臣今所作编撰，特发明孔子为改制教主，六经皆孔子所作，俾国人知教主，共尊之。”结合时代背景，分析康有为编撰《孔子改制考》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