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下文，完成1～3题。枝蔓状城市以城市边缘化和信息技术、虚-优题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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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声真合静中听——怀念陈则光先生
陈平原
学界一般只知道陈则光先生是现代文学史家和鲁迅研究专家，可陈先生心目中的名山事业，却是其《中国近代文学史》。之所以产生这种错觉，一方面是陈先生在前两个领域确有引人注目的成就，另一方面则是其《中国近代文学史》没能真正完成。“千古文章未尽才”，这是悼念文章的套语，可用在陈先生身上却十分合适，尤其是指其没能完成思考、纠缠几十载的这一研究课题。
先生治学，一贯以“平实”取胜。从没有惊世骇俗的高论，可有理有据，立论大都站得住脚。已出版的《中国近代文学史》上册，颇能体现先生这一治学特点。“绪论”一章是根据50年代末的《中国近代文学的社会基础及其特征》一文改写的，还是强调社会——文化——文学三者的互动，但具体的论述更为详实可信。先生不以理论思辨见长，大的框架没有多少突破，具体的论述则新意迭现。对桐城派的中兴，以及对弹词在晚清文坛的意义，先生都有自己独特的见解。尤其是关于19世纪下半叶小说的研究，更见先生的功力。大的研究思路仍是沿袭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用狭邪小说、侠义小说和谴责小说来把握小说界革命前的中国文坛。可描述每一种小说类型的演讲时，先生都特别注意文学思潮与具体作品的历史联系。而突出西湖散人之《万花楼》开始体现“侠义小说与公案小说合流的倾向”，或者将蒙族作家尹湛纳希的《一层楼》和满族作家文康的《儿女英雄传》作为近代少数民族作家“对《红楼梦》反响的两种趋向”，更是“道人所未道”。
先生对具体作家作品的解读相当精细，对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比较关注，对通俗文化有很高的热情，这些都是他们那一代文学史家的共同特性，只不过先生治学严谨认真，不时能突破原有理论框架的限制。先生学有根底，却并非一味守旧，颇能欣赏与之不同的学术思路。1990年8月，北京大学召开“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国际学术讨论会”，先生在提交给会议的论文中，既高度评价了我撰写的《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第一卷，又坚持他注重社会思潮和强调作家作品整体把握的一贯主张，对此书有所批评。
先生治学风格平实，除了“有实事求是之意，无哗众取宠之心”外，更得益于其“分寸感”的把握。刚师从先生时，每次听完我的研究报告，先生总不忘叮嘱“论述时要注意分寸”。开始不免逞才使气，被敲打几次后也就老实多了，慢慢体会到治学中掌握“分寸感”的必要和艰难。我在中山大学师从吴宏聪、陈则光两位先生和在北京师从王瑶先生，除了具体知识外，最重要的收获莫过于对学问的敬畏之心以及对分寸感的掌握。只是直到今天，落笔为文，仍嫌火气太大锋芒太露，无法真正做到平正通达。
我刚上研究生那阵子，略有狂态。第一篇交上去的读书报告专论五四白话文运动，洋洋洒洒写了一万多字。报告发下来时把我吓了一跳，先生的批注密密麻麻，和我文章的字数不相上下，有商榷论点的，有校对史料的，也有改正标点符号和错别字的。且不说观点异同，单是这种治学态度就把我慑服了。
先生为人为学均极为认真，平时不苟言笑，学生们背后称他“陈老夫子”。每次上课，拿着厚厚一本讲稿，几乎照着念，很少有即兴发挥。同学们尽管钦佩他备课认真、治学严谨，可还是不大习惯这种沉闷的讲课方式。只是在若干年后，当初手舞足蹈因而大受欢迎的课程烟消云散，而先生认真扎实的讲授反而凸现，大家这才承认“照念讲稿”也是另具一格。
课堂上不苟言笑的先生，在家里却显得十分随和。接触多了，甚至发现表面迂执的先生，其实也不乏文人趣味。我北上念书后，先生曾录旧作寄赠：“月沉柳岸隐吹笙，何处朱楼酒未醒。莫道绿窗人寂寞，此声真合静中听。”不知诗后有无“本事”，也不想为此强作解人。只是隐约觉得先生晚年重录少作，有相当深沉的感慨。
（原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1）下列对传记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最恰当的两项是（）（）

A．陈则光先生心中的名山事业——完成《中国近代文学史》——被人忽略，是因为其在现代文学史和鲁迅研究方面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

B．陈则光先生虽然沿袭了鲁迅的理论框架，但见解独到，如满族作家文康的《儿女英雄传》开始体现“侠义小说与公案小说合流的倾向”。

C．与同时代文学史家不同的是，陈则光先生治学更严谨认真，不时能突破现有理论框架的限制，更注重对作家作品的整体把握。

D．通过几位恩师的指导，特别是陈则光先生对其的不断敲打，作者既学到了具体知识，也收获了对学问的敬畏之心及对分寸感的掌握。

E．作者以陈则光先生的治学和做人为切入点，先议后叙，语言质朴，详略得当，并以亲历者的身份为读者讲述了一位学者的伟大之处。
（2）文中提到陈则光先生治学，一贯以“平实”取胜，其“平实”具体体现在哪些事件上？请简要概括。
（3）陈则光先生的形象有什么特点？请结合材料简要分析。
（4）陈则光先生在治学上取得的成功，有相当多的一部分得益于对“分寸感”的把握，请结合全文，谈谈你对这种“分寸感”的认识和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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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张地图
莫景春
久在城市里居住和工作，虽然现在所在的城市距离老家仅仅百余公里，可是难得有时间回趟老家。常常在周末接到父母的电话，其实也没什么大事，他们在电话里很有兴致地叙述的，不是张家大伯的儿子结婚了，就是李家叔叔的女儿出嫁了，再就是庄稼长得怎样……最后总忘不了嘱咐一句：“家里什么都好，忙你的工作，别惦记……
其实，哪能不惦记呢!父母不跑到城市里来，自己也总想抽空回家看看，可是大学毕业后，在单位工作接近十年，一直没什么成就，就不愿总在乡里乡亲的眼前晃了。
因为中秋节有三天时间的公休，下决心回趟老家。
刚到家，邻居大伯便急急忙忙找上门来，手里拿着一张报纸一样大小的地图，一脸的焦急。
“有什么急事吗，大伯？”我赶紧起身，迎接这位好像有什么急事的老人。
“你是村里的读书人，又在外面工作，见多识广，帮我看看！”大伯气喘吁吁地说，又递过那张被攥得有些皱巴巴的纸。
红红点点，密密麻麻地印着地名，那是一张花花绿绿的地图。从没上过学的大伯怎么突然对地理知识感兴趣了呢？我百思不得其解，这大伯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是不是故意考考我？或者是生活好了，准备出去旅游？
“你帮我找找广东的东莞在哪里？过节了，心里总是挂着些什么东西。”大伯伸出一双满是皱纹的手，抖抖索索地和我小心翼翼地打开那地图，然后掏出一支红笔，还有透亮的放大镜。
哎呀，像蜘蛛网一样的地图，早早画上了两条醒目的线。家乡所在的桂西北一乡镇已被划上大红的圆圈，然后从这个地方笔直地分出两条直线：一条直直伸向遥远的北京，另一条则连向海边的厦门。这两条线赫然醒目，像两只有力的手指一样，紧紧地嵌在一起。
北京厦门，一北一南，一个是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一个是美丽的海边城市，划上它们有什么用？大伯看到我的手指反复地指指点点着北京和厦门，笑呵呵地说：“那是在读初中的孙子帮我找的，现在也跑出去了。在北京的是大儿子，在厦门的是二儿子，他们全跑出去啰。”
我知道邻家大伯的大儿子手艺好，砌砖垒石，是他的拿手好戏，呆不住，跟着邻村的人跑到北京搞建筑去了；二儿子呢，平时喜欢拆拆收音机修修电视冰箱，对电子很感兴趣，也跑到厦门的电子厂打工去了，家里就剩下大伯和老伴，还有儿媳孙儿了。
“那现在你找广东的东莞干什么呢？”
“大孙儿中专毕业了，到广东的东莞打工去了，想看看他到底在哪个地方，心里踏实。”
看到大伯急切的样子，我赶紧把地图平平整整铺到桌面上，拿起他手上的那支红笔，先在我们所在的家乡定了个点，沿着广西向广东的方向，在标着黑黑的字大大一圈的“广州”附近划出了东莞这个地名。大伯目不转睛地盯着，晃着放大镜，目光紧跟着我的笔头，看着我的笔头停住了，便长长地舒口气：“哦，在广东，就在我们附近，不远不远。”
接着他急忙拿来一把直尺，在我们家乡和东莞之间划了一条长长的红红的线，把两者紧紧地连接起来，心里乐滋滋的。
我再看看大伯的地图，只见图上以家乡为原点，辐射三条赫然醒目的红线，那三条线很像一只张开的手掌。家乡是掌根，北京厦门东莞是叉出去的手指，不管亲人们跑到哪个地方打工，他们都还紧紧地握在大伯的掌心里。
（1）下列对小说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最恰当的两项是（）（）

A．在城市里居住，却很少能有时间回到农村老家，这是很多年轻人面临的状况，小说开头从“我”长时间不回老家写起，突出了小说的主旨。

B．“那是一张花花绿绿的地图”，“被攥得有些皱巴巴的”，这表明邻居大伯常常将地图拿在手中，时时查看，心里总记挂着远离故土的儿孙们。

C．“我”刚到家，邻居大伯便“急急忙忙找上门来，一脸的焦急”，这个细节表明因为村里没有有文化的人，老人内心很焦急。

D．邻居大伯的地图上，画着由家乡连接北京、厦门这两个一北一南城市的两条醒目的线，表明他已经知道儿子所去的方向，只是为不知孙儿去了哪里而着急。

E．小说描述了一个留守老人通过画地图的方式关心孩子们的故事，流露出留守老人心中的寂寞之情。
（2）小说的结尾写地图上画的线“像一只张开的手掌”，这样写有什么作用?请简要分析。
（3）小说中邻居大伯这一形象有哪些特点?请简要分析。
（4）小说中写了邻居大伯一家分散到全国各地的现状，这成了当今农村很普遍的现象。对此你有什么看法?请结合实际谈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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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诗派
翟长兴
现代诗派，是对三十年代到抗战前新崛起的有大致相似的创作风格的年轻的都市诗人的统称。现代诗派因《现代》杂志而得名，其兴起的标志，即是1932年在上海创刊的由施蛰存、杜衡主编的《现代》杂志。
《现代》杂志构成了三十年代现代派文学创作的重要阵地，汇聚了沪、京、津等许多大城市的诗人群体，也集中刊发了一大批具有现代主义倾向的诗作。戴望舒是现代派诗歌领袖，1932年诗坛刮起“戴望舒旋风”，其诗论被现代诗派奉为金科玉律。重要的诗人还有卞之琳、何其芳、李广田、施蛰存、金克木、废名等等，他们都以各自意象新颖、想象独特的诗作，推进现代派诗歌的发展。现代派诗歌是民族化与现代化的结晶，它标志着中国新诗的成熟。
在上世纪30年代阶级对垒的社会历史背景下，现代派诗人们大多是游离于政党与政治派别之外的边缘人；同时，许多人来自乡土，在都市中感受着传统与现代双重文明的挤压，又成为乡土和都市夹缝中的边缘人。现代派诗人是都市的漂泊者，又是一代寻梦者。他们深受法国象征派诗人的影响，濡染了波德莱尔式的对现代都市的疏离感和陌生感及魏尔伦式的世纪末颓废情绪。而五四运动的退潮和大革命的失败，更摧毁了年青诗人的纯真信念，辽远的国土由此成为一代诗人的精神寄托。
戴望舒的《雨巷》典型地表达了一代青年普遍的理想幻灭的忧郁情绪。作为理想象征的“丁香一样的姑娘”，象梦飘过一样，在面前一闪，转瞬即逝了。就这样用暗示象征的手法，表达了追求美好理想而不得的那种孤苦心情。这点深受法国象征诗人魏尔伦的影响，魏尔伦的《无言的歌集》表达了巴黎公社失败后不知所措的知识分子苦闷沮丧的情绪，其基调是对于诗人的理想与他周围的肮脏生活相脱节的悲剧感。
在诗艺上，现代派诗人注重暗示的技巧，很少直接呈示主观感受，采用意象隐喻、通感、象征来间接传达情调和意绪，这使得现代派诗歌大多含蓄、朦胧，既避免了狂叫、直说，又纠正了初期象征派晦涩难懂的弊病，创造性地转化了波德莱尔、魏尔伦的象征主义诗艺，很好地实践着戴望舒所主张的“诗是由真实经过想象而出来的，不单是真实亦不单是想象”。
现代派诗人重视向内在的心灵世界和平凡的日常生活开掘诗的题材，运用象征的意象与曲折隐藏的方法，表达其忧伤之思情，追求“象征派的形式、古典派的内容”的统一。现代派诗歌的现代诗形体体现在表层形式上，它有以象征主义为主、兼有浪漫主义、古典主义、意象派的艺术特点；而在审美趣味和文化心理取向上则显示出鲜明的古典主义特征，呈现出朦胧而又明朗、单纯而又丰富的东方民族审美特色，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东方民族现代诗。
正是现代派诗人们这样孜孜不倦，兼收并蓄，不断地进行着“化古化欧的创造性的转化工作”，使中国新诗既民族化又现代化，从而构建起真正的东方民族现代诗。
现代派诗歌的发展演变都是历史的必然。它是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诗坛的一道亮丽的风景，标志着中国新诗的成熟，是东方民族现代诗构建发展的开始。其所追求的开掘内心和传达朦胧的美学原则，对于新诗艺术表现的含蓄与丰富，对诗的艺术本质的思考与探索，在中国新诗发展史上无疑是有积极意义与独特的贡献。
（选自《理论观察》，有改动）
下列有关“现代诗派”的表述，不符合文章意思的一项是（）

A．现代诗派是指在上世纪30年代到抗战前新崛起的创作风格上大致相似的年轻都市诗人的统称。

B．现代诗派以施蛰存、杜衡主编的《现代》杂志为阵地，他们创作的诗歌标志了中国新诗的成熟。

C．现代诗派的诗人多无政治派别，是来自乡村、在城市生活而遭受乡村、都市文明挤压的边缘人。

D．现代诗派诗人追求化古化欧的创造性工作，使中国新诗成为具有民族性、现代化特征的现代诗。

下列理解，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现代诗派的得名源于1932年在上海创办的《现代》杂志，杂志汇集了许多大城市的诗人，并刊发了许多具有现代主义倾向的诗作。

B．戴望舒是现代诗派的领袖，其《雨巷》中“丁香一样的姑娘”是诗人理想的象征，诗歌表现了当时青年普遍存在的理想幻灭情绪。

C．现代诗派诗人创作的诗歌很少直接表达主观感受，往往采用暗示的方法，间接表达内心情感，纠正了初期象征派晦涩难懂的问题。

D．现代诗派有两个明显的特点：诗歌注重使用象征手法；具有鲜明的古典主义风格，审美特色有东方民族矛盾心理，如朦胧而明朗。

根据原文的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现代诗派的诗人都各自以意象新颖、想象独特的诗作，推进了现代诗派的发展，形成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诗坛的美景。

B．现代诗派诗人深受法国象征派的影响，再加上大革命失败对诗人信念的摧毁，使得他们的视野投放到中国更广阔的疆域。

C．波德莱尔、魏尔伦的诗歌特征等对现代诗派的诗人影响很大，但现代诗派的诗人并没有生搬硬套，而是进行创造性转化。

D．现代诗派重视内心世界和平凡生活，诗人用曲折、隐藏方式和象征的意象表达内心情感，在中国新诗发展中有独特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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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包热情的闻一多
何兆武
①一个人的性格或者思想大多初步觉醒于十二三岁，到二十四五岁思想定型，形成比较成熟、确定的人生观、世界观，此后或许能有纵深的发展或者细节上的改变，若是有本质的改变，我想是非常罕见的。闻一多先生早年追求纯粹的美，后来成为民主斗士，旁人看来似乎有非常巨大而彻底的思想转变，但我以为那不过是一些表面的变化。在这一点上，我同意温德先生的话。温德先生是闻先生多年的好友，1945年民主运动的时候，他的当代文学批评课只有我和徐钟尧学长两个人上。一次温德先生和我们谈起闻先生，说：“他（闻一多）就是一包热情。”接着又摇摇头，“不过搞政治可不能单凭一包热情啊。”言下似有惋惜之意。
②温德先生的这句评价非常中肯。闻先生是个热情的人，早年追求唯美是一团热情，后来和梁实秋、罗隆基等人参加右派组织，搞国家主义，其实也是一团热情。
③西安事变爆发后，闻先生拥蒋反对张学良，在教授会上痛斥：“怎么能够劫持统帅？！”当时很多人都有那种感觉，如果真杀了蒋介石，肯定要发生内战，岂不给日本制造了机会？所以西安事变的时候很多人都指责张学良，称之为“劫持统帅”，等到他把蒋介石送回南京，当天的《世界日报》——当时北京最大的报纸，头版大标题就是“委座出险，举国欢忭”。第二天，北京的右派学生还举行了游行，也是声势浩大的。
④及至40年代，生活艰苦了，闻先生亲身感受到了国民党政权的腐败和黑暗，又满腔热忱地投入民主运动。
⑤闻先生晚年讲诗（其实那时候他还不到五十岁），有一首初唐诗人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他特别欣赏，曾把这首诗评价为“诗中的诗，顶峰上的顶峰”。当然这首诗写得的确很美，我也非常欣赏，不过除了浓厚的唯美倾向，却带有几分人生幻灭、虚无颓唐的味道，好像和他民主斗士的形象不大合拍。所以我以为，闻先生的思想主潮早年和晚年是一以贯之的，本质上还是个诗人，对美有特别的感受，而且从始至终都是一包热情，一生未曾改变过。现在不是有很多人在讨论：如果鲁迅活着会怎么样？其实同样可以问：如果闻一多活着会怎么样？仅凭一包热情，恐怕也不会畅行无阻，我这么想。
⑥闻先生那一辈人的旧学根底非常之好，可他同时又是极端反传统的。社会转型时期，有的人唯恐中国的旧文化不存在了，拼命维护，还有一种人，认为传统的东西束缚中国人太久了，中国要进入新的时代，就要彻底抛弃，全面创造新文化，闻先生、鲁迅、胡适都属于这种人。鲁迅激烈反对中国的旧文化，甚至提出不看中国书，《狂人日记》里宣称：什么“仁义道德”，满书都写着血淋淋的“吃人”两个字。闻先生在这一点上跟鲁迅非常相像。在搞民主运动的时候，他在课堂上对我们说：“你们是从外面打进来，我从里边杀出去，我们另外合应，把传统的腐朽文化推翻!”意思是说：青年学子没有受过中国传统文化的毒害，所以你们须从外部推翻它；我是受过这个教育的，所以我现在要反对它，从里边杀出来与你们合作。我想这代表他当时真实的思想情况，虽然他研究的是中国传统文化，但他并不认同。
⑦另外还有一点我要保留自己的意见。现在很多文章总是特别强调闻先生生活穷困的一面，比如联大时期闻先生给别人刻图章，现在都说成是他为生活所迫，不得已。我觉得也不单是这样。闻先生早年是搞美术的，又会绘画，又会雕刻，现在北大西门一进门的地方有座西南联大纪念碑，上面的篆字就是闻一多写的，落款“中文系教授闻一多篆额”，写得非常好，而且只有公认的大手笔才有资格题这个篆额。所以，搞美术乃是闻先生的本行，写字、篆刻都是他的专业。当然他也是因为贫困，挣点钱补贴家用，但如果过分强调为生活所迫的一面，刻字竟成了他不务正业的谋生手段，不免有些过分渲染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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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它（指诗人田间的诗）只是一片沉着的鼓声，鼓舞你爱，鼓动你恨，鼓励你活着，用最高限度的热与力活着，在这大地上。当这民族历史行程的大拐弯中，我们得一鼓作气来渡过危机，完成大业。这是一个需要鼓手的时代，让我们期待着更多的“时代的鼓手”出现。（摘自闻一多《时代的鼓手——读田间的诗》）
② 以清明的眼，对一切人生景物凝眸，不为爱欲所眩目，不为污秽所恶心，同时，也不为尘俗卑猥的一片生活厌烦而有所逃遁；永远是那么看，那么透明的看，细小处，幽辟处，在诗人的眼中，皆闪耀着一种光明。”（摘自沈从文《论闻一多的〈死水〉》）
（1）下列对传记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最恰当的两项是（）（）

A．本文开头引用温德先生的话，既表现了闻一多是个热情的人，同时也说明他的“一包热情”也存在着局限性。

B．闻一多喜欢《春江花月夜》，包括其中所带有的人生幻灭、虚无颓唐的味道，这与他民主斗士的形象有矛盾。

C．作者把闻一多与鲁迅不同的处世方式做对比，说明如果闻一多还活着，他仅凭一包热情来处世是行不通的。

D．沈从文认为闻一多的眼睛是清明的，在细小处也看得透明，这与何兆武所说的闻一多靠一包热情做事大不相同。

E．文章以情感为主线来讲述闻一多，有叙事有评论，不仅使读者了解闻一多，也对闻一多有了更深入的认识。
（2）材料中从哪些方面讲了闻一多的“一包热情”？请简要概括。
（3）文章的第7段文字有什么作用？请简要分析。
（4）有人认为，文章的第6段与文题没有什么联系，你怎么看？请结合原文，谈谈你的看法。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后面题。
知识分子的活动，一般说有“超然”和“参与”两个方面。“超然”，是指超然于一般社会生活之上而特别地致力于文化责任；“参予”则是以其知识、理想等影响与改造社会生活。借中国古人之用语，大致可以区分为“出世”与“入世”。就“入世”讲，这一因掌握了知识而思考更具“普遍性”的群体，自古就形成了“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社会理想。孔子曰“爱人”，墨子曰“兼爱”，孟子说“民为贵”。他们深感“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以“平治天下”为“舍我其谁”之重任。由此养成了“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去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弘大气象。同时，也培育了一种深沉博大的忧患意识。所谓“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忧其民者，忧民生之艰辛也；忧其君者，忧肉食者之失德也。所谓“位卑未敢忘忧国”，所谓“邑有流亡愧俸钱”，都反映了那种战战兢兢、任重道远，于国事民生不敢须臾忘怀之情。“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确实成了中国知识分子一脉相承的优良传统。
谈到“出世”，人们随即会想到道家与隐士。在现代社会中，知识界与政治界截然两分，各有职能，居知识界内从事分内工作，并不得谓之“隐”。但古代的“士”为王朝官吏之主要来源，若不为官则社会地位与经济收入常无着落，于是“仕”与“隐”便形成鲜明对照的不同人生选择。庄周向往“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的“无待”境界，君主“欲以境内累”而不受。这是一种对超越精神境界的探求。儒者虽以“明道救世”为务，但也并非不讲“隐”。作为知识分子，他们自有“所为之事”，如“博学习文”之文化责任，“砥厉廉隅”之人格完成等，未必要“与人为臣”。故古之儒者，亦不乏“累征不就”，而“躬耕乐道、以经籍自娱”之人。今人多以隐居为消极退避，对“独善其身”颇多非议。其实孟子曰“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又曰“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知“独善其身”原乃穷亦坚守节操之意。所以，“敝庐何必广，取足蔽床席”、“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的无心爵禄、甘心林泉、潜心道艺之举，自古就被看成是难能可贵的高尚行为。如果说“入世”反映了知识分子对社会责任与理想的履践，“出世”则集中反映了其对文化的自由创造和个体的自由人格的追求。对不同个体，在“入世”“出世”上完全可以有不同选择；但就整个知识群体来说，二者却决不矛盾，而是相辅相成的。
下列关于古代知识分子活动“超然”与“参与”的表述，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超然”是指古代的一些知识分子不“与人为臣”，超然于一般社会生活之上而特别地致力于文化责任的生活态度。

B．“参与”是指古代的一些知识分子以“平治天下”为重任，以自己的知识、理想等影响与改造社会生活的生活态度。

C．“超然”是一种“出世”的态度，在古代社会中与道家、隐士有关，是与儒家所提倡的“士”应尽的社会责任相违背的。

D．“参与”是一种“入世”的态度，它体现了儒家所提倡的“仁以为己任”“平治天下”等知识分子应承担的社会责任感。

下列理解，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是古代知识分子提出的一种社会理想，它的形成，体现了知识分子对社会中具有“普遍性”问题的思考。

B．“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是儒家代表人物对知识分子的一种社会要求，体现了知识分子应有的一种社会责任感。

C．“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是庄子设想的一种“无待”境界，是道家代表人物庄子的一种对超越精神境界的探求。

D．“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是孟子提出来的古代知识分子的一种处世哲学，以现代人的观点看，“独善其身”是不值得提倡的。

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内容的一项是（）

A．孔子的“爱人”，墨子的“兼爱”，孟子的“民为贵”，以及“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都体现了古代知识分子对百姓生存的一种忧患意识。

B．“位卑未敢忘忧国”，“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些千古流传的名句，都反映了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对国事民生不敢须臾忘怀的责任意识。

C．在古代，知识分子或“仕”或“隐”，是两种不同的人生选择，若“仕”则有社会地位和经济收入，若“隐”则无社会地位和经济收入。

D．在古代，知识分子在“入世”“出世”上完全可以有不同的选择，在对社会责任与理想的履践和个体的自由人格的追求上两者并不矛盾。